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今天我们该怎么活
01 你因挣钱而伟大
富兰克林凭什么被崇拜
很多中国人都听过一个民间传说，叫父子骑驴。有一对父子出门办事，骑着头驴。刚开始儿子骑在驴上，父亲在地下走，很多路人就说这儿子不孝。于是，换父亲骑驴，儿子在地下走。路人又说父亲不知道疼爱儿子。俩人没办法，只好一起骑在驴上。路人又有话说了，说他们虐待畜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别听周围人瞎咧咧。
过去，我们都以为这个故事是中国人原创的，错了，这个故事的原创作者是一个200多年前的美国人，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篇文章里，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人的故事，顺便也推荐中信出版社的《富兰克林传》这本书。
富兰克林这个人挺奇怪，他的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好惊讶。比如说，他在政治上好像有非常高的地位，可他没啥职位。美国建国之后，富兰克林没有当过任何一任美国政府的高官，更别说总统了。
再比如说，美国的钞票上印的通常都是总统的头像，像杰斐逊、华盛顿、林肯，其中只有两个人没当过总统。一个人是汉密尔顿，但是人家好歹是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他把自己的头像印钞票上，也可以理解吧。另外一个人就是富兰克林，他反而被印在美元中面值最大的100美元那一张上，真的好奇怪。
他是革命元勋吗？在独立战争、制宪会议当中，影影绰绰能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但说实话，革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可不在美国，而是在欧洲当外交家。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拿枪杆子的革命元老。
他在战场上出现过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1776年代表宾夕法尼亚出席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陆军和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的决议。他跟华盛顿在一起待了一周，帮华盛顿起草了很多关于军纪的文件。比如士兵如果在站岗的时候睡觉，得抽20～40鞭子；开会的时候军官缺席，得罚一个月薪水；如果开会的时候士兵缺席，要关7天禁闭，7天之内只准吃面包和水；等等。他就好像是一个师爷的角色。在革命战场上，他老人家就出现过这么一回，但他居然被当作革命元勋！
富兰克林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科学家。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个故事，老师告诉我们的：富兰克林是电学的先驱，他曾经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带着他的小儿子威廉·富兰克林去放风筝，要把雷电里的电引到地上来。他就是这么一个科学家。
可问题是，电学的所有的创建者里面又没有他，比如说瓦特，他好歹发明了个蒸汽机。富兰克林有什么呢？我告诉你他发明了什么，比如安乐椅（就是摇椅）。还有老花镜，还不是单纯的老花镜，是那种低下头来看是老花镜，抬起头来看是近视镜的两层眼镜。他还发明了导尿管，发明了一种非常节能的炉子，还有我们游泳的时候用的泳镜和脚蹼。这些鸡零狗碎的发明对人类有什么重大贡献？你也好意思叫一个科学家？
再说做生意，富兰克林确实也是一个生意人，开了家印刷厂，生意也做得不错。美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大亨，一个叫卡内基，一个叫梅隆，他们俩都奉富兰克林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卡内基讲过一句话：“如果不是看了富兰克林的自传，我根本就没有勇气走出家乡，开始我的创业路程。”梅隆更夸张，在创业成功之后，居然在自己的银行总部大厅中塑了一尊富兰克林的雕像。这两个家伙都富可敌国，富兰克林呢？只不过是一个印刷厂的小老板。为什么他们如此推崇他？这也很奇怪。
再说文学，美国文学史上有富兰克林的地位吗？没有，翻遍西方文学史、美国文学史，都找不到他的作品。可是美国著名的大作家马克·吐温居然说富兰克林是他写作上的导师，这事又是很奇怪。
花花公子的罗曼史
富兰克林就是这样充满了悖论。如果他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把他的私德一亮底，他在微博上就得被人骂死，为什么？性欲太旺盛。
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跟好基友拉尔夫两个人相约闯天下，去了伦敦。拉尔夫很快爱上了一个卖帽子的姑娘，两个人成了男女朋友。后来，拉尔夫穷得活不下去了，只好到乡下找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与女友洒泪而别。拉尔夫一看旁边还站着好朋友富兰克林，就说我这女朋友拜托你多照顾了。这情景有点像传统对口相声节目《托妻献子》。结果拉尔夫前脚刚走，富兰克林就开始勾搭人家的女朋友。拉尔夫知道后就跟他断交，欠他的钱自然也不还了。
跟拉尔夫断交之后，富兰克林就在伦敦和各种女人鬼混，还生了一个私生子，这个人就是跟他在暴风雨的夜晚放风筝的那个孩子——威廉·富兰克林。后来这威廉长大了，学他爹的样儿，自己也生了一个私生子，富兰克林的孙子也生了个私生子。所以，富兰克林家三代都是私生子。
年轻的时候有点荒唐可以理解，结婚之后是不是会好一点儿呢？其实也没好。富兰克林的老婆叫黛博拉，结婚没几年，他就把她放在美国的费城，自己跑到伦敦去当谈判大使去了。到了伦敦不久，他就和房东太太好上了。黛博拉死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去看一眼，就是这么薄情寡义。
年轻的时候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老了是不是就好了呢？没好。他75岁的时候，正在做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的第一任大使。他在法国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叫爱尔维修。这一年爱尔维修死了，他发现机会来了——爱尔维修的太太不错，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这攻势包括，他写了一个小故事，大意如下。有一天我到天堂看见了爱尔维修，问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爱尔维修说：“挺好的，我在天堂里结婚了。”“哎呀，那赶紧把夫人请出来看一眼吧。”请出来一看，我大惊失色，原来是我老婆黛博拉。而且黛博拉跟我讲了一番很绝情的话：“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你也应该知足了，从此之后我就跟爱尔维修在一起了，你不要来找我了。”
