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纷繁社会中的简单生活
在圣保罗教堂庄严的柱子前，冒出了零星的彩色蘑菇一样的帐篷。匆忙赶往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商务人士对佩特诺斯特广场上的标语视而不见：“开始即将到来”、“对高利贷说不”、“杀死你脑子中的警察”、“我们是幻象”。有一个穿着中世纪装束的人，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在帐篷周围叮叮当当地走来走去。还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巨大的塑料面具，还有一条标语，上面写着：“在资本主义的坟墓上跳舞。”有几个人打扮成僵尸（正值万圣节），突然把亡灵拖走。有供应食物的帐篷，有“静心中心”，一个临时电影院，一个教授冥想、幸福经济学等各种课程的“帐篷城市大学”。这，就是“占领伦敦”的营地了，在推特上的用户名是#occupylsx。它跟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占领活动一样，就像是2011年年底全球资本主义的脸上突然长出的疖子。主流媒体的评论员轻蔑地看着它们，之后是惊奇，接着是真正的困惑：“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也许占领者不要求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在展览。他们在纽约、伦敦、布里斯托、柏林、奥克兰等城市的街道上活动，展示出了另类的社会观。营地是理想家展出的无政府主义版本。他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团体的生活方式：努力废除独裁主义，提高参与度。伦敦一条标语写道：“来看看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每隔几个小时，占领者就在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召开一次大会，有人拿着话筒演讲，然后大会分成小组，讨论那个演讲，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反馈回去。占领者通过一种共同的手语表达他们的情绪——爵士手势代表同意，T手势的意思是你有一个技术方面的观点，交叉手腕表示你阻止投票。占领者在展示一种以分享和礼物而非财产和资本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他们在展示一种以想象、讽刺和幽默的喜剧方式来生活，而非坐在桌前看着钟表的生活方式。他们努力说明，要想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一段人行道、一顶帐篷、一个睡袋，还有一些朋友。这是朴素的生活方式的典范吧？
卡勒的故事：简单生活运动
占领运动始于2011年9月17日，当时，温哥华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广告克星，号召用帐篷占领华尔街，仿效那年早些时候占领开罗解放广场的运动。《广告克星》是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杂志，也是一个致力于反文化干扰的抗议运动。其创办人和精神领袖是卡勒·拉森，70岁的他在努力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中毫无倦态。卡勒对我说：“我们都处于一场文化革命的起点。我们现在的制度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在心理上是有侵蚀性的。它毁坏我们的地球，毁坏我们的心灵。公司控制了媒体，用消费主义的广告轰炸我们。至少75%的人陷入了消费的恍惚状态。他们完全被洗脑了。终有一天，人们在道琼斯下跌7000点时会突然醒悟，问到底怎么了，他们的生活将崩溃。他们将不得不重整旗鼓，学习如何生活。”
也许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卡勒一开始就是做广告的。他的父母是移民到爱沙尼亚的苏联人。他在德国一个被驱逐出境者的营地长大，后移居澳大利亚，然后又到了日本，在那里他在20世纪60年代繁荣的广告业工作。他说：“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年代，适合经商。我明白了广告业是干什么的。我发现广告是一个道德中立的行业，从业者不关心他们卖的是烟是酒还是可乐。对他们来说，广告只是一场有意思的游戏，社会反响跟他们无关。”他接着又移居到加拿大，在那里他参加了刚刚开始的环保运动。到1990年，卡勒跟一个环保分子组织在一起，发起反对伐木的运动。这个组织希望购买电视时段，播一段广告。“他们说不卖给我们。60亿美元的伐木业可以买，但是我们买不到。从那以后，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源于那次的怒火，因为意识到一方能上电视，而另一方不能。我们希望有表达的机会。只有人人都有发言权，民主才能真正地运作。”
