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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外公亚罕决定把我们展出来赚钱，参观者真是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热心的下作之徒，非要听听我们互相说话。那些人头脑简单，非要用耳朵来证实眼睛所见。我们的亲戚们逼着我们满足这样的要求，他们不理解这样的要求令我们多么苦恼。我们本可以以怕见生人为借口推脱，不过事实上我们的确从来没有互相说过话，甚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曾说过。偶尔有点交流，也只是不连贯地简单哼哼几声，示意要做什么或别做什么，就连这情形也很少有（比如，一个刚刚伤了腿，要扎上绷带，另一个想下河涉水），再说这也很难算得上对话。我们无言地进行简单的基本交流：落叶漂流在我们共同的血脉之河上。简单些的思想能互相传递，在我们之间旅行；丰富一些的思想就各自闷在心里，但即使闷在心里也会发生奇怪的现象。所以我据此猜测，劳埃德尽管性子比较平和，其实困扰着我的现实新情况也同样困扰着他。他长大后把那些困扰大多都忘记了，我却一点都没有忘记。
我们的观众不光希望我俩说话，也想让我俩一块玩耍。这些笨蛋！他们想让我们下跳棋，或玩类似的游戏，比比智力，结果没有得逞。我设想，假如我们碰巧是一对异性双胞胎的话，他们会逼我们当着他们的面犯乱伦罪的。不过，我俩玩游戏就和互相说话一样形成不了习惯，就会因此受些精心设计的折磨。他们逼我们进行缩身运动，把一个球放在我们的胸骨之间，叫我们拍打，或是叫我们假装为争夺一根棍子大打出手。我们还得伸出双臂搂住对方的肩头，绕着院子跑，以此赢得人们疯狂的鼓掌。我们虽然连体，但能跳能跑。
有一个专利药品的推销员，秃头小个子，穿着件脏兮兮的白色俄国式衬衫，懂得些土耳其语和英语，教了我们这两种语言的几个句子。从此，我们就不得不向一些痴迷的观众表演这种能力。他们那些热切的面孔现在仍然在我的梦魇中追逐着我，无论什么时候，我的造梦者需要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这些脸就会到场。我又看见了那个古铜色大脸盘的牧羊人，穿着各种颜色混在一起的破衣服。也看见从卡拉兹来的士兵、独眼驼背的美国裁缝（一个怪物长在他的右边）、咯咯笑的女孩子、唉声叹气的老太太、孩子们、穿着西装的年轻人——眼睛闪亮，牙齿洁白，嘴大张着像个黑洞。当然还看见外公亚罕，长着黄色象牙一般的鼻子，灰羊毛一般的胡须，指挥着参观事宜，或是在数肮脏的纸币，边数边舔大拇指。那个语言学家，穿着绣花衬衫，秃头，向我的一个姨妈求婚，却老是透过金丝眼镜羡慕地观察亚罕。
快到九岁时，我已经相当清楚了我和劳埃德是罕见的畸形人。明白了这一点，我心里既不觉得得意，也不觉得耻辱。不过有一次，一个歇斯底里的厨娘，是个长着一点小胡子的女人，非常喜欢我们，同情我们的不幸，发下毒誓，说反正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拿一把闪亮的刀把我们劈开，让我们获得自由。她说着就突然亮出刀来（立刻被我们的外公和一些我们新近才认识的舅舅们制服了）。出了那件事后，我经常做无关痛痒的白日梦，幻想我和可怜的劳埃德不知怎么就分开了，可是劳埃德还是个怪物样子。
我并不在意刀子的事，再说用什么方法分开我们仍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我清清楚楚地想象过，我的累赘突然融化了，我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轻松和自在。我幻想翻越了一道树篱——这道树篱的桩柱顶上挂着一些白森森的农场动物的头盖骨——然后一路下坡，到了海边。我看见自己跳过一块块海中巨石，纵身跳入波光闪闪的海水中，又爬回岸边，和另外一些光着身子的小孩一起蹦蹦跳跳。我是在夜里梦见这些的——看见自己从外公家里逃了出来，带了一个玩具，要么带了一只小螃蟹，紧贴在我的身子左侧。我看见自己遇见了可怜的劳埃德，他在我的梦里一拐一拐地走，无望地和另一个跛足的孩子连了体，我却自由自在地绕着他们跳舞，拍打他们直不起来的背。
我不知道劳埃德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梦境。医生说有时候我们做梦，两人的脑子会一块儿使用的。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劳埃德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艘带有三根桅杆的船。就在前一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我自己在地上也画了那样一艘船。