他就拿着自己编的这个故事跑去找爱尔维修的夫人，说他们两个人在天堂里快活，我们报复一下他们，我们也结婚好不好？那个时候他已经75岁了。
“第一个美国人”
按说这个人既算不上伟大，私生活又不检点，能有啥历史地位呢？但是美国第三任总统，著名的杰斐逊就讲过一句话：“令我最尊敬的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二个人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三个人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称号，叫“第一个美国人”。如果不算原来的印第安人的话，第一个美国人怎么也得是1620年登陆北美大陆的“五月花号”的船员啊，怎么轮得到将近100年后的富兰克林呢？他凭什么拥有这样的历史地位呢？
这个疑问可在《富兰克林传》这本书中得到解答。这本书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富兰克林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不伟大，他是每一个普通美国人都可以效仿的榜样。一个不伟大的榜样，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听到这儿，你可能已经开始对这个人感兴趣了。
下面，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富兰克林这个人的生平。他生于1706年，小时候很穷，42岁的时候算是创业成功，有了一点儿家产，然后就把生意交给了他的合伙人，从政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所以只能当邮政部的部长、州议会的议长这种职务。
到了56岁的时候，他代表美国的13个殖民地，跑到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跟英国政府谈判，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一直到美国建国前夕，他回来参加了大陆会议，参与了多项重要文件的草拟。1787年，已经退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出席了修改美国宪法的会议，成为唯一同时签署美国三项最重要法案文件的建国先贤。这三份文件分别是：《独立宣言》、1783年的《巴黎条约》，以及1787年的《美国宪法》。
富兰克林算是美国第二代移民。他的父亲是一个清教徒，在英国混不下去了，于是躲在一艘军舰上漂洋过海，在美国登陆。其间没吃没喝，他整整忍了9个星期。那时候，美国就是一个大农村，什么都没有，他登陆的地方叫波士顿，如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那里，但当时就是地道的乡下，甚至还有印第安人在旁边虎视眈眈。
他父亲除了务农之外，还做些蜡烛、肥皂去卖，勉强能维持生活。清教徒的生活被描述得特别美好：全家人带着纯真的信仰，白天劳作，晚上孩子们簇拥在父亲的身边，听他读《圣经》。其实哪有田园诗般的美好？每天要非常辛勤地劳作，终年还食不果腹，他们家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于清教徒来说，日子再苦，依然要虔诚地信仰上帝，天天向上帝求助。别看富兰克林出身于这样一个清教徒的家庭，但他是不怎么信上帝的，他甚至跟他爹讲过一句话：“你向上帝祈祷，还不如向我们家装食物的那个桶祈祷呢，好歹还省点时间。”
他这一生没有明确说过自己不信仰上帝，但是他确实认为信仰对他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比如说，他临死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信不信耶稣？”他说：“这个事我有点怀疑，但是我没做过研究，所以不能武断地下结论，但是没关系，我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
可是，如果说他不信上帝呢，他又经常给教堂、各个小教派捐款；如果说他信上帝呢，他甚至还给犹太教的教堂捐款。《富兰克林传》这本书上就有记载，他给一个犹太教堂捐过5英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纯洁的清教徒？谁也说不清楚。
在清教徒的系统当中，大家是充满了焦虑感的，“我有罪，我死后能不能上天堂？”“上帝能不能拯救我？”每天都在自省，把自己有的没的罪过都拿出来忏悔。可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一生里，我们看不到一点点这种纠结，这是个一辈子过得很快活，经常说一些小段子，甚至是一些黄段子的老头。
他不信上帝，那他信什么呢？富兰克林一辈子就信一样东西：信自己，信自己的奋斗。
富兰克林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穷理查历书》，这本书在西方可以说是尽人皆知。那个时候很多人不识字，出版业又不发达，一本书一年能卖个三五百本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这本书居然卖了一万本，这在当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据说，现在这本书总共有1300多个版本，有时候卖得比《圣经》还好。
这本书的主人公穷理查是富兰克林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整本书就是这个虚构人物的流水账，就是一本日记。今天刮风还是下雨，街上流行什么八卦新闻，我又听说一个什么新段子，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它有什么思想性吗？要说有也只有一条，这本书讲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又能挣钱又不花钱，这不仅是积累财富的手段，也是他培养自己美德的手段。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能挣钱又抠门的人，就是一个大好人。
这算什么歪理？可是，在当时清教徒盛行的那种宗教氛围下，这本书的作用可是太大了。
所谓的宗教改革，就是出版业兴起之后，《圣经》得以大量印刷，有一帮人说，我们也可以读《圣经》了，为什么要靠罗马教廷和上帝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直接按照自己的想法信仰上帝。兴起的新教教派中最著名的就是加尔文教派，他们跟信徒们讲，你们这些人将来的命运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上帝其实早就给你们定好了，所以别瞎耽误工夫，你们就过圣徒般的生活，打内心里开始体验就好。最后上帝会给你们发信号，少部分人被上帝拣选上天堂，剩下的人下地狱，所以不用努力。
