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3 收入再分配
不过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人们之所以关注这类问题，通常是因为他们相信收入分配太过于不平等是不可取的。请再次注意，这一观点有别于“贫困是不可取的”。一个近乎平等的社会也可以深受贫困所扰，正如许多国家当前的情况一般，并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同样，极度的不平等也可能和极少的贫困共存。很少有人能停下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和贫困相伴生的不平等现象是不可取的，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又或者为什么比起其他形式的不平等而言，货币收入上的不平等理应得到如此多的关注？
不管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究竟是什么，旨在缓和美国家庭和个人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项目势必将触礁：因为收入并不是真正分配给某人的，因此实际上也就不能进行再分配。没有人有资格把社会产品按比例分发出去。哪怕是对政府而言，它所能做的最多也不过就是改变游戏的规则，以期获得一个更合意的结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从来不会和预想中的一模一样，甚至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旁白 税收和补贴改变激励机制，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
缓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似乎就是对高收入者征税，再把现金转移给低收入者这一套程序。然而，经济体系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乍看起来那般简单直接。要想提高对高额收入的税率，政府必须改变把特定收入和应缴税款联系在一起的法规。如果规则得以改变，人们并不只是交完高额税款了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好把新法规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人可能会选择合法避税，也有人可能会选择非法逃税；这些调整措施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共同推动这些法规偏离原道，让它们实际产生的效果和制定时的原意大相径庭。征税带来的收入将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少，并且很可能是少得多。
为了补充贫困人口的收入，政府必须制定新法规来控制申请补助的资格。但是，人们会根据新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些法规的修订将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同样，调整措施也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但是各措施的综合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可供调整的边缘地带实在数不胜数。这一政策尽管旨在缓解不平等现象，但却很可能导致被归类为贫穷人口的实际上升。
试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单亲家庭，家长还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不幸的是，这种情况虽属假设，但却不是不可能发生。假设母亲正在接受每月400美元的现金补助、价值100美元的食品救济券，以及供她和孩子使用的价值50美元的医疗补贴。然后，她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每月收入1000美元。她是否会选择放弃福利，接受这份工作？如果她这么做了，她的境遇是否会得到改善？她获得的福利无需征税，但她选择赚取收入的话，就需要支付社会保险和所得税。同时，如果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她还得为孩子们找日托服务，额外添置一些衣物，并且还得承担上班的交通费用。此外，她还将失去她每月的现金补贴，她的家庭也不再有资格获得食品救济券和医疗补助。如果她把接受这份工作所带来的开支加总起来，她很可能会发现，她的收入将要被“征税”，边际税率高达90%甚至更多。
旁白 边际税率：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收税人征收的税收比率。
你大可以套进去一些合理的数字，来自己检查计算结果。如果所得税、社会保险，加上日托、交通和添置衣物每月一共从她的薪金里扣掉350美元，而损失的福利将每月扣除550美元收入，那么为了赚1000美元，她要付出900美元的代价。这相当于90%的边际税率，或者说对福利收入之外的新增部分征90%的税。这听起来可并不怎么吸引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位单身母亲选择拒绝工作机会，继续靠福利为生并且照顾她的孩子，那么没有人能谴责她懒散或是不负责任。
买得起游艇的人必然是富人，在各种垃圾桶里头翻捡的人必然穷到了极点。但如果我们制定一项新法规，规定所有的游艇主人每年都必须捐2万美元给一个为捡垃圾的人设立的基金会，而每个捡垃圾的人都有权向基金会每年申领2000美元，那么登记在案的游艇主人就会急剧减少，而声称自己靠捡垃圾为生的人则会显著增加。用这种方式来总结这个问题未免有些过于戏剧化，但它确实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家庭里，慈爱的父母能够按照孩子们的能力和需要把任务以及福利分配给他们，然而，对美国这样的庞大社会而言，这种方式行不通。美国不可能把任务和福利分配给公民。人们根据达成共识的游戏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相应地，在这一过程中，任务和福利也会不可避免地分配下去。改变规则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取得的效果都受其所限。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结果想必不会比改变规则时所希冀的更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