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个人崛起的力量
01 大公司：和蚂蚁一起起舞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中国古代有一个笑话，说有个聋子看到别人放炮仗，就觉得好奇怪啊，好好的一个花纸卷，怎么说散就散了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有一个感官通道封闭后，不管你多么用劲地观察，都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世界的。
现在，我们人类世界，甭管是政治还是商业，都处于一个特别神奇的时代，我们经常会感觉到，“这个花纸卷怎么说散就散了呢”？
比如说诺基亚被收购了，那样坚若磐石的庞然大物原来也能崩溃；微软这个10年前还炙手可热的大企业，如今做什么都做不成，没准儿也离死不远了；原来默默无闻的一些小企业，比如说三年前大家还不知道的小米，突然就成为估值100亿美元的公司了。
小米发布2999元47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互联网大彩电时，搞得我那些在传统彩电公司工作的朋友大惊失色，倒抽一口凉气。为什么？他们原来那个大帝国就此接到了“病危通知书”，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倒掉了。
即使是国家层面，美国当年那叫一超独霸，现在面对叙利亚这么一个弹丸之地，也感觉到狗咬刺猬一般地为难，不知道从何下嘴。这个世界真的是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谁都不知道自己烈火烹油似的繁华能够持续到哪一天。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的作者大有来头，叫作库珀·雷默，他是基辛格的弟子。他是一个飞行特技驾驶员，还是一个很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
这本书就是针对美国提出来的一整套如何适应新世界的解决方案，对于所有身在传统商业大组织中的人都有借鉴意义，也就是大象如何才能和蚂蚁一起舞蹈。
所有危险都有不可预测性
大象为什么遭遇到这样的困境？答案只有一个，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全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个体崛起。
举个例子来讲，《罗辑思维》为什么能够存在？要知道我们现在每期的点击量有100多万，跟CCTV有些著名栏目也相差无几。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央视所有的资源都是从组织内获取，得有各地的差转台、各个城市中心的转播塔、底层的上万名员工，才能做出一些好栏目。
我们《罗辑思维》是草根生长，我们也不是没有资源、没有底座，我们也有，优酷等互联网视频网站的带宽服务器免费给我们用，张小龙团队不眠不休多少个日夜做出来的微信我们也在免费用。我们没有必要进入到央视那样的体系里，就能获得如此开放、全面、强大的资源。
像罗胖这么温柔敦厚、一副无害的表情的人获得这样的资源倒也罢了，如果这资源落到恐怖分子手里呢？据说从2008年开始，人类就可以从互联网上完整地下载天花基因的制造方案，而且这种天花基因是可以对现在所有的防疫系统进行突破的。也就是说，这种天花基因能秒杀所有疫苗。所以很多人就说，也许过不了几年，第一个可以秒杀所有疫苗的天花病毒就将在某个恐怖分子家里制造出来。一旦制造出来怎么办？
据说，前几年美国国防部也做了一个实验，电脑模拟了一下人类感染了这种新型天花病毒会怎么样。结果，几周之内，几百万人都死了，最后国防部干脆把插头拔了，说这事别再弄了。这个危机往下演算下去，就是美国人灭绝，因为在整个电脑推演当中，没有发现任何现行的防疫机制可以阻止这次瘟疫的蔓延，它太快了。
这就是个人崛起的力量，但是这还不是根本。这本书里最有趣的观点，就是所有危险的不可预测性。有人会说，无非复杂一点儿，有什么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从远古有人类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追求的就是可预测、可预见。搞商业的人都知道，任何计划的执行无非是“计划、执行、检查、调整、提高”这几步，我们必须知道所有的事情要往哪儿发展。
什么叫不可预测性？如果世界陷入了不可预测性，原来工业社会建立的系统就会全部崩溃掉。这正是我们即将面对的局面。
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个实验，叫“沙堆实验”。如果取一堆沙，一粒一粒地往下滴，一开始它会形成一个自组织，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圆锥形。可是随着沙粒一粒一粒往下滴，沙堆不可能一直保持圆锥形，总有一刻沙堆会发生崩塌，尤其是那个尖，“啪”的一下就不成形了。
这就是科学上著名的沙堆问题：什么时候崩塌可以预见吗？
最开始沙堆实验是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提出来的，提出者叫巴克。他认为没法预测，但是没有验证。后来，美国一位科学家干脆真的做了这个实验，发现巴克的猜测是对的。当沙堆堆成一定的规模之后，再往上去，每个点发生崩塌的概率都一样，并非堆得越高越容易崩塌。这是沙子，不是泥土，每一粒沙之间没有黏性，只有挤压的作用。
这个实验的执行者提出了一个数字，他说每下来一粒新沙，原来沙堆内部结构的复杂度，每一秒钟提升100万倍。这就是指数级的概念了。请注意，它只是沙堆内部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跟外部的冲击力是无关的。沙堆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但是没人知道它会怎么变。
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就是这样吗？互联网把每一个人从传统的小共同体当中剥离了出来，很多公司的离职率大增，每一个年轻人都觉得，我认识好多人，我网友多得是，那么多公司都在网上招聘，我随时可以去。这就是剥离出来的一种力量。
我们不会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在单位事事都要听领导的，争取早日当上组长、车间主任，顺着体系往上爬。现在不是了，互联网为每一个人打开了眼界，让每个人还原到沙子的状态，它不再是凝结在一起的土块，它几乎没有任何可建筑性。
也就是说，当整个社会由这些分散的像沙粒一样的人和小组织构成的时候，沙堆实验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个逻辑，就可怕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下一刻发生什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本书里最让我震撼的就是这个沙堆实验。当人类那么多种因素堆积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一个新的NGO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的缩写，意为非政府组织）诞生了，可能是一个印度农民离家出走了，可能是硅谷出现了一个新的技术，可能是北京中关村两家公司合并了。就这么一颗沙粒往下一落，整个系统突然就发生了崩塌，这种可能性难道不存在吗？
没错，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正在笼罩这个世界。就像中国的楼市，很多经济学家都说，楼市马上就要大跌了。这道理谁都懂，一个暴涨的市场，总有一天会发生大跌。可是什么时候跌？如果他敢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一个具体日子，那这个人一定是骗子。这是因为楼市和刚才我们说的沙堆实验是一样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所有消费者、楼市投资者、基金、政府、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架构决定的一个沙堆，里面的复杂性一点儿不比刚才我们说的沙堆要小。它什么时候崩塌，早就在实验中被证明，是不可预测的。
20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进展，科学发展到最后，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预测的。20世纪初，海森堡就把不可测量带入了整个量子物理，后来流体动力学、信息论，包括数理逻辑里面都发现，最后否决了因果关系，否决了世界的可测量性、可理解性，很多现实才可以解释。所以，这个世界的本质没准儿就是不可预期。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小家伙的力量，当它逐步强大之后，爆发出来的后果是可怕的。
很多人都知道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不知道哪里就会爆发龙卷风。现在，我们的商业大组织面对着同样的不确定性。前几年，我给很多企业当危机管理顾问的时候，偶尔也管点儿公关的事，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企业的舆论危机是不可管理、不可预防的，只能在它发生之后随之舞蹈。但我这个观点很得罪人，因为很多公司就是靠预防危机、管理危机吃饭的，我这么一说不是砸了人家的饭碗吗？
我跟他们抬杠的时候经常会说，当一个大组织、一个大企业处在互联网的舆论环境里时，它根本不知道哪一个对它有伤害的声音会被加速，会被强化到企业根本承受不住的地步，而且根本没法预判，他可能就是一个个人。所以如果我听到谁说“我能够管理危机”，我就会抬杠说：“那你倒回去两年，替中国红十字会把郭美美给预测出来。”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证明郭美美跟中国红十字会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又如何？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已经毁掉了。
个人崛起的时代不像以前，恐怖分子给公安局打电话说：“我放了十万个炸弹。”公安局马上就全城排查，只要拆掉一颗炸弹，风险就少掉十万分之一，这是可以预测、可以管理的风险。可是现在呢？公安局只能安排全城人民大撤离，没有别的办法。当每一个风险都能成为郭美美级的风险，请问我们的企业还能躲到哪里去？这风险还怎么预测呢？
这个世界是不可控制的
《不可思议的年代》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坏消息是，这个世界不可预测，而第二个坏消息就更要命了——这个世界不可控制。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如果时光倒转，让我们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跟别人说“苏联要解体”，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因为那是一个看起来坚若磐石、有着坚强的控制力、拥有克格勃这样的组织的国家。它的政治结构看起来比美国还要稳固、还要强大，怎么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呼啦啦大厦倾倒，就那么垮掉了？真的是很让人震惊，包括美国人在内。
美国人刚开始惊呆了，然后就开香槟庆祝——冷战我们赢了。戈尔巴乔夫弄垮苏联之后，反复强调的一个政治观点就是：美国人一直说他们赢得了冷战，这是个错误。但是美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写了一大堆文章来分析，说首要的原因是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把苏联的经济拖垮了。有没有搞错？苏联的经济是不太行，可那会儿并不是它最不行的时候，乌克兰大饥荒死了几百万人，那时候怎么没垮？而且苏联垮了之后，类苏联结构的国家，比如古巴、朝鲜，它们的经济更糟糕，怎么现在还没垮？这个原因是解释不通的。
第二个原因，美国人搞了很多反苏的油印小册子在苏联境内进行传播。《不可思议的年代》的作者把这个分析告诉了俄罗斯的专家们。他们哄堂大笑，说那种油印小册子以及“美国之音”的广播，在苏联人民的生活中已经是常备品了，存在几十年了，怎么会刚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就爆发了呢？这个理由说不通。
还有人说是因为美国的“软实力”，苏联是被牛仔裤、麦当劳、摇滚乐、美国的电视剧、好莱坞电影、迪士尼轰垮的。也不能说这个分析一点儿道理也没有，持这个观点的是美国著名的战略学家奈斯比特。怎么定义软实力呢？软实力的标准定义是，能够在其他国家人民心中建立偏好的能力。你爱看我的电视剧，爱用我的文化，那时间一长，你不就喜欢上我了吗？你喜欢上我，就会厌恶现在的统治者，然后摧枯拉朽，你就到我的碗里来了。
可是我们仔细想想，好像也不对。随便举两个例子，俾斯麦对法国文化真是崇拜到了极点，他非常喜欢巴黎，可是第一支血洗巴黎的外国军队不就是他带领的吗？抗日战争的时候，哪个日本指挥官不是用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汉字写战地报告、发布命令？正是那些命令让中国陷入一片火海中。就像现在中东的恐怖分子，他的包里可能就放有麦当娜的唱片，而旁边就是招募人体炸弹的招贴。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上午刚在美国大使馆递交了哈佛大学的入学申请，下午就可能跑到美国大使馆里扔石头。所以，美国不遗余力地加强软实力、建立偏好，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甚至是敌意，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情。
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上真的起过作用吗？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过例证。那苏联崩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后来，我又看到一种解释，说是苏联内部发生了崩溃，是苏联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们在苏联的后期，都希望这个政权垮台，是这种力量从内部把它撕碎的。
高度控制，唯有惨败
不管美国人写了多少文章，对苏联垮台的原因是怎么分析的，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崩溃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是不可预测的。
美国人针对苏联制订的各种计划真的起到过作用吗？真的能够控制这件事情的发生吗？恐怕未必。为什么控制在复杂的系统是无效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方不是死人，他就站那儿，你施以小计，他就正中你的下怀，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吗？
我们再拿美国的另外一个策略“中东和平”来说，这是美国近些年每一任总统都想留下的一座历史丰碑，可是从来没有成功过。有一个在中东斡旋的美国外交官曾开玩笑说，斡旋中东和平进程的外交官是世界上唯一终身从事的职业，因为这事儿永远没完没了。
为什么呢？机理其实很简单。美国先抛出了一个计划，以色列就说，我得从这个计划中再争取一部分能获得以色列人民欢呼的条件。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边呢？民族主义者得反对这个计划。等这两种声音各自把老百姓说服之后，双方就开始把这个计划两边扯，直到把这个计划碎为止。所以在中东和平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抛出的任何一份计划是能够成功的。
这本书里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电脑病毒。2008年的时候，一个顶级黑客发现全球的互联网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他突然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如果着手修补，那就得宣布一个计划，但是这就等于告诉那些特别坏的黑客，那些想去盗窃他人财产的黑客，去利用这个漏洞。可是，不说又怎么修补呢？一个想炫耀自己的技能和发现的黑客，是注定不能挽救互联网的。所以那一次互联网危机，最后是靠一帮黑客和一帮公司用极其秘密的方式，让全球互联网度过了一劫。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9·11”。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受到那次大打击的三天之后，9月14日，布什总统就在国家大教堂发表演讲，演讲词写得那叫一个气壮山河。他说：“‘9·11’袭击是敌人用他们选择的方式，在他们选择的时间里发起的；现在，我们美国人民要用我们选择的方式，在我们认可的时间里把它结束掉！”可是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愚蠢，一种试图控制对方的愚蠢。没错，美国很强大，想打谁就打谁，把萨达姆干掉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结束了一个故事，但是你也亲手开启了另外一个比前面的故事更悲惨、更具灾难意味的故事。