这个逻辑有一个缺环，我作为一个在尘世中生活的人，怎么知道将来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你总得让我看到一个刻度表，告诉我上天堂的概率是多少吧？
富兰克林正好补足了这一环。他说有一个东西叫Calling——召唤，也叫天职。上帝在人间有很多财产，穷人看着一部分，富人看得更多，仅此而已。这个刻度表就是你银行存折上的数字，挣的钱越多，就意味着替上帝看管的财产越多，这就是上天堂的信号。这跟基督教原来的教义——“富人上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要难”正好相反。
在我们听来这是歪理，当时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清教思想盛行的美国，很多年轻人的人生没有了要努力的意义。
对年轻人来讲，奋斗这事儿是需要找到一个意义的，富兰克林这一套歪理就实现了这一点。虽然是基于在进化过程中我们形成的那个贪婪的欲望，但是没关系，他为每一个人在尘世间的奋斗、挣钱找到了一个宗教上的解释。这事儿的意义太重大了。
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面大段大段地引用《穷理查历书》当中的文字。韦伯发现，正是这种新的伦理方式，支持了“工业革命之后，整个资产阶级拼命挣钱的同时，内心又不缺乏信仰”这个矛盾。
如果说富兰克林这个人有什么思想上的贡献的话，就这么点贡献。可是把这个贡献翻过来一看，可就要了命了，说明这个人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纯真的宗教信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个人没有情怀。他每天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这盘生意上，要把生意越做越大，这样我替上帝看管的财产就越来越多，将来上天堂的机会就越大。没准儿在他心里，这就是个幌子，他就是个奸商。
做个奸商又何妨
在《富兰克林传》这本书里，我们真的能看到，富兰克林身上有很多奸商的特征。比如说，富兰克林十几岁的时候，正值近代新闻业在英国兴起，他一看这玩意儿也不难，就跟哥哥办了一份报纸，叫《新英格兰报》。
可是内容从哪儿来呢？那个时候也没有记者，他就自己写文章。可是他不能直接署名，就伪装成一个名叫杜古德的乡村老寡妇，经常给报纸投稿。
那写了点什么呢？这老寡妇说，我年轻的时候恋爱得多么热闹，我们村的牧师怎么追求我，村里最近有什么热闹事，等等。这些内容文风幽默、平实，对话也比较小清新，所以读者还挺喜欢的。为什么马克·吐温说“我的文笔要拜富兰克林为师”？就是这个原因。
后来，他的报纸办得越来越大，不满足于在老家办了，他就跑到费城去办。费城当时是个大城市，他有两个竞争对手，我们就称其为一号对手、二号对手。富兰克林的策略是，先匿名跑到一号对手的报纸上去骂二号对手。一号的老板肯定欢迎啊，反正是骂对手嘛。富兰克林也真挺会骂的，居然把二号对手给骂破产了，最后不得不把报馆卖给了他。
于是，富兰克林就拥有了第二家报馆，接着就要反过来骂一号对手了。他骂得很巧妙——他开设了在世界新闻史上也算是首创的一个专栏，叫读者来信。读者来信其实就是他自个儿编的，杜撰了一个人名，经常给富兰克林办的报纸挑错。富兰克林立马温和、谦逊地承认错误，说我们这个单词确实拼错了，我们工作不认真，我们向你道歉，等等。然后这个读者又来信了，说你看那个一号报纸的老板，就死不认错，是一个极端不尊重读者的人。他就用这种手段，一来二去，也把一号对手给骂垮了。
这就坐定了他是一个奸商。但是请注意，任何在历史上留下大名、受人尊敬的人，虽然有为人不齿的一面，可是也一定有其光明的一面。
商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儿
在《富兰克林传》这本书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商人共有的光明特质。
第一个，对自己要求极端严格，自己也非常勤勉。这是我的很多商人朋友共有的一个特征。因为做生意嘛，过眼之处到处都是商机、都是钱，你要不使劲去捡，怎么能够发家致富呢？
中国古代的很多士大夫有一个修身的方法，叫“功过格”，就是拿出一张纸，画两列格子，左边记功，右边记过。这可不是事实上的功过，起心动念都要算，看见一个乞丐心生怜悯，这也叫功；看见一个姑娘，想打人家主意，这也叫过。每天就这样苛求自己，以求得道德上的一点点进步。
富兰克林无师自通，也用了中国士大夫的这一招。不过他的“功过格”搞得特别复杂，横的一列7个格，为一周7天设定的；竖的一列有12个格，写了12种他特别认可的品德，比如诚实、正直、意志坚定、干净整洁等。这里面可没有什么爱国主义那一套，只是他认为一个绅士、一个好的商人应该拥有的品格。每天，他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对，就在里面画一个小点，积累一周下来再检查自己到底犯了多少错误。他还经常拿着自己这一周的成绩到处嘚瑟，给朋友们看——你看我这一周几乎没有什么黑点，这一周我对自己特别满意。
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也特别勤勉，甚至勤勉到了让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说，富兰克林的一个邻居曾经在一份文件里讲过，说每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富兰克林先生已经在工作了；他下班之后去俱乐部玩完回家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工作。
《富兰克林传》里还记载了一件事。当时，还没有发明铅字，还在用活字排版，富兰克林就要求自己，每天要在印刷厂排好版才能下班。有一次他临下班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排好的版全部给打碎了，怎么办？第二天再干就来不及了，他连夜又重新排了一遍。
在富兰克林一生的事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勤勤恳恳的影子。有人可能会说，为了自己发财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让我们再来看看他性格中的第二个光明特质，就是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心。
这也是我所有商人朋友共有的一个特征。我在各个商学院、各种商业演讲场合，看到的黑压压的人群，里面基本都是小生意人。他们对未来世界、对不确定的那个世界充满了旺盛的好奇心，因为他们知道后面都是钱嘛。
