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 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为了使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1)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 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 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 127万两银子，到1848年下降到3 794万两银子，都比乾隆时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2)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