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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的傍晚，库达姆大街上的一个咖啡馆，红绒长沙发，两位绅士，随便一瞧，好像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满脸敬意，甚至神情肃穆，不抽烟，胖脸上一副深信不疑、古道热肠的样子。另一个——瘦高个，浓眉倒竖，两道考究的皱褶从三角形的鼻孔垂下，一直通到下嘴角处，嘴上叼着一支还没有点燃的香烟，斜着突在一边。只听第一个人用平静的声音说：“我灵机一动，已经想好了结局。他死了，对，他死了。”
沉默。红绒长沙发柔软舒适。大型落地窗外，一辆半透明的电车一闪而过，宛如鱼缸里一条艳丽的鱼。
尤夫拉茨基打着了打火机，点燃了香烟，从鼻孔里喷出烟来，说道：“告诉我，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为什么不先在文学杂志上来个连载，再出书？”
“可是，你看，我没那么大面子。连载出书的总是那么一些人。”
“胡说。我有个小小计划。容我三思。”
“那我当然高兴……”塔尔迷迷糊糊地低语道。
几天以后在塔尔的办公室，那个小小计划亮相了。
“把你的东西寄给，”尤夫拉茨基眯起眼睛，放低声音说道，“寄给《阿里昂(2)》。”
“《阿里昂》？那是什么？”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紧张地轻拍着他的手稿说。
“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是最好的流亡评论期刊的名字。你不知道这个期刊？啊呀呀！今年春天出了第一期，第二期预计秋天出版。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你应该紧跟文学的潮流啊！”
“可是怎么和他们联系呢？只要寄给他们就可以了吗？”
“正是。把书稿直接寄给编辑。期刊是在巴黎出版的。你不会从没听过加拉托夫这个名字吧？”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羞愧地耸耸肥肩。尤夫拉茨基满脸失望地解释说：“他是个作家，大师，开创了新的小说形式，结构错综复杂。加拉托夫就是俄国的乔伊斯。”
“乔伊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呆板地跟着他重复了一遍。
“首先把书稿打出来，”尤夫拉茨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了解一下这家杂志吧。”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去了解了。在一家俄罗斯流亡书店里，有人递给他一卷厚厚的粉红色书。他买下了这本书，自言自语地说：“年轻的事业。要鼓励。”
“年轻的事业结束了，”店主说，“统共也就出了一期。”
“你有所不知，”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笑着答道，“我确定无疑地知道下一期将在秋季出版。”
一到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就拿出一把象牙白的裁纸刀，整整齐齐地裁下几篇该杂志的文章。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晦涩难懂的散文，是加拉托夫写的，另有两三篇短篇小说，是几位不太知名的作家写的。还有几首朦胧诗，再就是一篇署名提格里斯的文章，讨论德国产业问题，极有见地。
唉，稿子寄去他们也不会用，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苦恼地想。他们都是一伙的。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一家俄语报纸的广告栏里找到了一位叫洛班斯基的女士（速记员兼打字员），把她叫到自己的公寓，怀着无限深情开始对她口述。念到激情沸腾时，便抬高声音——还不时瞥一眼洛班斯基女士，看看她对小说的反应。她俯身对着写字板，手里的铅笔疾走如飞——一个小巧的女人，皮肤黝黑，前额上长着疹子。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在书房里大步绕圈，说到某一段引人入胜之处，就会紧紧围着她绕圈子。第一章快结束时，他的叫声震得屋子发抖。
“他的昔日岁月在他看来整个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吼道，接着又用办公时的普通声音说，“将今天所述打出来，明天备用。打五份，宽边距。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见面。”
那天晚上，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躺在床上不停地想，给加拉托夫寄去小说时该对他怎么讲（“……期待您严格的评判……我的作品在俄国和美国都发表过……”）。第二天上午——真是命运垂青，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收到了来自巴黎的信：
亲爱的伊利亚·鲍里谢维奇：
我从一个我俩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你完成了一部新的巨著。因为我们下一期要登点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阿里昂》编辑部会很有兴趣看到你的作品。
多么奇怪啊！前两天我还无意中想起了登在《哈尔科夫先驱报》上的你的小画像。
“有人记得我，有人要我的作品，”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心慌意乱地说道。慌乱之下跌坐进扶手椅中，侧身给尤夫拉茨基打电话——高兴得忘乎所以，拿着电话听筒的手支在书桌上，另一只手伸展开来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脸上笑开了花。他拖长声音说“喂，老兄，喂，老兄”——突然间桌子上各种发亮的物品开始晃动，连接在一起，溶解在一片湿漉漉的海市蜃楼中。他眨眨眼睛，所有的东西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尤夫拉茨基无精打采地回答说：“哎，好了，作家老兄。时来运转，常有的事。”
五堆打好的稿子越堆越高。多利宁办了一桩又一桩事，至今没得到女友的芳心，不料发现女友看上了另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画家。有时候，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在自己的办公室口述小说，德国打字员在别的房间打字，听见吼声远远传来，觉得奇怪，老板是世上少见的好脾气，他这是在训谁呢？多利宁和伊琳娜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伊琳娜说她永远不会离开他，因为她非常珍视他美丽而孤独的心灵，然而可惜啊，她的身体却属于另外一个人。多利宁听了，默默地欠欠身。最后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他立了个对她有利的遗嘱，然后开枪自杀（用的是一杆毛瑟枪）。也就是在这一天，洛班斯基女士拿来了最后一批打字稿，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面带快乐的微笑，问该付她多少钱，还打算要多付点。
他如醉如痴地又读了一遍《嘴对嘴》，然后交了一份给尤夫拉茨基，请他修正（洛班斯基女士对书稿已经做了精心的编辑，凡有和她的速记记录不相吻合之处都一一标明）。尤夫拉茨基要做的事只是用红色铅笔在开头几行中照自己的心思加个逗号而已。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虔诚地将那个逗号转到了他给《阿里昂》的终稿之中，最后给小说署了个笔名。这个笔名由“安娜”演变而来（安娜是他死去的妻子的名字）。他将每一章都用一个细长的夹子夹好，又附上了一封长信，最后连稿带信都装进一个结实的大信封里，称好重量，亲自带到邮局，挂号寄出。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将邮局的收据塞进钱包，准备战战兢兢地等上好几个星期。然而，加拉托夫的回信来得出奇地快——第五天就到了。
亲爱的伊利亚·鲍里谢维奇：
编辑部收到您寄来的材料，惊喜若狂。我们很少有机会拜读如此清晰刻画人类灵魂的作品。你的小说，用歌唱芬兰悬崖的诗人巴拉丁斯基(3)的话讲，用独特的面部表情打动了读者。它散发着“苦涩和柔情”。有一些描写，例如一开头对剧院的描写，与我国经典作家笔下的描写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有所超越。我这么说是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完全明白。你的小说本可能会是我刊的一个真正亮点。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心情稍稍安定下来后，立刻步行去了蒂尔加滕公园(4)——没有坐车去办公室。到了公园，他坐在一条长凳上，望着苍苍大地上的起伏弧线，想着他的妻子，想象她知道了这消息该有多高兴。过了一会儿，他去见尤夫拉茨基。他正躺在床上抽着烟。他们一起逐行分析那封信。分析到最后一行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小心地抬起眼睛，问道：“告诉我，你认为他为何用‘本可能会’而不用‘将会’？是不是他以为我高兴得昏了头，不把小说给他们发表了？要么这么说仅仅是讲究措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