20世纪90年代初，卡勒和他的朋友们在温哥华创办了《广告克星》。该杂志的全球发行量很快就达到12万册，刊登马特·泰比、比尔·麦吉本，以及卡勒和其他广告业的难民们设计的有趣的讽刺广告。在一则广告上，骆驼香烟20世纪90年代的代言人骆驼乔躺在病床上接受化疗。另一个广告上有一个松弛的伏特加瓶子，配的文字是“绝对阳痿”。还有一则，一个男模俯视着他的CK短裤，文字是“让男人痴迷”。卡勒说：“我们每天接触那么多吸引我们去消费的信息——上千，甚至上万条。我们努力在做的是，发出几条表达相反观点的信息。”卡勒说，戏仿广告运动的创意源自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情境画家运动，他们用街头艺术、海报和反文化涂鸦努力丑化工业资本主义的货币。卡勒说：“情境主义者谈论的一件大事是détournement，这是一个法语单词，意思是拿来一个现有的情境，然后巧妙地、柔道般地创造一个相反的情境，从而毁掉现有的情境。如果你是一个文化干扰机，你面对着耐克，它是一个跟各种权力一伙的大公司，但由于你跑得快，非常灵活，你抓住它们，用优美、漂亮、富有智慧的绝招把它们摔倒在垫子上，在某种程度上，你智取了它们。”
1992年，广告克星发起了“无购物日”，在这一天参与者自愿停止消费24个小时。卡勒说：“许多人决定经受一下俯冲的痛苦——对一些人来说，这跟戒烟一样困难，抵制买一杯咖啡或一根巧克力棒的冲动是很困难的。人们经受了突然停止使用毒品一样的痛苦，他们浑身流汗，意识到购物的冲动就像是毒瘾。”广告克星运动的希望是，人们戒掉消费习惯，接受一种简单、自由、努力创造的生活。卡勒说：
“简单生活运动的参与者都被消费文化伤害过。他们要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要么有些情感障碍，或者失去了工作——他们真的因为活在相互残杀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遭受了痛苦。他们说，‘你知道，我不需要汽车，我不需要每个房间都有电视机的大房子，我不需要每个圣诞节都刷爆我的信用卡。我要放慢节奏，我要过更简单的生活，手里的钱就够我生活的了，我要做我喜欢做的工作，而不是报酬高的工作。’这些人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个人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这听上去很平凡，但是卡勒明白，只有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放弃消费主义的意愿，所以他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斗争也许应该变得暴力一些。他写道：“美国需要把它从自己手中解放出来……我们将毁掉这个世界。”他对我说：“天知道革命之后会怎样。我们要自下而上地建立新的制度，我不知道这样的制度会是什么样子。”当问及他是否担心革命会带来一个更加独裁的制度，就像法国革命和俄国的革命那样，一小撮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哲学强加给大众，他说：
“当然有这种危险。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学习革命，每一场革命都面临这样的危险。在早期阶段，全都是具有理想主义、追求真理、诚挚可信的人。但一旦他们获胜，就可能走向反面，就像在俄国那样。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的起点。我确信，多年之后，当我们获胜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将会变成恶魔。人类的精神就是这样运行的。但我仍然相信，获胜很重要，也担心我们以后会变坏。但眼下我们需要把当前的恶魔摧毁。”
第欧根尼，像狗一样生活的哲学家
古代哲学的疗法通常都有政治维度。情绪紊乱通常源于我们的信念，而我们的信念可能源于我们的社会，源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及其价值观。所以哲学家要决定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斯多葛派的反应是安静地使内心独立于社会有毒的价值观。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反应是离开社会，建立朋友组成的团体。这两种反应都不关心政治——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主义者都认为哲学家无力去改革社会，所以他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但是还有其他更乐观的观点，关于哲学家如何可以变革社会，从而不仅把他们自己解放出来，还要把整个社会从对文明的不满中解放出来。我们将在晚课检视这几种反应。
