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张政是东吴的名将，这次虽然因为不小心而兵败，仍然不失为难缠的对手。你不是不敢报告吗，杜预立刻代劳，孙皓果然把张政撤了职。这个时候的孙皓已经完全退化为一个没事就找大臣茬扒皮凿眼取乐的桀纣了。除了整天找“女朋友”相亲以外，今天这里找到了根有刻度的银尺，就改元天册；明天那里发现了块有印字的石头，又改元天玺。直到晋朝大兵压境时才发现，原来他的年号早就被司马炎改为了天塌。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七年前就开始打造舰船的益州刺史王濬以及杜预等纷纷上表，催司马炎下决心动手。司马炎收到杜预的表章时正和中书令张华下围棋。张华当时便离席而起："陛下神武，国富兵强；孙皓失政，东吴衰败。这样的机会不能放弃，希望您下定决心！"司马炎这时已经完全被说服，反过来立刻把仍然劝阻他动手的贾充一通臭骂。当年十一月，晋朝集中二十万大军，分兵多路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始了灭吴之战。此后在晋平吴的途中虽然还有些反对意见，但司马炎基本上已经坚定，战役的进展也过于顺利最终没有什么妨碍。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初，杜预从荆州向江陵，王浑从扬州向建业，王濬从益州率领水军延长江直插东吴腹心，势如破竹。吴兵在长江中"铁索横江"并铸造长达一丈的铁锥放在江中，试图扎破王濬的舟舰。王濬心说，不就是地雷吗，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先派善于游泳的勇士以大空船在前面把铁锥全都拔起后，然后烧断铁链，乘风破浪直下江南。按照晋朝朝廷命令，王濬攻克建平(长江上的要点，三峡附近)后归杜预指挥，到建业后归王浑指挥。杜预看到这个命令太业余：王濬如果攻破了建平，他的功劳在我之上，我怎么能指挥他；如果攻不破建平，他根本就到不了我这里。因此攻克江陵后他写信给王濬，要他长驱直入直取建业，实际上是放权(灭蜀时杜预是钟会的长史，钟会如果有他这点政治风度也不会那么惨了)。王濬得到这样的鼓励，立刻顺江而下直奔建业。半路上王浑召唤他，志在必得的王濬笑笑回答："风大船快，我也停不住啊！"王濬停不住，这时建业的土崩瓦解之势更停不住。东吴剩下的少量武装一触即溃，甚至不触也溃。晋兵南下时，孙皓就命令丞相张悌率兵三万渡江迎战。双方的实力差别过于悬殊，张悌也仅仅是以烈士报国之心战死。王濬势不可挡，其兵甲塞满长江。孙皓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抵抗，第一支万人望风而降，这时候居然还有人当着孙皓的面吹牛，说晋兵乘的都是小船，给我大船撞也能把他们撞翻。六神无主的孙皓当即给了他两万人部队，结果在组建的当天夜里这两万人就全都当了逃兵。三月，走投无路的孙皓在部下的劝说下投降，东吴灭亡。五月被送往洛阳后，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随着东吴的灭亡，三国的历史也彻底地降下了帷幕。
（完）
第四十八篇 白话三国后记
上网查了一下，第一篇白话三国发表于6月10日，当时还是发表于文化走廊，中间由于有一段文化走廊无法发贴才搬家到了西西河。在那里完成后并根据网友的评论进行了一定的改定。
和大家一样，最初对三国的了解是通过《三国演义》及其他的民间故事，直接开始读《三国志》《资治通鉴》的人大概没有。上大学时喜欢上了历史，不过那时最感兴趣的是春秋战国。翻起了《资治通鉴》后顺便往下读，才对这一段的历史的全貌有所了解。相比之下，我不太喜欢记传体史书，而更喜欢编年体。个人认为，编年史中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的自然排列，本身就给了读者分析的空间。同时，我也不太看中历史上某个人物的具体品德等，而是比较重视他们一系列文治武功的客观效果，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白话三国》里相对很少评论人的品德分析他们的心思而是专注于事件的原因。其中的根源，以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为例，这个政策实际上有被迫的成分在里面：出身不是大世族的曹操在创业的初期争取不到名门大派的支持，一堆人整天围着袁绍这只"胖鸡"的屁股后头转以及司马懿宁可装病也不出仕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这个政策显然比过去的或明或暗的世袭制优越，反而成了曹操争夺天下的有力武器。如果曹操也是世族出身，他是否还会采取这个政策？很遗憾，历史没有给出一个证明的机会。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只看结果不问原因。另外，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来看，我记得李泽厚在讲儒学复兴的时候反复强调一点就是应当将公德和私德分开。因为私德对个人而言，主要是指道德修养，而公德则是对社会而言，主要在个人能力，所以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孔子虽然很强调政治人物的私德，但从其对管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至少孔子是认为对政治人物而言，公德是在私德之上的。