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我们所能证明的仅仅是：即使不是每次都戴套，只要是经常戴，就能够非常显著地降低感染性病的可能性。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现象：在南方沿海地区，在男性中，曾经与“小姐”性交过而且不戴安全套的人占到14.7％，可是在其他地方却是9.3％。这一情况，在我们以前对广东的红灯区的定性调查里也发现了。连那里的小姐都说：当地男人就是不愿意戴套。
女性的性病，与丈夫的情况有关
由于我们的调查并不是询问夫妻双方，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女性的三种病是不是被丈夫传染上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分析一下，那些已经有三种病的女性们的丈夫都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丈夫如果有过多伴侣性行为，那么妻子的衣原体感染率就会是8.4％。可是如果丈夫没有多伴侣性行为，这个比例就会下降到2.5％。
其次，被感染的女性的丈夫们是高收入的男人。如果丈夫属于最低收入者，那么妻子只有1.4％的人有三种病。如果丈夫属于中低收入，妻子的感染率就上升到2.0；丈夫是中等收入的话，妻子的感染率又上升到4.3％。如果丈夫属于中高收入或者高收入，那么妻子的感染率就又上升到6.1％－7.5％。
第三，丈夫的社会交往越多，妻子的衣原体感染也就越多。如果丈夫从来不参加社会交往，那么妻子的感染率就只有1.9％。如果丈夫的社会交往每周不到一次，那么妻子的感染率也只是2.6％。可是如果丈夫的社会交往是每周两次以上，那么妻子的感染率就会上升到5.5％。
第四，丈夫的文化程度越高，妻子的三种病感染率也就越高。如果丈夫是从没上过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那么妻子的感染率是3.4％－4.4％之间。可是丈夫如果是大专以上，妻子的感染率就是8.6％，其中丈夫是大专的妻子的感染率更是高达11.4％之多。
最后，但是却是最重要的：丈夫的职业与妻子的三种病的感染率高度相关。如果丈夫没有职业或者是知识分子，那么妻子的感染率是0。如果丈夫是农民、工人、商业服务业的普通人员，妻子的感染率也不过是2.9％到3.5％之间。如果丈夫是干部、职员、个体户，妻子的感染率会上升一些，达到6.5％－8.6％之间。可是，如果丈夫是厂长、经理、老板，那么妻子就惨了，感染率高达28.6％。
上述所有情况都不新鲜，因为妻子的感染率高，往往就是因为丈夫的多伴侣性行为多，尤其是“找小姐”多。
艾滋病，我们知道得不多，出错却不少
早在1996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之际，我就发表过题为《恐慌，不能预防艾滋病》的文章，然而4年过后，我悲哀地发现，艾滋病恐慌已经成为中国的严重现实了。
1．艾滋病知识的现状
面对艾滋病，我们最需要和最重要的知识，并不是知道不知道它的危害，而是知道不知道它有哪些具体的传播途径。舍此，任何预防工作都无从谈起。但是，仅仅知道什么途径可以传播艾滋病，仍然远远不够；还必须知道：哪些渠道不会传播。否则，我们对于艾滋病的警惕就会变质为恐慌；我们好心地提倡的热爱生命，就会变质为胆战心惊、无所适从。
我们的调查发现，也许是现在的宣传把艾滋病描绘得太容易传染了，所以，仍然不懂艾滋病这个词的中国人，仅仅占4.4％。
在其余95％还多的、自认为懂得艾滋病这个词的人里，有92.8％的人正确地认为：如果一个艾滋病人把自己的血输给别人，那么就会把艾滋病传播出去。只有0.4％的人回答错误，还有6.8％的人说不清。
但是，除了这一项知识以外，人们对于那些实际上不会传播艾滋病的途径，错误认识的比例却高得令人触目惊心，充分地表现了对于艾滋病的大众式恐慌。
居然有53.6％的人认为：如果使用艾滋病人用过的碗筷，就会被传染上艾滋病。（其中，58.3％的女性作出了这样的错误回答。）还有超过四分之一（26.3％）的人，不知道会不会传染。也就是说，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艾滋病不是通过饮食和消化系统传播的人，刚刚达到五分之一（20.1％）。
那么，艾滋病人对着别人打喷嚏，会不会把艾滋病传染给别人呢？有49.5％的人居然认为会传染！（女性中则有54.0％的人这样错误地回答。）此外，还有28.7％的人说不清会不会传染。换句话说，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艾滋病不是通过空气和呼吸系统传播的人，只比五分之一多那么一点点（21.9％）。
最关键的知识恐怕是：在性生活中，如果正确地使用完好的避孕套，会不会传播艾滋病呢？尽管在这个问题中已经提示了“正确地使用”和“完好（无损）的”这样两个字眼，已经有诱导之嫌，但是仍然有45.3％的人坚定不移地认为：那也会传播！（在女性中更是高达52.0％）。还有39.3％的人说不清。
