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这些人中有著名的思想家如爱默生和梭罗，也有实践家如塔克曼（Joseph Tuckerman， 1778—1840）、格里斯可姆（John Griscom， 1774—1852）、哈特莱（Robert Hartley， 1796—1881）、布雷斯（Charles L. Brace， 1826—1890）、豪（Samuel Howe， 1801—1876）、迪克斯（Dorothea Dix， 1802—1887）等。他们着力于更加广泛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开始关注的重点是少年犯罪、监狱条件的改良、出狱犯人的安置、建立健全的精神病院、弱智儿童学校等，后来逐步取得共识，认为还是普及正常的基础教育是治理社会弊病之本。与前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专为失学贫儿募款，而是争取实现对所有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政策。这就超越了慈善事业的范畴，在争取的过程中障碍重重，总是需要有人锲而不舍为之奔走呼号。其中一个突出的人物是霍勒斯·曼（HoraceMann， 1796—1859）。他当过律师、校长、政府官员，而以教育改革家载入史册。他相信教育救治社会，特别是教育治贫，而且以科学论证人人可教。不过其关于富人应为教育出力的理论，出发点还是宗教多于科学：认为富人的财富来自上一代的智慧，因此他们有义务对下一代传播知识作为报答。
从有教无类的思想出发，曼进一步感到受教育者必须先是自由的，于是合乎逻辑地发展到反对奴隶制。于是从1848年起，他辞去教育官员的公职，从事反对奴隶制的政治活动。早期的慈善家并不反对奴隶制，到那时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分歧。以曼为代表的一批慈善改革家投入了废奴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意识到和平宣传不足以达到目的，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例如建立募款组织帮助奴隶逃亡，为黑奴辩护，再进一步，突破当时的法律，进行一些偷运枪支，以及资助约翰·布朗的武装斗争等“非法”活动。捐赠者中也包括相对富裕的黑人，这样，黑人也初步涉足慈善事业，而非纯粹的救济对象。在南北战争之前有一批理想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慈善公益事业的内涵应包括为了社会最底层的受难者而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财富乃至个人安全在所不惜。从以上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从基督教的悲天悯人出发，私人零星的慈善活动逐步发展到集体的公益事业，再发展到社会改良，然后到解放黑奴，这个过程是一条合乎逻辑的轨迹。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南北战争期间及其善后工作
三、 南北战争期间及其善后工作
在南北战争的过程中，北方军队所到之处，《逃亡奴隶法》自然失效，名义上得到自由的逃亡黑奴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处境十分悲惨，几乎生活无着。到南北战争结束时，大批“解放了的”黑人处于濒临饿死、病死的绝境。于是战前的废奴主义者把工作转向调查这批“自由”黑人的生活状况，给予救济和帮助，并向社会、联邦政府和军队呼吁。他们成立了许多志愿的“援助自由人”组织，并逐步联合起来，帮助的主要内容一部分是对一无所有者的捐赠，如衣食、学校课本等，更主要是帮助他们自立，包括教给如何做一个公民的基本常识、安排工作、提供宗教和教学服务等等。但是不久他们意识到需要量之大，牵涉面之广，绝非私人力所能及。于是1863年底由代表波士顿、费城、纽约、辛辛那提的“援助自由人联合委员会”上书林肯总统，要求成立一个正式的政府机构来进行这项工作。1865年3月，在作战部之下成立了一个“难民、自由人和废弃土地局”，负责全国流离失所的人的救济、安置等福利工作，对象主要是获得自由的黑人，也有少数白人劳动者。该机构与“援助自由人”组织的合作是政府与私人慈善机构合作的良好范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善后工作中起了安定社会的历史作用。
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机构，都认为对于原来被剥夺受教育权的黑奴来说，最迫切的需要是教育，双方都大力开展黑人教育工作。从1865年至1870年，难民局提供了这一时期黑人教育经费的半数，包括为私立学校修建校舍、为教员提供各种帮助。由于师资奇缺，难民局
向私人组织建议建立各种程度的师范学校和师资训练班，并向这些学校捐款捐物等（作为政府机构，它本身无权办学或支付教员工资）。有名的几所最早的黑人高等学院：费斯克、亚特兰大和霍华德都是在那个时期由难民局帮助创办的。1870年起，由于南方传统势力的排挤，该机构停止介入在南方的教育工作，大部分北方的教育工作者也撤离南方，有少数北方慈善家志愿留下继续从事黑人教育工作。接受种族平等的观念在南方还是遥远的事，但是黑人也应受教育这一观念却已在南方生根，为以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提供了基础，这应该是前一阶段官民合作的一大功绩。