富兰克林也一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科学史上，富兰克林这个人好像有其地位，但他又不是大科学家，因为他对科学的终极真理没有什么兴趣，他只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看见一个事物就手痒，就想上去改造它一下；看见一个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想问个究竟。
所以，富兰克林那个长长的发明名单里，简直就是一地鸡毛，非常之细碎。除了前面讲到的避雷针、安乐椅，改造了个炉子，发明了导尿管，他还是全世界牙科大夫公认的祖师爷，还发明了农业用的那种颗粒化的肥料，甚至改造了纸币的防伪技术。
因为他特别热爱植物学，有一次看植物学图谱的时候发现，植物的叶子里面的花纹很有意思，所以他就把类似叶脉的花纹印在了纸钞上，提高了纸钞的防伪技术。这就是100美元上面要印他头像的原因。除了他的历史地位特别崇高之外，还因为他是印刷美元的第一代印刷厂老板。
富兰克林就是这么一个好奇心爆棚的人。
不认死理，只认利益
作为一个商人，富兰克林性格中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终极目标，只忙着算账。算账可以说是商人根深蒂固的习惯。
《富兰克林传》里讲了几件小事，在今天听起来好像富兰克林道德上有值得挑剔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他们能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变成锱铢必较的生意。
比如说，他25岁结的婚，结婚之前，他曾全世界地寻摸媳妇。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他的房东，就把自己的外甥女介绍给了他。他一看这个姑娘还不错，但结婚也是个买卖，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要想嫁给我，得有陪嫁。也不多，100英镑。
在当时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人家姑娘拿不出来，他就跟姑娘的家人商量，要不把你们家的房子抵押了吧，这样就可以凑得出100英镑了。最后当然闹翻了，这是他第一次找媳妇的经历。
他后来的老婆黛博拉其实是他的旧情人。那时候，黛博拉的老公刚好死了，他就想把她给娶回家，但是其中的利益关系他算不清，所以又拿出一张纸来，用“功过格”的形式，把娶这个女人的好处、坏处都列出来，然后做数学题。原则就是，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如果差不多，两个都删掉，最后看哪列剩得多些，以此来决定娶或不娶。看，他在婚姻大事上都是用这种商人般的计算来对待的。
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市侩呢？要知道，算账这个习惯在某些场合也是好事，因为他不认死理，只认利益。
《富兰克林传》中还讲了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堪称少年才俊，他起草著名的《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33岁。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很多政治著作都记得滚瓜烂熟了。
杰斐逊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不太好意思，正好富兰克林也住在费城，跟他家就隔一个街区，所以就哆哆嗦嗦上门请教：“老人家，要不你来执笔起草这份文件？”富兰克林说：“不行，我是个商人，我干不了这种宏观架构的事，还是你来吧，你年轻。”
杰斐逊回家之后就笔走龙蛇，把这篇著名的文章给起草好了，然后送上门让老先生给改一改。富兰克林好歹也算是个作家，也不好意思不改，拿起笔找了半天，也没找出几处需要改的地方，也就改了一处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开头第一句话，也是《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
杰斐逊的原稿里面写的是：“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神圣的，无可辩驳的。”富兰克林一看，太啰唆，就把俩形容词给删掉了，改成“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这句话在美国历史上非常著名。
这一老一少把文件起草好，就送交了大陆会议去讨论。你想，其他殖民地来的人，谁认得他们俩是谁？所以开会的时候就各种争论，把原始的起草文件做了大段的删改。
当时，杰斐逊年轻气盛，就坐在那儿生闷气。富兰克林老爷子就说：“我给你讲个段子好不好？”他这一辈子就这样，段子张嘴就来。
我年轻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一个做帽子的商人，叫汤普逊。有一天，汤普逊做了一个广告牌出来，上面写着：“汤普逊，帽商，制作并现金出售帽子。”旁边还画了一顶帽子。然后让自己的朋友来指点。
第一个朋友说，你不就是做帽子的嘛，写什么“帽商”，把这俩字抠掉吧。
第二个朋友说，谁关心这帽子是谁制作的？把“制作”这俩字也抠掉吧。
还有个朋友说，什么“现金出售”，你从来也不赊账嘛，我们这儿也没这传统，这俩字也应该抠掉。“出售”这俩字也多余，肯定不会白给嘛。
最后，大家居然认为“帽子”这个词也是多余的。你不是已经画了一顶帽子吗？所以，这个广告最后就变成了三个字“汤普逊”，旁边画了一顶帽子。这是最好的广告。
富兰克林就跟他讲：“你生什么气啊，文章就是这么改出来的，改到最后一个字不剩才是好文章。”这就是商人的思维。
对于杰斐逊来说，他刚开始是在捍卫自己的理想，但是真遇到别人批评他的时候，他就是在捍卫自己的自尊了。
可是对一个商人来讲，他只管这件事对不对，往前怎么走，是不是触及了他的自尊其实不重要。
很多政治上的交易，都得靠商人的这种精神来达成。尽管我们平时都不太看得起商人，但是富兰克林身上这种商人的特质，从美国独立战争一直到制宪会议期间，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很惊人。
他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用商人式的计算来搞定各方面的人。刚开始，他这套做法还挺讨人厌的，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最后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是非之争。当时，英国人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小弟兄们一起打赢了法国人。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我刚帮你们美国人打赢了一场七年战争，打仗是要花钱的好不好？我替你们打这场仗欠下了1.4亿英镑的国债，所以你们象征性给我交一点儿税吧。更何况，我大英帝国还派了1万名士兵保护你们美洲人，因为印第安人还是边患嘛。
