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它的主要表现是：一些从文革中解脱出来的中上层青年男女，发起了“家庭舞会”、“黑灯舞”、“贴面舞”等活动。他们之间的各种非婚性行为也剧增，甚至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性乱团伙”，进行集群性交，结果成为1984年首次全国“严打”的对象之一。但是，这些青年的活动，毕竟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很难作为中国性革命开始的标志。
直到1985年之后，以“精神文明”为口号的社会控制力量、以“性科学”为旗帜的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力量、以“人性论”为理由的民间自发力量，一直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性文化和性的社会实践的变化已经如此之大，令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结果，人们开始感觉到：中国的性革命真的到来了。
性革命的第一方面：性与生殖的更大分离（性哲学的革命）
性哲学革命之一：“唯生殖目的论”破产了。
“性绝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的观念得到普及，因为在生完一个孩子之后，人们再过性生活的理由就只能是为了维系双方感情，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寻欢作乐”。这样，“性的快乐主义”就第一次在中国有了发展的可能。
性哲学革命之二：避孕和流产的合法化是性道德的杀手。
避孕和人工流产都自然而然地合理合法了，而且受到官方的大力推进。因此，在性生活中的怕怀孕顾虑（尤其对于城市女性）大大减少。
这使得各种非婚性行为的客观顾虑更少，也使得靠私生子女来发现“奸情”的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基本失效了。
性哲学革命之三：婚姻无常。
独生子女虽然成为“小太阳”（夫妻的轴心与纽带），但是也有助于年轻婚姻的维系。可是独生子女也极大地缩短了夫妻之间的“养育合作时期”，加长了“空巢期”。这使得婚姻更加难于白头偕老。结果，儿女成人后，父母的离婚率大增（详见本书第＊＊章）。
性哲学革命之五：重新审视“性变态”。
由于“性不是为了生殖”，所以一些传统上被认为的“性变态”，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例如：独身、不生育、同性恋、自慰、各种“反常”体位、口交、肛交。
性哲学革命之六：性的“家教”日益松驰。
由于独生子女国策，使得父母溺爱独生子女的倾向，使得性的道德管束日益松懈；而且祖父母的管束则基本被隔断。结果，传统性道德正在失去最主要的传承途径。
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难于学习异性相处与交往。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会造反，还是屈从？2005年就要普遍出生的第二代独生子女，将把中国性文化带向何方？
性哲学革命之七：性教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性教育”，究竟应该是发扬自我，还是知识传授，还是道德管束，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各种社会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关心下一代”的旗号与“人格塑造”理论成为各方面博弈的结果。
性革命的第二个方面：性的公开化（性表现的革命）
从1985年开始，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开始在中国公开出版。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当时的破禁区之作。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30年代出了个张竞生，50年代有个王文彬。于是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性，可以写了，可以读了，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
到1992年10月，据吴宗健的不完全统计，此类书籍（文艺作品除外）已有273种之多。到1996年刘达临统计，已经上升到420种了。（实际上，这股“热”一直坚持到1994年，当某个在北京被传媒炒得炙手可热的大型性知识展览，终于在全国卖不出票，承包人大亏其本的时候，“性的启蒙阶段”也就最终地结束了。）
大众传媒虽然在不倦不烦地挨着个地欢呼“破禁区”，其实这里边的两大历史意义，媒体反而没说。
