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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
宗教大论战的时代。
16世纪和17世纪是宗教论战的时代。
你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周围所有的人几乎都一直在“谈经济”，或者讨论与公众生活有关的工资、工时和罢工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时代所关注的主要话题。
在1600年或1650年，可怜的小孩子的境况要更糟。他们除去“宗教”以外听不到别的，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命定论”“变体论”[1]“自由意志”和上百个别的古怪字眼，表述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有的含混不清的“真正信仰”。孩子们按照父母的期望，受洗为天主教徒、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茨温利教派或再浸礼教派。他们学习路德编订的《教义问答手册》，由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教规》中的神学知识，或者默诵以英文出版的《公祷书》中的三十九条信条，并且听大人教导说，只有这些才代表“真正信仰”。
孩子们听说了英格兰那位多次结婚的国王亨利八世将教会财产全部攫为己有，还自命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并僭越了罗马教皇任命主教和教士的一贯权力。孩子们一听到有人提起神圣的宗教法庭及其土牢和许多刑室就做噩梦。他们还听说同样骇人的故事，讲述一群荷兰新教暴徒如何抓到十多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把他们送上了绞架，只是为了杀害那些承认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而取乐。不幸的是，对立的两个教派势均力敌，否则他们的斗争早就结束了。结果斗争拖了8代人，而且变得十分复杂。我只能讲给你们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建议你们找一本宗教改革史的书（这种书很多）读读其余的情况。
新教的伟大改革运动之后，便是教会深层的彻底改革。那些仅是业余人士的人文主义者和希腊罗马古董商的教皇们从公众眼前消失了，代之以严肃认真的人，他们每天花费20个小时管理由他们经手的神圣的教务。
修道院中漫长而又不那么光彩的好日子寿终正寝了。修士和修女们被迫日出而作、研习长老的遗著、照看病人、安慰垂死者。神圣的宗教法庭日夜警视着，没有危险性的教义才准予印刷和传播。到这里总会习惯地提到可怜的伽利略，他由于有失谨慎地讲起他用他那好玩的小望远镜观察到的天空，并叨咕了一些有关天体运行的观念，与教会的官方观点唱了反调，就被囚禁起来。但是说句对教皇、教士和宗教法庭的公道话，应该指出，新教也和天主教不差分毫地与科学和医学为敌，把那些对事物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的人视为人类最危险的敌人，表现出同样的无知和狭隘。
而加尔文这位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家和日内瓦政治和精神上的霸主，不但在法国当局要绞死米格尔·塞尔韦特（西班牙的神学家和医生，以作为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的助手而闻名）时为虎作伥，而且当塞尔韦特已经成功地从法国监狱出逃到日内瓦之后，加尔文再次把这个聪明人投入监狱，经过漫长的审判之后，以异端之罪而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置他的科学家的声名于不顾。
事情就这样继续着。我们在这一题目上没有什么可靠的统计资料，但总的说来，新教徒对这一争端比天主教徒更早地感到了厌倦，而且，由于宗教信仰而被烧死、绞死、杀头的大部分诚挚的男男女女，都成了既有权势又极其残酷的罗马教廷的牺牲品。
至于“宽容”这个词（你们长大之后请记住），它出现的年代并不久远，连我们所谓的“当代世界”的人，也只是在与他们无关的事情上才讲宽容。他们会对一名非洲原住民表示宽容，不去管他当了佛教徒还是穆斯林，因为那两种教徒对他们毫无意义。但若是听说他们的邻居原是共和党人，相信高度保护的关税，如今加入了社会党，想要废除一切关税法，他们就不再宽容，而且会加以指责，所使用的语言和17世纪一名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在听说他们平素敬爱的好友已经成为可怕异端新教（或天主教）的牺牲品时所使用的言辞是一样的。