后来，我们在伊拉克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美国大兵长驱直入，横扫萨达姆政权，犁庭扫穴。可是接下来呢？整个伊拉克的社会系统崩溃了。这其中有一个细节，美国人当时想，我只打有生力量，只要把它打散，把萨达姆推翻就行了，基础设施咱们要尽量保住。美国人也确实用高科技手段做到了这一点。可是等整个社会系统崩溃之后发生了什么？美国人好不容易保住的基础设施，随后就被伊拉克那些溃兵、那些普通百姓在短时间内破坏得一干二净，所有的成果都丧失了。
拿出一种园丁精神来
系统崩溃带来的后果是美国人没想到的。美国人打利比亚，利比亚原来还有一个卡扎菲，虽然很多人嘲笑卡扎菲，说他只是一个母鸡，站在一堆蛋面前，说“这堆蛋是我的，我是他们的妈”。其实这堆蛋他一个都拿不起来，因为那是一个部族政治的国家，部族政治只是那些酋长跟卡扎菲达成的暂时协议而已。所以把卡扎菲搞掉之后，利比亚的社会崩溃，这个国家重建的难题就落在了美国人的头上。美国人一脚踩在了烂泥塘里，死活拔不出来。
这就是追求控制的结果，结束了一个灾难，又迅速开始了另外一个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所有高度控制的系统，一旦遇到一个具有高度灵活的低度控制系统的时候，往往都是惨败。
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这么一幕，解放战争中，蒋介石追求的就是中央控制。新一军、新六军派往东北的时候，全副美式装备，所有给养都由国民党的后勤部队供给，军容非常整肃，正规军嘛。蒋介石还不放心，亲自打电话指挥战斗，一直要打到团长级别。
延安那边呢？人家不追求控制，东北野战军进东北的时候，就地征粮、就地征兵，先搞土改，然后动员百姓参军，根本没有一套发达的后勤系统，但是部队很灵活，很有战斗力。延安丢了没关系，毛主席带着大部队就那么走了。中央和各野战军之间的电报联系甚至不太通畅，没有关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便打。
这就是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别，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最典型的一次战役是辽沈战役中的胡家窝棚战斗。当时，两股部队纠缠在一起，连长找不到团长，团长找不着师长。林彪一看，好，越乱越好。他这么说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是有价值观系统的，虽然打散了，但他们都知道，看见敌人咱们就要消灭掉。而国民党军队是中央控制，中央控制一旦丧失，那不就是没头苍蝇了吗？结果在胡家窝棚，廖耀湘的司令部生生被一个摸黑过去的共产党小分队端掉了。这次胡家窝棚战斗对辽沈战役的整个进程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面对一个越来越像生态系统、越来越不像机械组织的世界，用控制这种方法，你觉得还能成立吗？
1974年，著名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很有意思。他先客气了一句，说经济学终于有诺贝尔奖了。紧接着话锋一转，说：“人们正在呼吁经济学家出来谈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摆脱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这种严重的威胁？然而，必须承认，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推荐甚至极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局面。”就是说，现在经济不景气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给政府瞎出主意导致的。
这篇短短的演讲，感觉就像是替所有经济学家向大伙儿道歉。哈耶克最后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对待一个复杂性已经根深蒂固的系统，我们要采取一种什么姿态？不是自大地以为我们能够控制它的姿态，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拿出一种园丁精神，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含情脉脉地看着这些花草，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维护它的生态，帮助它成长。
这篇演说的名字叫《似乎有知识》，多奇妙的名字。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我们似乎觉得自己有知识，可实际呢？实际上，我们一无所知。
破解方案1：放眼全局
在《罗辑思维》以前的视频节目里，我们一直在强调个体的崛起。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大组织面对个体崛起之后的困境，怎么破？有解吗？有。《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的作者就提出了一个思路，叫深度安全。这个思路比较复杂，简单说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放眼全局。
美国人在“二战”后期发现有点不对头：为什么我们拿燃烧弹轰炸德国，反而导致德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在了希特勒的周围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高度控制带来的一个结果，你想影响他，让他按照你的方向走，但是对方往往不会让你如愿。
“二战”后，美国人吃的亏就更多了。在越南战争中，美军B-52轰炸机发射的军火量，远远超过“二战”的总和。但是又怎么样？美国败了。在越战中成长起来的一批美国军官，在越战结束之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哪儿错了？
冷战时期，西方的军人以美军为首，一直在做一道推演题：如果苏联举全国之力向西欧发动进攻的话，我们用多大的火力才能把苏联阻截在50千米之内？结果发现不可能，苏军要一直打到德国，把德国打败，才能止下步伐，此时双方将进入对攻战。可是这个情况是不可接受的，这要死多少人啊？肯定血流成河。所以一些年轻军官就提出来：可不可以不直接消灭他的有生力量，而去打一些后方的节点？什么节点？比方说我们不把敌人打死，只把他们打成伤兵，这不就增加了对方战地医院的负担吗？然后，我们定点去攻击对方的油料库、医院，包括一些通信设施，攻破他们的后方网络。经过电脑推演，大家发现这个策略挺好，反而能在50千米到100千米之内就阻截住苏军的进攻。
后来在实战中，美国的军人就一直用这招，打伊拉克的时候用过，打南斯拉夫的时候也用过。当时，他们有一招，就是先用飞机空投石墨做的丝。大家都知道石墨是细丝，可以导电的，美国在整个南斯拉夫的电网当中就投放这种细丝。结果就导致南斯拉夫的电网大面积的短路，贝尔格莱德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我们那个时候看电视新闻的时候，老觉得那是防空需要，不是，那是真的停电了，让美军给弄的。所以，南斯拉夫整个民心士气一下子就崩溃了。
你要说这玩意儿新鲜吗？它不新鲜，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听起来，这叫什么新鲜？因为我们《孙子兵法》从来都是这么说的。在兵法中讲究一个“势”，什么叫势？势就是我制造一种情况，让敌人按照我想让他去的那个方向去运动，这就是制造势。换句话说，中国的兵法在心中一直是有全局观的。
要想有全局观，我们就要学会不控制的艺术。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我们想控制一件事情，我们想推动一件事情，但是结果呢？比方说有新闻说，得经常回家看看，这件事得立法，不孝敬老人这可不行。后来又听说读书要立法，不读书判刑这事好像有点不对。但是你看，所有这种思维都是中央对边缘的控制型思维，我们拍桌子喊：《新闻联播》播了，全民得读书！是好意，可问题是这种控制结构面对一盘散沙——互联网式的一个纷乱的生态系统，真能起到作用吗？你呼唤读书，老百姓就真的拿起书本吗？
所以，甭管你是立法，还是加大中央的宣传力度，都是没有用的。什么是有用的呢？比如，可以扶持《罗辑思维》这样的节目，然后由这样的一个个读书社群形成网络，然后让这些种子自由生长。这恰恰是放弃控制的思路，而用生态对生态的观点，用全局的思维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破解方案2：组织变形
第二个就是组织变形。既然对方是蚂蚁，你非要当一头大象，那对不起，你只有被蚂蚁啃死的结局，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那怎么组织变形？我们为什么讲很多军事故事？因为你要知道，在五百强企业中，西点军校毕业的高管比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多。美国人打阿富汗的时候，就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组织变形，主导人叫拉姆斯·菲尔德——美国人当时的国防部部长。他在任上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把美国的战斗组织进行了重组。
原来苏军打阿富汗的时候，是正规军往里开，是中央控制系统往里走，最后铩羽而归。美国人不这么干，苏军是把70%的成本用于火力，30%的成本用于寻找目标。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能不能通过组织创新，把这个成本结构给颠倒一下？70%的成本用于搜寻目标，30%的成本用于对敌打击。”他把美国大兵分成了好几百个三人小组。每个三人小组中，一个人是炸弹专家，一个人是通信专家，一个人是战斗专家，三个人带一套5000万美元的装备，结伴在阿富汗山区寻找。他们一旦发现塔利班组织的人，通信专家就向后方发一封电邮，后方就直接发炮弹把它定点清除，甚至弹药量都是计算好的。
后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冯仑就提出，看来今后正规组织的变形方向就是这个方向，所以他给这种组织起名叫“特种部队组织”。这种特种部队组织在中国的商业结构里面也很典型，保险公司“扫楼”的都是特种部队。虽然只有一个人敲门卖保险，实际上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系统，保险公司的那些精算师会算出每一个保险产品的赔率。所以，未来的组织系统很可能就是这样，让前线听得到炮声的人发命令，后台去做支持；而不是后台发命令，前方去执行。
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定，这也是华为这家中国很有创新精神的公司近几年提出来的组织变革的方向。为什么要做组织变革？因为对方也在变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都是仿照美国军队建立的。当然，你模仿我，你又不如我，当然就打不过我。但是“二战”之后这些国家的组织都在进行变形，用冯仑的说法，他们变成了“基地型组织”。他们的特征是什么？成员极度离散，成本各自负担，然后靠价值观协调。针对这种组织变形，正规组织如果不进行变形，那是不可以的。
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为什么农民战争一爆发，中央王朝这个中央控制系统就很容易发生崩溃？我在史料中看过这样的故事，说李自成打仗非常简单，因为他说是有几百万人的军队，哪有什么正经军人？都是老百姓、饥民，想跟着他抢口吃的。攻城的时候也很简单，所有男丁只要能上去捣一块砖下来就可以去吃饭，拿不回来就只能死在城墙根前。他没有什么战术，就是这么一哄而上，然后像蚂蚁一样把一座城池瞬间啃成白骨。他这种打法，中央正规军还怎么跟他打？
清朝的太平天国也是这样，清政府做了什么样的组织变形呢？它变成了突击队，由恭亲王在中央主持，然后让汉族士大夫各自组织团练。当时，打太平天国的结构就是这样：曾国藩在安庆，胡林翼在湖北，李鸿章在江苏，左宗棠在浙江，彭玉麟管水师，各自爆发出活力，各自为战。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最后把太平天国给打下来了。你不能不说这是清政府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自发所做的一次组织转型。唯有这种分散力量、完成组织转型的方案，才是对抗这种新兴的蚂蚁型组织的唯一有效的方案。
激发起底层的惊人力量
在《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里面其实举了很多这种组织变形的例子。比方说，南非有一个治疗肺结核病的医疗项目，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就让医生去监督老百姓吃药。结果，因为那个药物的副作用非常大，老百姓说还不如死了算了，干脆不去治，最后这个项目执行得非常糟糕。
后来有一个治疗艾滋病的项目，因为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昂贵。那些黑人老百姓得了艾滋病之后，就自发地组织起来，每周或者每个月通过同乡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当活力来自于民间的时候，这个项目就运行得非常好。
这本书里还举了一个商业上的例子，也非常有意思。十几年前，巴西有一家企业，老板叫塞姆勒。他说巴西通胀率已经到了百分之百了，在这个国家做商人，就像地震的时候骑在一头暴怒的公牛上，真正可怕的不是公牛的颠簸，而是地震。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环境太不稳定了，企业简直没法干下去，他就不想干了。
可是一旦他不干了，工厂的工人怎么办？工人代表就找他谈判，说：“这样吧，我们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但是你得答应两个条件。第一，以后工厂如果挣钱了，我们的分红能不能增加点儿？”塞姆勒说这个可以，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以后万一挣钱了多分点没问题。“第二条，以后你签出去的每一张支出的支票，得由我们工会代表附签，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花我们的。”塞姆勒说这也行，反正什么都没有了，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怎么样？在通胀率百分之百的情况下，这家企业居然盈利了！因为每一个工人都觉得，“这是我的公司，它要死了我就没饭吃了”。后来通货膨胀期过去了，塞姆勒觉得这个体制很好，就保留了下来，什么都让工人自己决定，自己什么都不管了。
有一次选择建新工厂的地址，塞姆勒说你们工人自己投票决定吧。工人们就选择了一块地，这块地旁边就是当地人常年闹罢工的地方。塞姆勒心里犯了嘀咕：这里天天乱哄哄的，天天在罢工，行吗？结果新工厂建成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旁边天天在闹罢工、游行，这家工厂里的工人却天天钻在车间里搞技术革新。
塞姆勒的工厂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车间的叉车工人平常是八点上班，可是这个车间的工人说，早点上班，多干点活吧，以后七点上班。可是那个叉车工人死活不干。结果呢，这个车间所有的工人都学会了开叉车。
底层的力量就是这么大，所以塞姆勒这家公司现在变成了巴西一家特别奇怪的公司，可能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塞姆勒就根本不知道他雇用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这家企业在干什么，因为这些决定都不是他做的。他作为一个大股东、精神领袖，经常到车间里跟工人们握握手就行了。你看，底层力量一旦被激发起来，就是吓死人的力量。而底层力量怎么激发？组织得变革，这是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第二个答案。
其实中国的企业当中，这样的变革少吗？太多了。前不久，我遇到一个广州的企业家，他从事的是传统制造业，一直渴望能完成互联网转型。可是他琢磨来琢磨去，觉得靠自个儿可能没戏，所以就想了一个招：“员工们不都嫌制造业没钱赚，想跳槽吗？那就在公司里搞个创业PK大赛，跟那个《赢在中国》是一样一样的，每年两次。全民投票，如果这届大赛你赢了，你去创业，我就支持你，白给你个人股份，我控股就行。”对于那些有创业计划的人，这个思路就很有新鲜感，也很有吸引力。结果几年之后，这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居然控股了几个具有强烈互联网基因的子公司。
很多人都说变革难，关键你要知道你变革的是什么，你以为变革产品就行了？你以为搞一搞市场调研就行了？不行的，组织得变。
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我还想补一个答案，既然世界是不确定的，那怎么办呢？其实终极的答案是，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我还记得当年听《冬吴相对论》的时候，吴伯凡老师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指在得病和不得病之间的那种摇摇欲坠的状态。对啊，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也许你自认为是健康的，可是从头到脚去想，你会发现你浑身都是毛病。不说别的，谁敢说自己所有的牙都是标准的、完整的、好的？
整个世界都是不完美的，可是传统的管理，尤其是日本管理学那一套，都是想把事情往完美去做，这是工业社会在确定性的时代，想要用控制的方法来达成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互联网让每一个个人都崛起的时代，如果你再用确定性的、可控制的思路去面对你的竞争对手，你可能就会面对大象被蚂蚁吃掉这样的结局。
