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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罗文萨诺饭店的一个角落里，我们一面吃意大利面条，杰甫·彼得斯一面向我解释三种不同类型的骗局。
每年冬天，杰甫总要到纽约来吃面条，他裹着厚厚的灰鼠皮大衣在东河看卸货，把一批芝加哥制的衣服囤积在富尔顿街的铺子里。其余三季，他在纽约以西——他的活动范围是从斯波坎到坦帕[1]。他时常夸耀自己的行业，并用一种严肃而独特的伦理哲学加以支持和卫护。他的行业并不新奇。他本人就是一个没有资本的股份无限公司，专门收容他同胞们的不安分守己的愚蠢的金钱。
杰甫每年到这个高楼大厦的蛮荒中来度他那寂寞的假期，这时候，他喜欢吹吹他那丰富的阅历，正如孩子喜欢在日落时分的树林里吹口哨一样。因此，我在日历上标出他来纽约的日期，并且同普罗文萨诺饭店接洽好，在花哨的橡皮盆景和墙上那幅什么宫廷画之间的角落里为我们安排一张酒迹斑斑的桌子。
“有两种骗局，”杰甫说，“应当受到法律的取缔。我指的是华尔街的投机和盗窃。”
“取缔其中的一项，几乎人人都会同意。”我笑着说。
“嗯，盗窃也应当取缔。”杰甫说；我不禁怀疑我刚才的一笑是否多余。
“约莫三个月前，”杰甫说，“我有幸结识刚才提到的两类非法艺术的代表人物。我同时结交了一个窃贼协会的会员和一个金融界的约翰·台·拿破仑[2]。”
“那倒是有趣的结合。”我打了个哈欠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上星期我在拉马波斯河岸一枪打到了一只鸭子和一只地松鼠？”我很知道怎么打开杰甫的话匣子。
“让我先告诉你，这些寄生虫怎么用他们的毒眼污染了公正的泉水，妨碍了社会生活的运转。”杰甫说，他自己的眼睛里闪烁着揭发别人丑行时的光芒。
“我刚才说过，三个月以前，我交上了坏朋友。人生在世，只有两种情况才会促使他这样——一种是穷得不名一文的时候，另一种是很有钱的时候。
”最合法的买卖偶尔也有倒运的时候。我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十字路口拐错了弯，闯进了彼文镇。前年春天，仿佛我来过彼文镇，把它糟蹋得不像样子。我在那里推销了六百元的果树苗——其中有李树、樱桃树、桃树和梨树。彼文镇的人经常注意大路上的过往行人，希望我再经过那里。我在大街上驾着马车，一直行驶到水晶宫药房，那时候我才发现我和我那匹白马比尔已经落进了埋伏圈。
“彼文镇的人出乎意外地抓住了我和比尔，开始同我谈起并非和果树完全无关的话题。领头的一些人把马车上的挽绳穿在我坎肩的袖孔里，带我去看他们的花园和果园。
”他们的果树长得不合标签上的规格。大多数变成了柿树和山茱萸，间或有一两丛檞树和白杨。惟一有结果迹象的是一棵茁壮的小白杨，那上面挂着一个黄蜂窝和半件女人的破背心。
“彼文镇的人就这样作了毫无结果的巡视，然后把我带到镇边上。他们抄走我的表和钱作为抵账，又扣下比尔和马车作为抵押。他们说，只要一株山茱萸长出一颗六月早桃，我就可以领回我的物品。然后，他们抽出挽绳，吩咐我向落基山脉那面滚蛋；我便像刘易斯和克拉克[3]那样，直奔那片河流滔滔，森林茂密的地区。
”等我神志清醒过来时，我发觉自己正走向圣菲铁路[4]线上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彼文镇的人把我的口袋完全搜空了，只留下一块嚼烟——他们并不想置我于死地——这救了我的命。我嚼着烟草，坐在铁路旁边的一堆枕木上，以恢复我的思索能力和智慧。
