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民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化禁的是什么呢？这可不能简而言之，首先要看看，个人的性行为，在整个社会网状结构中被放在什么位置。
先从小处着眼。
人类的性行为与生殖、婚姻、性别角色、爱情和个体生命的延续（养生），处于最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也没有抹煞或否定性行为本身的价值，只不过规定性行为必须服从上述5个相关因素的要求。
以房中术为代表的道家性哲学相对来说单纯一些。它要求：个人的性行为首先地和主要地服从养生和得道成仙的根本目标，其他都是次要的。因此房中术文献中几乎只用男女两字，极少提到夫妻（婚姻）；只有不多的篇幅讲如何“种（动词）子”，而且很有被医家混杂之嫌。房中术里的性别角色也不像儒家那样绝对地男尊女卑。至少在早期文献中，它相信女人的性能力不仅远远超过男人，而且根本就是无限的。因此它才传授给男人那么多“采战之法”，使他既能“御（性交）女多多益善”，又能“固精不泄”。否则，像儒家说的，“纵欲必亡身”，还得什么道，成什么仙？同时，房中术里不但有供男人用的“采阴补阳”之法，也有“采阳补阴”之法。更妙的是：房中术文献里说，天上的西王母娘娘就是靠”采阳补阴”（没说那些男人是谁），先是“辟谷（绝食）七日”，然后七七四十九日，九九八十一日，最后得道成仙上天做官去了。（是掌管天上后宫和人间婚事，不是做玉皇大帝的老婆，因为神仙们已经不再需要性交这个得道的手段了。）
房中术里有“情”，却不是爱情，而是“以情动之（女人）”的情，大概相当于挑逗技巧吧？为的也不是性骚扰或者骗婚骗奸，而是因为只有女人也发动了，也达到性高潮，才能释放出保质保量的“阴”，供男人来“采”或被采。
总之，房中术是彻底地把性当做一种工具。在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只有古印度的“卡玛”（也是一种性技巧训练，Kama，×××，19××）跟它有些类似之处。一直有人把房中术说成是淫乐之术。倒也无需大肆正名，只要照章办事地去试试便可知道：那一大堆“十动、八动、五音、九势”等等具体动作规定，比现代体操还繁琐还荒谬，何乐之有？大约正因如此，才能固精不泄吧？
儒家的性哲学更混乱一些（而不是复杂和精致）。大约先贤们很有些“辩证法”意识，基本原则既可有例外，又可相互冲突，都不为错。
最通行的原则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生娃娃，性行为当然就合情合理。皇上的三宫六院，百姓的纳妻租妻，都不是为了淫乐，而是为了生殖，叫做“为后（代）非为色也。”这个原则甚至可以冲破婚姻戒律。《聊斋志异》把一个替恩人生子的未婚女性表扬为“侠女”。同样，在村民之中，至今也不认为“借种（名词）”有多大罪过。但是，这个原则客观上也就贬斥（如果不是禁止的话）了一切与感官快乐或精神融合有关的性活动。从接吻、性爱抚、口对生殖器的行为直到显示和观看裸体，都被视为“不像话”或者“不正常”，哪怕是夫妻之间也不行，因为这些都与生孩子无关或者不可能生孩子。
这种“唯生殖目的论”（潘绥铭，1989）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禁欲主义。虽然儒家不但不禁止，反而大力提倡夫妻性生活。《诗经》中就有“君子之道，五日一御（性交）”的说法。但是儒家，尤其宋明理学却最最反对任何“寻欢做乐”。朱熹对此做过很好的解释：“闺房之乐，本无邪淫；夫妻之欢，亦无妨碍，然而纵欲生患，乐极生悲。”也就是说：性交总会有乐，可以；若想主动去寻乐，不行。因此您别奇怪，我们中国夫妻性才会有那么多人从来没有在性生活中接过吻，更多的人从来没有过深接吻，甚至许多夫妻从来没有在对方面前裸体过。至于更进一步的做爱举动吗，更是少得可怜。
由此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儒家性原则就是贬斥浪漫爱情。不仅爱情不可以带来性，而且性也不可以产生爱。一句“床上夫妻床下客”就足以做为主证了，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思”，也没有浪漫爱情什么事。