怎么办？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什么叫不确定性？其实就是一个“人”字。我们还会说到战争，战争是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尤其是在古代战场上，没有那么多的侦察设备，也许连敌方在哪儿都不知道，所以古代的名将不见得一定是大儒，很多名将一个大字都不识。
高阳先生笔下的清代名将鲍超就不识字，但是有很好的直觉，他站在山头一看，时候差不多了，就喊：“兄弟们，冲啊！”大部队就冲下去了。但是什么时候喊这句，这就是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只有在直觉非常好的将领的心中才会有。所以岳飞有一句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请注意，“一心”就是说只有一个人的心里可以掌握这个秘密。
柳传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可能要被西方管理学笑话死，他说，在中国做企业要“因人设事”。事儿得靠谱，更重要的是得找到靠谱的人，我觉得这人能够控制这个事，这事就可以干了，这就叫“因人设事”。所以乔布斯故去之后，你骂库克有什么用？他不是乔布斯，你希望他达到乔布斯用他的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完成的那种创新，可能吗？他根本就不具备乔布斯那种不确定性，自然不可能带来令你惊讶的结果。
《不可思议的年代》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几行字：“旧时代的全球秩序摇摇欲坠，传统的精英们束手无策，现在是轮到我们登场的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造我们的社会。”正是如此，以不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那我们就具有了不确定性。
有很多人在问，《罗辑思维》有确定性吗？万一你罗胖哪天出车祸死了呢？或者你哪天厌倦了不想干了，这个商业模式不就垮了吗？
我的答案是两条。第一条，垮了就垮了，那它就是回归了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生物就像草一样，一岁一枯荣，有生有死，这难道不正常吗？为什么要追逐那种控制，一定要基业长青呢？“老而不死，是为贼”，如果没有了生命力却还苟延残喘着，那叫吸血僵尸。何必要追求长久？
第二条，如果它很长久怎么办？还是回到生态系统。
总之，请参与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重建中来，我们等着你。
02 大英帝国：不控制的智慧
什么是大英帝国
从历史学的概念来看，严格地说，大英帝国成立于1877年，因为这一年英国女王才自封为印度皇帝，她的称号当中才出现了“皇帝”这个词，所以这一年大英帝国才算实至名归。
按照《帝国》一书的作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弗格森的说法，大英帝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丘吉尔这个人的历史。丘吉尔出生于1874年，他3岁的时候，大英帝国刚刚成立。丘吉尔死于1965年1月，他老人家亲眼看着这个帝国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他是目送这个帝国进入坟墓的人，1965年基本上也是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一年。所以丘吉尔的一生，也可以说就是大英帝国的一生。
1877年，仅仅是历史学定义上的大英帝国的起点。如果我们要追寻这个帝国的内在逻辑，找寻它的历史逻辑起点的话，那还要往前推整整100年，也就是1777年。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1777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
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明白了，后来那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其实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完之后，一败涂地的英国在废墟当中浴火重生出来的帝国。
大英帝国的内在逻辑
英国人确实很悲哀，跟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打了几百年的架，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一块殖民地，现在人家却独立了。
当年，英国就陷入了这样的状态，欧洲列强都在嘲笑它，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恨不得脱袍让位以谢国民，这真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但是，我在读历史的过程当中，觉得美国独立战争赢得好蹊跷，因为甭管是美国人写的书还是英国人写的书，他们描述的都是：华盛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有道德感召力，士兵们就算饿肚子，就算没有粮饷，甚至连整齐的军服都没有，也愿意跟着他干。
革命故事都得分两段讲，像中国，爬雪山、过草地得有，可是“三大战役”打得蒋介石满地找牙的英雄故事也得有，但是美国独立战争却没有。我们几乎看不到英国人怎样从一个占尽优势地位、通过多么惨烈的战役逐渐被削弱的故事，以及华盛顿将军运用怎样伟大的战略把英国人打败的故事。
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理解这场战争，因为人家毕竟是“亲父子”。所以，当英国人撤出美国、认怂的时候，包括1783年美英在巴黎签署《巴黎和约》的时候，英国人都是同样一个心态：既然不划算，老子不玩了。
其实英国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这个儿子不听话，打吧，我现在有一点儿打不动；即使我打赢了，又有什么好处呢？英国人算了算账，儿大不由娘，随它去吧。这个才是英国人止息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原因。
我们可以给英国人算一笔账，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其实还和法国人有过七年战争，耗费了多少军费呢？12亿英镑。我们今天看12亿英镑没多少钱，也就够建一座体育馆的，当年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
打完七年战争之后，英国人留了1万士兵在美国驻守，除了一些防卫的任务，还要跟印第安人作战。这1万人一年的军费是35万英镑。这是多大的财政负担啊！
那么，英国人能够从美国殖民地拿回多少税收呢？每年11万英镑。英国人傻吗？为了维护对美国这块殖民地的独占权，每年要花掉35万英镑，然而只能收回11万英镑，时不时还要支付一大笔像七年战争这样的军费支出。所以，从简单的账面资产上算，英国人不玩这局游戏是可以理解的。
很多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但凡领土，哪怕是一块小岛，我们也不能丢。但是英国人不这么想，为什么呢？这就得说到一个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国富论》说服了英国人
《帝国》这本书的作者弗格森前两年参加美国的TED（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演讲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段俏皮话：“1776年的时候，一个著名的英国绅士写了一本书，这是那一年的大事。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就是我们的一块殖民地要闹独立。”这段话让现场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美国人都明白他在说什么。
这段俏皮话背后的逻辑其实特别有意思。美国独立战争和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个更重要？弗格森认为《国富论》更重要，因为正是《国富论》以及它包含的那些思想说服了所有英国人，“我们应该按这种方式去走我们的道路”。
什么方式？在《国富论》这本书的第七章里面，亚当·斯密帮英国人算了一笔账：第一，如果让美国独立，军费负担降下来了；第二，自由贸易的秩序马上又开始了，何必要独占呢？独占只对那些得到英王特许的商人有利，对老百姓的自由贸易没有利。第三，毕竟我们是同文同种，有那么多政治、法律、经济、血缘上的联系，此时虽然撤出了，但大家的情感马上就会恢复。以后万一我们英国出什么事，人家小兄弟还会来帮我们的。
不是说一个大学教授的一段话就能说服所有英国人，关键是英国有一批政治家听得懂这个逻辑。
最会算账的英国人
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一个政治家，就是1783年上台的小皮特。首先，他的年龄就很传奇，他当首相那一年刚刚24岁，是英王力排众议，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当了国家的掌舵人，而且一当就是近20年。大英帝国正是在小皮特当政这20年中，完成了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废墟中浴火重生的历史重任。
这个小皮特是亚当·斯密的粉丝。有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说有一天，小皮特跟很多政治家在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个时候，亚当·斯密推门进来了，全体立即起立。亚当·斯密说：“先生们，你们坐，不要客气。”小皮特说：“不行，先生您得先坐。”
这有点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范儿，为什么“您得先坐”？因为这个屋里所有的人都是亚当·斯密的门生弟子。
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两点：第一，亚当·斯密用他强大的说服力，说服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政治家们；第二，这个说服带有一种恍然大悟、拨云见日的色彩。大家为什么这么尊敬他？说明此前它不是常识。
亚当·斯密带来了什么思想呢？虽然每个人都对各自的利益负责，但是只要参与分工，只要参与交易，大家最后都能受益。这么一算账，殖民地的问题就很好解释了，不要占有它，用大家的兄弟感情、血缘联系做生意就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整体的交易中获得新增的利益，而不是去争夺已经产生出来的财富。这是亚当·斯密算明白的一笔账。
100多年以后的19世纪末期，当整个欧洲列强都抖擞精神要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强占殖民地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英国人这套逻辑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而其他国家因为是后来者，往往是带有一种军备竞赛的心态去强占殖民地的。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这些其他国家在殖民地上用的钱是不划算的，是连本儿都没收回来的。
1904年，德国一本杂志上画了一幅漫画，很形象地表达了列强们对待殖民地的不同心态。德国人讲规矩，他们把鳄鱼、长颈鹿都弄来跟德国人学正步走；法国人比较自由浪漫，与当地的土著部族打成了一片；比利时国王二话不说，就把所有土著人放在烤架上烤，然后把肉一块一块割下来给吃了；而英国殖民地的场景就比较好玩，英国人是把当地人培植成商人，然后跟他们做交易。
当然，德国人为了讽刺英国人，画了一个大磙子，英国士兵把当地的商人弄到磙子下碾轧，榨出最后一个便士。等榨得破产了怎么办？再派一个传教士过去，让当地人信了上帝，从此他们的心灵就安顿下来了。
你看，即使在德国人的嘲笑当中，英国人的做法也是最聪明的一种。
不控制反而是最好的控制
说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什么是大英帝国？英国人虽然也用枪、用刀、用暴力，但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的100多年里，英国处于一种自然生长的生态系统中，反而是暴力色彩最淡的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英格兰、大不列颠、大英帝国，不知道英国女王或者国王那么多头衔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国的殖民地也是摊了一地，每一块殖民地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是自治，有的是半自治，有的是托管殖民地。比如说印度，有些邦是英王直属，有些邦是当地自治的土邦，自治的土邦里面情况也不一样。
再比如说美国，美国独立的时候是13个殖民地，可是这13个殖民地来源都不一样。马萨诸塞是当年的“五月花号”落脚的第一块土地，是清教徒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是英王特许的一个殖民者开拓的，后来由一家公司经营，那个公司破产后，国家又接管；北卡罗来纳，是英王特许的一块殖民地；罗德岛，是马萨诸塞的一帮人因为不服当地的管理，自己跑过去组建的一个殖民地。
每个殖民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那这个国家还有战斗力吗？当时欧洲人，包括德国人，就是这么嘲笑英国人的：破破烂烂，浑身是补丁，我只要打你一下，你就分崩离析了。
结果“一战”“二战”后，谁分崩离析了呢？德国完蛋了，而看起来破破烂烂、不成系统的英国反倒硬硬朗朗的，一直挺到了丘吉尔他老人家去世。
个中原因其实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这些人讲得很清楚了：统治不成，情意还在；情意不在，生意还在，我们的整个基础就在。
所以，当大英帝国崩溃了之后，即使大家成了一个英联邦，各过各的日子，但是每隔几年还是会开一次英联邦运动会，赛一赛鸵鸟，女王出来跟大家招招手，也挺好，还有这么一个情感纽带。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弱纽带，它很强。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都派出了自己最强的部队去帮助英国人作战。新西兰人跟德国人又没仇，而且德国人又打不到它，对它的安全毫无威胁，为什么要帮英国人？这就是情感纽带在起作用。
再比如阿根廷老以为自己跟美国关系好，在英国和阿根廷闹矛盾的时候，美国刚开始也是来调停的。但是双方要是真打起来，美国人会是什么态度？立即把兵舰借给英国人，把军事情报提供给英国人。我们俩是亲兄弟，200年前是一家，谁认得你阿根廷啊！到现在这感情纽带还在。
所以，今天英国真正统治下的领土，似乎已经回缩到英伦三岛，当然还有一些殖民地，比如说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的一些岛国，但是这些从财产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从领土上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说，大英帝国安乐死之后留下的这个英联邦已经毫无力量。它仍然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是因为在200年前，英国人算了一笔精明的账。
暴力镇压真的就好吗
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明白了，再也不能用暴力去管理自己的殖民地了，而应该让它们像生物一样自由生长，最后形成一种以英国为核心的贸易秩序和自由的经济生态。这对大英帝国是一种最有利的制度安排。
正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所以在美国独立之后，大英帝国重新起航，用100多年构建出了一个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
可是国家跟人是一样的，总是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涉及利益实在太大的时候，就会犯糊涂。大英帝国真正的劫难是在20世纪到来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印度问题。
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当年的美国可不能等价同观。美国一年不过给英国本土贡献11万英镑的税收，蝇头小利而已，可印度不同，因为它的利益太大了。据历史学家记载，当时印度的产出占整个大英帝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0%，这是多大的一块肉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它的殖民地非常多，可是有一个规律：都拱卫在印度周围。当时，英国曾经提出了一个“两C计划”，“两C”就是开罗和开普敦。开罗是大英帝国经地中海、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开普敦是大英帝国经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这两条通道就是大英帝国的商业生命线。
如果让印度独立了，也就意味着英国女王皇冠上的珍珠没有了。
