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归来(2)
进了酒店客房，他关上房间门，平静了足有五分钟。之后张朝晖打开热水，脱下汗湿的衣服洗澡。张朝晖洗澡的时候，那只旅行箱就放在席梦思床垫上，箱盖打开，里面整齐地叠放着七八件衬衫以及其他一些衣物。
张朝晖出浴，腰部围着酒店提供的浴巾，走过来整理他的箱子。首先是从箱子里取出笔记本电脑，置于房间的书桌上，接上电源打开来。张朝晖本想播放一点音乐，以舒缓紧张的神经，突然想起那盘常乐演讲的光盘。那光盘放在机场书店购物时所赠的一只塑料袋里，塑料袋丑陋肮脏，很不环保，可从里面取出来的光盘包装盒却极为华丽。有两本精装书那么大，一本精装词典那么厚，盒上镂空，没镂空的地方花哨不已。自然是以常乐的形象为中心装饰的。真难以相信，这只猴子位于花团锦簇之中竟然如此怡然自得，甚至于仪态万方。
张朝晖去伪存真，取出光盘，放入电脑里。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房间里便回荡着常乐高亢尖细的声音，当然还有画面。张朝晖忙着自己的事，也顾不得多看，但听是不成问题的。他调整了半天音效，终于调到了不至于刺耳的程度。于是张朝晖忙活的时候常乐就在旁边演讲助兴。关于常乐演讲的内容以及张朝晖忙活的内容得分开来说，实际上他俩也是各得其所的。
常乐讲的仍然是《论语》，从“三十而立”一直讲到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张朝晖去卫生间里放掉洗澡水，剃须修面抹面霜洗袜子内裤再出来，常乐已经讲完了。但他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讲别的内容，仍然是从“三十而立”开始，再讲一遍。只是这次讲的已不再是个人的修为次第，而是涉及国家民族的命理时运。由于主题十分新鲜怪诞，张朝晖禁不住竖起了耳朵。
常乐是这样说的，“孔子的教诲不仅适用于个体生命的发展阶段，还可以运用到国家民族的运势上，甚至更加地准确和灵验。就拿咱们国家来说，1949年建国，到1979年就是30年。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这个国家就不能立住，就不能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这就是国家、民族的三十而立。你说巧不巧？如果每件事都那么巧的话那就不是巧了，不是巧合，而是预言，伟大的预言！
“接下来孔子是怎么说的？四十而不惑。到1989年，建国正好40周年，我们对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这条道路再也没有疑惑了。在此之前，虽然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但争论不断，思想认识上无法取得统一。可一过1989年，祖国的40岁生日一过，所有的疑惑都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了……“好，1999，也就是上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孔子又是怎么说的？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说，以前中国的发展虽然是人心所向，但说到底还是某种追求富裕的本能在起作用。到了1999年，中国人这才意识到了肩上的责任，仅仅是自己富裕了还不行，对整个人类，对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叫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你不想发展，不想富强都不行。中华民族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天命……“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上升，西方世界不禁疑虑重重，批评的声音不断。先不说人家狗肚鸡肠小心眼儿，咱们自个儿听了也觉得刺耳，不是有一本书叫作《中国可以说不》吗？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可孔子又是怎么说的？六十而耳顺。去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60大寿一过，我们突然就变得平静了，不再计较，或者说计不计较都无所谓了。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被人家说两句又不会掉肉……“各位同学，各位领导，各位老板，再过十年，咱们国家就70岁了，孔子又是怎么说的？他老人家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告诉了我们，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呵。不是做不到，是我们不敢想，处在目前的阶段没有那么高的认识。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强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常乐演讲的时候，张朝晖从壁橱里面找出了一块烫衣板，拿到房间中间支开，又去桌子的抽屉里取了电熨斗。他嘴巴里噗噗地喷着水，在烫衣板上熨开了衣服，主要是熨衬衫。七八件衬衫被他逐一从箱子里拿出来，在烫衣板上展开，熨烫以后撑上壁橱里取出的衣服架再连同衣架挂回到壁橱中。张朝晖一件一件地取衬衫，一件一件地熨着，一件一件地挂好，干得有条不紊，乐在其中，就像他天生就是干这活的。其实这些衬衫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熨过一遍，平整异常，只是经过折叠有些印痕，根本无须再熨。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习惯，或者想找一件事让自己平静下来，也未可知。在酒店客房密闭的空间里，通过熨衣服和聆听常乐的演讲，张朝晖终于重返了内心的宁静。
