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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
他的著作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才进入欧洲。先是从希腊到了亚历山大港，随后便被7世纪时征服了埃及的穆斯林从希腊文译成了阿拉伯文。那些著作随着伊斯兰大军进入了西班牙，这位伟大的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的斯塔吉拉本地人）的哲学在科尔多瓦的摩尔人大学中讲授。之后，这部阿拉伯文的教科书被那些跨越比利牛斯山脉寻求自由教育的基督徒学生译成拉丁文，终于使这部名著几经辗转后的文本在西北欧的不同学校里讲授。具体过程虽不十分清晰，这反倒使之更加有趣了。
借助《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世纪最聪慧的学者开始着手阐释天地间的万物及其与上帝所表达旨意之间的关系。这些聪明人，也就是所谓的经院学者，确实聪慧过人，可惜他们只从书本中获取知识，从来不去实际观察。如果他们要讲授鲟鱼或毛虫，就去翻阅《旧约》和《新约》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把书本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全盘告诉学生。他们根本不会去近旁的河里捉一条鲟鱼，也不会离开书斋就近到后院里抓上几条毛虫，看看这些动物，在本乡本土研究它们。即使像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著名学者也不会追究一下巴勒斯坦的鲟鱼和马其顿的毛虫是不是与西欧本地的鲟鱼和毛虫没什么两样。
当偶尔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人如罗杰·培根出现在学者会议上，并开始用放大镜和好玩的小望远镜观察，而且当真把鲟鱼和毛虫拿到讲堂上，证明它们与《旧约》和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情况有所不同时，那些学究们也会抬起他们尊贵的头，培根做得过分了。当他大胆提出1小时的实际观察，胜过10年研读亚里士多德时，以及提出那位著名的希腊人的作品尽管已做出贡献，可能还是未曾翻译出来反倒更好时，学者们便跑到警察那里举报：“此人对国家安全有危害。他要我们学习希腊文，以便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他为何对数百年来满足了我们忠诚的人民的拉丁——阿拉伯译文不满呢？他为何对鱼和昆虫的内脏如此好奇呢？他可能是一个恶毒的魔法师，一心想用他那黑色魔法颠覆现存的秩序。”他们这一番诉求十分奏效，使和平的卫道士大惊失色，他们在十多年里禁止培根写出一个字。他在恢复研究之后，便汲取了教训。他用一种奇特的符号著述，使他的同代人无法读懂。随着教会绝望地试图不准人们置疑宗教信条，以免导致怀疑和离经叛道的事态愈演愈烈时，培根的巧妙办法就逐渐通用了。
不过，这种做法并非出于陷人民于无知的险恶用心。当年促使教会搜寻异端的心理原是一番好意。他们坚定地相信，不，应该说他们明知，今生无非是为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真正生存做准备的。他们深信，过多的知识使人们不安，让他们的头脑充满危险的观点，以致怀疑，从而毁灭。一名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如果看到他的某个学生偏离了《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启示的权威并独立地进行研究，他就会像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看到她的小孩走近火炉一样惴惴不安——她知道，如果让孩子去摸火炉，就会烫伤柔嫩的手指，因此她就会让他远离火炉，必要时甚至会采取强制手段。但她确实爱孩子，只要他听话，她就会尽力对他好。同理，中世纪人们灵魂的护卫者，一方面在涉及信仰的一切问题上十分严格，另一方面也日夜操劳为其信众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他们尽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而且当时的社会也显示了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的影响力，他们竭力使普通人的命运尚可忍受。