我们要检视的第一种反应是犬儒主义。犬儒主义者提出，我们应该抛弃文明。他们激进、极端的生活方式正在街道上重现。第一位犬儒主义者，也是最著名的一位，是第欧根尼，你可以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的前排看到他。他躺在大理石台阶上，就好像那个地方是他的，他破破烂烂的蓝色披风往后撩起，露出了他结实的躯干。第欧根尼是黑海沿岸城市西诺比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不是他就是第欧根尼被控“在西诺比的货币上乱涂乱画”，导致第欧根尼被逐出该市。他在丑闻的阴云下流亡到了雅典，但他接受了自己的恶名，成了一位激进的哲学家，宣称他的人生使命是“涂脏”文明传统的货币。第欧根尼认为，人类的不满情绪源于文明错误的价值观。为了治愈我们自己，像斯多葛派那样，仅待在文明内部的同时保持内心的自由、脱离文明的价值观是不够的，必须抛弃文明，要积极地涂脏文明错误的价值观。像占领者一样，第欧根尼在街道上表演他的哲学，穿着破衣服，吃残羹剩饭，住在罗马市场中央的一只桶中，向困惑的雅典人展示自然的生活是多么简单、快乐。这种动物般的古怪行为给他招来了一个外号“狗一样的第欧根尼”（Diogenes Kynikos），这就是“犬儒”（cynic）一词的由来。所以，“犬儒”的本意是一个人抛弃了文明错误的价值观，过贫穷、苦行和道德自由的生活。第欧根尼说：“不要无意义地辛苦工作，而要选择自然的劝告，由此快乐地生活，但是人们疯狂地选择了悲惨的生活。”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过得很悲惨？因为我们想被我们的文明社会接受。住在拥挤的大都市里，使自己有礼貌，其实“礼貌”（polite）一词本源自希腊语的polis，意思是城邦；“都市”（urbane）源自拉丁语中的urbs，意思是城市。我们要想在城市中和睦相处，想有所作为，就要考虑我们的行为会对周围的几百万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守规矩，遵守大都市的规范，不然我们就不会被文明社会接纳。我们需要赢得周围陌生人的赞同，避免被他们指责。我们内在的耻辱感和获得公众赞同的欲望使文明得以存在。我们把他人的注视内化，这种内心的旁观者变得全能地凌驾于我们之上。但是第欧根尼坚持认为，我们的耻辱感被文明弄得太精细了，导致我们焦虑、神经质、感到疏离，我们担心自己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把全部精力用于在陌生人面前好好表现，拿出精心打理的文明的面具，藏起任何看上去粗野、狂暴、原始的东西。害怕留下差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我们对文明不满的原因。第欧根尼抛弃了这种价值体系，认为应当“按照自然生活”。如果一种行为是自然的，我们为什么要感到羞耻？我们为什么要把它隐藏起来？犬儒主义者推倒了公众和个人、公众和个人道德之间的壁垒。第欧根尼当众吃饭睡觉，当众便溺，甚至当众手淫。为什么不能当众手淫？如果它是一种罪恶，我们公开或私下里都不该做，如果它不是罪恶，我们就不应该羞于在众人的注视下那么做。我们私下里快乐地放屁，但我们为什么要羞于当众放屁？那是对一种自然行为的神经质的压抑。第欧根尼的学生克拉特斯听说，有一个叫梅拓克的年轻人在做一个重要的演说时放屁。梅拓克因为这一失礼的行为而感到非常害怕，他把自己关在了家里，决定自杀。克拉特斯去看望他，快快乐乐、自我肯定地放了一个屁。从那时起，梅拓克就成了他的学生，后来成了哲学家。
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要求自愿地无视公众的挖苦和反对。我们太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害怕遭到他们的反对。结果，我们变得焦虑、痛苦，困于非本真的生活之中。所以我们要宣布我们的独立，拒绝隐藏我们自然的行为，训练自己不去在意他人的嘲笑和奚落。我们要攻击内心的审查官，杀死我们头脑中的道德警察。文明的价值观误导了我们天生的羞耻感，所以我们要改造自己，对真正值得羞耻的事情感到耻辱，对自然的行为不感到羞耻。犬儒主义要发起一场个人道德的革命——犬儒主义者抛弃以表象为基础的虚假道德，走向以遵守个人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真正的道德。犬儒主义者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好好表现，他们想按照他们自己的个人规范，好好地做事。
让外界的羞辱变成内心的胜利