其实一年也就11万英镑，对于伦敦的那些官老爷来说，这就是个交情。我们花钱保护你，你好歹交一点儿税。这是英国方面的理。
可是美国这方面的理是“无代表不纳税”，我在你们大英帝国的议会里面又没有代表权，凭什么交税？
双方越杠越紧，最后才导致了独立战争。所以，独立战争是双方都认死理的产物。
这个时候，富兰克林在干吗？他正代表13个美洲殖民地在伦敦和英国政府谈判。他的商人特性正好派上了用场。他在伦敦成天就左手拿着个小本，右手拿着一支笔，满议会追着那些议员和首相算账。
他跟他们说：“你们一年才收11万英镑，却搞得这么鸡飞狗跳，不划算的。去年我管邮政，发现美洲殖民地邮件的数量都降低了30%，把经济搞坏了，对谁也没有好处吧。”
独立战争爆发之后，他又追着这些人算账：你们这一仗打赢了，可是花了多少钱？600万英镑，你们不过才打死了150个美洲人，分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2万英镑。与此同时，美洲还出生了6万个婴儿，你算算看，你若把美洲人全部搞死，搞不搞得起？
这种做派其实英美两边都不讨好，因为他们是是非之争，你却非要拿出一个商人的逻辑来算，双方都觉得你跟我不是一头的。英国人觉得，你就是在替美国人说话，后来甚至还要在法庭上审判他，搞得他官也做不成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到美国。
他回到美国之后，也不受美国人待见。美国人觉得我们都是革命家，我们有理想，我们要独立，可你这个老头儿一开会就在那儿打瞌睡，你是不是英国人派来的间谍？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可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谁最重要？凭良心说，真的就是富兰克林最重要。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胡扯吗？肯定是华盛顿最重要啊，要不他怎么被称为“国父”，做了第一任美国总统呢？
华盛顿是重要，但是华盛顿被任命为总司令，刚开始带领大陆军打仗的时候是打不赢的。你想，一群拼凑起来的散兵游勇，军纪也不行，怎么打得过正规的英国军队呢？所以美国人连吃败仗，被英国人追得乱跑。华盛顿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将军阿诺德还叛变了。那个时候，英美其实是一家，在美国本土，很多人都是向着英国这一边的，所以叛变并不牵扯到民族气节的问题。
阿诺德一叛变，让华盛顿山穷水尽，他就给富兰克林写信，富兰克林这时正在法国找法国人借钱呢。华盛顿的信写得非常简单，大意就是：如果你借不到钱，我这边就要完蛋，就得求和了。
富兰克林就有这个本事。跟法国人讲什么民族气节、自由大义，法国人搭理你吗？最后还不是靠商人的计算！算来算去，他真的就从法国人那儿借到了600万里弗尔（里弗尔是法国的古代货币单位），还把法国的军队也给搬来了。
英国人是怎么被打败的？说白了，就是靠富兰克林搬来的法国救兵。法国人又出钱又出人，最后里应外合，和美国人一起把英国人给干掉了。从这段历史看，你能说富兰克林不是独立战争的最大功臣吗？而这个功劳靠的就是他的商人本性。
要知道，刚开始美国派了俩人去法国巴黎借钱，一个是富兰克林，还有一个是后来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当时，亚当斯是个独立的志士，天天呼喊革命口号，在美国大名鼎鼎。
可是去了巴黎，谁还认得他啊？不就是个美国乡巴佬吗？又穷，而且远隔重洋，法国人为什么要管你们的事情啊？
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这两个人的做派完全不一样。亚当斯是一个美国乡绅，天天喊口号，一见面就跟人掰扯道理，行为举止非常严谨。而富兰克林呢，他就是个老好人，明明是个秃头，却又不戴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假发，天天戴着顶皮帽子，还戴了副眼镜假装很有学问，穿着一身很普通的外衣，到处跟人吃饭，赴各种各样的饭局。
所以，亚当斯当时特别看不上富兰克林。他还写过一段话，说这个富兰克林早上起得挺迟，等他吃完早饭的时候，上午也就过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开始见客，见各种乱七八糟的人，什么哲学家、音乐家，还有翻译出版他著作的出版商，以及一些慕名而来的女粉丝。这个老不正经的，一聊就聊到下午或傍晚了。然后，他掏出个小本一看，今天晚上要赴哪个饭局，就吃饭去了。这一顿饭吃完，不是9点就是12点回来，然后第二天又是睡大觉。我们是来救国的好不好？
富兰克林就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吗？他的商人本性在该讲原则的时候可是一丝不苟。比如说，当时美国人没收了很多倾向于英国人的财产。亚当斯就说：“按道理这个钱我们一定要还回去的。”富兰克林就认为，还什么还？这种钱是不能还的，借的钱哪有再还回去的？所以你看，他讲原则的时候，那个原则也是商人的原则。
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富兰克林在法国才能玩得转，因为他的祖国不能给他伟大的背书，所以他在巴黎结交了很多朋友，包括德高望重的伏尔泰，两个老头儿的见面拥抱，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很多法国人都成了他的拥趸，所以他才有本事从法国人那儿把钱借出来。
全世界最伟大的和事佬
商人除了爱钱之外，还相信一件事：和气生财。制宪会议期间，几个州每天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争论不休，富兰克林在当中起什么作用？那时候他已经年过八十了，每天都颤颤巍巍地来开会，但是他没什么理想，也不提什么观点，就当个和事佬，力求双方不动气、不闹崩，时不时再给大家说点儿段子缓和一下气氛。富兰克林扮演的就是这个万人迷的角色。
所以，富兰克林的商人本性，他的算计，他的连接的能力，他的和气生财的本能，真的造就了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位200多年前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90年的4月17日夜里11点与世长辞。他活了84岁，他死后，费城有两万人出城为他送葬。按照当时的人口，基本可以算是倾城而出了，而且大家自发地做了一个决定，为他哀悼一个月。
