第18章
其他一些人通常把德国和日本的快速发展归因于它们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勤奋性格。就字面上说，这类解释也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虽然这在逻辑上可以归因于一个民族的勤奋 “ 增长率 ” ，但按上述论点的原意却无法说明：为什么某种程度的勤奋就必然会相应于某种收入的高水平呢？不容否认，当考虑到具有创造力的人们勤奋时，或考虑到努力程度和储蓄量之间的可能关系时，勤奋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即使把工作积极性的差别也作为一种解释时，还应当问为什么在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中人们反而更努力工作，而在增长缓慢的国家中人们却愿意懒惰？由于在争取更快增长率的竞争中很多国家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在某一时期某个国家的人却勤奋起来的原因也需要加以解释。如果勤奋程度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话，为什么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曾经那么勤奋而后来就变懒了？同理，德国人在 19世纪上半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时，他们必定是懒惰的，而当佩里海军上将初到日本时，那些赤贫的日本人也是懒洋洋的吗？
一种看来有理的可能解释就是勤奋也是随着不同的国家内人们所习以为常的工作动力而变化的。这种动机，无论对于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或企业家，都受到了特殊刮益集团降低生产劳动报酬与增加休闲这种有吸引力政策的强烈影响。在调查劳动意愿不同的原因时，特别是调查为何英国的怠工现象出现在经济增长率低于平均值时而不出现在增长率最高潮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经济体制的政策，以及本书内对于经济增长率差异的更本质的解释。
（五）
某些观察家试图用所谓的国民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程度来解释特殊的增长率。特别是 “ 英国病 ” 通常被归因于英国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生活。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找到不少在战后英国政府干预经济失误的例子。然而，塞缪尔 · 布里坦（ Samuel
Brittan）在《法律与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已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并无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比一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所起的作用更大；按政府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英国位于各国中间水平，而不是居于前列，正如按税收和社会保险收入的百分比计算，英国与德国和法国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也是居于中位。可能在某些方面或在某些年代中，英国政府异乎寻常地干涉较多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过，但这也不会超出布里坦的第二个论点，即英国出现增长相对缓慢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大约一百年以前政府的经济活动还少得可怜的时期（可以附加一句，特别是在大英帝国）。
有些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过：当我们把西方发达国家当作一个集团看待时，似乎可以看出在政府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相反的联系。这种更加普遍化的分析方法比前面那些肤浅臆测的解释更为高明，因此，按此理论进行统计的检验当然应受到欢迎。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上述关系似乎十分微弱，最多只能表明较庞大的政府和低增长率之间具有某种含糊和不确定的联系，其中只有日本是具有这一特点的最好例子，它既有高增长率又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最小的一个政府。本书的推论9中也预言了政府的相对作用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具有不太明显的相反关系。
（六）
众所周知的一种对英国增长缓慢的主观解释是归因于阶级意识，据说它会减少社会的流动性，养成了排他性和正统观念，从而阻碍了竞争和革新，并用中世纪的偏见来反对经商活动。由于英国大约有一百年的时间曾经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因此我们认为英国后来增长缓慢不能归因于任何英国性格所固有的特征。事实上可以证明，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并未有过现在那样明显的阶级差异。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公认：当时英国与欧洲大陆可比较的地区相比，社会的流动性特别强，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社会各个阶级都关心商业、生产和经济利益，而当时英国的邻邦却都卑视这类职业。