如此算来，回答正确的人仅仅达到四分之一（25.5％）。面对这样凄凉的统计数据，我们不能不问：究竟是谁向人们传播了谬误？紧跟着这谬误的，难道不就是艾滋病吗？
当然，情况也并不完全悲观。虽然仍然有29.1％的人认为，跟艾滋病人握手也会被传染上艾滋病，但是究竟还有42.3％的人正确地认为不会传染。
如果把以上的5种知识综合起来，得出一个对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识的“总分”，那么计算结果真令人恨不得不说出来。
在5种传播途径中，全部回答正确的人，不好意思，仅仅有3.8％，答对4个的是8.5％，答对3个的是11.7％。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在5种传播途径里，至少必须正确回答3个，才能算及格。这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人里，满打满算，也只有24.0％的人及格，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换句话说，全体中国人，平均只答对1.69个问题，而正确回答者的中位数仅仅是1.0。
反过来看，一个都没有答对，陷于高度艾滋病恐慌之中的人，却高达20.3％，仅仅答对一个问题的人有50.4%。两者相加，对艾滋病相当恐慌的人达到70.7％。如果再加上仅仅答对两个问题的人，那么对艾滋病产生了恐慌的人就高达76.0％！
再进一步看，如果把“输血会不会传染艾滋病”这个问题去掉（答错的人只有0.4％），只考察其它4个问题的回答情况，恐怕就更加匪夷所思了：只有12.6％的中国人答对了3个或者4个问题，而一个都没有答对的人居然是49.0％；所有人平均只答对了0.92个问题！
2．恐慌不能预防艾滋病，只能起反作用
善良的人们也许会觉得，小心无大错，把不会传染的途径误认为是可以传染的，可以让人谨小慎微，总比反过来的误认要好得多。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一厢情愿。我们知道，在2003年的中国，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可能已经达到100万甚至更多。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南方边境地区的农民，已经被传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那么在目前这种“艾滋病恐慌”的氛围下，他会怎么办呢？他的所有邻居都会躲他远远的，不但不会跟他握手，而且不会跟他说话（其实这两种途径都不会传播艾滋病）。他去过的厕所再也不会有人去，他用过的碗筷再也不会有人碰一下（其实仅仅是皮肤接触也不会传播艾滋病）。他既不能去乡镇企业上班，也不能参加任何集体活动，连耕种自己的田地，恐怕也有人暗中监视，生怕他跨进别人的地界。还有人会劝他的老婆离婚、子女出走，甚至连他的老婆孩子也一起“隔离”。
于是他只能隐名埋姓、远走他乡。即使政府对他强制隔离，但那毕竟不是蹲监狱，他如果想逃，实际上很容易。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死也不会说出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可能又跟别人性交，而且不使用避孕套。最要命的是，他可能坦然地去卖血，可能跟别人使用同一个注射器去吸毒，他的妻子可能怀孕和生育。这样，通过体液传播的途径，他就把艾滋病病毒传播到了一个新的地区。
尤其是，即使他（她）并不想把艾滋病传播给别人，却也认为，哪怕正确地使用完好的避孕套，也不能防止艾滋病的传播，那么他（她）还会使用避孕套吗？结果，我们预防艾滋病扩散的这个最后屏障，岂不是就这样轻易地被恐慌和错误认知给化解掉了？
在许多特殊人群里，例如所谓“小姐”，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我们不可能在明天早上就把她们扫除干净，如果她们也不相信避孕套是安全套，那么她们的丈夫或者男友、嫖客的妻子、他们将出生的子女（将来也要结婚的）就会无辜地受害；艾滋病也就会更多更快地传播到普通人中间去。
如果在大众的恐慌的驱赶下，中国现有的100万或者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如此行事，那么我们的预防工作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反之，如果他原来的邻居们都知道，只要避免体液传播途径，艾滋病实际上是无法传播的；如果他们不那么恐慌，不那么神经过敏；那么那个被感染者就完全可以跟大家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