一件宽大的黑色牧师斗篷盖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席地而坐，全身除了两人的头和劳埃德的一只手之外，都包在斗篷下垂的衣褶里。太阳刚刚升起，三月冷飕飕的风就像一层层半透明的冰，紫荆树上开着粗糙的花，在风里形成淡紫色的朦胧小点。我们身后是又长又矮的房子，里面住满了胖女人和她们的恶臭难闻的丈夫，全都在酣睡。我和劳埃德没有说一句话，连看都没互看一眼。劳埃德扔了他手中的树枝，伸出右臂搂住我的肩头。我们平时两个人都想走快一点时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共同披的那件衣服的后摆拖在枯黄的野草上，小石子不停地从我们脚下滚出来。我们朝那条柏树小径走去，再往下就是海边。
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着造访大海。从我们的小山顶上远眺，能看见大海悠闲自在地闪着温柔的光，海浪无声地冲刷着光滑的岩石。我不必把记忆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跌跌撞撞地逃跑了，那是我们命运中一次明确的转变。几个星期前，我们十二岁生日那天，外公易卜拉欣开始盘算一个鬼主意，想将我们送到一个舅舅办的新公司里，到全国各地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巡回展览。他俩不停地谈条件，吵吵嚷嚷，甚至打了起来，结果易卜拉欣占了上风。
我们害怕外公，憎恨诺维斯舅舅。可以设想，我们对此束手无策（我们少不更事，但也隐约觉得诺维斯舅舅在想尽办法欺骗外公），只觉得要有所行动，免得被一个马戏团老板关在一个活动的囚笼里像猩猩或老鹰一般到处展览。要么我们只是灵机一动，觉得这是我们争取自身小小自由的最后机会，要干桩绝对不让我们干的事。我们要走到一段带尖桩的树篱那儿，打开一扇大门。
我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打开了那扇摇摇晃晃的大门，但没有设法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羊，长着一对琥珀色的眼睛，又硬又平的前额上打着一个深红色的印记，它跟着我们走了一阵，然后消失在橡树林里。我们往山下走了一段，但还远没有下到山谷，这时我们非得穿过盘山道。盘山道一头通向我们的农庄，一头连着滨海大道。山上传来沉重的马蹄声和刺耳的车轮声，朝我们压来。我们在一蓬灌木后面连人带斗篷摔倒了。马车的隆隆声平息了，我们穿过了盘山道，沿着一面杂草丛生的斜坡继续往前走。柏树林和残破的旧石墙后面渐渐露出了银色的大海。我们开始觉得黑色斗篷又热又沉，但我们还是坚持披着它作为保护，生怕让某个过路人发现我们的畸形。
我们出现在滨海大道上，离涛声滚滚的大海只有几英尺——大道上，一棵柏树下，一驾熟悉的马车等着我们，高高的轮子上有个像拉草车一般的东西，诺维斯舅舅正从那个车厢里走下来。狡猾、阴暗、野心勃勃、没有原则的小人！几分钟前，他从我们外公家的一个长廊里看到了我们，没有扛住作恶的诱惑，鬼使神差地把我们逮个正着。我们没有挣扎，也没有哭喊。他一边冲着两匹胆战心惊的马咒骂，一边粗鲁地把我们塞进了车厢。他将我们的头按下去，还放话说我们要是试图从斗篷里探头张望，就会揍我们一顿。劳埃德的一只胳膊仍然搂着我的肩膀，可是马车一动，胳膊一抖就松开了。此时车轮正吱吱嘎嘎地滚动着。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明白赶车人没有把我们往家里送。
那个灰蒙蒙的春天早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它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中，比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要清晰得多。它在我眼前放了一遍又一遍，如同一段电影胶片。我见过一些了不起的戏法大师看着电影胶片来回顾自己的演出，我也是这么回顾我们那次不成功的逃跑的，每一个阶段，各种情况，细枝末节，等等——最初的颤抖，后来的大门、小羊，我们笨重的脚底下滑溜溜的斜坡。我们惊动了画眉鸟，在它们看来，我们构成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景观：那么一件黑斗篷裹住全身，上面钻出两颗毛茸茸的脑袋，支在两根细细的脖子上。那脑袋小心翼翼地这边转转，那边转转，最后来到滨海大道上。假如在那一刻，一个喜欢冒险的陌生人从他停在海湾的小船中走上岸来，他一定会为这样的古老魔法大惊失色，他会发现自己在一片柏树林和白石头组成的风景中遇到了一个不算凶猛的神话怪物。他会朝这个怪物顶礼膜拜，他会流下快乐的泪水。然而可惜，当时没有遇上任何人，只有那个别有用心的恶棍，慌慌张张地绑架了我们。那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矮小男人，戴着廉价的眼镜，一块镜片坏了，用一点点胶布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