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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这些确凿的事实是多么让人印象深刻，我们仍不满足于对它们的直白陈述。法国作家安东尼·圣艾修伯里认识到：“事物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它的态度。”人类用象征性的言语来认知世界，而且从来不缺乏想象力。于是，我们在小说中将象征意义赋予自然进程，这大体是我们的文化常态。比如：我们把人体形容为“生命机器”“灵魂的庙宇”“俗世之累”，这些称呼反映了我们对人体的强大和不足的认识。身体的每一部分及其功能都可以有象征意义。在伊斯兰教中，张开的五指代表“五诫”；摇曳的火焰预示着无脚火神的到来；理发、打喷嚏，甚至剪指甲都代表着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减弱。其实，诸神都是人按照自己的样子想象并创造出来的。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受罚以双肩掮天的巨人）将整个世界背负在肩上；强大的斯特莱尼亚（罗马神话中的新年、纯净、健康女神）用健壮的手臂帮助人类；大力士参孙（《圣经·旧约·士师记》中的一位犹太人士师，上帝赐予他超人的力气）的头发不仅是由发囊生出来的蛋白质物质，上帝还借此赐予他超人的神力，“‘参孙的头发’是力量的源泉”一说也由此而来。
人体的自然历史就像油画的草图，指引人们创作了那些已经褪色的神话传说，也引领着人们追逐现世的流行事物。不管我们声称自己属于哪个社会群体、效忠于哪个社会组织，从根本上讲，我们是灵长动物、哺乳动物、脊椎动物。过去的人们不能理性地解释某种自然现象，迷信便大行其道，为人体全身器官的存在给出理由，甚至敢对美丑、畸形、疾病等现象进行解释，致使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渗透和影响。在本书中，我们尝试从神话、艺术，以及近代科学的层面，来回答保罗·高更在其画作题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可见的神秘
这本书与我的个人经历无关，但其中的一段经历确实启发了我写作这本书。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拥有一个功能健全的身体，且认为身体行为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比如抬头或用指尖触摸物体这些小动作。我一直身强体健、行动灵活自如，直到几年前的一场病痛来袭。那时，我的颈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之后左臂突然变得麻木，不得不做了颈椎间盘手术。神经外科大夫说，我的病况是他做过的逾千例手术中最为严重的。这次手术成功让大夫很是自豪和喜悦，但却丝毫减轻不了我术后的痛苦。接下来的两周，我基本只能平躺在病床上。为了告诫我抬头时需要多么小心翼翼，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人头部的大小和重量大致相当于一个保龄球，而脊椎就像向日葵的茎秆，承受着保龄球的重量。因为不想让过分劳累的可怜的“茎秆”再“折断”，我谨遵医嘱，静静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由于急着想做些脑力活动，我便开始思索人体。我发现可以把一张活页纸平放在自己的胸口上，不用看着也可以做笔记，只需要偶尔把它斜立起来，检查一下字迹是否清晰可读。在卧床养病等待痊愈的大部分日子里，为了消磨时间，我读了大量关于人体的书籍，并在含有“耳朵”“肚脐”“脚趾”这种字眼的标题下面，随心所欲地做了很多潦草的涂鸦式笔记。它们堆满了我的床边。老普林尼（巨著《自然史》的作者）曾提到皮鲁斯王（古希腊伊庇鲁斯国国王）脚趾恢复功能的故事，这一故事又让我想起了玛格丽特·福克斯（通灵师、唯心论者）以及美国通灵论的兴起。胡迪尼（美国魔术师）给他助手的暗示，让我想起了耳朵顶端的达尔文结节（动物耳尖的遗迹）。如果没有玛丽·利基（英国史前考古学家）在莱托里发现的那一排古人类的足印，就很难想象，尼尔·阿姆斯特朗（美国宇航员）是怎样小心翼翼地拍下他第一次穿着靴子在月球上留下人类足印的照片的。每次因试图抬起头而产生的背部疼痛，都会让我想起科学家的论断：疼痛源于我们进化成了尴尬的直立行走者。