一个农奴就是一个农奴，其地位绝不会改变。但中世纪的仁慈上帝既然要农奴终身为奴，并将永生的灵魂赐予这些卑微的人，那么就要保护他们的权利，让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好的基督徒。当农奴年老体弱不宜干活时，雇用他的封建领主就要照看他。因此，过着单调沉闷生活的农奴，并不必为明日的下场而忧心忡忡。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不会被抛出就业的队伍，他会始终有一个屋顶遮身（或许是漏雨的，但终归有处存身），也会有食物果腹。
这种“稳定”和“安全”之感，在社会各阶层中都不缺失。在城里，商人和手工艺人成立了行会，确保其所有成员有稳定收入。行会并不鼓励胜过邻人的心高气盛，反倒经常给那些勉强维生的“懒汉”以保护，从而让他们在劳工阶层中普遍建立起一种有保障的知足之感，这在处处竞争的今天已不复存在了。中世纪深谙我们如今叫作“垄断”的危险，垄断，即一个富人把所有的粮食、肥皂或腌鲱鱼统统囤积起来，然后迫使世人以他的定价从他手中购买的行为。因此当局不鼓励批发贸易，并且调控价格，商人们只可按定价出售。
中世纪不喜欢竞争。当最后审判日触手可及，财富并非评判标准，好农奴可以进入天堂的金门而坏骑士要被打发到最深层的地狱中去受罚的时候，为什么要彼此竞争，使世界充满匆忙和对手，形成你推我搡的局面呢？
简言之，中世纪的人民要乖乖地放弃他们的一部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以便可以在躯体和灵魂的贫乏之中享有更大的安全感。
而且除去极个别的例外，他们并不反对这一切。他们坚信，自己不过是这个星球上的过客，他们的此生是为更伟大、更重要的生活做准备的。他们故意背转身去，不肯面对一个充满了苦难、恶毒和不公的现世。他们拉下百叶窗，以免阳光可能分散他们阅读《启示录》的注意力，那一章《圣经》告诫他们说，上天的光芒将要照亮他们永恒的幸福。他们尽力闭上眼睛不去观看尘世上的大部分欢乐，以便可以享受不远的来世等候他们的欢乐。他们把生命当作一种必然的邪恶来接受，而把死亡当作荣光时日的起始来欢迎。
希腊人和罗马人从来不费神去构想未来，而是竭力在现世建起他们的天堂。他们成功地使不是奴隶的同胞尽享人生之乐。随后便是中世纪的另一极端：人们在最高的云层之外为自己建起天堂，而把现世变成了高贵与卑下、富有与贫穷、聪慧与愚钝的人们落泪的凡间。钟摆到时候就要向相反一方摆去，下一章我就会告诉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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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贸易
十字军如何再次使地中海成为繁忙的商业中心，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如何变成了与亚非通商的大型集散地。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城市最早取得了重要地位，其中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意大利半岛在很久以前就由罗马确立了其地位，比起欧洲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拥有更多的道路、城镇和学校。
蛮族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同样肆意焚烧，但意大利有太多的东西，虽经摧毁，幸存的仍然不少。其次，教皇住在意大利，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机器的首脑，教皇国拥有领土、农奴、建筑、森林和河流，控制着法庭，教皇还时时收到大量金钱。付给教皇当局的必须是金银，教皇要的东西和威尼斯及热那亚的商人和船主所要的东西如出一辙。北部和西部的奶牛、鸡蛋、马匹以及其他农产品要换成现金才能偿还远处的罗马城的账款，这就使意大利成了金银相对较多的国家。最后，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意大利各城市成为十字军的兵站，获利之巨难以想象。
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这些意大利城市保留了东方物资集散地的地位，欧洲人在近东度过的时光已使他们离不开这些东方商品了。
在这些城市中，像威尼斯那样享有威名的并不多见。威尼斯是建在堤岸上的共和国，在4世纪蛮族入侵时，人们从欧洲大陆逃到这里。由于这里四面环海，居民就从事制盐业，中世纪时，盐因稀少而昂贵。在数百年间，威尼斯垄断了餐桌上这一不可或缺的食物（我说“不可或缺”，是因为人和羊一样，如不食用一定数量的盐，就会生病）。威尼斯人利用这种垄断增加了城市的实力。他们一度甚至敢于公然蔑视教皇的权势。城镇变得富有，就着手造船，用来从事与东方的贸易。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这些船就用来载人到圣地；当乘客无法用现金付船费时，就只好帮助威尼斯人在爱琴海岸、小亚细亚和埃及不断扩大他们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