1．现代性学蕴含着多种中国过去没有也不会有的性哲学。它既打开多样化之门，又堵死回返之路。不用多久，人们的价值判断就不得不主要去参照实证科学的成果，而不是参考空泛和脆弱的人性论。第一批的例证有：对性变态的心理学鉴定、变性手术、计划生育界开始主张性与生育分开并且开展大规模性教育等等。这样一来，尽管房中术重被发现，文化神秘主义抬头，但传统的阴阳性哲学却再也不能“传”，更不能“统”了。
2．现代性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语言工具和可用的词汇，我们才有可能思考、表达和讨论性问题，才能进行性教育。过去，中国话里只有谁都不大懂的文言和谁都不好用的脏话；所以，不仅是皇上和圣人叫我们“不可言传”，我们自己也确实是无言可传。
1985年以后出现了又一场造词运动，以至于性加在石头前面都快能说通了。这本身就是性文化的一大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实践提供了讲台和会客厅。单就“做爱”这一个词的流行来看，就已勾出从“敦伦”跨过“性交”再向前走的历史了。
性学在中国的热闹，并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相信铅字，相信任何正式出版物都代表着官方的微妙态度。所以，中国性学其实只是一个广告，只是使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的变化，似乎变得名正言顺了。这就象“五四”的狂飙一样，唯有到30年代以后，才会有人静心坐下来啃学问。
但是，性学热的现实效果却不容质疑。从1985年到1989年，凡是思想敏感的人，心里都象揣着个原子弹，恨不能赶快摔向一个什么靶子。于是《性解放宣言》这样的文章居然也得以发表，尽管它根本就说不清要解放什么；又要解放到哪里去。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宣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观念转变，无疑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这就象鲁迅预言的：当有人宣布要拆掉整个屋子的时候，墙上才会开辟出窗口来。
人之所想，莫过其言。80年代初期的“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开始变成不那么贬义的“婚外恋”，接着又变成完全是褒义的“傍家儿（傍肩儿？）”和“情人”。过去带有粗俗色彩的“上床”和“睡觉”，变成了中性的“夫妻生活”和“性生活”，然后又变成了极富有情感的“亲热”和“做爱”。官方使用的“色情淫秽品”一词，在一些人那里被叫做“毛片儿”，是没有删节过的意思，已经没有贬义；另一些人则称为“带劲的”，全然是褒义词了。几乎可以说，1985年以来，当你听到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谈论性现象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够知道他（她）的基本性观念是什么，又属于社会上的哪个阶层。
性的公开化之一：性知识可以公开宣讲了。
主流传媒（包括网站）开始宣讲性知识。凡是与医学、婚姻家庭、妇女、青年、计划生育、生活时尚有关的传媒，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性方面的内容，似乎没有人不宣讲性知识了。其结果是：从代际差异来看，这样的传播增加了人们的性知识（详见本书第＊＊章）。
性的公开化之二：色情品的剧增，打破了性的传播禁忌（详见本书第＊＊章）。
色情品，官方叫做“色情淫秽品”，在一些人那里被叫做“毛片儿”，是没有删节过的意思，已经没有贬义；另一些人则称为“带劲的”，全然是褒义词了。
这方面的情况几乎尽人皆知，此处只举笔者在90年代初期的3组调查数据来勾勒全貌。已经有多少人看过“直接描写男女性交的文字作品”呢？1989年的上海和1991年的北京都在60％左右。多少人看过同类图像材料（照片、录像等等）呢？1989年的上海是29％，1991年的北京是40％。[1]到1998年，在全国的大学本科生里，有××％的男生和××％的女生已经看过直接描绘男女性生活细节的图象材料了；至于看过同类文字作品的男女本科生，已经高达××％和××％了。[2]尽管还有一些报刊时不时地提起“色情品的危害”这个话题，但是就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而言，这方面的“扫黄”无疑已经失败得快到百分之百了。
性的公开化之三：“性用品商店”在城市中普及。
它们不仅在公开地昭示着“性”，而且使得中国人开始接触到“假性”的难题。这带来了“性与婚姻之关系”方面的哲学困惑。一方面，“因为是假的，才能用”；另一方面，“连假的都能用，别人的真的为什么不能用？”
这两种看法的消长，就是性文化的转型过程。“性用品”的文化意义即在于此。
性革命的第三方面：性行为的革命（真正的性革命）
在1985年之前，由于“房中术”的湮灭，传统的、不成文的、“唯生殖目的论”的性行为规范，实际上是维护礼法社会制度的一种“仪式”。它生产出一种“性禁锢与人口爆炸相辅相成”的社会历史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