另外孔子曾经说过“苛政猛于虎”， 从这点看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个地区时期军政首脑的标准并非为人是不是“虎”，而应看他实行的是不是“苛政”。孟子也很明白地说，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儒家素来讲究经权之变，就是因为凡实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必须以公众行为为标准而不是以个人修养为准，而这两点是很有可能会冲突的。所以比较政治人物应着重其制度上的创新能力，行政上的管理能力，和军事上的指挥能力，而不是纠缠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事实上就中国自己的史书来看，虽然于皇帝的道德修养多有强调，但也特别在意于管理国家的能力。看待三国人物，尤其是他们是否称职时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标准。之所以选取这一段的历史动笔，首先是因为这是最热门的话题，而且三国这一段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基本情节都被罗贯中介绍给大家了，省事。其次，读史都是为了通今，而个人的感觉，古今中外的很多事件其内在道理是相通的。我之所以在文中引用了克劳塞韦茨和汉尼拔，就是希望大家能体会到这一点。从这一方面看，掌握其中的哪一段，只要确实读懂读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第三，当然是因为网上各种三国文献很多，资料收集容易。
动笔前后，我曾经把底稿给几个朋友们看并征求意见，他们都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系列的特色在哪里，毕竟有关三国的作品太多了。我想，以下几点算是它的特色吧。第一，基本上按照史书中的记载。其中的某些观点或许有争议，但我引用的事例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我这个系列对“米”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巧”的，相信大家已经有所感受。唐朝杜佑在编纂《通典》时将所有内容分为九类，食货（农业商业），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和边防。从这个顺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各个部分重要性的认识，即国家的经济措施，选举制度和政府机构至关重要，而经济措施（食货）为国家的根本大计。对于这个顺序，个人是认同的。刻薄一点，吴蜀微薄的家底使得他们还没有资格能够和魏晋攀比谁更“巧”。第三，除去政治经济军事，我在其中夹杂着介绍了一些文化上的内容，比如孙吕遗谱，曹操诗歌以及钟繇书法等。第四，从争胜负的角度看，战争犹如竞技，其胜负是由优势的一方而不是劣势的一方决定的。即使是勾践田单这样的大翻盘，其首要原因也是因为吴王成了夫差和燕国撤了乐毅，优势一方自乱阵脚。吴蜀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是因为魏晋没有犯错误。因此我对魏晋的重视超过吴蜀。第五，关于这个系列的选材，个人是从对事件的重要性为根据来选取，而并非事件本身的精彩程度。比如曹操奇袭白狼，尽管是经典奇袭战例，但因为它大致属于剿灭袁氏势力的收尾之战，因此一笔带过；反过来对张辽在逍遥津的英勇大写特写，就是因为个人认为它打断了孙权从东线北上的企图，有战略意义。
任何文史作品都无法摆脱作者的局限性或倾向性的限制，我想我并不能例外，三国又是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一个话题。或许我的评论有偏向于魏晋之处，但这某种意义上正是我的目的：既然自己的倾向性无法回避，那么就要想办法解决。我的方法是，尽量客观地介绍事实，自己的评论则相对可以主观一些。我想，这应当强于根据自己的喜好主观地选取历史事实后再道貌岸然地“客观”评论。
最后的结尾有些仓促。实际上，从刘焉董卓到孙皓投降总共才九十多年，而光结尾的那一段（蜀汉和东吴灭亡间隙）就有十六年，如果大写特写是有题材的。不过鉴于它已经大致脱离了三国的范畴，仅仅作了简单的介绍。这大概是所有三国作品最为头疼的一点，因为三国时代的起始和终结不是很明确。另外，对少数民族的介绍不够，比如曹操征讨乌桓东吴平定山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因为手头的资料不够详尽，而且总体上对三国的影响不太大就偷懒了。
开始写作时，其实并没有如此庞大详细的计划，仅仅想介绍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写起来才发现，如果不对全貌加以介绍，那么实在没有说服力，因此才硬着头皮写了下来。好在三国演义是我在小学就曾熟读的作品，而且有关三国的资料收集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