但是这一天还是到来了。此时“一战”刚刚结束，英国人觉得在印度的统治很稳固。但是就在这一年，印度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当地的总督和总司令临时做了一个非常残暴的决定——向集会、抗议的民众开枪，当场死了几百人。
在英国人的伦理道德体系下，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在印度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面前，英国人突然公开打死了几百人，这件事也有着强烈的舆论传播意义。“阿姆利则惨案”，点燃了印度民族主义的火光。
而且这个时候，印度独立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大英帝国基本都替它做好了。比如说甘地，就是在英国本土学习、接受了英国文化，然后在南非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些，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和社会政治观。
现在，因为民族认同问题，民族主义通过甘地这些人迅速传播开来。应该怎么办呢？英国人的反应和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反应如出一辙——镇压。有特别残忍的，比如说当时的印度总督戴尔，曾经鞭打大量印度当地的老百姓，还制定了一些法案，剥夺了他们很多基本的人权。
其中最让大家恼火的是一个事件。有一个英国传教士骑自行车穿过一条街，结果被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给打了。打了就打了，接下来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总督决定羞辱一下当地人，就下了道命令：谁以后想从这条街上过，就得爬过去，为你们曾经对我们的不礼貌向我们谢罪和道歉。
在民族主义的火苗燃得正旺的时候，这种事无异于火上浇油，所以双方搞来搞去，渐渐地就变得不可收拾了。
大英帝国命中还有一劫，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跟英国人挑明要开战的时候，印度开始嚷嚷着要独立。大英帝国根本受不了前后夹击，最后不得不向印度提出了一个条件：你们印度人现在帮我打“二战”，只要打胜了，就让你们独立。
印度人很讲道理，“那行，我们打”。转眼就到了1945年，德国投降了，8月15日，日本天皇也宣布投降，这叫独立日。所有印度人都在等这一天，等着英国人兑现他们的承诺。
这个时候，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酝酿、升华，而且长出了全新的东西：民族主义内部的民族主义。当时的国大党实际上都是反抗英国的，可是随着“二战”的爆发，这个矛盾被掩盖了，酝酿出了一种别的东西：两种宗教之间的分歧。准确地讲，就是甘地、尼赫鲁这一支和真纳代表的穆斯林一支之间的分歧。
时隔多年，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因为很多东西一旦牵扯到民族、宗教就没理可讲。尤其是“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作为穆斯林的领导者，他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绝症，他特别希望在临死前看到巴基斯坦的独立，只不过别人并不知道。
这时候坐下来谈判的其实就是三方：一方是甘地、尼赫鲁，一方是真纳，一方是英国人派来的印度总督蒙巴顿。蒙巴顿作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来印度之前，首相就告诉他：“你身负着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你做任何决定英国政府都不会干涉，放心大胆地去干吧。”
从这个命令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人当时很明白，能踏踏实实走，别闹得腥风血雨就很好了。所以，蒙巴顿实际上是到印度来调解的，他后来抛出的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背后的宗旨就是不惹事，和平地撤退。
但这个时候，英国人想和平地撤出，事实上已无可能。我们看一下当时谈判桌上的局面。
尼赫鲁说：“我们独立，做联邦，大家都适当地自治，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印度，好不好？”
真纳说：“门儿都没有，我们巴基斯坦必须独立，跟你印度分家。”
尼赫鲁拗不过，就说：“分家就分家，那就按宗教信仰来分吧。”
但是，有一些邦，可能一墙之隔的两家人宗教信仰都不一样。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分给印度，还是分给巴基斯坦呢？比如说今天的克什米尔，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当时，英国人急着撤，想在8月15日之前把这件事搞定。只剩下两个月了，蒙巴顿没办法，随意地派了一个根本就不了解当地情况的老律师去处理。老律师丝毫没有考虑当地的民族宗教构成，就随便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这边归印度，那边归巴基斯坦。
结果在1947年9月8日，爆发了延续多日的大规模教派冲突，造成了1000万人的大逃亡，以及伴随着大逃亡的大屠杀。
如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仍然有着无法弥合的裂痕，很多人讲这是蒙巴顿使的坏，是英国人使的坏。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理解大英帝国的核心逻辑。大英帝国就是在重蹈100多年前在美国犯的错误，它老想去占有，老想去控制，老不让殖民地独立，老不用一个聪明的、明智的、其实英国人自己已经悟出来的，并且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已经创立出来的那套方法，去处理印度问题。结果，就酿成了这样的惨剧。
所以，对印巴矛盾以及造成的惨剧，英国人应该负责，我们得肯定这个结论。
后来，非洲国家渐次独立的时候，英国人就学乖了，非常和平地、理性地给了自己一次安乐死。
回顾大英帝国的历史，我们不禁要提一个问题：控制真的就好吗？
是败亡还是转型
前面，我们用简短的篇幅为大家勾勒了一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败亡，对，请注意这个词——败亡。我们在看待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解体的时候，通常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你败了，你不行了，你下场很惨烈。
但是，我们不妨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没准儿答案就不一样了。英国人没准儿觉得：什么败亡，这叫转型成功好不好？毕竟这两三百年，我哪一次也不是困兽犹斗，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只剩最后一口气，然后带着沮丧的心态躲到历史的角落里去舔伤口。我每次都是放下历史的包袱全身而退，做了历史时点当中的最优解，那是我当时最好的答案。就算印巴分治导致血流成河，流的也不是我英国人的血，我英国人见机行事，及时地撤走了。所以，这叫败亡吗？而且，今天全世界的英联邦还搞运动会，还赛鸵鸟，我们女王还出来挥手呢，我们王子结个婚，全世界人不都在抢着看吗？为什么？我们还是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嘛。怎么能说我们败亡了呢？我们是转型。
表面上，我们说的是大英帝国，其实我想说的是从工业社会结束，一直到互联网社会到来，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商业。传统的大组织如何适应这个新的浪潮，完成大英帝国式的转型呢？
很多企业家都在喊转型，但是你不要听他的，因为主动的转型从来不存在。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工业企业，看着腾讯、阿里巴巴、小米那么风光，也很羡慕，但是这远远构不成转型的力量，转型的动机一定是来自于它搞不定了。
前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开连锁发廊的企业家，他就告诉我：“真的是搞不定了。那些优秀的发型师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在我这儿干了，他们有固定的客户，有手艺。在CBD（中央商务区）随便租一个一居室，雇一个助手，就可以把生意继续做下去。他们为什么不要那份自由、那份尊严，跑到我这儿打卡上班，领绩效工资呢？”
互联网社会就是这样把传统工业社会那种板结的结构全部打碎了，变成点和点、点和线，每个点都可以和整个社会发生连接，变成一个全新的结构。我们过去追求确定性、追求控制的所有管理方法全部失效了。
过去的所谓管理，无非就是追求确定性，时间不靠谱，我让你打卡，追求时间上的确定性；绩效不靠谱，我搞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追求绩效上的确定性；人心不确定，我搞企业文化，搞团队建设，说白了就是给员工洗脑，让员工变得更靠谱。
这一套管理工具在互联网时代，面对90后的新员工，苍白无力得一塌糊涂，怎么办？罗胖没办过企业，也没有招，我只能给大家打个比方，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个其实就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跟老祖宗学管理智慧
四大名著里面有两本讲的就是传统工业社会，这两本就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在传统工业组织里面，上下结构其实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权力结构。上面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几个爪牙，核心是王熙凤。所有人的饭食，每一个丫鬟、每一个小主的月例银子，都得从王熙凤指头缝儿里抠出来，大家能不乖乖地听她的吗？
假设咱是一个丫鬟，想在贾府里混得好，应该怎么办？就得勾搭宝玉，甚至是琏二爷，变成通房丫头。变成通房丫头之后，最好被收为妾，变成赵姨娘。成为赵姨娘之后，再给主子生一个娃，也许这娃像贾环那样不招人待见，但毕竟也是半个主子；最好再把大太太盼死，把咱扶正。这就是一个晋升台阶，导致上上下下一片扭曲，而且这种组织结构一直在风雨飘摇中。前天还是元妃省亲，烈火烹油一般，今天就树倒猢狲散了，覆巢之下无有完卵。
传统工业组织里面的平行结构其实就是《三国演义》，书中体现的就是：零和博弈。甭管原来是多亲多近的弟兄，最后为了荆州这屁大点的地方都可以拔剑相向，原来的联盟都不算数了，部门和部门之间推卸责任、互相坑害，争斗无尽无休。
老祖宗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两本著作，那就是《西游记》和《水浒传》。
《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其实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小型创业团队，可能团队里的几个人脾气都不好，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方法，大家连《杰克·韦尔奇自传》都没看过，甚至不知道他老人家是谁，这几个人就知道做一个产品。这样的公司没准儿最后反而成功了。
很多很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就是唐僧师徒式的团队成长起来的，到现在还是几个老哥们儿在那儿撑着，虽然有掉队的，但他们有清晰的愿景，有互相之间的谅解。你看唐僧什么都不会，他就一个目标：去天竺。有了这么一个核心，就容易形成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小组织。
更牛的就是《水浒传》，梁山上是没有KPI考核的，也没有打卡机，它只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是以权力和暴力为基础的，而是以人格魅力为基础的。核心人物就是宋江，江湖人称“及时雨”，所有英雄好汉见到他都是翻身便拜。
这个团队的其他人都是临时凑出来的，有的是兄弟，有的是隔壁二龙山上的，有的原来就认识，后来因事牵扯上山的。不管怎么样，大家上了山之后都是平等的兄弟，同样是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只不过有个排名座次而已。
怎么做事呢？临时组织团队，比如宋江说：“要打祝家庄，哪位兄弟与我出战？”这时候自由报名，一切都是基于自由意志。
你再回头看一下大英帝国，不需要占有、不需要控制，只需要在一个共生的生态当中，大家达成基本的信任和情感的连接，然后用交易的方式来完成协作，来创造共同的财富和未来。这岂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安排？
当然，如何从《红楼梦》式的组织变成《水浒传》式的组织，我也不知道，这个需要每一个企业去具体地落实。
我们《罗辑思维》团队的联合创始人“脱不花妹妹”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段话，也许可以给大家一点儿启发：“传统工业社会是用追逐确定性的方式来消灭不确定性。而现在互联网时代追逐一个组织的建设，我们应该用主动接受挑战并迎合不确定性的方式来应对不确定性。”
03 大门口的野蛮人
人类的繁荣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讲繁荣之前，我先讲讲衰落。讲到经济衰落，你会想到哪个国家？对！就是日本。
“二战”后，日本经济一直发展得很好，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一度超过了美国GDP的一半，当时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日本。
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自由女神像都穿上了和服。那时，感觉地球人已经挡不住日本人了，他们实在太有钱了，在国际市场上什么都买，艺术品也买，地产也买，帝国大厦都被他们买下来了。
但是时隔15年，我们再看一眼东边这位兄弟，好可怜。2014年年底，美国的GDP已经超过了17万亿美元，中国这一年也正式加入了“10万亿美元俱乐部”（现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只有中美两家）。而日本呢？2014年，中国的GDP大概是它的两倍。
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GDP不能说明一切，但它毕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位兄弟怎么就20多年不长进呢？
刚开始有这么一套说法——阴谋论，说在1985年的时候，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于是美国人在纽约广场饭店逼着日本人签字画押，通过让美元贬值使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
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说说也就算了，不能一直说到2015年吧？2015年已经是《广场协议》签字画押30周年了。30年，一代人都换过去了。就像20世纪中叶，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说，我们之所以经济发展得不好，都怪帝国主义的殖民。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牌殖民地印度，还有半殖民地中国，经济都发展起来了。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还在怪那些帝国主义的殖民，不就太没有出息了吗？
所以，对于日本经济的停滞，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寻找一套解释。
日本经济衰落之谜
日本经济真的有问题吗？很多朋友从日本回来都跟我讲，日本经济真是不行啊。可是他们的大企业仍然非常好，像丰田、日产这样的公司，在国际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非常可观。
那你说怪谁？怪日本的技术不好？一部iPhone，三分之一的重要零部件都是在日本生产的。日本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什么地震、海啸，国际上很多尖端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那怪日本人吗？日本的员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兢兢业业的员工，日本经济虽然不行了20多年，日本的员工可是兢兢业业地加班了20多年。
怪日本的政客吗？一个政客不好那可以换，日本的首相换得多勤啊。当年，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就头疼得要死，老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
它的政策有问题吗？我们可千万不能把对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的观察，建立在说他们蠢这个基础上。要知道，日本人才辈出，20多年来他们也想尽了办法。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经济学中认为行之有效的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人全用过。
