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见机而行，因势利导——“诡道”法
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
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
而腔调亦左右逢源。
凡读文太多，
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
《挺经》原典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尝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佾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
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凡心不可有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原典精译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就是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 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即使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好呢！
用兵是一种残酷的事情……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每次战斗下来，看到死的死，伤的伤，断头穿胸，失足断臂，血肉狼藉，每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哀戚有余，有什么可欢喜的呢？所以军队中不应有欢乐的气象。有欢乐的气象，无论是喜悦，还是骄盈，终归要失败的。田单在即墨时，将军有死的决心，士兵没有生的愿望，因此终于击破燕军。攻狄人时穿着华丽的衣服，驰骋在淄渑两地之间，有生的欢乐，没有死的心意，因此鲁仲连预言他们决不能取胜。用兵之事应哀伤悲戚，不应有欢欣之象，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练兵如同作八股文的大家的思维一样，只要有百篇烂熟的文章在心中打底，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有一定准则。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军兵、纯熟有谋略的将领，阵法也不可贪多不切实际。
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内心不可不察觉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可由于顾及他人言论而受牵制。不仅进兵这样，即便寻常出兵打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催促，我也要坚持稳重不轻易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不能出奇致胜了。
智慧解析
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规定，营中必须有三勤，勤点名，勤操练，勤站墙子（防守营墙）；其用意是，勤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勤操练则士兵体魄强健、技艺娴熟，勤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战时方能镇定。有了这三勤，士兵便人人不懒散，精力旺盛，斗志常存。他每次都要亲自去点名、看操、站墙子，给下属作表率。初练湘军时，每逢三、八操演，他都亲自训话，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许多营规都是他亲自起草的，什么“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之类，他都要考虑，并写成文字。他还亲自起草了通俗的《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和《爱民歌》，令士兵诵唱。有时打仗他还亲自执刀督战。曾国藩作为一军统帅，如此躬亲实务，必会对湘军起到激励、督催作用，增强其战斗力。
营规还规定，士兵每逢朔望日必须向长官请安。表面看，请安只是行一普通礼节，实质上则是为了养成士兵“尊上敬长，辨等明威”的心理，以便战时服从号令，为曾国藩、为朝廷效死。对营中幕客，曾国藩则以不睡懒觉、不撒谎两件事严绳他们。曾国藩认为，能做到不睡懒觉、不撒谎，便是做到了“诚敬”，能“诚敬”，就能负巨艰，当大难。
一．厚饷以养兵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财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因而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军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下降。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过于丰厚。王闽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一条新的出路，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二．用兵坚持己见
在带兵上曾国藩反对因别人的议论、部署而改变自己的战略部署。
曾国藩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
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睿率1000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
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后不久，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先是来自朝廷。1860年，太平军施“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杭州，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来支援，然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趁着清军调动围攻南京的兵力救援杭州之机，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使苏南地区全部落入手中。
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发动第二次西征。太平军兵分两路，合取武汉，以迫使清军回兵，从而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部自桐城出发，很快逼近武汉。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的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闻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
面对此情此景，湘军内部也开始发生意见纷歧。许多人包括胡林翼都要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然而，曾国藩却仍然十分清醒和坚定，坚决要死死地盯着安庆，不为浮议所动。他非常清楚：即使太平军有破湖北之势，亦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去也会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无非是要分散我的兵力而已。我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与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即定。结果湘军攻下安庆，直接威胁天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