当时，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美国人信奉新教，所以小教派林立，各个教派的牧师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费城所有的牧师，不管是哪个教派的，都出席了富兰克林的葬礼，可见这位老人家在当时美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他死后，留下了一笔庞大的精神遗产，但这笔遗产是对还是错，在当时很有争议。《富兰克林传》里就引述了一段当时人们对他的批判。你不就是个商人吗？你从来也不关心我们通向天国的金光大道，你只关心费城街面上的鹅卵石铺得整齐不整齐；你从来也不关心自己的灵魂要不要得到拯救，你只关心组织一个消防队，来保护邻居的房产不要被火烧掉；你表面上好像还关心天上的闪电，其实你更关心街上的路灯。像这样的人，你是贴地爬行的，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理解人类志愿的真实本质。
这和我们如今批判商人的口气是不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今天要跳出来说，富兰克林哪里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人？
他表面上不是什么大科学家，但是他桩桩件件的发明，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精英。
他也不是什么伟大的政治家，可是他用他的外交才华，数次拯救了美国。
他好像也不会搞什么制度设计，但是在他的连接作用下，却创建了一个从来没有的政治制度。
他好像也不是什么盖世英才，可是他当年做的那些公益事业，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
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但是他的奋斗、勤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成为他们的榜样。
这样一个人，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他重新思考、定义吗？
挣钱是世界上最体面的生活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世界前几位了。可是你不觉得，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套让商人们能够挺直腰板、理直气壮为自己说话的价值观吗？很多商人都觉得，我挣钱好像亏待了谁。
挣钱是世界上最体面的生活方式。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要卖这本书，除了挣钱之外，《富兰克林传》值得所有的中国年轻人买回家读。尤其是那些长者，我建议你们真的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年轻人。在他们价值观形成的时期，读一读这样的书。这本书非常好读，全是段子，各种各样的小故事。而且读完之后，我觉得三观会多少正一点儿。
我们的年轻人在一些长辈的引导下，爱讲一些大道理：“我有爱国情怀，我为了钓鱼岛可以和日本人拼了！”但是他们不勤奋工作，却在家里啃老，你觉得他的人生有什么光明面可言吗？
读完了富兰克林这本传记之后，我深深地感到，他不仅仅应该成为一代又一代美国年轻人的榜样，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一个在市场经济中艰难实践了30多年的国度的年轻人的榜样。
和富兰克林的一生相对照，我觉得有四个目标，我们是那样的相似。虽然我未必做得到，但是我心向往之。
第一个目标，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走一过，有多少时间？我们不应该奋力地推开那些蒙昧之墙，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宽阔，对陌生的知识充满好奇吗？不管我们知道的是对还是错，至少我们应该做到，我们不忽悠别人，但也绝对不能让别人把我们当傻子忽悠了。这就是好奇心的好处。
第二个目标，多挣钱，正当地多挣钱，让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有能力去帮助自己的朋友。
第三，用有趣的方式获得自己的社交生活，并且在朋友中，在帮助过自己的人中赢得尊重。
第四，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勤勉地去做一些最具体的事情。
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取得正当的财富，赢得他人的尊重，做最具体、最实在的事情，而且勤奋地去做，而不去空谈大道理。这就是我认为的最有尊严的生活。
02 大家都有拖延症
拖延症三大要素
话说蒋经国先生临终的时候，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旁边的副官们就问：“老先生，你的接班人还没有定呢，你得赶紧定，不能再拖了呀。”
老先生说：“还得拖一会儿，你等会儿……”然后就咽气了。旁边的人就说：“哦，原来老先生指定的是李登辉。”他们把“你等会儿”听成了“李登辉”。
这个笑话比较冷，不好笑，但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就是拖延症。
有一本书上说，拖延症患者占总人口的70%～80%，这就是胡说八道。据我看，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有拖延症。
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有一本书买回家后，到现在塑封都没拆，还搁在书橱里？如果有，这就是拖延症的症状。
什么是拖延症？就是你明知道这件事该干，但是你就是拖着不干，而拖着不干的同时，心中还有强烈的焦虑感和负罪感。拖拉、焦虑、负罪，这三条凑齐了，就叫拖延症。
很多人说拖延症不是懒。对，确实不是懒，如果单纯是懒，那就仅仅会拖拉，而没有负罪感和内疚感，就叫没心没肺、没皮没脸，就是懒汉一条，我们不跟这种人谈什么拖延症。
拖延症是明知要干，但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始干。
我看过一个段子，说有一个人，某天晚上终于要开始做创意方案了。他回到家打开了电脑，想想这个工作这么重要，决定要先调适好心态。所以他先吃了一碟瓜子，又啃了一只鸡爪，接着吃了三个巧克力派，身体调整得不错，但是心情还没调适好。于是，他又洗了一个澡，洗完之后擦了一遍爽肤水，又擦了三遍爽肤露。他又觉得这个氛围还不太对，便给自己泡了一壶香香的菊花茶。终于可以心如止水了，然后，他看着那个打开的word文档，睡着了。
这就是典型的拖延症。
拖延症是不能治愈的
怎么跟拖延症做斗争呢？我浏览了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拖延症的书，觉得都不靠谱，发现它们就一个宗旨：只要你说有病，我们就敢说能治。
方法是什么呢？所有关于拖延症的书，基本上结构都是这样的：首先吓唬你，告诉你拖延症有多大的危害；然后告诉你拖延症分几种，拖延症的病因是什么，一通云山雾罩；最后应该落实到怎么治疗上了。这时，乐子就来了，一堆不靠谱的方法。
有人告诉你，拖延症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你要把QQ关掉，把音乐关掉，把电脑关掉，别去玩游戏了，那不就治好了吗？
