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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另一个因素大大促成了由《凡尔赛和约》引起的混乱。威尔逊总统本人就是一个半独立国家联盟的领袖，他有一种世界各国联盟的见解。这样的情况在美洲大陆已经证明是可行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已经给予数量不断增长的拥有主权的各州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经济昌盛，使整个美国成为全球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国家。欧洲人民为什么不能学习1776年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3州念念不忘的教训呢？
真的，为什么不能呢？
因此，当威尔逊先生解释他的国际联盟的计划时，协约国的领导人都在垂首恭听。在那种环境的压力下，他们甚至同意了将世界合众国的原则写进他们的和平条约。但总统的座船刚一起锚，驶向西半球时，欧洲诸国就开始消除与那位伟大总统的内心最为接近的成果，回到旧日外交的秘密条约和私下结盟的理念。
与此同时，一种非常明显的感情突变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当然，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可以轻易地责备威尔逊先生的某些个性造成了大家对国际联盟的态度改变。但更加微妙的其他势力正在加紧工作。
首先，参战士兵返回了家乡。他们对欧洲状况的了解很直接，他们并没有迫不及待地要继续过去2年中那种极亲密的关注。
其次，大部分人正在开始从战争的疯狂愤怒中恢复过来。他们不必再为亲爱的子女的生命担惊受怕，又能冷静地思考了。对欧洲传统的不信任又重现了。不久就可清晰地看出，乔治·华盛顿抵制“纠缠不清的联盟”的不祥警告，在1918年已经和一个世纪前一样左右着人民群众。
再次，经过2年的游行以及4分钟的演说和自由借贷，重新回到谋利生意的正常轨道上来是非常令人愉快的。
总之，威尔逊总统如此唐突地抛到欧洲门槛前的国际联盟已经遭到其精神父母的遗弃了。婴儿虽没有夭折，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长成了一个体弱的家伙，无法以任何确定的方式让人觉察到它的影响，只是因为偶尔无效的斥责和摆动顽皮的手就能把自己的朋友惹恼。
我们又一次面对难言的历史上的假设。
美国走向国外
“假如国际联盟当真将整个文明世界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世界合众国……”
我说不上来，不过，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中，威尔逊总统也只有极小的成功机会。
我们如今已开始认识到，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革命，而且是一场胜利被始料未及的第三者拿走的革命，从那时起这个第三者就被视为詹姆斯·瓦特的孙子，在越来越大的圈子里以“铁人”而为人所知。
铁人
原先，蒸汽机——如同它的弟弟电动机一样，一直是文明的人类家庭颇受欢迎的新成员，因为它是个驯顺的奴仆，而且随时都会减轻人力和畜力的劳动。
但不久就清楚了，这个无生命的杂工还诡计多端，而战争带来的一切体面生活的暂停给了这铁家伙一个机会去役使本来是它的主人的人。
四处都有些聪明的研究科学的人会预见到这个难以驾驭的仆人威胁人类的危险，但这样的预言家刚一开口发出警告，便立即被指斥为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煽动性的激进分子，结果，他们要不就闭上嘴巴，要不就自食其果。由于对这场大战负有责任的政客和外交家们此时都在致力于制造合适的和平，是不该在如此神圣的努力中去打扰他们的。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可敬的群体几乎总是完全不懂得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基本原理恰恰是左右我们当前的工业化和机械形式的社会的观念，况且这伙人比起目前可以想到的其他群体更不适合掌控复杂的现代问题。巴黎那些全权的大使们也不例外。他们在铁人的阴影下见面，他们谈论的世界是由铁人左右的，但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铁人的存在。直到最后，他们谈话的用词和象征都来自18世纪而不是20世纪的头脑。