你说降低利率好使？那就降，日本甚至一度是负利率。你说支持大型的基础建设管用？那就搞基础建设。日本的基础建设搞到什么程度？有些高速公路，据说只有熊在上面走。
日本的海塘（就是防护海浪对陆地侵蚀的基础设施），已经可防一千年一遇的海浪。日本人当年开过一个玩笑，说如果人类灭绝了，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根本就猜不出来这个设施到底是干吗用的，一定会认为这是当年日本人的某种宗教设施。
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无解，所以日本为何经济衰落，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大谜题。
那怎么解这道题呢？让我们回到日本经济的现实中去看。
在世界经合组织当中，日本的社会生产效率排名第二十，这是2007年的数字。如果在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当中排名，日本正好排老七。排老七什么意思？就是连以懒散著称的意大利人都不如。
日本有那么多高效率的好企业，而总体的社会生产效率排名却这么低，只能有一个解释了，那就是他们还有一大堆效率低到没法看的企业。
日本金融业中有一种银行叫僵尸银行。啥叫僵尸？就是已经死了，但它偏偏不死。日本还有一些企业，它的股市市值已经低于企业的银行存款了，也就是说，你花一大笔钱把这家公司收购了之后，然后把这家公司清盘，这家公司的银行存款都能让你赚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这源于日本的一种制度：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让一些竞争不下去的企业不死。
其实，公司本身是为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某一个特定阶段，一些资源临时性的组合方式，自身不应该是一个永久的存在。
过去30多年，中国人也渐渐接受了一个观点：公司要做大、做强、做久。包括当年的马云也这么说，我们要做横跨三个世纪的公司，至少要活102年。
这个念头在中国人心目中有，而日本人中这个毒更深，所有的公司最好都不要倒闭，你以为这是日本社会对资本家好吗？当然不是！这一切只是为了让那些公司的雇员能够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职场生涯。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介绍日本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叫终身雇用制。这个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包括企业内部工会和决策审核制，曾经一度被吹嘘为日本经济管理的四大支柱，或者说四大法宝。
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一个美国学者。1956年左右，他跑到日本去调查，发现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美国不太一样，后来就总结出这所谓的四大法宝，写在一本叫《日本的管理》的书里。后来，因为日本经济形势好，尤其是在烈火烹油的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可是今天我们再回到日本社会一看，原来这个社会是不允许企业死的，因为就怕这种终身雇用制的社会基础发生崩塌。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日本专门有一条法律规定，说一家企业要解雇员工，如果你的理由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那这个解雇就是无效的。
所有给那些被解雇或者没有工作的工人介绍职业的机构，日本政府都不太允许这些机构存在的，为此设置了大量限制。为啥？因为日本社会认为，人家都没工作了，你还去剥削人家，这种钱也好意思挣？
久而久之，日本社会上上下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大公司不好意思解雇员工，因为怕影响名声；员工也不好意思跳槽换工作，也是怕影响名声。大家合力在维持这个终身雇用制的繁荣假象。
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那个著名的词——“看不见的手”，那个手不停地在把社会的所有资源往最优化的方向去配置。该死掉的企业硬撑着不解体，就意味着市场经济这只手其实没有办法让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本来某种产业落后了，那这个产业代表性的公司就会解体，其中的员工就会被释放出来，到所谓的劳动力市场上接受培训，然后再到新的产业组合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正常模式。可是，日本经济因为这种终身雇用制而丧失了这样一次机会。
老而不死，是为贼
很多人在讲，日本人好可惜，错过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IT革命大浪潮，让美国人侥幸地超过去了。这话说得其实很不负责任，因为日本人错过IT革命，不是日本经济衰落的原因，而是结果之一。
其实日本人当年很重视IT。1981年的时候，还没有微软，日本人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第五代计算机的计划。日本财政拨款8.5亿美元，开始进行这个计划，一心想要超过美国人。但是随后的十年间，日本人发现这个计划太大了，最终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了？不是日本人不重视，也不是投入不够，而是市场经济赋予企业这种生生死死的自然节奏，日本人顽固地不去遵守。美国人是怎么搞IT革命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市场上的巨无霸是一些汽车企业，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随后就变成了英特尔和微软，再随后就变成了像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公司。正是靠这种公司的方生方死，旧的、大的死掉，产生新的，新的由小再变大，完成了这一次伟大的IT革命。
而日本人的企业却始终不死。我小时候看电视广告，是索尼、松下这些公司，现在还是这些公司。孔子说过一句话，叫“老而不死，是为贼”。对，它们就是个祸害。
当大公司要追求所谓的永续经营、基业长青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而日本上上下下的文化氛围，真的就打造出了一批祸害。
反过来，我们再从人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的经济。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会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像天堂一样，人和人之间是那样和善、彬彬有礼，素质是那样高，日本的员工是那样勤恳。可是生活在日本的人，却往往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家。
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叫村上隆，他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日本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就没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希望。”什么叫希望？希望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非常美好，但它是有确定性的，那它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
很多中国人从日本回来后的感受是：日本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你不可能创业，整个社会没有给创新、创业留下任何缝隙。你举目四望，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干的事情大企业们都包了，你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是进入职场，最好是进入大企业，然后熬年头。
前面我还提到的年功序列制，就是一个年轻人进到大公司以后，按照你的工龄来涨工资，不同的岗位在同等工龄的情况下，工资的差异是极小的，日本人非常排斥所谓美国式的自由经济。
在日本某家大公司的网页上赫然写着一段话：“我们欢迎变革，我们确实需要变革。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任由市场作祟的变革，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温情脉脉的、让所有人感觉到安定、安心的变革。”
老天爷，那还叫变革吗？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前些年，有些上海朋友在讨论：“为什么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不出在我们大上海？我们这个地方的经商环境多好啊。”
对，就是因为所谓的环境太好了、太规范了。一个刚刚开始发展的网商公司，难免有一点点不规范，你一会儿工商来查，一会儿税务来查，一会儿消防来查，它还怎么发展呢？所以，很多网商公司只好跑到离上海这个规范的环境远一点儿的地方，比如杭州。
再拿美国来说，当年IBM公司这样的一代巨无霸，它的时代过去之后，就向社会输出了一些人才。现在苹果公司的CEO库克就曾在IBM干了12年，然后跳槽到了新公司。人的变化才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
而日本这套制度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它追求的那个东西又没有追求到。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大公司要改革，但是要那种安定、安心的改革。可是他们要到了安定、安心吗？没有。
首先，很多日本企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终身雇用制搞不下去了，所以它们正常的反应就是，原来的老员工存量不动，但是增量——也就是新员工，对不起，你们改叫临时工吧。佳能公司后来任命了一个CEO，叫御手洗富士夫，他上任之后就裁了一万人。日本社会当即就炸了锅，不是说好的终身雇用制吗？你怎么能裁人呢？御手洗说：“你们看清楚了，我可没有裁正式员工，我裁的都是临时工。”其实市场经济规律还是在起作用的。
由此，日本社会就酿成了一个族群，叫穷忙族。他们找不到正式工作，一会儿在这儿打个零工，一会儿又到那儿打个零工，但是他们可都有一颗向往稳定的心，都向往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即使大企业释放出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但是他们却不可能成为社会创新力的来源。
那些大公司里面年过五十、已经丧失创造力的人怎么办呢？企业就把窗边的一排位置给他们腾出来，那可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得到窗外的风景，让他们喝喝茶、看看报纸，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就算了。这帮人被称为窗边族。
于是，穷忙族和窗边族这一对大宝贝，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癌症。你可能会说，日本人求仁得仁，有何怨乎？我们就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换得社会的安定。可是得到这个结果了吗？
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自杀率是最高的，日本人的幸福指数排名是比较靠后的。你可能又会反驳：日本企业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的就是员工的忠心。我告诉你，这个结果也没有得到。
我看到过一组调查数据，如果问日本的员工：“你愿意跟你的企业一起拼搏向上吗？”只有54%的日本员工说“愿意”。而美国人呢？74%的人说愿意。如果问日本员工：“你和你的企业价值观一致吗？”只有19%回答“是”。而美国人呢？有41%。如果问日本员工：“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还会选这家公司吗？”只有23%的人回答“会”，而美国人这样回答的有69%。说白了，美国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要大过日本员工。
你可能会说，罗胖，你又在以偏概全了！我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如果把日本经济的整套制度都否定了，那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确实，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和日本的这套制度，就好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它的上游供应商有2000多家，而且跟这些上游配套厂商每次只签一年的合同。而日本企业就不一样，丰田的上游制造商只有几百家，而且一签合同就是四年。
在汽车这么复杂的产品行业里，确实讲究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的稳固性，大家最好都是熟人，长年打交道、长年配合。具体到一个人身上也是这样，一个工人在一条生产线上反复钻研自己的手艺，他的产品的质量和精益度，确实更容易提升。20世纪80年代的家电产品也是这样，比如说录像机、电机，里面有那么复杂的零配件，它确实需要这样的制度，需要这样的员工。
可是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的电子业是一个什么时代？叫模块化生产，很多大企业都把生产扔给了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富士康是在全球进行采购，各种各样的零配件之间就是一个模块的关系。员工在装配它的时候，不需要多高的技巧，仅仅按照一些图纸，再加上富士康发明的一些专业的装配工具，经过短暂的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所以，日本经济的那一整套优势，在现在的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也就过时了。
当然也不是全部过时，像前面讲的汽车业，还有单反相机这种内部结构非常精密的产业，日本人的竞争力现在依然不错。但是，时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换旧人。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其实日本社会也不乏创新者，例如村上世彰，他被称为日本民间的股神。2006年，他因为一个所谓的内部交易事件被捕。日本官员当年就这个案子说过一句话：像村上世彰这样的人，搁在美国，就是金融创新的英雄；搁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监狱，因为日本社会受不了这些不讲规矩搞创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被捕之前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讲的一句话发人深省。他说：“日本社会真的就不能给创新者、破坏者留下机会吗？真的就不能让那些创新者重新开球吗？”
日本的经济停滞已经是延续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细枝末节的理由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
是日本人缺乏创新精神吗？还真不是。前些年，日本人发布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说要干掉谷歌，搞一个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日本人这个计划失败了。有一些评论者观察这个计划之后发现，项目的主持人连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堆杂乱的软件开发计划。
这个计划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么叫大航海？就是人类在某一个历史关头，这个历史关头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远隔几百年才有可能打开一次的窗口。你通过一次冒险抵达一片新大陆，抵达一片完全未知的、远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这个项目定了这么重的名字。
我觉得日本人确实有野心。但问题是，这个项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时代的本质精神是背离的。大航海时代，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绕过非洲好望角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实现环球航行的一个时代，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间的那些细碎的、自发的创新完成的。