南北战争时期另一项重要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医疗和公共卫生。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也不论政见如何，战争总是带来伤残和流行病以及恶化的卫生条件，首先是在军队中。热心公益的人自然以此为关注重点。1861年在纽约一名牧师的发起下，成立了美国卫生委员会，设法联合全国分散的志愿组织协助政府，共同为改善军营的医疗卫生条件而努力，从紧急救死扶伤到进一步建立军医院、进行医疗制度改革，都卓有成效。在这一名义下进行大规模的募款活动，不但募得了充足的巨款，而且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增进了公众的参与意识，是拥护联邦的一次堪称“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一个副产品是妇女走向社会。因为在战争中男人走向前线，最初医疗卫生工作的志愿者大部分为妇女，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护理专家和高水平的护士学校，还有能干积极的管理人才和特别有效的募款活动家。1863—1864年在北方一些城市举行的轰动一时的卫生募捐和拍卖博览会主要是由妇女组织举办的，取得了极大的收益。这些自然而然发生的妇女走出家门的现象成为日后妇女参政运动的先声。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现代基金会的早期雏形
从这里还派生出美国红十字会的成立。自从一些国家于1864年通过在战场上救死扶伤中立化的《日内瓦公约》，并成立国际红十字会之后，美国的慈善工作者一直努力争取美国政府参加，但多年未果。直到1881年由于一位也是在内战中崭露头角的女慈善活动家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 1821—1912）的努力奔走，美国红十字会得以成立，她自任第一届会长。次年，又在她的推动下美国终于参加了《日内瓦公约》。当然，红十字会的工作主要是救死扶伤和赈灾，与公益事业有时可以重合，但最大的不同是它的中立性质，不介入社会改良。
四、 现代基金会的早期雏形
慈善公益事业一直存在两种倾向，概括而言，一种是“授人以鱼”，即简单的赈灾济贫；另一种强调“授人以渔”，即帮助人自立。到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后者日益占上风，形成所谓“科学的公益事业”的说法，主张对帮助对象的情况和需要进行切实的调查，以便对症下药，不滥施慈善。就思想倾向而言又分两派：一派人比较强调贫穷往往来自懒惰，在扶贫中特别注意敦促接受对象通过工作自立，警惕过分慷慨导致培养懒汉——这派人虽与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但其前提还是认为在美国社会中通过智慧和勤劳就有机会致富；另一派人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是社会机制的不公正导致贫穷，因此“科学的公益事业”应把重点放在治理那些不公正的根源，使机会更加平等，这就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改良，特别表现在从制度上普及教育、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案以及敦促政府改进福利政策等。19世纪最后的30年中，美国社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两极分化加剧，与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所看到的没有固定的富有阶级的情况不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壁垒分明，而且劳工运动兴起，阶级冲突不断。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大行其时。另外，各种关注社会平等的改良主义和激进的思潮或从欧洲传入，或从美国的学院中产生，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到慈善公益事业上，逐步形成一整套机制和行政规范，为20世纪繁荣发达的基金会等公益事业奠定基础。
在这期间成立的基金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博迪教育基金（Peabody Education Fund）和斯莱特基金（Slater Fund）。前者成立于1867年，由银行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出资专用于发展南方的教育，以此促进南北战争后破坏严重的南方地区的和解与复兴。最初捐款为100万美元，后来增至200万美元，主要用于发展南方地区的城乡公立学校，改善州教育系统，特别是培养师资。1914年，皮博迪基金解散，并入斯莱特基金。后者成立于1882年，重点资助黑人教育。这两个基金会与20世纪初的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大基金会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正是它们创立了现代大基金会的模式，使相对零散的捐赠演变为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和利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