“ 当时的英国社会可能比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开放。不仅收入分配得比海峡对岸更为均匀，而且阻碍流动的关卡较少，对身份地位的限制也更为放松 ……
“ 看来似乎很清楚， 18世纪英国的商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比，显得异常有朝气和活力，对改革十分开放 …… 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比英国更大地满足商人阶级的欲望 ……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企业家的决定比英国更少受到权威和习惯势力的无理约束 …… 有才能的人都纷纷从事商业、实业和发明创造
“ 这是一个对财富和商业着了魔的民族，包括集体和个人都是如此 …… 对商业的兴趣促进了不同地位和阶层人们之间的交往，这种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无与伦比的。
“ 在商业之内企业家的流动就更加自由了，资源分配比其他国家更为灵活。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传统的职业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性仍然占统治地位 …… 而英国的补鞋匠不会死抱着鞋楦头，商人也不只盯着自己的一宗买卖 ……
“ 除了英国之外，欧洲的商业仍然是一种阶级活动，只能由习俗或法律限定的小集团内补充新人。在法国，商业在传统上被排除在贵族地位之外 ” 。
毫不奇怪，拿破仑曾经嘲笑英国是一个 “ 小店主 ” 的国家，甚至亚当 · 斯密在抨击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时也认为使用这一名词是中肯的。
普遍的观察表明，欧洲大陆目前的阶级结构在某些方面已变得比英国更为灵活；这就是暗示我们应该探寻欧洲大陆如何比英国更快地消除阶级壁垒的过程，或者反过来探寻在英国如何形成或筑起比欧洲大陆更多新的阶级壁垒的过程，或两者兼而有之。
（七）
使欧洲大陆中世纪社会结构只留下一丝遗迹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结构与当今发达世界习以为常的技术和观念已完全不相适应。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革命和占领、拿破仑主义和极权主义把欧洲社会最封建的结构及其所产生的很多文化观念都彻底地摧毁了。那些发了财和掌了权的新家族和商号往往不能成功地保住自己的家业和权力；新的不稳定因素破坏了新组织和行会的发展，从而他们失去了保护而受到更新一代家族和商号的排斥。可以肯定，中世纪的残余和19世纪的大量财富仍然留在欧洲；但正如在乡间逐渐被毁坏的城堡一样，它们没给普通居民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带来很大的障碍。
中世纪的英国制度，甚至更近代的庞大家庭型工业和商业也同样不容于20世纪，从而其中一部分已经崩溃。但是，假如英国发生过像法国大革命之类的社会变革，或者什么独裁者掌权把公立学校全部破坏，或者遭受外国占领或变成极权主义的牺牲品以致所有的独立组织都被摧毁，那么陈旧的传统会不会被碾得更加粉碎？上议院的显赫，教堂的权威以及对古老的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神往无疑经常被夸大了。但他们毕竟是英国工业革命前社会传统的象征，或更准确地说是旧遗产的保留地。在距工业革命一两代人之前，英国社会极度混乱（这可能使英国社会对新一代的天才和企业开放起了作用），但从那时起英国一直没有从制度上遭到什么破坏，或者其上层被暴力所取代，或者某些社会阶级被大批屠杀；而这些情况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中都是经历过的。由免受入侵而产生的社会稳定也使得英国工业革命或19世纪中兴起的家族和商号更容易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本书在此处的论点很可能被误解。一部分是由于阶级本是一个不精确、带有感情色彩和容易引起误解的集合名词，它在经过几代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不幸被具体化为今日的概念了。当然，像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是没有明确界限并包含广大而分散集团的统称，它们之中包括了情况和职业相当不同的许多集团。若按收入和地位来说，其中一部分人区别很大，另一部分人则区别又很小，即使像英国中产阶级这样被仔细划分出来的集团有可能精确地加以定义，如果因此就可设想如此庞大的一个集团能够自愿地通过合谋去排斥其他成员或争取共同利益，那就可能要犯逻辑上的错误了。本书的理论确曾指出自18世纪初以来英国社会生活的特别稳定必定会影响它的社会结构、社会的流动性及文化观念，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是通过阶级的合谋或由于任何大的阶级或集团的联合行动造成的。这一过程是极端微妙的，应当在更精细的层次上加以研究。
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述的采取一致行动总是需要某种选择性的刺激，社会压力往往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选择性刺激，以及收入和价值观念相似的人们有更大可能在获取多少以及何种共同利益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新观点来分析上述过程。除非某一集团内享受集体福利的成员具有密切的社会联系，或至少其中的子集团成员如此，否则这种社会选择性刺激就不会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