这些创新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
第一点，这个社会一定要发明一种绝佳的应对风险的制度。在大航海时代，搞出了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以前，一个商人带着一船货出海，他面对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万一船翻了、货丢了、被海盗抢了，这个商人就要承担所有责任，因为债主就要找你要钱，你只能把自己的房子、田产卖了，带着老婆、孩子到街上流离失所。风险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去尝试创新。
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之后，带来两个结果。一、风险变得可控，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资额来承担风险的，大不了这船货全赔掉。也就赔到这个程度而已，不至于牵连其他家产。二、巨大的风险分摊到无数个人身上，这样每一个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
我们再回头来看日本社会。所有的创新都是产生于一种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而日本的制度安排不是要应对风险，它是要把风险完全消除，这和大航海时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点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谁搞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质高著称，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素质的人搞出了一个停滞的经济呢？我们不妨从反面想一想，那些野蛮人、那些没素质的人，他们对创新的价值又何在呢？这又得说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谁完成的？就是一帮没素质的人完成的。为什么？因为有素质的人不肯吃这个苦嘛。现在，很多船员在巨大的集装箱轮上还怨声载道，说当海员太辛苦、太无聊了，何况几百年前呢？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走多久，没准儿一条命就要扔到海里。所以每一次出发，大家都抱着赴死的决心。而且那个时候的船又小，因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尽可能装满食物、水和货物，留给人活动的空间非常狭窄，在上面待上几个月，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尤其在热带航行的时候，食物会很快变质，甚至爬满虫子。
船上空间小，一旦发生疫病，连隔离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经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差，无法克服远航中经常出现的坏血症。
那个时候从欧洲海港出发的船上，装的净是流浪汉、无业游民，甚至是逃犯，因为只有他们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而这帮人为人类的大创新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根据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从阿姆斯特丹港带走的人有70万，最后有26万人被抛尸海外，再也没能回来。而那些抵达目的地的人，在当地烧杀掳掠，给很多东方和非洲人的感觉就是：这帮欧洲殖民者怎么这么坏？他们这帮人在欧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况到了番邦外国，当然坏了。
所以19世纪有一个作家说，即使按照当时的道德水准和评判标准来看，这帮人的言行也是让人恶心的。但是没办法，创新就是要靠这样的人。
迈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汉繁荣起来的都市
我没有鼓吹低素质等于创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个邪——低素质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创新和社会繁荣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1980年，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美国人不是老指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人民自由移民吗？我自由一个给你看看。”所以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开放了，走吧，都去美国吧。很多社会底层的人，什么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汉都去了美国。那一年走了15万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非军事渡海行动。这15万人去了美国哪儿呢？距离古巴最近的那个港口——迈阿密。
这帮人去的时候身无分文，是一帮赤贫，而且又都是社会底层人士，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一帮粗鲁的人。
可是今天的迈阿密是怎样一座城市呢？迈阿密是除了纽约之外，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个中南美洲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迈阿密机场是美国最大的货运机场；它还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说白了，如果除掉华盛顿、纽约，整个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迈阿密。
这种繁荣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其实就是靠古巴的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无家可归的人创造出来的。
我去过迈阿密，去坐过油轮。在那个城市，英语确实不大奏效，满街讲的都是西班牙语，而且房价特别贵，市容非常整洁美好。
我们再回到“素质”这个词。所谓的高素质无非是你学历比较高，你举止比较文明，你道德比较高尚，而所谓的低素质的人不是没文化、没礼貌吗？
可问题是，在创新这件事情上，不见得有文化、懂礼貌、知礼节就会搞创新。创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标准都衡量不出来的，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国人来说，爱迪生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他的小学老师认为他是个弱智儿童，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要知道，在美国的白人社会里面，爱尔兰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个子比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这人是靠卖野药为生的。说白了，洛克菲勒出生于一个底层的骗子家庭。
再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是最底层的工人。而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出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世界级大学者。
再说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乔布斯。乔布斯其实是中东移民的后代，而且从小就被抛弃了。所以你看，低素质家庭、低素质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杰。
反过来说，为什么那些高素质的人往往成不了创新的领头人呢？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因为衣食饱暖，所以没有勇气打破现状。我觉得这是错怪他们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当存量过大的时候，创新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年，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在美国曾跟谷歌的CEO施密特有过一次对谈。施密特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中国移动把电话费给大家免了，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这是最符合互联网企业运营经验的一条道路。
王建宙说：“我知道这条路对，但是我不能干。每年中国移动有数以百亿计的话费收入，你说不要就不要，你对国家负责吗？你对股东负责吗？”
再比如说，很多人指责微软不创新，所以让谷歌这样的公司超过了。是，如果微软能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那样，把所有的软件免费，然后争取下一个发展台阶，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现实上呢？意味着微软每年要放弃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来吗？任何职业经理人胆敢拿股东的钱、拿公司当年的营收额做这样的放手一搏，那这个人一定是个浑蛋，一定不可信任，股东一定会把他开除。
所以有存量的时候，那些高素质的人是不可能搞创新的。
创新：低素质者与高素质者的双人舞
我们再看一眼“创新”这个词，正本清源地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第一，要靠那些没素质的野蛮人拼命去闯、去冲，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就像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锁链。所以，试一试有什么不好呢？虽然这样的创新大多数是不靠谱的，是不会有收获的。大量这样的人消失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创新没有成功，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都是我前面讲的爱迪生、洛克菲勒、弗里德曼等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只能是九牛一毛，而且这样的人是无法从芸芸众生当中预先被识别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说由没素质的人创新就一定会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马里，到处都是没素质的人，甚至是海盗，也没搞出什么创新。每年海盗抢的那些钱，如果拿来正经做生意的话，没准儿一次贸易就能够挣回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所以创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当年大航海时代，刚开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面冲。后来，身为生意人的荷兰人素质就高得多了。再后来，真正把全球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是谁？是英国人，而英国人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要高得多。
其实创新有两种。第一种叫从0到1，真正的大创新往往就是从0到1的过程，就是说这类东西世界上原来就没有，所以这类创新就得靠我们刚才讲的野蛮人去冲、去试，用大量的失败来换取最后的硕果仅存，形成从0到1的创新。
紧接着，必须要接上一种叫从1到N的创新。给大家举个例子，哥伦布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气、有执着的精神，人家还有运气，所以他就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可是光发现有什么用？要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就得等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那一代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才可以在“1”的基础上，持续地添砖加瓦，可以调动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扑上去搞建设。这个时候，什么周密计划、事先设计、持续改进、及时调整、顺畅沟通，都得有素质的人去干。
我并不是讲素质低的人和素质高的人谁更重要，只想说，这是一个创新进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一次大航海时代的机会，就是所谓的IT革命。这一次大航海和几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区别吗？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来完成创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么多创业者，那么多创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够探寻到创新的方向。
再有，谁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资本。所以，人类在对抗风险上，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就是众所周知的风险投资。
虽然有这两个重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底层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变过，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干、机会成本特别低、表面看起来可能素质比较低的人，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和机会成本去大量试错，然后找出一个可能的创新方向。此时，有素质的人再扑上去。人类搞创新，自古至今，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在谈论“经济”“繁荣”这些词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数字、是货物、是景观、是城市，但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么？是人。从人的视角看经济，天大的难解之谜也就获得了答案。
就像开篇的引子，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停滞？如果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什么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对头，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问题。日本社会实在是太温情了，它的社会实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点点不文明的东西、动物精神的东西都丧失掉了。
这个病可就太难治了，因为如果要破除邪恶、野蛮，靠时间、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病是因为太理性、太文明，那这个病可怎么治？所以，很多人在问，日本经济怎么打破停滞？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那只能等待一些难得的历史契机。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开放国门，欢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来发展，这些人就会重新激活日本社会。可是这个好像太难了，因为日本本来就人多地少，已经很挤，而且它那个单一民族的排外传统又非常之发达。
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待一场世界大战，把日本打得满目疮痍，所有人都没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蛮人的路子上去，来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这样的历史契机会降临到日本人头上吗？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将何去何从
