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表17－9：女性中社会作用与初级生活圈作用的比较
作用
对象
社会作用
初级生活圈的作用
阶层
社区
性脚本
性能量
性满意
生殖
婚姻
爱情
性信息
1
6
2
4
3
5
7
8
性行为
1
3
5
7
2
4
8
6
多伴侣
7
4
5
1
2
8
6
3
在表17－9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于40岁以下的城市女性来说，接受性信息与自己的性行为是一回事，而多伴侣行为则是另一回事。
对于前两者，阶层归属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而婚姻和爱情的作用则近乎于最小，从交叉表（省略）中可以看出，低阶层的女性几乎不接受性信息，性行为也很单调，而且无论婚姻与爱情的状况好坏，区别都不大。
这可能表明：1.在性方面，女性内部的阶层差异大于男性，而且大于那些主张把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想象。2.女性把性与爱情婚姻分得很开。
但是就后者（女性的多伴侣行为）而言，性能量和性满意度这两个近乎“纯粹”性含义的活动，却超过爱情，排在了头两位；而阶层和生殖则排在最后。
这可能才是女性的性革命的真谛：在涉及到性关系变化时，女性之性也开始相对独立，而且其作用能够独占鳌头。
总之，在女性中，如果不涉及到性关系变化，那么社会对于她们的作用倾向于更大。可是如果涉及到了，那么在女性中，初级生活圈的作用就倾向于超过社会的作用，而且比在男性中更加明显。
此外，女性的性脚本并没有明显地从社会作用之中或者初级生活圈之中相对独立出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性观念对于女性的作用，其实小于女性受制于其中的那些现实因素的作用。
结语
在缺点犹存的状况下，笔者描述和解释了大致从1980年以来发生在中国的“性革命”。作为性社会学论文，笔者所完成的只不过是两点：构建和运用了初级生活圈概念；以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作为例证。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道德？
中国传统性道德，不论具体内容如何，一直有两大前提：首先是把社会（甚至国家）与个人对立起来，其次是把个人在性方面的表现与整个人格对立起来。它假设：如果个人在性方面“越轨”，那么就必然危害社会，甚至危害国家；同时，此人也就必然一无是处，甚至是整体烂掉。因此，不仅社会和国家有权力来管制和惩罚这样的个人，而且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去“个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
可是在最近的20年里，在社会整体变化的推动下，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两个假设其实都是荒谬的。于是传统性道德不得不逐渐冰消雪化；可是社会又提不出什么新思想，只能徒劳地呼唤着“复归”。于是许多人都开始对“道德真空”忧心忡忡，甚至惊恐万状。
其实，道德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怎么可能出现“真空”？许多所谓的“超前分子”们正在建设着一种崭新的性道德，而且绝对是从中国国情里产生出来的。唯一的问题仅仅是：主流社会和主流舆论仍然不肯承认那也是一种道德，更谈不到去认识和学习了。
下面仅以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的“不婚同居”为例[19]来说透：它的主要特征是不以结婚为目标，而且是“萍水相逢”、“绝对自主”和“互不纠缠”。许多人把它视为“道德败坏”，可是：
第一，“不婚同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空前地、充分地尊重对方的权利，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纵然有万千的“自己”巴望着能跟什么人来个“不婚同居”，又岂有一个“对方”会答应？
反过来看，在当今中国，“合情合理合法”的“婚内强奸”何其多。相比之下，究竟哪一个才更道德一些？
第二，“不婚同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的是“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他们才能做到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
反过来看，那些非要“棒打鸳鸯”的父母、那些为了离婚大打出手的配偶、那些自己“无性”还不“放人”的夫妻，可曾知道还有这样一条道德？
第三，“不婚同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
如果这还不算新道德，那就太短视和浅薄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难道我们还不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吗？
第四，“不婚同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
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难道还要让它继续杀害所谓“失贞”者吗？
当然，就像它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不婚同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问题是，如果只知道它破坏了什么，却看不出它建设了什么，那就是观察者的失误了。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崇拜国家，所以总是喜欢把个人的“越轨”都归结为社会的“失控”，所以总是喜欢乞求权力来“管理”自己，也就喜欢把伸张个人权利视为“自私自利”和“无法无天”。可结果是，恰恰因此，我们很难学会在一个人面对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尤其是陌生人对陌生人的时候，如何妥善处理双方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一放就乱”和“诚信缺失”的直接源头。在性方面则突出地表现为那些权贵们一旦“解放”，要么就仗势欺人（例如专门针对下属的“搞小秘”），要么就回归传统（例如模仿妻妾成群的“包二奶”）。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又来源于我们几乎从来也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存和生活过，因此培养不出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例如，有的“叛逆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当众亲昵、接吻甚至爱抚，离别人的鼻子不到一尺远。他们只知道这是自己的“表现权”，却没有想过这同时也侵犯了周围人的“不看权”，而且自己并没有权力强求别人“眼不见为净”。
可是反过来，对此义愤填膺的“别人”，却又都是以“伤风败俗、人人喊打”为道德武器，根本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所应该维护的仅仅是自己不看的权利，而且并不能因此就必然产生制裁别人的权力。
再例如，在所有涉及“第三者”的官司中，我们的法官总是不做卫道士就得做教唆犯。其实，如果我们不再非要对“非婚性关系”做出政治化的表态，而是把涉及者视为三个独立而且平权的个体；那么在每两个人之间，谁侵犯了谁的权利，谁欠谁多少，就很容易搞清楚。一般来说，处于中心的那个人，既欠婚内那人的，又欠婚外那人的。可是婚内婚外的那两个人则根本毫无关系。婚外的没有权力拆散婚内的，婚内的也同样无权要求法律去惩罚婚外的。
正是因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这是时下中国文字中最普遍的“笔误”），最近20年来关于性道德的争论，基本上是低水平的“双盲窝里斗”。
那么我主张什么呢？请先看一段小故事。
1993年去美国的时候，我去过许多家“成人书店”，发现所有的色情画报都是用塑料薄膜套封起来的，只能看到封面，看不到里面的内容。一开始，我很佩服这些老板的精明：色情画报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如果允许顾客随便打开翻看，那谁还会掏钱买？
可是有一次我提出，非要当场先睹为快，然后才买。那位黑人售货员却连着说了好几个“不，不，不可以！”我非常奇怪，可是因为自己的英语臭，无法争辩，只好悻悻而去。
回去后，我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起这事。他笑了，然后解释道：买，是你的权利；如果他（售货员）不买给你，就是侵犯了你的权利。但是反过来也一样。他只是在做售货员的工作；不看，是他的权利。你非要翻看，他又不能不盯着你，以防丢失。这就是你强迫他看，就是侵犯了他不看的权利。
对我来说，这真是醍醐灌顶。以后我才日益理解到：在发达国家，所谓社会的性道德，已经日益被转化为单独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个人当然也可以组织起来）。因此那里才可以做到：一边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建设着基于个人权利的普遍道德，一边也在发生着和接受着“性革命”；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否则，那里的“性混乱”远比中国厉害和普及得多，社会对此的争论也尖锐得多，对立得多；为什么反对性革命的人们没有去“扫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