还有人说，拖延症就是不会管理时间，你得学会管理时间，把自己的时间表掐好，先把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然后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一点一点地完成。
最奇葩的一本书叫《番茄工作法》，说一个番茄时间是25分钟，你给自己设一个闹钟，在这段时间里绝对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你，这25分钟专心致志地干一件事。一个番茄时间结束了，再做另一个番茄时间的事。
如果我能做得到以上这些，还叫拖延症患者吗？就像是减肥，很多人都说，减肥还不容易？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可这样简单的方法，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其实很多心理问题，都有点像沙漠植物，你看着露出地面的就那么一点点，好像是癣疥之疾，但是如果你往地下扒，就会发现它的根系非常粗壮，而且盘根错节，扎在地层深处。沙漠里缺水，水源又很远，它要想够到水，就得拼命往下扎根。
减肥、拖延症这些问题，就好像是沙漠植物，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人的一个小毛病，可是它在人的心理层面扎根是非常之深的。说白了，我们现在的心理学、生理学的一系列知识，距离剥开这些病症的神秘面纱可能还远着呢。
所以我才说，这些病的治法都是不靠谱的。这还让我联想起一个东西，就是我所谓“妈妈式的唠叨”。很多妈妈在扳孩子的毛病时都会这样说：“你不认真学习，那你要认真学习啊；你上课不听讲，你得认真听讲啊；你考试粗心，那你得细心啊；你做事鲁莽，你别那么鲁莽了，好不好？”
很多妈妈都说，孩子不听自己的。废话，因为没用啊。
拖延症到底是不是一种病
要知道，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一个心理现象的表层的呈现而已，你不解决他内在的、深层的心理结构问题和他的认知格局问题，想原路把他往回掰，能掰得回来吗？
很多人会说，减肥也有成功的呀。没错，但是减肥成功的人都没有告诉你，他减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就有一个生活经验，所有中年已婚男人，如果突然开始往健身房跑，开始减肥。我告诉你，他十有八九是恋爱了，只不过他已婚了，所以没法告诉你他爱上了谁。几个月之后，发现大变活人，他怎么突然瘦了十公斤呢？我告诉你，没准儿他背后的整个心理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减肥成功了，而在于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外在地设定了一个标准，然后认为自己现在这个方式是错的，自认为这叫病，然后来治。我告诉你，人类历史上好多东西都被当作过病，比如说左撇子。中国大多数左撇子从小就被家长矫正过来了，他们如今都是用右手写字，这就是从小矫治的结果。你说用左手写字有什么问题，不纠正又会怎样呢？
再比如说同性恋。同性恋一直被当作一种病去治疗，直到现在还有好多医院声称：我们的门诊可以治疗同性恋。出的招那叫一个损，说你要在手上绑一根橡皮筋，一旦看见同性有感觉，就弹自己一下。很多人把自己的手腕弹得通红，但同性恋还是同性恋。
美国最大的反同性恋团体主席钱伯斯，是一名坚定的反同性恋者。其实他本人就是一名同性恋者，但他靠崇拜上帝、靠“信仰的力量”治好了，恢复正常了，并娶了妻子。他就认为同性恋的反面不是异性恋，而是神圣。所以，他创建了由260间教堂组成的同性恋治疗机构“出埃及记”（Exodus），声称可以靠祈祷治愈那些非异性恋者。
2013年7月，他终于主动承认：“我受男人吸引好多年了……”并向所有被他的言论伤害过的人道歉。他终于认识到，同性恋是无法治愈的。“什么同性恋能够治疗都是唬人的，我从没看过人成功转性！”就是说，所有声称能够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全是骗术。
你可能会说，就算拖延不是病，它总是个问题吧？既然太行山落在了我家门口，那我就得愚公移山，得把它搬开呀。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把拖延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事
前面我说，所有关于拖延症的书都不靠谱，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了，有一本书我看完之后，觉得还是靠谱的，叫《拖拉一点也无妨》。它的作者叫约翰·佩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哲学教授。
佩里教授研究出了一套对付拖延症的方法，名字叫“结构性拖延法”，这个研究成果曾经被授予“搞笑诺贝尔奖”。这个奖是专门颁发给那些正式发表了论文，但是特别无厘头，甚至完全没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这说明当时美国的学界主流认为这个研究成果特别搞笑。
确实很搞笑，因为他解决问题的整个思路跟一般的拖延症治疗方法都不一样。一般的治疗方法都是，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得变成一个勤快的、不拖延的人。可是佩里教授说，拖延症没办法治，人类本来就不是自己所构想的那种光荣、伟大、正确的物种。从古希腊开始，我们都认为人是理性的，但是我们活得越久，人类文明越往深处走，我们就越发现，人类有大量的非理性地带。罗素曾经讲过一句话：“据说人是理性动物，我一生都在寻找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那既然我拖延了，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把拖延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事。佩里教授说，你不是在这件事上拖延了吗？那你就同时找好几件你觉得有价值的事，都搁在这儿。比方说，你现在要写一份年终总结报告，可你就是不愿意开始写，你就是想拖着。好，你一旦意识到你想拖这件事，那你今天就找几件你曾经拖延下来的计划任务，比如说把家里的账单清理一下，把自己电脑桌面上的文件给整理一下，看一本你一直拖着没看的书。为了拖那个事，你要把以前拖的这几件有价值的事情给干了。
他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曾经欠出版社一部书稿，一直拖一直拖，一想到这件事就头疼。那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就跑到宿舍去跟学生聊天。时间一长，他在出版社眼里已经是全无信用了，但没关系，学生突然喜欢他了，他突然成了斯坦福大学非常受学生欢迎的青年老师，因此还得了很多奖。这不就变成了很有价值的事吗？这就叫结构性拖延法，就是把祸水东引。
