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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肆虐
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瘟疫也是加剧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匮乏如何引发各类疫情的爆发，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逻辑。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曾经在自己的著作《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观点：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瘟疫就会爆发，感染并且杀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环境形成新的稳态为止。这个理论在明朝末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17世纪中叶，交通水平低下，明朝百姓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对局部地区的微生物环境已经产生了适应性，而当旱灾和蝗灾接连洗礼某个地区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会搅动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除此之外，当粮食出现歉收或者绝收时，人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食谱以求活命，将一些平时不会食用的东西变成食物，比如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中染了病的动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捡食。原本已经因为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触这些病菌的载体，便很容易被感染，其根本原因在于食物的匮乏，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疫情是伴随着旱灾和蝗灾出现的。1640—1641年，常有灾害与瘟疫伴生的现象出现。明末的山东、安徽等地，除了深陷饥荒，还有过半的民众死于恐怖的瘟疫，如枣一般大的绿苍蝇漫天飞舞，遮天蔽日。
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应该不是特指某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从各种细节来推断，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很可能是鼠疫。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曾经对明末的疫情做了深入的分析。崇祯末年，旱灾、蝗灾接连袭来，极度的匮乏在明朝境内迅速蔓延，无数饥饿的流民成为李自成军队无穷无尽的兵源。这股被匮乏凝聚起来的武装力量仿佛化作了一具巨型僵尸，哀嚎着爬过明朝的万里河山，无论朝廷怎么打击和剿灭，它都能一次次起死回生、卷土重来。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带去的并非只有兵灾，还有一些更恐怖的东西。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那是明朝的最后一年，天津有一位名叫骆养性的官员，很不幸地成为一场浩劫的直接见证者。他在公文中写道，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天津一场严重的疫情达到了顶峰，很多患者感染后迅速死亡。这种病不仅致死率很高，传染性还极强，每天病死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传染病灭门的家庭多到“排门逐户”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号满路”，街上摆满了棺材和裹尸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亲人者的哀号。这位姓骆的官员表示，这场恐怖的传染病是由李自成的军队带来的，同时另外一段史料侧面证实了李自成军队和鼠疫之间的关系：“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出自《怀来县志》的这段记载表明，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河北怀来以后，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全都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他们没有经过的地方则没有疫情发生，这说明李自成军队是瘟疫的主要传播者。曹树基教授表示，从之后的一些关于这场瘟疫的记载来看，这种瘟疫有三个特点：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人畜共患，正是鼠疫的典型特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早前在河北、北京一带发生的异象，便能从中发现更多鼠疫的证据，比如崇祯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带突然出现一种“疙瘩病”，迅速传染，有的家庭全家无一幸免，以至于无人收尸。这种烈性传染病之所以叫“疙瘩病”，是因为患者身上会长出疙瘩一样的肿块。在曹教授看来，所谓的疙瘩其实正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肿大症状，同时，感染肺鼠疫的患者也会有朝染夕亡的致死速度。除了通州，在昌平、保定等地，这种疙瘩病也相继出现，有的地方由于瘟疫太过恐怖，民间连凭吊死者的基本礼节都废除了。
疫情于北京、河北一带四处蔓延之际，李自成的军队一头扎进疫区，四处抢掠，不仅给病原体带去了无数的宿主，不断行进的军队更是将疫情扩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发。据推测，明清更迭之际，华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数不低于500万人。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主要存在于自然界一些啮齿类动物的身体中，这些小动物身上往往会有诸如跳蚤一类的寄生虫。跳蚤吸食了患病宿主的血后，鼠疫杆菌会在跳蚤的前胃棘增生，造成前胃阻塞，这一效应被称为菌栓（Blocking）。有菌栓的跳蚤由于前胃被堵住了，吸食的血液便很难进入胃里被消化，这让跳蚤始终处于饥饿之中，于是更加疯狂地吸血。当这些跳蚤吸食家鼠或者人类的血液时，血液会在跳蚤体内与鼠疫杆菌混合，之后再回到宿主血管里，造成新的宿主感染，这就是鼠疫传播的基本原理。
通常来说，各类啮齿动物和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往往距人类生活区域较远，如中国北方一些荒漠草原地带，在这些地方，鼠疫杆菌会局限在特定范围内传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然而，随着农耕区人口压力的增大，粮食越来越匮乏，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农业人口迫于匮乏的压力而被挤压到新的环境里开荒，这种行为便无意中打破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鼠疫向人类社会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关于家鼠的，家鼠和开荒的人类一起迁移到新地之后，会和当地啮齿类动物接触，这些家鼠也就会因此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家鼠和人类的关系一向密切，当它们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带回的跳蚤便可能叮咬人类，人类聚居区内的广泛传播也就开始了。第二种传播途径是关于人类自身行为的，在一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会有一些啮齿类动物在巢穴里贮藏一些诸如谷物和草籽之类的食物，如果当地发生了饥荒的话，粮食的匮乏会把一些灾民逼入绝境，他们就会去挖掘啮齿类动物的贮粮以填饱肚子，在挖掘巢穴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2]此外，还有一些因病而死的啮齿类动物会被饥饿的灾民捡食，这也是重要的传染途径。如果再有四处征战的军队进入疫区，那横扫全国多个省份的鼠疫疫情就会随之而起，明朝末年正是这样。
无论是旱灾、蝗灾、疫灾，还是兵灾，它们只不过是“匮乏”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两个字深深地影响着无数的人。明朝末年，中国人口剧烈崩塌，最悲观的推测认为，明清迭代之际，全国人口消失了40%。正是在这天崩地裂的浩劫之中，中国历史迎来了最后一次王朝更迭。
清帝国的故事开始了。
[1] 孙义飞. “17世纪普遍危机”与西方社会转型——对西方学术界“17世纪普遍危机”论争述评[D]. 东北师范大学，2005.
[2] 曹树基.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J]. 历史研究，1997(1):17-32.
第13章
清末与新纪元
19世纪的中国，自然匮乏带来无尽的恐慌，根植于清朝的每一寸土地。上帝随手播下的一颗黑色种子，使得这个近300年的王朝在一片罂粟花海中风雨飘摇。
坦博拉火山爆发
清嘉庆二十一年，即公元1816年，清朝迎来了一个相对冷的夏天。那一年，云南这个帝国南端的省份在七月盛夏竟然下起雪来，这对当地的各种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的生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田禾尽坏”“冬大饥”“民饿死者甚众”等记载也在那一年的政府公文及地方县志中频繁出现。一场罕见的大灾荒就这样诡异地从天而降，满是饿殍的街巷上，幸存的百姓含泪贩卖着自己的儿女，有的妇女甚至抱着自己的孩子投水自尽。
同一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结束了自己的总统任期，回到弗吉尼亚的老家。但是这位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美国国父很快就傻眼了，那年的气候真是奇怪，正值夏天的弗吉尼亚，人们出门竟然得坐雪橇，地里的庄稼自然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杰斐逊先生只好暂时放下国父之尊，尴尬地申请了一笔贷款以勉强维持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