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1页
在佛兰德斯的图尔奈，人们正在埋葬感染黑死病的死者。农耕社会为病菌（致病媒介和病原体）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环境。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
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的那样，非洲——亚欧大陆世界区域内广泛的流行病交换，使这一地区的人口形成了足以应对大量疾病的免疫力，而其他世界区域的人口在这些疾病面前仍十分脆弱。跨越亚欧的疾病交流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公元元年后的第一个一千年里，人口增长缓慢——因为这些流行性疾病曾多次爆发。它也可以解释为何在1492年世界重新联合以后，疾病交流的灾难性后果主要出现在非洲——亚欧大陆以外的地区。毕竟，非洲——亚欧大陆地区的人们已经获取了足够的免疫力，能够抵御比其他世界区域的人们多得多的疾病。
权力等级
在许多热带地区，人们可以根据生活需要逐步收获根茎类作物。然而在谷物种植区，如亚洲西南部、中美洲以及中国，作物成熟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这样，所有的庄稼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收获并储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谷物种植使得人们能够积累和储存大量剩余的粮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随着种植谷物的农民人口翻倍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储存的剩余粮食越来越多。为了控制不断增加的宝贵粮食库存，冲突时有发生，这就导致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公，形成了新的权力体系。
储存粮食的增加使人类社会第一次有能力养活大量的非农业生产者，他们都拥有专业技能，如牧师、陶工、建筑工人、军人或艺术家。这些人都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用他们各自的产品或服务换取食物和其他生活所需。随着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开始交换物资与服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分工。伴随着劳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家庭与家庭、社会群落与社会群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联系个人与社会间的职责和依赖关系的网络也越发紧密。
最终，剩余粮食逐步增长到足以支撑各种精英团体的程度。这些精英团体要么通过交换物资和服务，要么通过武力威胁，实现了操控和管理他人生产的物资。农民开发自然环境，一些团体专门剥削农民，而这些团体又受上层集团剥削，如此这般，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等级结构。威廉·麦克尼尔将这些精英团体称之为“宏观寄生虫”（macroparasites），而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称其为“纳贡者”（tribute takers）。
与非农耕民族的关系
最后，农耕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农耕社群和其他类型社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整个农耕时代，居住在主要农业区之外的放牧者和采集狩猎者仍持续地对农耕社群施加影响：他们在农耕区之间运输物资；向农耕区引介新技术（例如与畜牧业有关的相应技术——从改进后的马鞍到更加先进的武器）；进行商品贸易（如皮毛、象牙或羽毛）。
▣ 思想实验
职业测试有助于将多种职业可能压缩至契合个人特点和兴趣的少数几个特定领域。这种测试对学生非常有价值，且十分有助于长远目标的实现。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干同样的工作，现代社会该如何运作？然后想想这唯一的工作最有可能是哪种职业？（去问问农民！）
城市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
公元前8000—前3000年
早期农业社会是指农耕部落业已存在，但尚未出现大型城市和国家的时期。在非洲——亚欧大陆地区，这一时期从约公元前8000年一直延续至约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第一批城市出现的时期；在美洲，这一时期开始时间稍晚，但持续时间更长；在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地区，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
村庄组成的世界
在早期农耕时代，村庄是地球上最大、最常见的社会组织模式，也是人口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今天的世界，无论从人口、技术、文化还是政治方面来看，村庄已经被边缘化，而我们大多数人也都忘记了千百年来村庄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在早期农耕时代，大多数村庄都在进行人类学家称之为“园艺种植”的农业活动。这些活动主要依赖人力（如果对比现代社会，主要是女性人力），而他们的主要劳作工具则是各种各样用于挖掘的木棍。当然，这些村落也进行了不少先锋性的创新活动，如改进灌溉和修筑梯田，最终使人口更多的农耕社群得以出现。于是，村庄便成为千百年来农耕社会人口和地域扩张的主要原因。
等级制度的出现
在早期农耕时代的村庄里，由于稠密的人口居住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人们开始遇到新的问题。随着部落规模的扩大，人们必须找到定义自己与邻里关系的新方法、新途径——确定谁有资格管理库存资源、谁掌控司法、谁组织战事、谁管控贸易和宗教信仰等。随着专业化的范围扩大，农耕部落还必须找出一套调控人与人之间交流和冲突的办法，因为此时人们的利益和需求已经逐渐多样化。小型采集狩猎部落原本只需基于血缘的家族式规则便已足够，现在却必须用更加复杂的规则加以补充，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因为此时人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短促，且呈现出匿名化、非个性化的特点。此外涉及整个部落的大型计划，如修建寺庙、挖掘运河、准备战事等，也需要有新型的领导团体。
▣ 梯田
在东南亚各国（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山间蜿蜒盘旋的梯田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异景，也是游客必到的景点，其中一些梯田已耕种了2 000多年。以下描述菲律宾北部伊富高（Ifugao）部落的选文显示，修筑梯田可能比远远看上去复杂得多。
“开荒地”（Habal，坡地、甘薯地、烧荒开垦地）。在坡地上开垦，通常沿等高线修筑（尤其适合种植甘薯）。其他旱地高山作物（包括芋头、山药、树薯、玉米、小米、绿豆、木豆等，但是不包括海拔600—700米以下种植的水稻）也可以在坡地上合理地间作套种。通常在连续几年正常的耕作周期下，间作套种的作物彼此界线分明。
“屋舍梯田”（Lattan，定居点、村庄梯田、居住地）。水平梯田，土地表层光滑或有垫层，但并未耕作；主要用作房屋或谷仓的庭院，用于晾晒谷物等。各自分散独立，筑有篱笆、围墙等，各有其主。
“排干田”（Qilid，排干梯田、垄田）。水平梯田，土地表面平整，表层经过耕作或挖有沟渠（通常沿等高线修筑），便于种植旱地作物，如甘薯和豆类。排干田虽属私人所有，但这种暂时的排干状态只会延续很短几年，便会回到更加持久稳定的梯田使用状态。
“池塘田”（Payo，筑堤梯田、稻米梯田）。农田平整，筑有堤坝，以保持土地有浅水淹没，为湿地作物（如稻米、芋头和其他作物）的种植创造条件。这种田地属私有财产，田地间有石制标记，是价值最高的土地形式。
来源：康克林·H· C（1967-68）。伊富高民族研究面面观。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actions, ser. 2, 30, 107-108。
考古学证据显示，所有这些由人口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加导致的社会压力最终造就了制度化的政治、经济等级。在这种制度下，富有的统治者、牧师和商人位于社会顶层，而贫穷的奴隶、流浪者则处在底层。考古学家怀疑，但凡同一社群中墓穴或住所大小不一时，就意味着等级制度已经出现。当发现夭折儿童的墓穴格外奢华时，我们便几乎可以确认新兴的等级制度是可以继承的，父母可以将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女。当纪念性建筑出现时，如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雕像或是巨石组成的圆圈（像英国的巨石阵），我们便可以确信，此时的社群首领已经有足够权力可以组织并协调成百上千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