作为哺乳动物的我们，脊椎曾平行于大地，但为了满足远眺的野心和抢夺的贪欲，我们最终将头颅抬高、将双手解放，将脊椎神经和保护层紧紧挤压在一起，费力地从爬行动物变成了直立的人类。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开始一本新书的创作准备了。只要能坐起来，我就一头扎进关于人体的研究中。每一份原始资料都能带给我新的发现。对于这个课题，我还尽早地咨询了专家。由于对文化和自然两个领域都感兴趣，我不禁注意到：很多我们喜闻乐见的有关人体的传说，都源于我们对人体自然历史的想象。最令我着迷的是文化和自然的交叉领域，即二者结合所创造出的“混血儿”，《亚当的肚脐》正是这样一个“混血儿”。
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对人体进行研究。医学家积极探索强大的身体管理系统，它们部门众多，功能各异，包括骨骼、肌肉、神经、消化、呼吸、心血管、内分泌、淋巴等。古人类学家则倾力找寻我们祖先的身体遗存，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反射论学家，还有其他各种学科的专家，都在不同的主题之下探讨人体中的学问。运动员把自己的身体塑造为艺术品。各类书籍则专注于讲述自我形象、吸引力、性活动、美容、营养、锻炼、肉体的罪恶等方面的内容。
因为这些角度都不契合我的兴趣点，所以我的新书《亚当的肚脐》将另辟蹊径。我会从上至下、从头到脚顺着人体——男人和女人身体的各个部分，逐一进行论述。在风格上，我模仿的是16世纪中叶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奇异的诗风。一位名为克莱芒·马洛的流放诗人激发了一众名声显赫的诗坛大家，他们开始创作“解剖式徽章”——颂扬女性身体各个部分的诗歌。对身体部位的称颂早有先例。14世纪初，彼特拉克[4]曾写诗赞美他的爱人劳拉的眼睛，还有后来的萨索费拉托也曾作诗称颂女性的乳房。这一众法国诗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把倾慕崇拜之情转移到“心灵之窗”眼睛和“养育之胸”乳房之外的女性身体器官上。当然，在这些诗人中也有反对的声音。历史学家南希·威克斯写道：“劳拉令人难忘、激动人心的眼神，实则传达着严肃庄重的主题，如果将这种写法用于描写散乱的牙齿和脚趾，结果会荒诞而滑稽。”再者，这些颂诗通常都是直白的描写，所以，当歌颂胳膊肘的诗歌被唱起时，听起来必定是傻里傻气的。但威克斯承认：如果马洛用中规中矩的传统诗歌赞美女性的身体，那么他就不可能开辟诗歌沃土，不可能如此活跃，并引领诗坛。自那之后，各种饱含着对人体的或赞美、或指责、或爱慕、或憎恶的诗歌，很快便大量涌现。
在某种意义上，《亚当的肚脐》正是颂扬诗和反颂扬诗的更新版，内容聚焦于人体的文化史如何反映了它的自然史。虽然我排斥赞美诗诗人动辄就用的拟人化手法，但还是要向我们的身躯致敬，不管它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平凡的还是神圣的，毕竟它承载了我们从生到死的所有思想。人们对它的感受有着巨大的差异，有人赞美，有人责骂，尤其当我们把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身体器官放大，并仔细观察时。我喜欢被民众驱逐的“暴民”科里奥兰纳斯（莎士比亚历史悲剧《科里奥兰纳斯》的主人公）对身体部位的描述：
高贵的头，警惕的眼；
心为谋士，臂是护兵；
腿如骏马，舌发号令。
事实上，我舍弃了“谋士之心”（心脏）未谈，只专注于讨论身体的外在部分。奥斯卡·王尔德曾讥讽道：“世界的奥秘不是隐形的，而是可见的。”因此，我在本书中不谈看不见的肺、心、骨，只探索人人可见的身体部位：脸、口、耳、眼，鼻、肩、臂、手，胸和乳，以及腹、脐、腰、生殖器、臀、腿和足。
这些部位正好分属三个独特的区域，每一区域反映了不同的进化历程：头和脸、手臂和躯干、生殖器和腿。三个区域不仅是简约的学术概念，它们的划分还具有科学依据：当代解剖学和生理学、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比较和人类祖先的化石遗存，都证明了这一点。每一区域都留存着进化的痕迹，都激发着人们丰富的文化想象力。本书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总司令部”“世界之重”“傲然挺立”。这些标题既反映了每个区域的自然演化史，又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