最后再说一件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事，关于香港。香港这两年经济好像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日本的情况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说，内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竞争，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现一波非常强烈的对内地人的反感心理。
这些话从情绪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过去，香港的繁荣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由于鸦片战争，香港开埠。但在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香港没有发展起来，仅仅是一个中等城市。在1949年前，香港的发展水平肯定不如广州，就更别提上海了。
香港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去了一批人，然后陆陆续续又去了一批私渡者。香港政府当时对这些偷渡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脚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当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个阶段，香港富豪榜前100名当中，有40个人是私渡者。他们有什么特点？上岸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颗要发财、要立足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批野蛮人，或者说是低素质的人。正是他们造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荣。
要知道，那时候，香港的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今天。首先，与北边的内地意识形态不同。然后，周边的亚洲各国到处都是战火，越南船民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很多人对香港那个时代的发展是没有信心的，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
今天呢？祖国给了各种支持，又有安定繁荣的周边环境，但是香港经济却陷入了停滞，这是为什么？是香港政府无能吗？他们也想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比如搞什么数码港计划——这跟日本人搞搜索引擎是一回事，但是并不奏效，为什么？
回到人的角度，你会发现香港现在至少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在人口上封闭的社会，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开始搞福利社会了，开始给老百姓派糖。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派福利不能见人就发，香港现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差不多的，都是700多万，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给区分开来。
再看内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往往是在籍人口的一两倍，对吧？这就是有活力。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公平等。
对于经济繁荣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缺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又没有户口，除了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一个前程之外，什么都指望不上的人，你觉得它还会有活力吗？
香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文明雅致的社会。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那种“日本病”如出一辙，当一个社会足够老熟、文明之后，你就很难在雅致和粗俗之间去构建一个可以促进繁荣的精妙的平衡点了。香港正在失去这个平衡点。
所以我一直在讲，对中国的未来，我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在未来的30年，经济一定会好到让人不相信的程度，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质的人看不起的人。他们破衣烂衫，他们露出那种渴望的眼神。但是，他们生活的每一点儿改进，都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新边疆；他们眼神中的每一丝对财富的向往，都是这个国家活力的来源。
04 市场的广度
灯塔应由谁来建造
灯塔是一种我们当代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事物，今天大洋上航行的轮船已经完全用不着灯塔了，因为GPS（全球定位系统）这样高、精、尖的设施已经取代了它的功能。
可是在人类早期的大航海时代，灯塔可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船长，你怎么来确保前面没有暗礁呢？你怎么能确保自己没有偏离航线呢？你只能根据岸上的一些标志物，比如教堂的尖顶等特征很鲜明的建筑，甚至是岸上的一片树丛去判断。一来二去，人们就想，能不能人为地创造一些标志物，让它挺立在岸边，甚至夜里也可以起到作用呢？于是就发明了灯塔。所以，灯塔是大航海时代极其重要的航海基础设施。
灯塔这个物件曾经引发过经济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庇古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生在19世纪，主要学术成就建立在20世纪，是剑桥学派扛大鼎的人。
这个庇古开创了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他论证的起点就是灯塔。他说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一买一卖，靠市场的自由交易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可是有些东西是没法解决的，比如说灯塔。灯塔的使用并不需要双方有身体接触，你作为一个船长，在大海上远远地瞄上一眼，这就算用了。可是，你离我还有十几海里，我怎么追上去找你收费呢？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有的船长比较缺德，他明明看了灯塔，等你找他收费的时候，他却死不承认，就说没看，那你怎么办？根本没有充足的证据迫使他把银子掏出来。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就需要一次调整。那谁来调整呢？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彪形大汉，名字叫政府。政府说：“你们没有办法收费，我有办法，我可以收税啊。先把税收上来，然后我出面来建灯塔，让大家免费使用，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从这个思路出发，庇古他老人家推出了一整套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甚至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词汇“庇古税”，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
什么叫庇古税呢？在市场经济的很多交易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溢出效应，比如说一个工厂，它做生意貌似只是一买一卖的关系，但是它往空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却使公众的利益受损，这也叫交易的外部性。
那怎么解决呢？政府又出来了，说交税，给银子，我把你对公众福利的破坏、对公众利益的减损，用税收的方法收上来，然后再还补到社会当中。这种税，就称为庇古税。这个税听起来好枯燥，但是又那么有道理。
但是不久，庇古的冤家对头就出现了——又一个经济学家科斯。科斯跟庇古一样是英国人，但是他后来主要生活在美国。
科斯写了一篇文章，叫《经济学当中的灯塔问题》，专门跟庇古老先生抬杠。有趣的是，庇古是学历史出身的，后来受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感召，才改行学了经济学；而科斯这个学经济出身的学者，研究灯塔问题的思路，反而更像一个历史学家。
科斯一生的学术主张是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经济学家在黑板上推导出来的，是想当然的，我们能不能回到真实的历史当中，看看史料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说灯塔问题。
科斯这个经济学家偏要去干历史学家的活儿，考证来考证去，大家就傻眼了。原来，在英国历史上，早期的灯塔居然大部分都是私人建造的。
灯塔其实就是一盘生意
让我们把时间切换到17世纪。在此之前，英国沿岸几乎没有灯塔，大家都摸着黑往前走。后来发现这样不行，我们的海运事业这么发达，总得有灯塔。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政府机构，名字叫领港公会。
领港公会最早是海员的一个集体组织，比如说有个海员死了，他的遗孀、他的孩子由谁来抚养？有个海员受伤了，怎么给他治疗？所以，大家就集体出钱搞了这么一个工会。但是后来政府一看，说这活儿你们别干，我来！所以，领港公会又成了英国政府的海事机构，主管海洋的一些事务，其中就包括建灯塔。
真的建了吗？建了。建了多少呢？只有一座。
到了1614年左右，很多船员、船主，包括码头上的一些工作人员，一共300多人向政府请愿，说你们赶紧多建些灯塔吧，要不然繁荣的海洋贸易就没法持续了。领港公会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什么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船员的福利优先等，总而言之就是不建。
这帮请愿的人一看，领港公会说的也是事实，那怎么办呢？咱们自己出钱来建行不行？所以，他们又跑去跟当时的英国国王请愿。英国国王一看，反正你们自己出钱，建就建吧。
所以从17世纪初开始，英国的大船主们就开始凑份子去建灯塔。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首先，谁出钱？肯定是大船主们出钱。你想，那些大船主的商船装的货比较多，吃水就比较深，触礁的风险相对就更大，一旦触礁，损失肯定惨重。而很多小船主不愿意出钱，只愿意搭顺风车。所以，最后当然是大船主把钱掏了。
其次，怎么收费？也很简单，只要你的船入港，那就算你用过灯塔了，就收你一次费用。如果你好意思觍着脸就是不进港，就在外洋漂着，那也行，这便宜就让你占去吧。
就这样，把钱给收上来之后，也分给领港公会一部分，就当是特许经营权的租金，剩下的作为资本收益，分给建塔的大船主们。这就是当时灯塔建设从投资到收益的整体逻辑。
那么，他们建设灯塔的成绩怎么样呢？从1610年到1675年，私人的灯塔共建了十座。而政府的灯塔呢？一座都没有。
时光荏苒，几百年就这么过去了。到了19世纪30年代（就是英国人当强盗，打到我们中国人家门口之前那个时间段），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先生们突然回过神来了，说这怎么行？这明明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却被你们这帮奸商拿来盈利，而且挣了那么多银子，不行，我们得收归国有。所以19世纪30年代之后，英国的私人灯塔就基本绝迹了。
这件事留下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庇古老先生的解释，他说这盘生意不挣钱，所以政府才跑出来“英雄救美”，所以是政府把市场干不了的事给干了。
可是科斯先生提出来了另外一个版本，说灯塔这东西完全就是一盘生意，而且可以挣很多钱，是政府不让商人们挣这笔钱，迫于无奈这盘生意才结束的。
哪个版本更有说服力呢？
民营企业建立免费设施的可能性探讨
请问，政府建灯塔有哪些坏处？我们可以指出两个。
第一个，政府做事效率比较低。这个大家都好理解。
第二个，政府用抽税的方法来建公共基础设施，有时候会带来一些不公平。就拿建灯塔来说，政府抽税是在国境内普遍收取的，如果我是一个住在内陆的公民，这是不是对我就不公平？税我交了，可是灯塔带来的好处，我毛也没沾着啊！
大家琢磨琢磨，私营企业有没有可能跟政府一样，建立免费的灯塔呢？答案是有可能，关键是政府赋予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有多大。如果你不仅让它经营灯塔，还把整个码头都交给它来经营，那它用市场行为真的可以建免费的灯塔。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把整个码头都包给你，那你的主要收入来自哪儿？船舶在码头停泊，什么修船、装卸货、船员的娱乐或者卖东西给他们，可能会成为你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个时候，你在码头附近建一些灯塔，吸引远方的船只来到这儿，让这个码头变得更便于停泊，这不是你的利益所在吗？那建几个免费的灯塔，又有什么问题呢？
给大家讲个趣闻。我曾经问过一个油轮公司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大土豪，这艘油轮上所有船舱的票我全买了，我就一个人坐着一艘油轮在公海上玩耍，可以不可以？”
那个油轮公司的人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价格得上浮。我说：“为什么？按照票面价格我全买了还不行吗？”他说：“不行。因为油轮公司的收入一共分三块：第一块是船票；第二块是油轮靠岸之后，岸上的一些旅游项目是收费的，再卖票给你，这又是一笔收入；另外，船上还有一些酒、餐饮、香烟、手表、香水等免税的商品，这也是一笔收入。这三笔收入基本上是1：1：1的比例，你一个人上船的话，剩下两份收入油轮公司都没有了，所以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的价格卖给你船票，否则整体收入会受损。”
同理，当一盘生意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已经有内在的动因去调整不同收费区段之间的收费策略。所以，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在民营企业的生意当中，其实也是可以出现的。
市场有的是办法
说实话，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发达，整个企业经营的思路越来越宽广，各个经济领域之间的连接越来越丰富，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多。比如说广告。广告可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重大发明，仅仅靠广告，就可以把很多原来没法收费的事情变成一盘大生意。
举个例子，你说经营厕所挣钱吗？肯定是很难挣钱的，因为城市里厕所的分布那么分散，而定价刚性又很强，甚至有很强的外部性。一个人都快拉裤裆里了，你好意思不让人上厕所吗？人家如果没带零钱，怎么办？这就给经营厕所的企业带来很大的难题，所以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建厕所一定是政府来干。
但是在德国，就有一家很奇葩的企业，叫瓦尔公司。瓦尔公司就跟政府说，你把厕所包给我吧，我承诺免费。要知道，当时德国政府是算过一笔账的，如果把厕所包给民营企业，即使收每个上厕所的人0.5欧元，一年光在柏林这一座城市，这家企业就要赔100万欧元。可是瓦尔公司居然敢吹这个牛，说自己敢接，而且承诺免费。政府自然顺水推舟，说你去干吧，我看你怎么干。
怎么干？用广告的方法干。人家瓦尔公司把柏林的很多厕所外墙变成了广告墙，香奈儿、苹果、诺基亚这些高大上的公司都在这儿做广告，样子还很好看。
另外，因为德国人上厕所的时候有阅读的习惯，所以瓦尔公司干脆把厕所的手纸上都印上了广告，拿这个都能卖出钱来，简直把厕所事业吃干榨尽了。
总而言之，瓦尔公司在德国的五个重要城市，居然靠这种广告收入，每年盈利3000万欧元。价值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了。
可见，民营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并且是免费开放的，这件事是成立的。
那除了广告呢？你放心，商人有的是办法，一边去建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一边还把钱挣了。比如说，把公共基础设施的冠名权给拍卖了。再比如说，把像灯塔这样的设施改造成旅游景点，在山东的日照、福建的鼓浪屿，灯塔就是景点，不也可以把钱收回来吗？所以市场有的是办法，空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我们再回到科斯老先生的主张，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上来。一天，我们的策划人陈新杰先生给我看了一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曼昆先生写的《经济学原理》，上面有这样一段话。
