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从1930年以来，卡耐基基金会就对大学本科的课程改革集中资助，并且这也是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的无数研究报告的主题。中断了16年以后，基金会又重新开始这一课题。从1999年开始将研究文科教育未来的目的，以及基金会能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一问题列为研究主题。
④ 教育服务工作中的各方合作。从8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即从事一项工作，把大专院校、公司和国家的各实验室以及各科研机构的科学力量同中小学的教学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建立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机构的联系，以改进教学和课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为科学和心理学。在此领域中一项突破性的规划名为“2061规划”（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现的年代命名），主持人为著名科学教育拉瑟福德
（Ｆ. Ｊａｍｅｓ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他认为美国当前学校中的科学教学不足以为生活在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世界中的未来公民作准备。该规划旨在重塑大学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学，从幼儿园起，贯穿整个12年中小学。经过10年的努力，于1989年发表了《全体美国人学科学》和《水准线》两项报告，对发动制定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直接改进科学教育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国科学院经常发表科学标准，成为提高科学教学的中心。
（2） 国际和平与安全。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以及前苏联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冷战以后种族间的冲突成为对和平的新威胁，也是基金会的重点之一。
① 避免核战争。基金会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基金会发挥它的特长——充当联系独立研究者和决策集团的中间人，一方面赞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果，一方面设法在重大问题上建立他们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基金会都曾应政府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就核军控和防止核战争问题、与苏联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会还资助前参议员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学会国会项目。这一项目的活动方式是在一个休闲胜地与有关某个问题的国际学者进行超党派的无拘束的讨论，已经举行的有与前苏联、东欧和乌克兰等国家的讨论。
② 防止核扩散。基金会1992年拨出巨款资助有关这一题目的研究、讨论和活动，参加的有各方面专家。指导委员会中有参议员纳恩（Ｓａｍ Ｎｕｎｎ）与卢格（Richard G Ｌｕｇａｒ）、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坦布鲁纳（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ｒｕｎｅｒ）、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佩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 ）（1994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1992年纳恩—卢格修正案有很大贡献。该修正案是针对1991年国会通过的《减少苏联核威胁法》的。这是参议员把研究成果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 1992年，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卡特（Ａｓｈｔｏｎ Ｃａｒｔｅｒ）在一份题为《苏联核裂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核威胁。这份报告到了两位参议员手中，他们立即合作发起美国帮助消除这一危险的立法措施。后来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和佩里一起与两位参议员合作共同执行这项法案，几年来，共花费20亿美元，用于许多大型工程计划、军事来往、国防工业转为民用计划、军营建设和再培训、武器与裂变物资的安全保卫以及反对人才外流的赠款等。有几千名美国人在俄罗斯与其同行就以上项目进行合作，包括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完全非核化。
③ 防止致命的冲突。1994年，基金会把“国际安全”项目改名为“防止致命冲突”。特别把重点放在明确的、系统的防止灾难发生的办法上，而不是事后修补灾难造成的破坏。成立了“卡耐基防止致命冲突委员会”，有36名委员，包括16名国际领袖人物和长期对防止冲突研究有经验的学者。两名主席是前国务卿万斯和基金会会长汉堡。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与世界各国的组织有积极的合作关系，经常举行国际会议。委员会
分以下四方面进行研究：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其他特殊项目
● 考察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原因和防止其发展为致命冲突的办法；
● 支持非政府组织进行防止暴力的努力；
● 继续努力加强民主机制，作为应付前苏联和中东欧内部带有爆炸性的冲突的非暴力机制；
● 探索美国、俄罗斯与其他核大国如何加强努力以遏制先进武器的扩散，避免使族群冲突更加危险。
委员会于1997年发表最后报告，在全世界散发，号召国际社会的各类成员，包括民主国家、联合国、区域组织、企业界、全球科学界、教育与宗教组织、传媒、关心冲突的非政府组织等，通力合作，防止致命冲突；除了消极的避免直接对抗之外，还应采取积极措施，如促进民主、市场改革和创建保护人权的公民组织。
其他如自然资源的减少、领土完整的原则和自决原则之间的矛盾、和平实现后如何通过消除宿怨达成和解来予以巩固，以及对过失国家实行制裁的效果等等，都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题中之义。
④ 建立各种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各个群体是否不需要族际仇恨和冲突也能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取得有效的发展？人类的适应能力如何调动起来把这种隔膜和仇恨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卡耐基基金会在冷战后所致力的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把两项传统的关注——和平与教育——结合起来。家庭、学校、社区组织和传媒对形成族群的态度有关键作用，既可以向仇恨和冲突方向，也可以向宽容和合作方向引导民众的情绪。1996年卡耐基资助16家机构对青年人的族际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找出两种态度产生的根源与如何进行尊重和宽容的教育方法。鉴于媒体的重要作用，基金会在其资助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增加了这方面内容。这个节目是国际性的。
（3） 在世界几个地区巩固民主机构和进程，包括美国。
① 前苏联及其他地区。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地区，基金会的做法不是提出改革的建议，而是提供机会促进这些地区和美欧及其他国家高级集团之间的经验交流。
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加强民主机制”项目从戈尔巴乔夫初期就已开始，对苏联中央政府和比较进步的地区中关心建立民主的人士给以咨询，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当时与此项目有关系的人士已是俄罗斯社会有名望的重要人物。汉堡在会长报告中称：这样有组织地帮助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国际行动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事实证明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把民主当作裹着糖衣的新帝国主义入侵活动，那么将一事无成。如果把它看作在我们这个纷争无处不在的人类中一个强有力的、建设性的、解决冲突的机制，那么这是一个应付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宝贵机会。
② 加强美国国内民主。卡耐基基金会认为自己的各项工作，包括教育，都贯穿了加强民主价值观的精神。不过另外还有更加直接的由专人负责的专门项目，其主要内容是提高选举的投票率、促使竞选捐募款制度的改革、推动国会改革、提高大学在处理重要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研究民主与媒体的关系等。基金会认为当前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因素如下：
● 公众对政治的冷漠和愤世嫉俗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治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不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 不同宗教、种族和族裔、阶级、性别的人群关系日益疏离，美国凝聚力下降。光是宽容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互相理解和接受，并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力量在于多元化；
● 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其困难也未得到足够照顾；
● 贫富悬殊扩大。
这些问题都是基金会特殊项目所关注的内容。
（4） 其他特殊项目。
经济问题在卡耐基基金会历史上不是重点。但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家庭收入下降，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大军，而同时反福利政策的势力抬头。有鉴于此，基金会开始关注经济拮据的家庭问题，资助一系列的有关研究项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两名学者卡默曼（Ｓｈｅｉｌａ Ｋａｍｅｒｍａｎ）和卡恩（Ａｌｆｒｅd Ｋａｈｎ）关于工业化国家社会福利比较研究与卡耐基儿童理事会关于美国困难家庭儿童状况的报告。基金会还在哥大建立了全国贫困儿童中心，致力于将美国230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的状况向全国广为宣传以教育公众。
此外还成立了“卡耐基科学、技术与政府委员会”，旨在促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研究，分析科学如何为社会服务，并确保科技成就作人道的使用，关注发展科技的决策过程；研究“使美国民主适应世界的变迁”，如技术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少数族裔和文化多元化对原来的民主机制的挑战等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