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山雨欲来——就要土改啦
我们对于土改的感性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和小说，如丁铃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
说到土改，就要说到我爷爷的另一位老朋友关润林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关润林和无官一身轻、无财不怕抢的我爷爷完全不一样，他还是个有着大批土地和财产的大地主，尽管他在抗战期间支持过抗战，是个开明地主，但开明地主也是地主。据说，听说关润林在被乱棍砸死后，我爷爷曾暗暗庆幸自己：这才叫破财免灾，多谢佛祖了。
自我爷爷揣上了省参议员的空衔后，他便在崮下村落了户。在这儿落户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是王家老镇伤了他的心，再说，那儿也没什么人了；二则是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坟就在老鹰崮下，住在这儿可时刻与她们为伴。于是，我爷爷就在村北头的坡地上盖了两间小屋子，与我奶奶相依为命。偶尔地，回城里的炭栈看看（当地政府为了他的生计，还给他留下了这家炭栈。这家铺子也在1956公私合营了）。这个时候的我爷爷，说高雅点是“闲云野鹤”，说通俗点就是个“领小米的老农民”（比县长领得还多）。
在我爷爷的记忆中，我党真正下决心搞土改是在1946年，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以后（这一天，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是因形势已经明朗：内战不可避免，必须早做准备！而这个准备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钱！至于兵源倒不缺，解放区有的是人。
就这样，为了筹措战争经费，为了调动老百姓参战的积极性，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土改开始了……大约是1946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懒洋洋的阳光照在懒洋洋的我爷爷身上。他正在屋外的坡地上同我奶奶一起晒柿饼和山楂片。这时，山下来了几个不速之客。他们都是农民打扮，但却推了一辆当时极少见到的胶轮独轮车。事后才知道，那是关润林派来接我爷爷下山的“专车”。
“不好了，王先生。关老爷让我们来请您……”来人惊慌失措，有喊王先生的，也有喊王参议的，但最后大伙统一了称呼，都喊王先生。而我爷爷，似乎也更喜欢后一种称呼。
“有话慢慢说。”我爷爷将他们让进屋，泡上了茶，又拿出了一些当年的新花生。
“要土改了，我们关老爷已被管制了……”
“什么叫管制？”我爷爷问，这在当时是个新名词。
“就是被关在自己家，不允许随便走动。”为首的自我介绍说，我叫常锁，是关润林家的长工头头。常锁为人忠厚老实又孝顺，为了照顾多病的老母亲，如今30多了还没成家。他虽是外姓，但关润林从不把他当外人。
“谁下的命令？”我爷爷当时很吃惊。但以后发展到可以随便打人、杀人的时候，我爷爷曾为这时的吃惊而深感幼稚。
“贫农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抢先道。他是个孤老头，有个不雅的名字叫狗剩，他介绍的情况更让我爷爷吃惊：所有财主家的人员分开关押，女眷单关，并不得见面。
“那关家二奶奶呢？”我爷爷急切地问道。
常锁说：“单关呗，二奶奶哪里受过这苦？成天价哭。更糟的是，他们那小闺女雅丽，才刚刚16岁，也被从潍县的学堂里叫回来了。”
“雅丽那孩子也被管了？”我爷爷真的着急了。他历来喜欢关润林的这个二房媳妇生的丫头，人又漂亮又机敏。他甚至有跟关润林攀亲的意思，那就是让我父亲跟雅丽成婚。
关润林虽然富甲一方，但也不是那种吃喝嫖赌的人。他一生就娶了二房女人，一是大老婆方氏（即关庆民的生母），可惜方氏死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那时，关庆民还在济南模范师范读书。关润林一腔希望全部放到了这个独生儿子的身上，丝毫不想续弦的事。不料儿子信了共产主义，并回乡搞农民起义被判了17年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关润林才娶了这位比他小了近20岁的二房。这二房的娘家是个破落地主，从小没吃过苦，小时还读了三年书。她自忖自己这般境地，亦不可事事十全十美。嫁个年龄相当的年轻人，一怕自己吃不了苦，二怕人家不好好待诚自己。嫁给关润林呢，除了年纪大点，其余事事顺心，生活优裕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关润林是真的宠爱自己。有了这一点，做女人的还不就一百个满意了吗？故两人婚后感情甚好。王达礼当时还开玩笑说，这叫老牛吃嫩草。
两人婚后不久，他们生下了关庆民的妹妹关雅丽，关雅丽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优点，像关润林那样聪明善良，像其母那样漂亮温柔，十四五岁就出落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眼下，听说女眷也被关押了，我爷爷是真的急了：“那村公所呢？原先的村公所就不管事了吗？”
关家桥是个大村，村公所也很大。从1943年起，就成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打鬼子的时候，我爷爷他们偶尔去过村公所派饭派粮，一会儿就办了。
