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他们的理论本身使他们不可能发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如果劳动(除
236
了再生产它本身的价格外)生产剩余价值，那末，它在工业中也象在农业中一样，生产剩余价值。但是，按照他们的体系，劳动只在一个生产部门即农业中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就不是由劳动产生，而是由自然在这个部门的特殊活动(帮助)产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看来，农业劳动和其他种类的劳动不同，是生产劳动。
亚·斯密把工人的生活资料规定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1、因为他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这种混同被他以后的经济学家不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他就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不言而喻，在社会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工人的生活资料和非工人的生活资料一样，材料也和劳动资料本身一样，必须由商品资本提供。
2、重农学派的见解混到斯密的分析中去了，虽然这种见解，是同他的阐述的内在部分即真正科学的部分相矛盾的。
一般说来，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要素的形式，而生产要素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劳动力包含在内。)只有在这个形式上，预付资本才能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如果现在我们用工人的生活资料代替资本的可变部分转化成的劳动力本身，那就很清楚，就价值形成来说，这种生活资料本身，同生产资本的其他要素，同原料和役畜的生活资料是没有区别的。斯密以此为根据，效法重农学派，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把它们相提并论。生活资料本身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能把剩余价值加到自己的价值上。生活资料的价值，和生产资本其他要素的
237
价值一样，只能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它加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可能多于它原有的价值。生活资料和原料、半成品等等一样，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固定资本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活资料(至少对支付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来说)全部消耗在它参与制造的产品中，从而它的价值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而固定资本只是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预付在劳动力(或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现在只是在物质方面，而不是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方面，同生产资本其他的物质要素相区别。这部分生产资本只是由于它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一部分(斯密统称为“材料”)一起归到流动资本的范畴，而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另一个归到固定资本范畴的部分相区别。
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反，和产品物质形成要素的一部分(原料等等)一样具有流动性，这种情况和资本的可变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同不变部分相反的作用绝对无关。问题仅仅在于，这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必须用什么方式以流通为媒介，由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更新、从而再生产出来。劳动力的购买和再购买，属于流通过程。但是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才会由一个已定的不变的量，转化为一个可变的量(不是为工人，而是为资本家)；并且始终只是由于这一点，预付的价值才转化为资本价值，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如果象斯密那样，不是把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而是把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价值，规定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那就不可能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这部分资本是和投在产品物质形成要素上的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
238
本这一定义，被掩埋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就周转来说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这种掩埋由于不是把劳动力，而是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而最终完成。至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用货币预付还是直接用生活资料预付，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后一种情形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自然只能是例外。【亚·斯密怎样阻碍自己去理解劳动力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用他象重农学派那样把工人的劳动和役畜的劳动相提并论的下面这句话来证明，他说：“不仅他的雇工是生产工人，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工人”(第2篇第5章第243页)。】
这样，由于亚·斯密所下的流动资本的定义，被确定为对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这是重农学派的定义，但没有重农学派的前提，——他就幸运地使他的后继者不可能理解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部分。他本人在别处作过的更深刻和正确的阐述并没有取胜，他的这个谬误占了上风。以后的作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认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在于，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且还认为，流动资本的本质的定义在于，它是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资本。由此自然就得出了劳动基金的学说，所谓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劳动基金，是一个已定的量，这个量一方面从物质上限制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必定全部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
239
下一章 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李嘉图
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到第三卷才谈。
但是，原来的糊涂观念一开始就表现为下面这种轻率的并列：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多样性。”
试问，这两种资本是什么？回答是：
“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柯布与道格拉斯能够将这两者对产出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著名的柯-道生产函数。参见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 倘若这种结合的比例只有一种可能，那么柯布和道格拉斯的回归分析就会由于完全共线性而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显然认为劳动力与固定资本之间是“比例”关系，而不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替代”关系。这是李嘉图比柯布和道格拉斯等现代庸俗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
因此，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在这
240
里，一方面把流动资本同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对立不是从价值增殖过程——不是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得出的，而是从流通过程得出的(斯密的旧有的混乱)，就出现了双重错误的规定。
第一，把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组成的资本构成的差别等量齐观。但是，后一种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差别；相反，前一种差别，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只涉及生产资料的一定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方式，而在考察流通过程时，只涉及所投资本的更新期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只涉及资本预付的期间。如果我们不去洞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机构，而是从已有的现象出发来考察，那末，这两种差别事实上就合而为一了。当社会剩余价值在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中间进行分配时，资本的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例如固定资本的不同寿命)和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从而也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的流通)，对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发生同等的作用。
第二，从流通过程来看，一方面是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材料和工资，即流动资本。但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即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第1卷第23章第2节)来说，在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中，是劳动资料多，劳动材料少，还是劳动材料多，劳动资料少，这是毫无关系的，一切都取决于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比例。反之，从流通过程来看，也就是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来看，一定价值量的流动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劳动材料和工
241
资，同样是没有关系的。从一个观点看，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归在同一范畴，而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相对立。从另一个观点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归在一起，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因此，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说，它不适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和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