跟它听上去一样，极端犬儒主义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的耻辱感的技巧用于现代心理疗法，被称为“羞耻攻击”。调配古代技巧的人是认知行为治疗的先驱阿尔伯特·艾利斯，看上去他似乎是从行为疗法而不是犬儒派哲学那里拿来的这种技巧。十多岁的时候，埃利斯担心被女孩拒绝和嘲笑。所以，18岁的时候，他决定把自己从这种后果严重的耻辱感中解放出来。他去布鲁克林植物园，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要在长椅上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开始跟她说话。他要跟一百个不同的女孩这样搭讪，直到他克服了他的尴尬和焦虑。他记得：“在一百次谈话之后，我约了一个女孩，她没有来。但我克服了对女孩说话的恐惧，最终成为纽约最佳搭讪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吸引的艺术》。）20世纪50年代，在艾利斯设计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时，他利用了这一经历，并坚持认为，只在治疗室挑战自己的信念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走出去，在大街上、在现实生活中去练习。每次我们成功地挑战自己的恐惧，我们就使它对我们的控制松弛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害怕被观看或被嘲笑（像社交焦虑症患者那样），我们就要有意识地练习招致嘲笑，使自己对这样的经历脱敏。艾利斯给他的病人布置家庭作业——他们要用铅条叉着一根香蕉沿着麦迪逊大街走，或者问陌生人北极怎么走，或者在超市大声唱歌。很自然地，人们会觉得他们很奇怪，但那又怎样？一点嘲笑并不会杀死他们——全部的意义就在这里。他们把他们最害怕的东西变成了个人的胜利。通过改变他们的态度，外界的羞辱变成了内心的胜利。许多人后来发现这一技巧能有效地克服社交焦虑——有10%的人存在这一问题。比如，喜剧演员威尔·法瑞尔说，他小时候为害羞所苦，但通过有意识地招致嘲笑而克服了这一问题。法瑞尔对《人物》杂志说：“我总是强迫自己当众做疯狂的事情。上大学时，我会把自己的裤子褪得很低，直到露出屁股，然后推着高射投影仪走遍校园。然后我的朋友会刺激众人说，‘瞧那个白痴！’我就是这样克服害羞的。”
兰开夏郡的一个年轻人戴夫·麦克纳对我说，他也用过“解决羞耻”的技巧克服他有害的社交恐惧症。他说：
“我讨厌成为注意力的中心，过去常常感到自己的自我意识。我的社交恐惧症非常严重，我一个同伴都没有，也没有女朋友，没有工作。我的梦想是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但是每次当众踢球时，我都特别怯场。后来我从一个社交恐惧症帮助网站上得知了解决羞耻感的技巧，我觉得我该试试。我想出了一个三个月的计划，我计划去布特尔的购物中心做空拳攻防练习，以便于习惯人们的注视。我记日记，在日记中写出我的计划——你要有系统的计划，这样你才能评估你取得的进步。我计划了几个星期，但接着我扯下拳击手套，我太害怕了，自我意识太强了。我害怕到感觉恶心，转身就回家。”
但最后，有一天，他有了飞跃：
“我取出拳击手套，戴上，开始做空拳攻防练习！那是我第一次那样做，不安得可怕。但是一周之后，开始变得容易些了。我就加大力度，试着穿化装舞会的服装——我穿成稻草人。那时我感到了差别。我往购物中心走，穿成稻草人，我注意到我没有感到紧张和有害的自我意识。就在几周前，我的自我意识还是那么强，使我几乎无法出门。现在我能穿成稻草人沿着街道走，而且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不安。”
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别挡住我的阳光
但犬儒主义不只是个人疗法，它比这更激进。它还对文明、对社会、对其道德和经济价值观进行批判。第欧根尼是一个流浪汉——他住在雅典市场中央的一个桶里；他唯一的财产是一件破烂的披风；他吃被逗乐的雅典人丢给他的劣质食物和剩饭。这种生活跟“美国梦”完全相反。它是最文明的人最可怕的噩梦。伟大的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被他人看到你乞讨或流浪是“比死亡还糟糕”的命运。我们害怕被别人视为失败者。因此，为了寻求陌生人的赞同，我们终生致力于尽可能地显得有钱、迷人、成功。用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的话来说：“我们把我们仅有的钱花在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上，以便给我们不在乎的人留下转瞬即逝的印象。”斯密本人承认，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做到了，变得富有、成功，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并没有比起初更快乐。我们可能甚至还不如刚开始那样快乐，而是变得更焦虑，脾气更差，压力更大。我们意识到，我们追逐的是一个幻想，在努力取悦想象中幽灵一般的旁观者。但是，斯密认为追逐这种虚幻的东西是好的，因为这种虚幻的东西推动的生产和消费能帮助经济增长。（或者，用他的话来说：“自然这样强加给我们挺好的。正是这种欺骗激励和推动人类不停地辛勤工作。”）斯密的同时代人伯纳德·曼德维尔指出，如果我们都像第欧根尼一样禁欲苦行，资本主义经济将会崩溃。资本主义需要我们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而感到不安全，过着悲惨的努力奋斗的辛劳的生活。