熨衣毕，张朝晖套上一件余温尚存的新衬衫，收掉烫衣板，这才走到窗边。拉开帷幕般厚重的窗帘，灰黄的天空下，只见无数水泥的高山绝壁扑面而来，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张朝晖虽然感到心惊，但还挺得住，毕竟刚才的一番自我治疗有了效果。
他打开手机，开始拨电话。拨通之后又马上挂断了。想起房间里面有座机，毕竟比手机漫游要来得便宜（这方面他一向很有经验），张朝晖于是便走到床边，开始拨打床头柜上的座机。
“你谁啊？”电话那头响起石川的声音，似乎有点不耐烦。张朝晖热情洋溢地说：“我是张朝晖啊……”“谁？张朝晖？纽约现在是大半夜吧？”他居然把张朝晖来北京的事忘记了，更别说派人去机场接机了。张朝晖庆幸自己在机场时没给石川打电话，打了也是白打。当然了，这家伙可能是故意的，中国人张朝晖还是能明白一二的，特别是做生意的中国人。他并不说破，只是说，“我在北京啊，今天下午刚刚到。”
“哦，那好，那好……”“我们什么时候见个面？我去您府上拜访。”“家父刚刚过世，昨天下午在楼梯上摔了一跤。”
张朝晖顿时张口结舌，倒也不是他和石川的父亲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不知道如何应对。来北京之前，张朝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预演了和石川的对话，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对方的父亲会死。“我很遗憾，真是太遗憾了……”
“也没啥好遗憾的，”石川说，“老爷子今年九十三，没摔跤以前身体特棒，牙口也好，吃嘛嘛香，头发比我还黑呢，街坊都说他能活到一百岁，没曾想摔了这么不凑巧的一跤，后脑着地……”说到伤心处，电话那头的石川不禁啜泣起来。
张朝晖抓着电话，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这边，常乐的演讲仍在继续，他的思路不免跟随而去，琢磨道：孔子只说到人生七十，没有说八十、九十，更没有说一百。八十而什么呢？九十而如何呢？……就像是面对一道道的填空题，张朝晖想着该填充什么内容。正绞尽脑汁，那边石川突然发问：“你还在听吗？”
张朝晖吓了一跳，忙说：“我在听。”转念一想，也不对，那石川只顾哭了，什么都没有说呀。
这电话打得他心乱如麻，如坐针毡，预约见面的事只好再议了。“那您先忙，先忙，节哀顺变……见面的事回头再说。”张朝晖说完就挂了电话。
抬起头来再看窗外，顿时就觉得压抑无比了。肮脏的玻璃外面，灰色的大楼一栋挨着一栋，完全密不透风，就是有缝隙也被后面的大楼挡住了。那些单独的高楼并不孤立，而是连成了一个整体，整个一钢筋水泥的世界，扎根于下面坚固深厚的水泥大地。如何才能从此突围呢？——虽然张朝晖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但还是忍不住要这么想。自然是乘汽车、地铁或者坐飞机，道理上是说通了，但在直观上还是觉得没有出路。连一棵小草都钻不出来的地方，一个大活人又怎么能凭借自身的力量逃遁出去？想到这里，张朝晖不禁产生了幽闭症患者的典型反应。趁着还没有晕倒，他赶紧跑过去拉上了窗帘。
因此打第二个电话时张朝晖是面对窗帘的，虽然那窗帘有些俗气（紫红色的平绒上烫印着“长城长”的拼音），视觉上毕竟缓和了许多。电话是打给114查号台的，查询的对象是常乐。
“喂，您好，我想查一下一位叫常乐的先生的电话。”“家庭住址？”
“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
“那就不好查了。”话务小姐说。“他是常识的常，快乐的乐。”“哦，是常乐的常，常乐的乐呀，那也……”“请别挂断，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常乐。”“哪个常乐？”“就是您说的常乐，国学教授。”
“哎呀！”话务小姐惊呼道，“你怎么不早说！”随即，电话那头换上了预先录好的电声，“请您稍等……请记录……”张朝晖不由大为感慨，这常乐的名气也太大了。“常乐”两字不仅成了“常”和“乐”的标准提示，人家也不敢相信他找的就是常乐。实际上对能否找到常乐的电话，张朝晖也没抱什么希望，只不过和石川的约会落空，晚上无事可干，那常乐又在房间里面喋喋不休。
记下常乐的电话后，张朝晖并没有马上打过去。这会儿他每打一个电话都要休息一番，否则就会受不了。这样的事以前从没发生过。难道是当年在大王村打电话落下的后遗症？似乎也不像，在美国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呀，那电话想打多少就打多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怎么一来中国就变得水土不服了？
张朝晖坐在小茶几前吸了一支烟。他并没有烟瘾，但身上总是带着一包烟，以防万一。所谓的万一就像今天这样的情况，需要镇定心神或者集中精力思考。由于窗户没有打开，一支烟的烟雾在房间里弥漫开来，甚是呛人。张朝晖走过去打开房间的门，又走回来对着亮着灯的走廊拨通了常乐的电话。对方接听以前，他不禁有点紧张，心里想不知道又会碰见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