大意是，美国7月4日国庆日这天，美国很多小镇上的居民都要看烟花。曼昆就算了一笔账，说这烟花一定得政府来放。我们假设每个小镇居民看烟花的费用是10美元，如果这个小镇有500个居民的话，这不就有5000美元了吗？而政府只要花1000美元就可以把烟花给放了，等于赚了每个居民8美元，所以这事得政府来做。
这件事在黑板上推演是很好算的，可是真实世界中，经济真的是这样在运行吗？至少我个人的体验就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在三亚亚龙湾的海滩上，看见一个小伙子向姑娘求婚（也许是表白），人家就掏了五万元钱在那儿放烟花，亚龙湾的所有游客都看得见，都可以祝福他们这段爱情，那又何尝不可呢？政府担心的“搭便车”的情况，至少在这个情景里是不存在的，这就叫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如果放烟花这件事可以按照曼昆先生这样来算，那政府就可以收一切税了。比如说，政府说，我们在小镇门口塑一个维纳斯雕像好不好？我们在广场中间搞一个喷泉好不好？你们的眼睛看到了好的东西，你们都受益了，我们就要收税。如果这个推导成立的话，政府就可以无止境地收税，无止境地创造那些也许你并不需要的福利。
讲到这儿，我们就得提到经济学中的一个结论：好像是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你会说，灯塔或者厕所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那么，那些天然应该由政府来操办的事，市场还有没有介入的空间呢？比如说监狱，这总不能由私人老板来办吧？
那你还真错了，美国现在8%的犯人，也就是有13万名犯人，真的就住在私人老板办的监狱里。当然，这有一个历史原因，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两任总统，一个是尼克松，强力打击毒品犯罪；另一个是里根，大力打击非法移民。这就导致美国的监狱里面犯人爆棚，床位不够用了，整个管理措施也跟不上了，政府经费也不够用了。怎么办？美国便尝试引入市场机制，开始允许私人办监狱。效果怎么样？几十年运行下来，还不错。
我们用数字说话，比如说建造一所监狱，私营企业通常只需要5000万美元。如果政府来干，没6700万美元打底不行。从时间上来讲，私人老板只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政府来建的话，为了防止各种跑冒滴漏，所以监管得要严一点儿，建一所监狱的平均时间是四年到五年。
从看管犯人的成本上来看，私人监狱至少要节省10%～30%，那效果如何？还有两组数字，一组是每10万个犯人的自杀率，私人监狱里面是30人，而政府主办的监狱里面是48人。另外一组数字，就是管教的结果——犯人放出去后，一年内重新犯罪，又二进宫，这样的比例是多少？私人监狱是17%，而政府主办的监狱是34%，整整高了一倍。
所以在美国近几十年的实践中，发现私人完全可以介入监狱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由政府来做的领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问题
你可能又会问，那些紧急救助服务，比如消防队能不能由私人来办呢？这就要说到2010年发生在美国的一则新闻。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县叫奥拜恩县，这个县的公民做了一个决定，把政府的很多设施、服务砍掉，这样就可以少交点税，比如说消防队。如果失火怎么办？相邻的南富尔顿县有消防队，我们给他们交点钱，万一有火灾，让他们来救。
这样一个安排本身无可厚非，但是2010年，当地有个叫吉尼的人家里失火了，他抓起电话就打给南富尔顿县的消防队，说赶紧来救火。人家说没问题，10分钟就到。但是紧接着电话又拨回来了，问他有没有交每年75美元的火灾保险。吉尼说：“没有啊，你们赶紧来救火，救完火多少钱咱好商量。”人家说那可不成，没有交保险是不救的，“啪”就把电话给撂了。
吉尼正在抓狂的时候，一看南富尔顿县的消防车来了，以为是人家发了善心。没想到，让人感觉极其纠结，而且在道德上引发激烈争论的一个场景发生了——消防队的车到了之后，不是去救吉尼家的火，而是救吉尼的邻居。因为邻居一看这边失火了，就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消防队一查底册，这个人交消防保险了，赶紧派消防车到他们家来救火。所以，只见消防队员拿着消防水管对着一所没有着火的房子在那儿滋水，而生生看着旁边烈火熊熊的吉尼一家烧为一片废墟。
当时，在美国舆论界就掀起了两股风暴，一派严厉地批评消防队的做法：我们是有文明底线的国家好不好？为了75美元，你们就见火不救，好意思吗？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沦落。
而另一派的意见是：吉尼这种人在美国社会太多了，他们平时就习惯了白吃白喝，至少是蹭吃蹭喝。平时让他交钱他不交，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状况，他们又搬出道德大旗来说事。这种人不惩罚，以后谁还买火灾保险呢？
最终也没有结论，但你不觉得这两派意见都有它的道理吗？
中国第一支私人消防队
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中国其实也有一个范例。
这就得说到1999年的时候，吉林省的公主岭市下面有一个镇，叫范家屯镇。范家屯的人口并不多，12万人。政府的消防设施其实是布不到这种镇级单位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聪明人，这个人叫孙国华。他一算觉得这事干得，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兄弟凑了将近50万元钱，买了四辆水罐消防车，招了十几个消防队员，把这盘生意给干起来了。这可不是政府的消防队，是地地道道的民营公司。
孙国华算的账也很简单，我们这个范家屯镇一共12万人，一个人一年给我交一元钱，不多吧？就12万元。然后还有一些政府机构、一些厂，他们再多交点，这样一年大概能收到20万元。维持这个消防队的日常开支，大概成本是14万元，这样兄弟几个一年还能挣上6万元钱。你看，这个账算得挺好吧？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也比较支持，既然政府无力承担办消防队的成本，那民营公司来干也挺好，就帮他收这一块钱。
可想而知，不可能足额地收上来，但经过政府官员们的吆喝，一年大概能收上10万元钱，所以刚开始消防队虽然赔钱，但是赔得并不多。
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政府，尤其是乡村的基层政府，开始禁止对农民进行乱摊派、乱收费。一块两块的，说多不多，但是它毕竟也属于政府正常税收之外的摊派费用。政府便拱拱手说：“孙国华，这钱我们没法帮您收了，您自个儿想招吧。”
所以，孙国华就多了一项任务——跟各个村签一份防火协议，你们村每户交一块钱，我来给你们提供消防服务。但是没有了政府背书，这钱收起来就困难了，孙国华这个消防队经营得就十分艰难了。
话说到了2005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范家屯这个镇下面有一个叫作尖山子村的村子失火了，大家就给公主岭市的消防队打电话。对方说，我们的消防车到你们那儿至少一个小时，黄花菜都凉了，范家屯有一个民营的消防队，赶紧去找他们。
结果电话就打到了孙国华那儿。孙国华一看缴费记录，说你们村这火我不能救，因为按户数来算，我今年应该收你们村3700元钱，但是你们只肯交1000元钱，这生意做不成，我已经把钱退给你们了。既然退了钱，那我跟你们没这份儿交情，这火我不救。
这跟前面讲的美国吉尼一家的情况是不是一模一样？这件事同样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报纸上说，你是干消防队的好不好？你跟大夫一样，病人在你们家门口，你就活活看着他死？你良心何在？
消防队这个案例跟前面讲的监狱、灯塔有个区别，它其中叠加了一个道德因素。当然，孙国华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盘生意，他陷入一个困境：如果你不交钱，遇到火灾我也救，那大家就都不交钱了，那些原来交钱的村子也不会交了。总不能说，你们家失火了，我去救的时候，咱们先讨价还价一番，因为要烧掉的东西值两万元钱，所以你得给我一万元，那不就显得更不近人情了吗？如果不能提前把这个钱收了，现场再去讨价还价，那引发的道德争议恐怕会更激烈。这是孙国华这方面的道理。
当然，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消防队这种事如果让民营企业来办，会引发道德风险，他们会不会自己去纵火啊？我觉得这样想的人就有点不讲理，明明靠救火就能够挣钱，他干吗要冒着犯重罪的风险去纵火呢？所以这种道德指责虽然会永远存在，但是我们要听到另外一派来自市场发出来的声音，听听他们的道理。
最现实的解决方法何在
现在，我们先把道德搁置起来，谈谈解决办法。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很多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办法还不简单？政府收了老百姓那么多税，救火这种事，政府不干谁干？
道理是对的，但问题是，你觉得这现实吗？中国每年的火灾有60%发生在乡村，或者村镇一级。可是中国90%的村镇一级，是没有消防设施的。消防队主要集中在城市，至少也是一个县城或者是比较繁华的镇子。农村发生火灾怎么办呢？让政府给每个村建一个消防队？那这笔开支可就海了去了，所以这是不可行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经济学，往往要把道德搁置，就看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如果民营企业的介入可以部分地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允许它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行呢？至少它可以作为政府力量的一种补充，在市场上存在。
我们回过头来看吉林省的农民企业家孙国华先生，他的思路到底如何呢？一个人一年只需要交一元钱，就可以享受全年的救火服务，好便宜。虽然这只是一个农民企业家的草根创造，可是不得了，其中暗含了人类几百年来解决类似问题的一个基本思维，那就是保险思维。
虽然孙国华先生不敢说自己办的是保险公司，因为那玩意儿需要国家批的牌照，但是它实质上就是啊。保险有两个天大的好处：第一，它把一个巨大的风险分摊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要交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服务；第二，它把那个可以产生巨大的伦理难题的商业交易的场景给弱化了。比如说，你们家房子着火了，你再叫救火队来，临时谈判救火的价格，这可能更不近人情，所以把交费这个机制前置，在你们家还没有着火的时候，咱俩心平气和地把价格谈下来。这是一种商业上的智慧。
保险公司已经演化为一种金融手段
提到火灾保险，最早发明它的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伦敦发达得比较早，房子造得又比较密，曾经有一场大火把半个城都烧掉了。英国的商人就想，我们可不可以办一家这样的保险公司，你们平时给我交钱，我给你们发个牌子挂在家门口或者商铺门口，一旦失火，我们保险公司办的救火队就去给你救火？所以你看，最早的消防队是没有政府什么事的，它就是市场自发成立的一支力量。
后来，随着英国人的足迹遍及全球，这套方法就传到了美国，传到了世界各地。中国最早的火灾保险公司，1866年成立于香港，它就是英国人带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保险和火灾救助机制里，起到了很多作用。
但是，现代化的保险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它不仅仅是把一个巨大的风险给大家平摊了，其实已经演化成了一种金融手段。像著名的投资大佬巴菲特，你知道他那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底子是什么？可不是什么风险投资基金，正是一家保险公司。巴菲特为什么投资的生意能做那么大？因为手头有钱。钱是哪儿来的？大家交的保险费嘛。
所以，现在的保险公司已经不仅仅是靠风险的红利在挣钱了，它们往往愿意把保费压低，而扩大承保的范围，目的只有一个：你们都给我交钱，这个风险我来背，我把这个钱收上来之后，再拿到其他投资渠道把利润给挣回来。
你看，商业的力量不仅可以就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着眼于各种各样的产业、整个市场和人类的全球化交易来解决问题。所以有时候，在政府手里是一个大难题，但是商人用逐利的动机和其本能，也许在道德上我们给予的评价并不高，但是却可以促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说这些，并不是宣扬市场万能论。
无政府主义肯定是扯淡，市场万能论也站不住脚，我的主张非常简单，就是在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应该归政府管的领域，我们能不能用一个相对开放的姿态，让市场的力量、让民营企业的力量来试一试呢？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在这个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就拿中国来说，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比较强大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市场力量开始介入那些政府原来统管的领域，也是一个既成事实。
举一个例子，你说维护社会治安是谁的责任呢？按道理来讲，肯定是政府的责任，应该由警察来管嘛。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当年看新闻，说是1984年深圳有一个面对外商的引资洽谈会，有一个外商就问：“我到你们中国来有没有保安呢？”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听过保安这个职业，有事找警察叔叔。所以，我方代表就说：“我们有警察，可以保护你的安全。”人家外商说：“在我们那个国家，出事了警察才出现，你搞个警察陪着我，这客户还不得吓跑了？我需要的是专业的保安。”
于是，当时的深圳政府就派人跑到香港去学习，一看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保安公司遍地都是。原来维护社会秩序这件事也可以用市场的力量来做啊，所以内地最早的保安公司就成立于深圳。那是1984年，也就是30多年前的事情。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现在中国有3万多家保安公司，有400多万从业人员，而且涉及很多高、精、尖的领域，比如银行、钞票押运。很多保安公司甚至得到国家允许的佩枪权，还解决了很多退伍军人和退休警察的就业问题，这不挺好吗？现在就算是像鸟巢、水立方举办的各种活动，甚至是奥运会这种大型的赛事和典礼性的活动，也会在民间的保安公司中进行招标。
这跟古时候那个自由市场发育出来的镖局，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民间的力量一直在保护我们千家万户的安全，城市里面稍微上点档次的小区，聘几个保安不也很正常吗？为什么政府原来划定的势力范围，就不能让民营企业进入呢？
漠视市场的力量，是要吃亏的
再举一个例子，国家主持社会正义的那些所在，比如说法院，可不可以引入市场的力量呢？乍听此言，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总不能两个有钱人当着法官的面竞相拍钱来决定谁有理吧？对。但是在中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当中，有一个领域就是用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它就是仲裁。
很多合同的最后一条里，往往有这样一句话：“因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通过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应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仲裁机构可不是国家办的，它理论上是一个民间机构，至少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如果企业和员工之间或者两个企业之间，发生了合同上的纠纷，大家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到法院打官司，首先费钱、费时、费力，其次商业秘密无法保守；二是到仲裁机构，这些忧虑就都没有了，双方选择一个都能接受的仲裁机构、一个都能接受的仲裁员，然后仲裁员的裁决就是一审终局，他的裁决结果是国家和法院也承认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省成本、让双方都免去很多烦恼的解决方法。
市场和国家不像我们有些人想的那样，是完全敌对的两种势力，要么国进民退，要么民进国退。在人类几百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中，这两种力量的关系千姿百态，彼此渗透，彼此合作，也彼此博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对所有的解决方案，我们都应该采取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