第欧根尼拒绝接受这种激烈的竞争。相反，他接受贫穷的生活，甚至很张扬，由此来说明使我们的生活显得很可怕的只是我们的信念。他坚持认为，流浪者的生活更幸福，没有文明生活那么复杂、那么焦虑。你什么都不用怕，因为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流浪者的生活更独立，因为不需要遵守不成文的社会游戏规则，奉承有钱有势的人。当亚历山大大帝拜访住在木桶中的第欧根尼时，问他可以送他什么，第欧根尼回答说，“别挡住我的阳光就行了。”犬儒主义的生活更自由、更诚实。文明人不能不撒谎、掩饰，而对犬儒主义者来说，最开心的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犬儒主义者不需要保持文明的外表，他们以诘问和侮辱路人为乐。犬儒主义者的生活也更道德，因为它拒斥地位带来的外在好处和奢侈的生活，而拥抱苏格拉底式的内在真正的富足。爱比克泰德跟许多斯多葛派一样，敬佩犬儒主义者的生活方式。他的这段话可以当作占领运动的箴言：“一个一无所有、赤身裸体、无家无灶、浑身污秽、没有奴隶、没有城邦的人怎么能过上安宁的生活？瞧，神给你送来了一个人，说明那真的是有可能的。看看我吧，我没有房子和城邦，没有财产和奴隶，我睡在地上，我没有妻小，没有令人抑郁的宫殿，只有大地、天空和一件破披风。但我缺什么？我不是摆脱了痛苦和恐惧吗？”
犬儒主义者是西方文化中出现的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最早提出文明是不可救药的疾病，我们应该回到自然状态。我们应该放弃城邦，变成宇宙的公民、自然的孩子。自然的孩子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因为他们是那么坚韧、顽强。如后来狄更斯所说：“学会忍耐的人是那些把全世界称作兄弟的人。”转向犬儒主义者的生活可以很突然——这种转变被称作“通往美德的捷径”。有一天人们突然看着他们复杂、沉重的生活，想道：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听说，放贷者的奴隶摩尼穆斯有一天决定，他受够了这份工作。摩尼穆斯像帕拉尼克的小说《搏击俱乐部》中的主人公一样，假装自己疯了，摆脱了他的工作。他把钱四处乱扔，直到他的主人给了他自由，他跟他的犬儒主义同道快乐地过着流浪的生活。
犬儒主义者虽然拒斥文明，却从未真正地离开它。相反，他们的生活像是一出出街头喜剧，处处显示着他们对文明生活的拒斥。第欧根尼的装扮跟他的教导一样有名——打着灯笼在街上“寻找诚实的人”，向一座雕塑要求“练习遭到拒绝”，朝路人撒尿，扔出一只鸡打断柏拉图的演说。他类似滑稽的本真生活方式使他在雅典很受喜爱，甚至成了一个景点——他死后雅典人给他立了雕像。在某种意义上，犬儒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独立的，因为他需要观众。他也许把自己从公众的赞同中解放了出来，但是没有从对公众注意力的需要中解放出来（不那么追求注意力的斯多葛派也许避免了这种需要公众注意的危险）。作为对文明社会不满的政治反应，犬儒主义肯定是不够的。犬儒主义者没有废除政府的计划。实际上，他们继续靠政府为生，享受其法律的保护。
犬儒主义的演化
第欧根尼死后，犬儒主义分成了两股：文学犬儒主义和实践犬儒主义。在雅典和罗马，第欧根尼的一些学生不接受他激进的反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仍然继承了他的思想，努力通过讽刺去涂脏社会习俗的规则。毕竟，讽刺能撕掉文明的面具，揭露面具下面咧嘴笑着的羊。犬儒主义的讽刺作家，如梅尼普斯和卢西安，辛辣地讽刺同时代人的虚伪，这一传统在近代被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继承了下来，斯威夫特说他讽刺英国社会的《一只桶的故事》是向第欧根尼的桶致敬。这种类型的犬儒主义今天仍在继续，如讽刺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打着灯笼在现代政治中寻找诚实的人（如此说来，美国最大的私家侦探公司之一叫第欧根尼是很合适的）。这种犬儒主义者行使着重要的社会职能，揭露着文明外表之下的腐败。想想安然公司，曾努力让全世界相信它是一家完美的公司，直到其谎言被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s揭穿（该公司的希腊创办人吉姆·查诺斯说，公司的名字是受了第欧根尼的启发）。Kynikos Associates“涂脏了安然公司完美的面具”。我们越来越需要这样的犬儒主义者。
