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然而，这种差别还没有大到足以否定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价格对需求并不敏感的结论。”
F．M．谢勒尔（Scherer）与许多别的经济学家也列举了许多数据以显示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远大于比较集中的制造业价格。
本书内的理论还预言：非熟练工人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工人失业率较高，这是与前面所列举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要求相符合的。正如第六条推论所述，分利集团一般倾向于争取到提高工资或价格的协议之后，故意让雇主或顾客决定此利益应当分配给那些具体的人，这样可减轻该集团在本身成员中分配集体行动所取得成果时的矛盾。当工资及薪金已被确定在高于市场结清价格的水平时，雇主将比在竞争性工资时选择和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合格工人，而生产效率低的工人可以发现，在这种高水平工资的条件下，雇佣他们对雇主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水平低的工人能够自由地与雇主协商双方志愿的合同，则工资就能随劳动生产率高低变化，从而这些劳动生产率偏低但仍然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受过较高级职业训练但其技术低于该职业中平均水平的工人，虽在该部门找不到工作，仍然可以在较低级的职业中找一个报酬稍低的工作；但毫无专长的非熟练工人就无法再向更低级的部门寻找待遇更低的岗位了。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并享受高工资的建筑业与制造业工人，也会由于这些部门对景气循环特别敏感而引起就业的不稳定性。
（十）
第六条推论还可以解释在意外的通货膨胀或紧缩中价格与工资将如何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变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固然希望追求它们认为最有利的价格，但由于第三章内所述的原因，它们宁愿取得比较长期有效的价格协议或安排。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些协议的有效期一般均为三年。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膨胀或紧缩情况。在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原来确定的垄断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就变得不那么有利了，但该集团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相应的协议或立法。由于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仅能依靠制订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于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使该集团得到的相对价格低于它想达到的垄断价格。这时，卡特尔的价格比原来预期的价格变得比较接近市场结清价格了。因此，在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中，意外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卡特尔化或院外活动集团所造成的垄断损失以及非自愿失业减少。于是，在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很大的经济中，其经济效率在意外通货膨胀时期反而比以前更高。
反之，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时期，由分利集团规定的价格或工资会暂时高于该集团原来预期的水平，甚至超出它所理想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由于垄断造成的损失更大，同时相对价格远高于市场结清价格，而且非自愿失业率也高得惊人。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比过去好得多的理论，可以解释一般很熟悉的现象：即在大多数社会内，意外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减少失业与增加实际产出，而意外的通货紧缩则意味着增加失业与减少实际产出。虽然在普通的一般均衡模型内（其中并未考虑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曾经证明过“货币是中性的”，即通货膨胀并不改变相对价格而且不影响实际产出，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结论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上的多数社会中不能成立的道理。
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水平（正如有几个国家内已发生的那样），而且未来的前景还难以预测，则特殊利益集团很自然地会致力于通过院外活动或谈判把产品价格或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作者未曾研究过如此高的通货膨胀问题，但可以设想在远高出预期通货膨胀率或远低于预期通货紧缩率的情况下，物价指数的不准确性对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结果影响颇大。而且，甚至在最好的条件下，这类物价指数也是相当脱离实际的。严格说来，由于每一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种类与数量均不同，因此只有对每人都订出不同的物价指数，才能真正通过指数化措施抵消通货膨胀对他的影响。但特殊利益集团能否为其成员找出一个理想的物价指数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在统计数字最完备的国家中，总的物价指数误差也大得惊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早已无人相信。这一指数中的某些误差是人为地造成的，如果没有院外活动集团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阻碍物价指数的核实，则这类误差比较容易修正。但另外一些误差则实际上无法消除。例如，无法衡量商品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涨价最多的商品销售量减少，从而它在消费品中的份额下降，而按原来的份额计算指数就会失之过高。这类问题在实践中如此难以解决，以致在本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之初，当美国实测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非常明显时，一些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还在认真地辩论美国究竟有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这样，只有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很久的情况下，非预期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才会在指数化政策中被忽略掉。
（十一）
现在，进一步考虑现实经济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影响的不同的行业或部门。我们必须将上述理论推广到这种复杂情况中去，也就是说，要在普遍均衡的环境中应用这一理论。
为了在普遍均衡环境内理解上述理论，我们将引用罗伯特·克劳尔（Robert
Clower）的一个很重要但未受足够重视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可由前面图1中看出。我们在该处曾指出：除非双方互利的交易能将图内的三角形区域消除掉，否则总要损失一部分可得的利益。只有至少当最后一个劳动力出售时的价格相当于MRP与MC（需求与供应曲线）交点处的价格时，才能获得全部的利益。反之，如果没有达到那种价格，或由于某种原因有些互利的交易未能实现，则失业工人与雇主双方的收入均将减少。当我们讨论产品市场中的卡特尔行为时，显然可发现同样观点是成立的：除非接受正确的价格（至少最后一件商品应如此），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所有的互利交易；而且，如互利的交易不能全部实现，则供需双方的收益均将减少。如果像克劳尔那样考虑一个完全达到普遍均衡的系统，就可以看出：除非在每一市场内均恰好采用正确的价格，否则就不能取得全部的交易利益。同样地，如果普遍均衡系统内没有形成一整套理想的价格体系，则整个经济的收益将受到损失。这种损失（即整个经济内未能全部实现对供需双方均有利的收益）意味着对总产出的需求低于采用正确价格体系时的数值，而且有可能低得多。这样，克劳尔求得一个基本上能反映此种经济内总产出整体波动的因子。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克劳尔的上述重要观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后，非均衡理论家曾利用过这种观点，但其中有一些人被无法解释的市场不能结清的难题吓退，另一些人则摆脱不了凯恩斯的思维方式，所以采用该观点的人愈来愈少了。一个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如果某普遍均衡的市场内出现了一组错误的价格信号，人们立即会从改正价格导向的交易活动中获利，从而该经济系统将很快恢复到全部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这样，克劳尔的观点似乎毫无意义了。但作者认为，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轻视克劳尔的观点，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存在着故意阻碍互利交易的力量；因此他们误认为，即使互利交易暂时受到阻碍，过一段时间以后照样会恢复，因此他们认为克劳尔的观点最多也只在过渡状态下有效。
但如果作者在本书内的论断是正确的，就可以发现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由阻碍互利交易中谋取自身的利益。在某些社会中，他们组成集团以达到此目的，而且往往是经常如此。在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群人的组织程度愈来愈高；因此，对互利交易的阻碍不仅不能逐步消除，反而还会与日俱增。由特殊利益集团引起的经济效率减退可能是很严重的，而且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社会需求水平。当然，如作者曾指出那样，如果这种阻碍是逐步加强的，因此不致引起宏观经济的明显波动。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或石油价格的猛涨，或其他的急剧变化，以致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格体系，才能使经济返回最有效的运行状态，或者恢复其正常的实际产出水平。正如前面讨论意外通货收缩或紧缩时已指出那样，在一个满布分利集团的社会中，此时发生的交易条件变化总是对有组织的部门有利。但按第六条推论所述，由于组织起来的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进行调整需要一定时间，而不像约翰·希克斯爵士所说的“柔性价格”部门那样迅速作出响应。这种迟缓调整的后果是：社会上的垄断程度加深与无法结清的市场中失业和排队寻职的人数增加；社会的总收入由此而减少，实际需求也随之下降。换句话说，在这种社会中，由于议事日程拥挤与谈判事项繁多而导致决策迟缓，需要相当长时间才可能形成一种与过去同样好的新价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