“这当儿，一列货运快车驶来，行近小镇时减慢了速度；车上掉下一团黑黝黝的东西，在尘埃中足足滚了二十码，才爬起来，开始吐出烟煤末和咒骂的话。我定睛一看，发觉那是一个年轻人，阔脸盘，衣着很讲究，仿佛是坐普尔门卧车而不是偷搭货车的人物。尽管浑身弄得像是扫烟囱的人，他脸上仍旧泛着愉快的笑容。
”‘摔下来的吗？’我问道。
“‘不，’他说，‘自己下来的。我到了目的地啦。这是什么镇？
”’我还没有查过地图哪。‘我说，’我大概比你早到五分钟。你觉得这个小镇怎么样？‘
“’硬得很。‘他转动着一只胳臂说，’我觉得这个肩膀——不，没什么。‘
”他弯下腰去掸身上的尘土，口袋里掉出一支九英寸长的，精巧的窃贼用的钢撬。他连忙捡起来，仔细打量着我，忽然咧开嘴笑了，并向我伸出手来。
“’老哥，‘他说，’你好。去年夏天我不是在密苏里南部见过你吗？那时候你在推销五毛钱一茶匙的染色沙子，说是放在灯里，可以防止灯油爆炸。‘
”’灯油是不会爆炸的。‘我说，’爆炸的是灯油形成的气体。‘但是我仍旧同他握了手。
“’我叫比尔·巴西特，‘他对我说，’如果你把这当做职业自豪感，而不是当做自高自大的话，我不妨告诉你，同你见面的是密西西比河一带最高明的窃贼。‘
”于是我跟这个比尔·巴西特坐在枕木上，正如两个同行的艺术家一样，开始自吹自擂。他仿佛也不名一文，我们便谈得更为投机。他向我解释说，一个能干的窃贼有时候也会穷得扒火车，因为小石城的一个女用人出卖了他，害得他不得不匆匆逃跑。
“’当我希望盗窃得手的时候，‘比尔·巴西特说，’我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向娘儿们献殷勤。爱情能使娘儿们晕头转向。只要告诉我，哪一幢房子里有赃物和一个漂亮的女用人，包管那幢房子里的银器都给熔化了卖掉。我在饭店里大吃大喝，而警察局的人却说那是内贼干的，因为女主人的侄子穷得在教《圣经》班。我先勾引女用人，‘比尔说，’等她让我进了屋子之后，我再勾引锁具。但是小石城的那个娘们儿坑了我。‘他说。’她看见了我跟另一个女的乘电车。当我在约好的那个晚上去她那里时，她没有按说定的那样开着门等我。我本来已经配好了楼上房门的钥匙，可是不行，先生。她从里面锁上了。她真是个大利拉[5]。‘比尔·巴西特说。
”后来比尔不顾一切硬撬门进去，那姑娘便像四轮马车顶座的观光游客那样大叫大嚷起来。比尔不得不从那里一直逃到车站。由于他没有行李，人家不让他上车，他只得扒上一列正要出站的货车。
“’哎，‘我们交换了各人的经历之后，比尔·巴西特说，’我肚子饿啦。这个小镇不像是用弹子锁锁着的。我们不妨干一些无伤大雅的暴行，弄几个零钱花花。我想你身边不见得带着生发水，或者包金的表链，或者类似的非法假货，可以在十字街口卖给镇上那些懵懵懂懂的悭吝鬼吧？‘
”’没有，‘我说，’我的手提箱里本来有一些精致的巴塔戈尼亚的钻石耳坠和胸针，可是给扣在彼文镇了，一直要等到那些黑橡皮树长出大量黄桃和日本李子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对它们存什么希望，除非我们把卢瑟·伯班克[6]找来搭伙。‘
“’好吧，‘巴西特说，’那我尽量想些别的办法。也许在天黑之后，我可以向哪位太太借一枚发针，用来打开农牧渔业银行。‘
”我们正谈着，一列客车开到了附近的车站。一个戴大礼帽的人从月台那边下了火车，磕磕绊绊地跨过轨道向我们走来。他是个肥胖的矮个子，大鼻子，小眼睛，衣着倒很讲究；他小心翼翼地拿着一个手提包，仿佛里面装的是鸡蛋或是铁路股票似的。他经过我们身边，沿着铁轨继续走去，似乎没有看到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