后果是必不可免的。不可能用1719年的思维方式取得1919年的繁荣。但日益显而易见的是，凡尔赛的那些老人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如今，看看留在泛滥着愤恨与不理智的尾波中的世界吧！一个光怪陆离的新的民族主义的疯狂的“联谊会”，或许作为历史奇迹还有些价值，但在一个由煤、铁、水力和批发信誉操纵的世界上，绝不可能有其一席之地。一个由人为边界划分的大陆在儿童地图上看着蛮好，但对现代文明的要求却无任何价值。一座辽阔的军营，人们穿着黄色、绿色和紫色的军装如同举办化装舞会，无力地模仿着他们虚幻的祖先，对我们当今的社会却缺乏实用价值，远不如在廉价商店地下室中上班的收款的小女孩。
如此说法似乎是对事态的老大不敬，毕竟那些观念还充斥着满怀感念和自豪的千百万真诚的欧洲爱国者的心灵。
我很抱歉，但在欧洲的政治家们心甘情愿地把现代问题留给具有现代思维的人们去解决之前，是不会有任何持久的改进的。与此同时，人民在极度痛苦和沮丧之中就会转向法西斯主义开出的万能药方。
这一番雄论倒也刚好解释了近来的一切政治进展中最危险和遗憾的东西——在欧洲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急速发展的反感。既然我的写作是为一切民族的孩子们而不仅仅是为了那些生活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伸展开的一片幸运土地上的孩子们——这里飘扬着的星条旗可以看作是非常可疑的品位的展示。但如今已是讲话直白的时代，哪怕冒险被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这是我所渴望的最后荣誉）所误解，我还是要把我的观点讲清楚。
我从来没有宣称过，一人对一人地比较，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优于其在旧大陆上的任何表亲。但所幸的是，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因此比起所有其他民族来说他们更具有面对未来的开放眼光，更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结果，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接受现代世界，而且是连好带坏地全盘接收，因此很快地就会达到一种“妥协”，借此，活人和他的无生命的仆人就得以和平并互敬地共存。这话听起来荒唐，却是真实的：已经实现最大的完美机械化的国家，也是最早让铁人就范的。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人民曾不得不把大量的古旧的压舱物抛下船去。他们已经放弃了200年或2 000年前用于极其有效的目的的数以百计的观点、偏见和理念，因为那些东西如今已经不比驿车或奇迹偶像更有价值了。在我看来，除非德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天晓得该叫什么名字的国家的人民群众都能这样做，否则欧洲就不可救药了。
在这样的章节里，原是易于对洛迦诺[4]发表一番高谈阔论的；对那些尚未弄清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来自早已被抛进石器时代的小城的法国政客的愚蠢，也同样可以指手画脚。但那样会浪费精力和油墨。
在过去10年里席卷全球的苦难（因世界大战而加速，但绝不是由那场血淋淋的冲突造成的），实际上是由于全世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的结果。但沉浸在以往学识中的欧洲，至今仍不情愿或不能够认识这一事实。
《凡尔赛和约》是旧制度最后一次伟大的姿态，也是对抗现代纪元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最后一座堡垒。在不足8年的时间里，该和约成了一片废墟。应该对1700年那篇高贵的治国方略加以考虑。今天，一万人里也不会有一个人愿意费事去读的。因为20世纪是受某种经济和工业原理制约的，并不认可政治界限，而以绝对的不可避免性趋向于将全球变成一个无视语言、种族或此前先辈荣誉的巨大而繁荣的车间。
这个车间最终要造出什么，在人及其机器之间甘心又智慧的合作中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文明——我一无所知，而且也确实无关紧要。生活意味着变化，何况这也不是人类第一次面临类似的紧急情况了。
我们的远祖和近祖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危机。
毫无疑问，我们的子孙也会这样经受考验。
但是对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唯一严重的问题是沿着经济而不是过时的政治路线来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重新组合。
7年以前，大炮声让我们震耳欲聋，探照灯光让我们眼睛发黑，我们依旧昏昏沉沉地不清楚这场巨变会把我们载向何方。当时，任何一个忠诚正直的人，若是假装能够把我们引回1914年的幸福日子，我们都会把他当作领袖来拥护，因为我们衷心而诚挚地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