宗教法庭
“异端邪说”直到不久之前还被视为一种疾病。如今，我们看到一个人无视身体清洁和家庭卫生，使他本人和孩子处于伤寒或其他可预防的疾病的危险之中，我们会报告卫生局，那里的官员就请警察协助将这位危及全社区安全的病人带走。在16和17世纪，一个公开怀疑新教或天主教创建的基本教义的异教徒，无论是男是女，都会被看作比伤寒病人更可怕的威胁。伤寒可能（十分可能）会毁灭肉体，但按照他们的看法，异教徒却可能毁灭不朽的灵魂。因此，一切善良和理智的公民都有责任向警方报告既定秩序的敌人，没有这样做的人就如同发现邻居患了霍乱或天花却没有报告就近的医生一样，应予责罚。
在未来的岁月中，你们会听到很多有关预防医学的问题。预防医学指的就是，我们的医生不必等到病人生病再去救治。相反，他们研究人们完全健康时的状况及其生活条件，通过消除垃圾、指导他们的饮食和应避免的问题，提供个人卫生的一些简明观念，来消除各种可能的致病因素。他们还会进一步做到：走进学校，教会孩子如何使用牙刷和预防感冒。
我已经设法向你们表明，16世纪人们把身体疾病看得没有威胁灵魂的疾病那么重要，因此他们组成了一套精神预防医学的体制。一个孩子刚一长到能够拼写第一个单词的年龄，就要教他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真正的”）信仰教规。这倒间接地成为欧洲人普遍进步的一件好事。在新教国家中，学校很快就星罗棋布了。他们使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阐释教义，但除去神学之外，他们也教授别的东西。他们鼓励读书，从而对印刷业的繁荣兴旺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天主教徒们并未落后。他们也把许多时间和关注投入教育。在这方面，教会在新建的耶稣会教规中找到了难以估价的朋友和同盟。这一出众组织的奠基人是一名西班牙士兵，他在经历了一番不圣洁的冒险生涯之后，皈依了宗教，他认为自己应该为教会服务，就像以往的许多罪人一样，他们由救世军指出了他们生路的过错，而后便将余生奉献给支援和抚慰不幸的人的使命。
这个西班牙人名叫伊纳爵·罗耀拉。他出生于发现美洲的前一年。他受了伤，落下终身跛腿的残疾。他在医院治疗时，看到了圣母及圣子显圣，要他放弃他先前生活中的邪恶。他决心去朝觐圣地，完成十字军的使命。但他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后，明白自己不可能实现那一使命，便返回西方，投入了对抗路德异端的战斗。
1534年，他在巴黎的索邦就读。他和另外7名学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兄弟会。这8个人相互保证，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他们不谋求财富，但要力争正义，而且要全身心地奉献给教会。几年之后，这个小小的兄弟会发展成一个常规组织，而且以耶稣会的名义得到了教皇保罗三世的认可。
罗耀拉曾经当过兵。他相信纪律，而绝对服从上级命令成为耶稣会巨大成功的一个主因。他们特别推崇教育。他们先要教师受到全面的教育，然后才准许他们去对哪怕一个学生说教。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住在一起，参加他们的游戏，对学生柔情关怀。结果，他们培养出了新一代忠实的天主教徒，像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一样认真履行教会的职守。
然而，精明的耶稣会并没有将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教育穷人身上。他们进入宫廷，担任未来的皇帝和国王的私人教师。其意义将在我要讲的三十年战争中看到。但在那场可怕的宗教狂热最终爆发之前，已经发生了许多别的事情。
查理五世死后，德国和奥地利留给了他的弟弟斐迪南，而他的其余属地——西班牙、荷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则归于他的儿子菲利普。菲利普是查理与其表妹、葡萄牙公主之子。这种近亲联姻的孩子容易精神不正常。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是个疯子，后经其父同意，被杀身亡。菲利普虽然不是疯子，但他对教会的热情已近乎宗教狂。他相信上天指定他成为人类的一个救世主。因此，不管是谁顽固地拒绝陛下的观念，都会被宣布为人类的敌人，要彻底消灭，以免该人的坏榜样腐蚀了他的虔诚的邻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