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这些理论很少或根本没有阐述某些价格或工资变化较小的根源，因此它们也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的成因。凯恩斯与货币主义两个学派中的许多经济学家往往把黏性工资与失业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最低工资律和工会组织等等，但仅仅指出这几个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理论并未说明这类黏性价格是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如果一种宏观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最重要的一些现象——如造成失业与实际产出水平波动的原因等，那么这种理论就名不副实，正像没有丹麦王子头衔的另一位哈姆雷特先生一样。
（十八）
虽然我们认为凯恩斯理论很不完善，而且这种缺陷导致根本性的错误，但我们并不否定他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凯恩斯强调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财产，强调投资水平比消费水平更易于发生波动，以及人们的期望对于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等，这些观点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及货币问题的认识。在他的巨著《通论》出版之前问世的大部分有关货币及景气循环的理论，现在看起来都显得十分原始。凯恩斯在希克斯的协助下还提出了将货币供求关系与储蓄和投资意向结合起来考虑的光辉思想。凯恩斯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因此我们毫无理由责备他未能提出如本书所讨论的供应－价格一类问题的理论。但他本应指出这种忽略所造成的潜在危险与局限性，而且不应当宣称自己的理论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如果凯恩斯能更重视所有科学包括经济学都立足于前人贡献的积累而更少强调一点他与前人的不同，则从长远看他的名声可能会更大一些。
作者认为，在此应更加强调指出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分析与论战中的贡献。其理由之一在于：在许多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的著作中，除了有价值的部分之外，几乎无例外地都有一种迷信，似乎只要是反对凯恩斯所作结论的论点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有时甚至弄到将辩论的取胜者得重于真正的创造性贡献的地步。作者的这种印象也可能失之于片面，若果真如此，作者于可在此致歉。但作者要反问：为何针对凯恩斯所进行的如此浩瀚的精彩评论中，竟很少甚至完全不提非自愿失业理论，或者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不能将其生产自动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这种众所周知的失败不置一词呢？更有甚者，经历过两次大战之间大萧条年代的劫后余生中有数百万尚在人世，他们无一不能为当时那种饿浮遍地的可怕失业情景作证，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无视这样严重的非自愿失业与长期萧条事实，而宁愿将其理论建立在如“以太”学说一般空想的“均衡状态”假设之上呢？为什么这些理论家一面大声诅咒那种由于迅速扩大的政府干预与工会势力膨胀所造成的恶果，一面却又将其宏观经济模型建立在基本摆脱了政府或卡特尔规定的价格体系、甚至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呢？
作者希望对凯恩斯的争论最好尽早留给经济思想史学家去研究，从而使所有经济学派的天才巨匠们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于博采各家之长，以发展更完善的宏观模型：继承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家所坚持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宏观模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同时继承凯恩斯所承认的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承认，在稳定的社会内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不可能在持久地、自动地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下的生产。也许有人认为：本书作者之所以坚持宏观经济学必须满足上述条件，只不过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恰好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缘故；但作者却愿意听取有哪一位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能够说明：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当满足上述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这种理论不应当满足本章一开始就提出的所有那些条件？）
（十九）
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内作者并未充分论述本理论对于经济政策的涵义。这一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另写一本专著来探讨本理论与众所周知的微观经济理论以及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能得出的各种推论。另外，作者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首先应致力于使本理论更加正确，而将探讨其政策上涵义的工作留待以后进行。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先入为主地将理论自封为“正确”就急于应用，而掩盖了理论本身的缺陷。然而，在本章结束之前，可能仍有必要在本理论的推论方面略述几点初步的意见。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推论就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同时是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一种开放的与自由竞争的环境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各种组织控制了市场而且政府经常按照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进行干预，则不可能找出一种能将经济理顺的宏观经济政策。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爱德蒙·费尔泼斯的极有价值的但容易被误解的语言说：就是“自然失业率”必然是很高的——即预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发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率必然很高。至于具备较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必要性，可以用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一句最令人信服的话表示出来，他说：“自然失业率必定高得出奇。”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至少可以适用于美国。
第二条政策推论也不是由作者首先提出的，这就是：目前在许多国家内必须推行的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稳重的与渐进的政策，同时必须是坚定的与有信用的政策。一些经济学家特别强调“预期”的作用，有时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能使公众确信政府或中央银行有决心执行一项真正能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并且能长期坚持下去，那么只要实施一项短期的激烈的紧缩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政策只能在特殊利益集团很少的社会中奏效，而不适用于布满了这种集团的社会。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这就使它们不能迅速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无论它们如何深信政府的决心，也无论短期措施如何有力，它们都无法及时作出响应。试再以第三章所述丹麦的卡特尔为例，虽然它属于一种极端情况，但这个卡特尔终究花费了十年时间才调整了它过了时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对该卡特尔早已无利益可言。与此同时，大量事实也表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发现实际情况变化后，最终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企业濒临破产时，工会有时也会接受削减工资的条件。
在此处要提到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有关宏观政策的推论就是：如果为了降低自然失业率而设置的税收及补贴与有效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结合起来，虽然可能只有短期的影响，在某些社会中也会发生重大作用。当自然失业率非常高时，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即对那些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企业课以附加税。反之，也可以采用政治上可能更容易接受的另一种方法，即对一般企业实行补贴，而取消那些提高了工资的企业的补贴。这两种政策都将鼓励企业与工人通过谈判降低工资增长的速度，并在实现了这一目的之后，促使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使失业人数减少。这种政策的一个缺点是：它可能阻碍企业不断提高工人的素质以达到最优的技术结构，因而损失一些经济效率。这正是我们认为此类政策一般都是短期有效的原因，而不像有些人认为它是理想的手段或万能的良药。作者推荐此种政策至少已有十年之久，”而亨利·沃利希（Henry
Wallich）与西德尼·文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首先提出此方案者）则呼吁的时间更长。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这一行列，但迄今在政治上仍未获得起码的成功。然而，作者坚信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将它与补偿由此而受到损害的那些集团利益的政策结合起来（例如，对高级工人实行更好的职业保险税），则它将为更多的人所乐于接受。这种税法也可以用作抑制大企业提高价格的手段，虽然这样做会在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根据同样原则提出的另一项政策就是工资补贴，即向那些从失业最严重的阶层中扩大招收工人的企业发放补贴。但这些政策都不可以强调过分；因为它们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也不能取代良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和健全的微观经济政策与制度。
（二十）
正如作者在本章开如时所述，如果某种宏观经济理论只能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本身，而不能解释任何别种现象，则宏观经济学家未免感到遗憾；反之，如果该理论不仅适用于特定的宏观经济情况，而且可以解释其他现象，则经济学家对其正确性信心更强。当然，这一条件是与第一章内所提出的要求相呼应的，即该理论应能解释广大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现象，而同时又应当十分简洁。这样，我们又回到一开始提出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应切合的标准”问题上来了。
作者希望，仍然主张对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变化应用不同的宏观经济概念和理论进行解释的研究者，检查一下，那些理论能在保持其简单的形式下解释多少种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