“他们都靠边了，现在是贫农团当家，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大伙七嘴八舌地说道，工作队的成员大都是以胶东过来的干部为主，因为他们那儿土改搞得早有经验。工作队队长才20岁出头，是文登人，说话慢声慢气，但办起事来却急狠，曾一巴掌把村东头的赵来悦扇倒在地。
我爷爷说，那贫农团的可是咱村的呀，本姓本家，乡里乡亲的，还能怎样？我爷爷的想象是有根据的，沂蒙山区的人生性善良、淳朴，千百年来一直过着“上下不相靠，贫富两相安”的平和日子。
不料，常锁立刻骂上了，说这帮人更坏。讲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熊起他们家老爷来，像熊孙子。
“其实，那棉裤腰才是孙子辈的。现在，正好颠倒了。”说话的是老狗剩。他说的“棉裤腰”是一个人的外号，村里有名的二流子，父辈留下的地全卖了，平时横草不竖，光靠偷摸过日子。30多了还是一个人，连个媳妇也没说上。在他们关家这一姓里，排孙子辈。老狗剩本人则排在关润林上一辈，关润林得喊他叔。
“现在讲究越穷越光彩，越穷越革命。如今，棉裤腰当了贫农团主席，拉了一伙村里最穷的人，开始专富人的政。说这叫革命。”
我爷爷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脸色也变得铁青。关于土改的事，他到县里参加县参议会时，倒也听县参委传达了“五四指示”。文件上明明写着“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等可保留略多于农民的土地”。可到了下边为什么就……我爷爷不让人察觉地叹了口气：“他们总不能像对待皮二那样对待关先生吧……”
皮二作为沂蒙县最大的汉奸，在整个抗日期间广发横财，在家里置了地，在城里买了商号，还娶了三房姨太太，成了沂蒙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富户。抗战胜利，小鬼子一滚蛋，他当然倒了血霉。他倒也想让国民党改编的，无奈他汉奸的名声太臭，最终还是被当成汉奸给抓了（是国民县政府抓的）。所有的财产一律充公，人也在公审后被判处了死刑。可是执行的时候，没有一枪就完，而是被带回了老家。
小李庄的乡亲们折腾了他两天两夜，当年所有被害的39户人家，统统齐上阵，一人一刀地凌割。最后是用刺刀在他头顶上割了个十字花，四个人一人扯一块头皮，浇上水银，人被活剥了皮，剥到了前胸时，眼珠还动哩。
想到这儿，我爷爷浑身袭过一阵凉意，急忙说：“那你们老爷的意思是……”
常锁和老狗剩这就要下跪，但让我爷爷扶起了：“我们老爷的意思是王先生您威望高，又是省参议员，可否跟县委如实反映情况，适当关照一下我们老爷。”
我爷爷半晌没有说话，呷了一口茶后，才慢慢说：“你们家老爷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他自祖辈起信奉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道德，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哲学。他常常挂在嘴角边的那句话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一生尽做善事。我当然要帮他。我不是在帮他个人，而是在帮道义。只是，只是……”
我爷爷这稍一“只是”，来的人恨不能又要下跪：“王先生，您可得尽力呀……”
那位叫狗剩的老头更是要大哭起来：“王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呀，我们关老爷好人呀，他哪次见了我都喊我六叔，从不嫌我穷。村里的老人没有不说他好的。”原来，关润林有个从祖上传下来的好传统：逢年过节，村里凡是60以上的老人，不管本姓外姓，一人两斤面粉，四斤粉条，两斤猪肉。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我爷爷急忙又将他们扶起，说我不是说我个人不尽力，只怕是我个人扭转不了乾坤呀。如今，共产党为了做江山，正在动用一切招数。土改的势头只会更猛烈，不会平缓……“关老爷说了。咱可以多给钱呀。”说话的名叫大福，40来岁，一个很朴实的农村汉子。他们家从老辈起，就是关家的佃户，两家关系一直很好。多年前，关润林还将人故意放在他家家门口的一个女婴，抱给大福委托他抚养。当然，这抚养是有条件的，每年由关家出400斤小米，并赠一亩地，一直养到女孩16岁。然后，那亩地随女孩嫁人。这期间，大福不能有半点虐待孩子的行为，应“视为己生”。然后，找保人作保，三方签字画押！如今，这女孩已经9岁了，长得十分可爱。
说着，大福打开了独轮车上的一个皮箱：“看，关老爷这次让我们先带来1000块大洋，还说，以后花多少，他听着……”
“慢……”我爷爷神色庄重，像是压根没有看到那箱子白花花的大洋。
他说，这共产党看来不是个使钱就行的主。因为他感到这共产党同历代的官匪、兵、军都不大一个味。就说这新来的县委书记吧。虽然才二十三四岁，却像个四五十岁的人，平时不苟言笑，城府极深。大伙只知道他原是青岛的一位铁路工人，抗战时是地下党，上过鬼子宪兵的老虎凳，宁死不屈。现在，讲究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兄弟，就来了咱沂蒙县当书记。这人平时话不多，一天到晚地挎着个盒子枪，吃饭同县委警卫的战士们一起吃，买盒烟都自己掏钱，看样子不是个好说话的人。
听我爷爷这么一说，几个老百姓全都拉长了脸，一个个茫然无措，几乎要哭出来。
我爷爷又急忙说：“不过呢，还是咱沂蒙的那句老话，有枣无枣打一杆，为了你们老爷，我的好兄弟，我还是要腆上我这副老脸的。好，吃过晌午饭咱就进城。”
常锁嗫嚅了一句：“那这钱使不上？”
我爷爷说：“肯定使不上。”
大福苦笑着来了一句：“嘿嘿……那正好，一边推着王先生，一边推着现大洋，不偏沉了。”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