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如果在各个经济之间允许进行自由贸易，而且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当某些由于具有优越资源条件的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某种产品时，另外一些国家的生产者就不会再去生产这种产品。如果每一个国家都只生产成本低于或等于其他国家的那些种类的产品时，那么，消耗同样多的世界资源，就将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一个实行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进口商品竞争的国家，必须刺激消费者从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而生产者生产这些商品时则消耗了较多的资源。反之，如果让这些生产者仅从事他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则利用同样多的资源，通常会生产出对这个国家价值更多的产品；由此多赚得的利润则可以用来进口该国所需要的其他商品。一般说来，在较为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或者至少在不减少其他商品数量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某些商品。
虽然本书提出的理论与传统理论有相通之处，但是它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为了证明比较自由的贸易能够带来超出于比较优势或生产成本的差别所产生的额外利益，让我们首先研究一个国家的情况。假定这个国家在生产某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它出口这种商品；但是，同时又如推论2所述该国国内已积聚起一批特殊利益集团。假定出口某种商品的生产者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和垄断活动的组织。但这些出口商似乎并无兴趣要求对他们出口的那种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因为他们在生产这种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就足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成本更低的这种商品从国外进口。事实上，出口商们往往不要求关税的保护。为了说明这一现象的逻辑，同时为了阐明一类重要的（即便是非典型的）案例，我们必须注意到出口商们也可能从征收进口关税中得到好处。如果征收了进口关税，则他们可能把更多的在国内市场上以较高价格销售的产品转移到世界市场上去。（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需求弹性通常较大。）因为他们这样做不会对世界市场价格影响得太多。换言之，有组织的出口商们这时可以由价格歧视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即使该国拥有并且假定它能继续保持生产上述商品的比较优势，取消进口关税并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将仍然能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从社会意义来说，征收进口关税只对组织起来的出口商们建立的低效率的两种价格体系才是必要的。这个例子已足以证明：从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中得到的利益，不是来自于比较优势理论或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别理论，而是来自于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约束。
为了揭示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可假定有好几个国家在生产同类产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若它们天赋的自然资源和相应的生产要素都完全相同，并且不存在任何规模经济的影响。再假定，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程度都很高，而且长期以来社会一直相当稳定。于是，根据推论2，它们国内都已逐渐形成了一个致密的集团网。由此，根据推论4，这些集团具有一种动力将更大份额的国民收入分配给它们的成员，而不是设法提高社会的效率。根据推论6、7、8和9，它们将必然导致决策速度降低、资源流动减少、社会鸿沟加深、法律条文繁琐，而且它们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慢。
现在，假定取消这些条件完全相同国家之间的关税；并且，为了保证能够处理可想像的最棘手的情况，我们再假定，在每个国家中的分利集团聚积程度甚至也是相同的。于是，在这种假设下，甚至基于我们称之为“机构比较优势”（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贸易也不会发生。然而，即使作出了这些最不利的假设，贸易自由仍然会作出巨大的贡献。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和推论3，我们知道，组织大的集团要比组织小的集团更困难。当没有关税的时候，任何卡特尔组织为了有效地进行自己活动，需把所有国家中生产同类产品的所有企业都吸收进来（除非有些企业的运输成本很高以致形成了天然的关税障碍）。因此，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卡特尔组织，就需要组织更多的企业和工人。语言和文化的差别也可能使建立国际卡特尔组织比较困难。由于在相互独立的国家之间实行了自由贸易，就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再利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来加强卡特尔组织所需要的对产出的限制了。同时，也没有任何方式在所有国家中间再去建立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法律，因为并没有任何共同的政府存在。当然，每个国家单独的政府，仍然可能在它的国家内通过会导致效率降低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由于人口和其他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以及贸易自由，资本和劳力最终必将流向具有较高效率和较高收入的国家，从而使这种法律失效。
由于国际卡特尔化的种种困难，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的某段时期以内，每一个国家的企业将有机会把产品销往由卡特尔控制较高价格的其他国家，以获取较大利润。即使企业在它们自己的国家继续遵守本国卡特尔的规定，但是由于它使外国卡特尔制定的价格不断下降，所有的卡特尔终将瓦解。随着卡特尔组织的消失，推论4、6、7、8和9中提出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于是经济效益随之改善，而经济增长率得以提高。
如前所述，目前的经济理论已经变得更像牛顿力学而不像达尔文生物学，因此，有必要在经济理论中补充一种进化论的和历史的方法。被称为国际贸易的那部分经济理论同样也是如此。对国际贸易的传统解释集中在比较优势理论上，这无疑是深刻的和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能更广泛地研究国际贸易理论，则世界将处于更有利的状况。应该把根据第三章分析所发展的考虑时间变化的理论补充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来。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静态比较计算在论证经济增长与比较自由贸易之间联系上的失败，表明了有必要这样做。
（十一）
本书所提出的理论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前一章中就已经提出了。在评审本书初稿时，有些评论者普认为，本书理论的主要政策含义表明：应该发生一场革命或其他形式的动乱才对社会有利。这种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意识形态观念只会歪曲我们对事实和逻辑的研究，因此作者摒弃这种意见，并希望曾经同意这种看法的读者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现在既然由本书理论很容易推导出一种比较温和与比较符合传统观念的政策药方，作者在此可以大胆地宣称：如果某些读者是主张在赞成与反对革命的理论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完全中间立场的话，那么，本书的理论的确使天平偏向了革命的一方；作者认为这样的说法不会使读者吓得不敢读完本书的以后部分。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法国的革命。这场革命带来了无数可怕的流血和破坏，引起或加剧了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分裂；这些分裂使法国几代人沉沦于纷争，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同时，如果这里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话，法国革命也消灭了降低经济效率的某些陈腐落后的封建枷锁、集团与阶级。然而，说本书的理论偏向于革命事业，这无异于对各种社会中的许多读者宣称：像悬挂滑翔一类危险运动的优点，是死得痛快，从而可以减少人们被像癌症之类慢性病痛苦地折磨而死的概率。这个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它过于片面，决不足以改变正常思维的人们的明智选择。
作者希望既然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因素的极端重要性，那么，指出以下一点也不致于引起误解：本书理论中的这种“革命”推论并不总是不重要的。某些保守主义者认为：如果社会组织已经存在了很长时期，那么这些组织必然有益于社会。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些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错误的。让我们再一次称颂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自由之树必须不断地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去浇灌。”此刻，我们还是把这种过于戏剧化的问题放在一边，先来讨论具有广泛应用的政策含义。
从任何方面看，政策药方都不是为了猎奇或革命。事实上，根据作者一贯强调前辈和同事的贡献的思想，作者同样认为，这里的政策建议也应归功于所有对这一问题提出过认真意见的学者们。但不幸的是，这一政策建议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而且即使加以考虑，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正如本章读者早已预见到的，本书理论的政策含义就是：应该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并允许生产要素和企业毫无阻碍地自由流动。
这一政策建议是否如作者所述往往被人忽视？任何对此点持怀疑态度的读者请注意如下事实：大多数已经实行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著名案例，都不是由于该国政府采纳了经济学家的建议，而完全是或大半是在执行其他目标的政策时的一种巧合的结果。作者曾试图在本章中证明：对于限制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贸易壁垒，最明显的削弱在于壁垒长度的缩短，而不在于壁垒高度的降低——而这正是由管辖权统一所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