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曾伯伯
曾伯伯，从小在旧书铺当伙计，公私合营后，在新华书店车站口门市部当店员。曾伯伯嗜书如命，雅好明清笔记野史，收藏颇丰，先父与其常有往来。曾伯伯谦恭和蔼，谈吐斯文，待客热情，有伙计旧习，唯生性吝啬，为人诟病。
曾伯伯常去西安为书店进书，每次都要逛旧书店，若淘得好书，逢人便吹嘘一番。1965年冬天，曾伯伯淘到一部同治年间刻印的《批本随园诗话》，品相极好，他请我父亲和一些好友到他家看书，先声明只许看，不许借。这部书在他家书架上摆了好久，有一天，单位领导借走了这部书。
后来，我父亲一去书店，曾伯伯就唠叨此事，埋怨领导不还书，他也不好意思催讨。我父亲拍拍他的肩膀说：“活该！”
父亲用烟盒纸亲制借书单一叠，用小夹子夹好放在书架上。上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借某某某书某本借期几天几日归还，借书人、借书日期、书名、册数、还书日期、借书人签名处空着。父亲借书，必填借书单，还书后索回，贴在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上； 外人来借书，父亲便让人家填写借书单，他怕把借书单弄丢，晚上，再登记到“书刊往来账”上。
1964年冬，曾伯伯借走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一册，借期七日。第七天未见还书，翌日，父亲手书一纸，命我去曾家索书，曾伯伯不在家，我空手而回。礼拜天，父亲带我逛街，在茶馆遇见曾伯伯。
寒暄过后，说起还书一事，曾伯伯赧颜，说是四日前去西安出差，把书丢在火车上。父亲笑道：“丢就丢了吧，你若早说，何必费我两行笔墨？”
曾伯伯家的藏书从不外借，他有一本自编书目，因请我父亲抄写，父亲录了一本底稿，想看哪一本，约好时间，到曾家看书。曾伯伯沏好茶，奉陪甚殷。父亲读书一目十行，摘录时用速写文字，回家后再做整理。父亲笑问曾伯伯：“老兄把书当何物？”曾伯伯歉意道：“来之不易，自当珍惜。”父亲揶揄道：“你把书当女人。”
1966年破“四旧”，抄家之风迭起，邻家哥哥带领“红卫兵”抄走曾家藏书五麻袋，运至学校。父亲听说后，命他带我携书目去学校核对。我在书堆中找到了曾伯伯借我父亲的《适可斋纪言纪行》，径自带回。父亲抚书叹道：“物归原主，天不欺我，天不欺我。”父亲说，这些书都是珍品，不能毁坏，劝他领我去学校把书运回家。父亲一一登记，藏在邻家的阁楼。抄家风过后，父亲将书如数还给曾伯伯。曾伯伯挑出三本书赠我父亲，父亲婉言谢绝，拿出曾伯伯的借书单，撕成两半，笑道：“我只留下了这本书。取之无道，老兄包涵。”
(原载于2004年2月26日《南方周末》阅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