作为生活方式的犬儒主义也幸存了好几百年，以致在2世纪时卢西安曾抱怨说“街上爬满这些害虫”。有些学者认为，犬儒主义影响了早期基督教，可能也影响了耶稣本人。圣保罗的生活和著作也带有犬儒主义色彩，他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或者像后来的犬儒主义者《搏击俱乐部》中的泰勒·德登所说的那样，“我们成了世界上不停唱歌跳舞的玩偶”。）你可以看到犬儒主义者的苦行对基督教使徒的影响，他们跟第欧根尼不一样，真正离开了城市。还有后来的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等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放弃他们的财富，脱掉华服行乞。在启蒙运动时期，让-雅克·卢梭被称为一个发疯的“像狗一样的第欧根尼的后裔”，他用非常犬儒主义的话语斥责他的时代（他还喜欢向巴黎的路人暴露自己，这也很犬儒）。他宣称，文明使我们成了公众意见可怜的奴隶。文明人“活在自己之外，只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中”。为了把自己从这种疏离中解放出来，卢梭离开巴黎，住在乡下。但是这种犬儒主义的实验不太管用：后来他烦恼地过着神经质的孤单生活，写了他的《忏悔录》，向公众做冗长、偏执的自我辩解。跟第欧根尼一样，卢梭越是宣称他独立于公众的意见，他好像越是渴望公众的注意。
在19世纪，亨利·戴维·梭罗宣布，他独立于美国社会，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他这样做是在有意模仿“古代哲学家”，并且是出于对现代学院哲学的鄙视。他写道：“如今有哲学教授，但是没有哲学家……做一个哲学家不仅是要有微妙的思想，甚至也不是要创建一个学派，而是如此热爱智慧，以致要按照它的指示生活，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信任的生活。”梭罗成功地证明了，一个人只需要做很少的工作、花很少的钱就能养活自己。但他对文明的拒斥并没有使他深入荒野——他最远只到了他的朋友爱默生的花园。
犬儒主义的再兴起
有一段时间，朴素的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马列主义的出现而黯然失色，但是随着对苏联模式的幻灭，犬儒主义又回归了。你可以在情境主义者的哲学、1968年巴黎的抗议运动上看到它的影响，1968年抗议运动的目标不是用共产主义国家取代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通过海报艺术和反讽涂鸦的运动宣扬其彻底废除政府的理念。你还可以在60和70年代的“雅皮士”（或者“青年国际党”）身上看到犬儒主义的影响，他们因“格鲁乔·马克思”的花招而声名狼藉，像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朝地板上扔一卷卷的假钱引起混乱。你还可以在90年代的反资本主义活动中看到犬儒主义的反应，像“收回街道”，用恶作剧、胡言乱语、狂欢和街头演讲打破资本主义的梦想。艺术家班克斯是第欧根尼的现代后裔，他用街头艺术涂污消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班克斯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引用了第欧根尼的话，他还真的涂污货币，把戴安娜王妃的头像涂在10英镑纸币上。这类反资本主义的骚动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世界贸易组织时达到了顶点，反全球化运动在21世纪初逐渐平息，但过去几年里又强势回归了，这是受到了当前的金融和政治制度失灵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前的制度受到了不正当的操控：私有银行留下他们的利润，同时希望纳税人偿付他们的损失。为了让私有银行免于破产，政府预算被大幅度削减，债务飞涨。世界上的所有政府好像都希望气候变化问题简单地消失。面对这样的制度，住在帐篷中好像并不是很荒唐的选择。
一个有趣的生存实验
2009年，当全世界的政府努力但未能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时，我访问了气候营地，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伦敦南部成立的一个组织。气候营地位于布莱克西斯草地的中央，是一个半径150米的圆，里面搭满了帐篷，周围有铁篱笆。你要穿过一道铁门，门上挂着一条标语，上面写着“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中”。脏皮士们坐在标语下的草袋子上，像印度神庙外的驴子一样看着来客。脏皮士们在看门，确保警察进不来。我进来时拿到的气候营地的行动手册上说：“不管你能提供什么，素食蛋糕还是三角桌，请至防御中心，为我们的组织在未来能摆脱独裁统治尽一份力量。”我走进左侧的接待帐篷，一位中年女士给我做了简短的介绍。她告诉新加入的人各种参与方式：可以承担做饭的责任、洗餐具的责任、安全责任（“巡视、检查帐篷的安全情况”）、拆除责任（遗憾的是，是拆除帐篷，不是拆除政府），等等。