儒家第三个性原则就是婚姻绝对主宰任何性活动。这本是农业社会中财产式婚姻制度的通例，不过诚如鲁迅所言，祖宗们的聪明才智常是首先用于惩罚人。如果《二十五史演义》所载属实的话，那么惩罚奸情用沉潭可就太人道了。还有一种“骑木驴”，就是把失贞之女吊起，使其阴道对准一根高竖的木竿，然后割绳使该女堕下，最终让木竿从她的口鼻中穿出。快者两个时辰可死，慢者要三四日方咽气。据说张献忠用此法对待不服强奸之女，弄得民女们主动献身，“甚于娼妇”。
如果涉及性别角色，儒家的原则是“女为男用”。讲治国之道时，女人是祸水和狐狸精；讲传宗接代时女人又是生殖工具，偶尔还可以来点“伟大啊，母亲！”之类的感叹；讲婚姻时女人则应是贤内助。男人想玩时，女人又该是十八般武艺都会。男人玩腻了另寻新欢，女人则应有“不妒之贤”。总之，女人的性活动应该是什么样，全看男人此时此地需要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些男人常说，好女人应该是“出门像贵妇，回家像贤妇，上床像荡妇”。不过笔者一直怀疑，儒道两家在性哲学上是同源同质的，因为它们的几乎一切性道德戒律，都是首先地和主要地指向女性。如果大儒们不相信女人的性能力远比男人强盛，干嘛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去束缚女人之性呢？
综上所述，儒家混杂的性哲学并不是要具体地规范性行为，因此典籍中对此所言甚少。它实际上是要给性来一个“定岗定编”。只有在这个位置上，在如此范围内，社会才会承认性的合理与价值——以生殖为首要目标、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以婚姻为主宰、以“恩爱”贬斥浪漫爱情来调节性关系、以不得寻求快乐为性活动的质量标准、以男人的惜命保身为量的极限，同时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
明末清初的性革命
这样一个性的社会存在模式，一直好好地延续到明朝后期。但是突然（跟三千年文字史相比），中国大地上爆出了一场至少是口头上和笔头上的“性革命”。它有四大表现，都比西方性革命早三百年左右。
其一，在短短一百年间，先人们写作、出版、发行了大量性小说，而且几乎全是极通俗的白话文。照台湾的《香艳丛书》（1987年再版）来看，至少有50种以上。其中直接描写性行为的文字量，至少在20万以上。细到什么地步呢？一言以蔽之：其中一半左右的性动作和“性杂技”，连当前西方的色情书刊也还没有写过。
性小说是指“纯”的，即以性行为作主线来展开情节并塑造人物。《金瓶梅》并不典型，首选当是《肉蒲团》、《株林野史》、《绣榻野史》等一批“非性不言”的作品。如果把凡是有性描写的都算上，那么在种类上，连“三言二拍”也难逃法网，在总字数上，一个《金瓶梅》就加进去100万。那时不在书上标明印数，但后来的性小说里老是描写主人公“研读”以前的性小说，可见发行量不少，且有传世之嫌。
其二，那年头，写还不过瘾，非画出来不可，于是春宫画与秘戏图蜂拥上市。
在内容上，春宫画是写意，无外乎风花雪夜之类而已；可秘戏图却是写实，又是有一半左右的图像，至今也未见于西方的“黄”到家的淫秽录像片之中。
在流传面上，不仅诗画相配，书夹插图，而且在性小说中大写看“春意儿”（秘戏图），在画册里又细映读“黄书”，可见绝非“一小撮”才享用。
在技术上，色情的工笔画不亚于彩照，还传说仇英（十洲）和唐寅（伯虎）这样的著名画家也有春宫大作流传于市井。此外，还有木版五色套印，用于大批量生产，集中于杭州和杨柳青两地。（笔者一直怀疑，套色印画也是古代中国一大发明，大概是由于首先和主要被用来印性交图画，才不提吧？）
在数量上，1963年荷兰人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中列举的样品已超过二百。明代的山水画可曾传下来如此之多？不过，明代时此物可是真个好价钱。据《肉蒲团》所载，唐伯虎的一册12幅性交图要卖十几两银子，必是有不少人先富起来或者以此先富吧？
其三，此期内性工具和性药品极大丰富。据李零教授考实物所见，仿阴茎的性工具在青铜时代已有；至明代前后，有可能已经加进去某些初级水动力功能了。
性工具，各民族历史上都有，但别人用做崇拜偶象的可能更多，我们则更讲实用，一见实物便知。不过人类大概没有给男人想出某种比手指头更好的工具，因此直到当今国际商界和90年以来的中国某些“巧商”所卖之物，也依然是供女人享用的多，男人可用的几无。这可是最厉害的不懂中国国情——有市场吗？于是“中国特色”便是把不管沾边不沾边的滋补品、保健品和普通饮食，统统或明或暗地加上“壮阳”的字样，而且越有秘方越好，越祖传越好。这可就又“露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