我像一个犬儒主义的记者一样问：“你们想实现什么？”她回答说：“哦，不是你们，希望是我们。我们在伦敦，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因为我们反对这一体系。我们认为它糟透了。我们不想去改革它，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辩论这一问题，我们就将陷入论辩，而这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她轻轻敲了一下她的头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希望当前的体系……崩溃……消失。”她是一位指挥行动的老手。她曾经参与搭建和拆除金斯北帐篷，那次是抗议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
气候营地对政府没能达成气候协议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它看上去是一个有趣的生存实验。毕竟，在伦敦郊外偏远的布莱克西斯草地运作一个“摆脱独裁的团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试想一下，运作一个没有边境和警察、人人都有发言权、公民身份不停变化的就在伦敦市中心的团体，而且周围都是噪音、车辆、污染、游客、醉汉、游手好闲之徒，还有大教堂的钟声……
无政府主义的局限
两年后，气候营地的组织者发起了“占领伦敦”运动。一天下午，在参观占领运动的营地时，我目睹了大会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前一天晚上，一位抗议者因为袭击另一位抗议者而被交给了警察。营地吸引了许多流浪汉，其中一些有精神、行为或吸毒问题，维持秩序很困难。占领者辩论该不该授权安全中心（负责维持营地成员安全的组织）把任何威胁其他成员身体或精神健康的人逐出营地。在辩论过程中，安全中心一位成员反对这一提议：“不要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力，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权力，那应该是团体的集体责任。”虽然他很担心，但提议通过了，大家一起做了爵士手势。一位抗议者说：“我是同性恋少数群体，我们需要感到安全。”一个平头男喊道：“我反对这一提议！”支持者说：“你不能反对，我们已经进入了程序。”反对者说：“我能！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里没有警察，所以我反对。”疲惫的支持者恶声恶气地说：“已经通过了，让我们继续。”所以，通过投票，占领运动的团体无形中从无政府主义变成了不那么无政府主义。我瞥到了未来，一旦占领者夺过了英格兰的控制权，我们就会害怕半夜听到有人砸门以及喊叫声：“开门！我们是安全中心！”
在营地帐篷里的城市大学，我被一个关于“承认你的情绪”的两小时培训课程给迷住了。授课人说：“我希望你们结成对，分享你们的感受。”这让我想起地标论坛。BBC的纪录片制作人亚当·柯蒂斯指责地标的源头，即7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扼杀了60年代的革命，因为它把60年代愤怒的抗议者变成了70年代平和的励志狂。然而，在占领运动的培训课上，我意识到，这两股潮流合二为一了：1968年的无政府主义，以及7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占领者上冥想课、幸福经济学、形体艺术和即兴表演课，个人跟政治联系在了一起。但也许占领运动太乌托邦了，以致政治被排在了不着边际的感情之后。一位占领者跟我分享说：“我叫维纳斯，我发起了一个爱的全球运动。”说完她就哭了。她在营地里待了两个半星期，跟其他许多抗议者一样，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革命一直是激动人心的事件。柏拉图最早在《理想国》中使用了“私有化”一词，他用这个词来描述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民主社会，人们的感情也被“私有化”了——我们不再会感受到集体情绪，除了在观看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秀上演唱《我曾有梦》的时候。但柏拉图说，在革命之后，我们将像一个人一样思考和感受。他说得对：在革命期间，人们会获得短暂、令人陶醉的集体情绪体验的时刻——所有的人，像一个人一样思考和感受。华兹华斯在反思他年轻时游览革命时期的法国的经历时说：
哦！多么令人高兴的希望和快乐！
站在我们旁边的同道不计其数，
我们内心充满强烈的爱！
那天拂晓，活着感到无比幸福，
年轻犹如天堂！
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官僚政治回归到更加原始的共同体情感。但在那之后，你的热情冷却，然后就回家了。或者你获得了权力……之后你要建立新的官僚机构、新的体制、新的规则去统治国家，但激情退去之后，不信任和憎恨又回来了。
我们能逃离社会，将一切抛诸脑后吗？
也许我们不需要拆除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它好像正在很好地击败它自己。我们只需要支起帐篷，煮点儿茶，为必然的垮台做好准备。准备得最充分的人是尼尔·安塞尔。他在威尔士山上的一个农舍里住了5年，其间几乎不见其他人。他说：“我觉得我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了。”尼尔在伦敦的西蒙社区住了几年后，决定住到山上去。西蒙社区按照严格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为无家可归者运行。志愿者和无家可归者每周都只有7英镑的生活费，所有人一起吃饭，一起在地板上睡觉。尼尔说：“那是一位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吸引了各种奇怪的人。这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旁边的人曾经是僧人。大部分人在这里住几个月的时间——我待了3年，最后负责那里的运营，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50~100个无家可归者住在那里。”他说，跟浪漫的想象相反，流浪汉的生活并不逍遥。“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过得都非常不开心。他们跟残酷的现实做斗争，通过吸毒来逃避现实。有一年，有20多个我认识的人死于海洛因。这种生活不安全——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欠人5英镑而被杀死了。”
之后尼尔四处旅行，5年中游览了50个国家。他搭便车、露宿街头、帮人干农活。最后他回到伦敦，跟二三十个人住在海格特墓地旁边的一个有十五间卧室的空房子里。“那里很混乱。你没法控制谁可以住进来，所以住进来的有吸毒的、酗酒的、反社会的。”住在那儿时，尼尔收到一位在西蒙社区里他曾帮助过的女性的来信。她刚刚嫁给了一个人，那个人在威尔士的庄园里有一个山间小屋，她把这个小屋送给尼尔住。“我觉得我需要安静地待一段时间，体验在一个地方住是什么样子。过去10年间，我一天也没独处过，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尼尔并没有真的放弃文明，因为他“总是游走在文明的边缘”。但是他在威尔士隐居时确实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偶尔会有访客，但是大部分时间就他一个。他感到孤独吗？他说：
“选择孤单跟孤独相反。我从没感到无聊，因为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用了好几年时间才把一切处理好、理顺，但我变得非常自足，自己种菜，采浆果和蘑菇，自己酿接骨木花酒。不干活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几乎就像冥想的状态。内心的唠叨消退了，我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在那里的时候我记日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从日记中消失，变成了自然日记。”
在山居岁月结束时，尼尔因为甲状腺感染而生了重病，他的生活几乎无法自理。“这让我反思我对自己的自足能力的自信。我意识到，这取决于健康和有没有家人等情况。”5年后，尼尔离开木屋，结识了一个女孩，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孩子把他带回了文明世界，一家人搬到了布莱顿。他承认：“在山上养活一家人非常困难——冬天非常冷，身体受不了。”尼尔在《大志》杂志找了一份工作，成了一位卧底记者，揭露腐败问题。他说：“这份工作全靠勇气，一定要有胆量，我能做。在荒野中生活让我的注意力很集中，给了我内心的宁静，以及冒险的力量。”他的女儿现在一个14岁，一个9岁，尼尔全身心地照顾她们。“这是我在城里住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我为了其他两个人活着，这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犬儒主义的方式也许太极端了，极难付诸实践。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家庭，我们需要政府保护孩子、病人、老人和少数族裔。无政府不是一个实际的选择，虽然犬儒主义者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文明的舒适是天经地义的，要训练自己为可能的崩溃做好准备。我们的下一位老师，柏拉图，对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案。他想知道，政府是不是必然是无法修补的，有没有可能对它加以改革和补救，如果哲学家掌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