你们说这事儿靠谱吗？我觉得特别靠谱。拖延症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危害，真正的危害是我们的心理机制——我们觉得自己有拖延症，所以不能承担太多任务，今天只做这一件事，我们得想办法把拖延症克服掉。
殊不知，你既然有拖延症，就说明你克服不了，你把这件事搁在这儿，为了拖延那件事，你只能找出大量无意义的事情去做，比如说聊个QQ、打个游戏，然后东搞西搞。搞来搞去，最后实在不行，你会躺在沙发里看电视。你始终都不会去做那件事，而且你这一天也将会过得毫无价值。
佩里先生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让我们去找一堆有价值的事情，让它们之间互相拖延。即使你东路不通，你西路也通了，因为你毕竟做了一点儿有价值的事情，这就是结构性拖延法。
得学会跟自己玩心眼儿
这种方法的本质其实就是跟自己玩心理游戏。人生也是这样，你就得不断地把自己当他人，跟自己玩心理游戏。
我还记得大学时有个舍友，烟瘾特别大，那个时候学生都穷，他经常没钱买烟。所以，他有一个习惯，他每次买一包烟，会从20根里面拿出4根，藏在宿舍的很多地方，然后故意让自己把这个藏烟的地方忘掉。
我就问他：“你干吗要这么干呢？”他说：“当我没钱抽烟的时候，我心里是有数的，这屋里一定有，我一定能找得到烟。这个时候，那就是救命的烟。”这不就是跟自己玩心眼儿吗？
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旅途，就是这样的一个征程，你不跟自己玩心眼儿，有的时候就真的会被自己搞败。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跟自己玩心眼儿，怎么与拖延症斗争的，大致有三招。
第一招，很多讲拖延症的书上都说，你要把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去完成，我觉得这个不靠谱，我的心得是，把那些创造性的任务分解成机械性的劳动，就比较好完成了。很多人拖延，有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因为懒，而是在那些创造性的事情上，他对自己有完美主义的要求，他要求自己做到自己根本达不到的水平，所以才会一直拖着、等着。
比方说我上高三的时候，一旦拿起政治、历史、地理这些文科的书要背，我的注意力也就能集中个五分钟，然后就去搞东搞西了。怎么办呢？我从高二夏天，也就是暑假起，就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要把政治、历史、地理这三套教科书抄五遍。就是抄，不需要我背，不需要我调动注意力，我只需要做机械性的劳动就可以了。最后我真的抄了五遍，我从来没有背过书，但是我的高考成绩还可以。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把创造性劳动变成机械性劳动的行为。
你可以观察一下，拖延症最严重的是些什么人？多是做创造性劳动的人，最被拖延症所苦的人，就是出版社编辑，求爷爷告奶奶，找作家去组稿。然后作家就给你拖，他们可不是按小时拖，而是按年拖，拖得真是山长水远，你都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因为他们在做创造性的劳动，一定要用机械化的劳动把它分解掉。
第二个心得，叫“让种子飞一会儿”。我还记得高考的前一天，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讲了一个高考关于语文考试的技法。他说，你们拿到语文卷子之后，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做题，先翻到最后一页，看作文题，看懂了就搁下，然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做。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这个时候你在做前面的题，没特意去想作文的事，但是因为你看过这个作文题，所以这篇作文的构思，已经在你的心里开始生长、发芽，“飞了一会儿”了。当你把前面的题全部做完，开始写作文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构思，这是一个很节省时间的方法。
我对付自己的拖延症，现在也用这个方法。就是不管这件事我多不情愿去干，我会强迫自己先干一件事：先把这事了解一下，然后才把它搁下。虽然我之后在搞东搞西，但是我知道那个种子在生长。所以一旦时间来不及了，我必须要开始干的时候，就能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把它干完。
第三个方法其实特别简单，既然你认识到自己有拖延症，知道拖延症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当你面对的是一个人的任务时就会拖延，而在群体压力下，拖延症会消解很大一部分。
美国社会有一个现象，很少有富人是胖子，胖子基本都是穷人。不是说穷人就一定是人穷志短，而是富人在社群里面是有压力的，因为胖就意味着你意志薄弱，你自控能力差，你在社交圈里就不好混。这种群体压力会对人的行为构成很大的反制效果。
我一旦意识到自己有一件事想拖延了，就会采取一种办法，那就是开会。我会请一些人来，介绍一下我要做的方案，然后群策群力把它完成。大家觉得罗胖很谦善，其实不是，我就是找几个人看着我，然后当着别人的面，你会发现你另外一个心理机制开始启动了，就是虚荣心。当着大伙儿的面，你总不好表现出你很懒吧，然后你就会用虚荣心顶着一口气，把这件事很迅速、很利落地干掉。
拖延症背后的庞然大物
我的心得分享完了，但是这件事还没完。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也许拖延症真的没有办法治，因为我们的敌人何止是自己，而是一个比自己还要恐怖得多的东西。
拖延症背后那个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呢？是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史。
减肥为什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几百万年的进化历程构成的。我们现在一日三餐，每顿都是大鱼大肉，堆积的脂肪肯定超过了所需的量。但是，因为我们进入文明社会，能吃饱肚子还没多少天，我们的生理构造还来不及做出反应，所以，我们看到东西还是想吃，吃了就会转化成脂肪，然后堆在身上，以应不时之需。
拖延症也是这个道理。人类有一种底层的心理结构，就是我们更看重当下的价值。你想，作为一个原始人，一个进化中的猿猴，逮着一个东西，怎么可能留到明天再吃？夜长梦多啊。所以，我们对当下的价值评估就更高，对未来的价值评估偏低，能懒一会儿就懒一会儿，把当下这种爽的感觉先享受了再说，至于未来，一会儿再说。
所以，拖延症真的不是病，它就是人类的底层心理结构。自古以来都有拖延症，比如说大才子庞统，张飞去见他的时候，他桌上堆着一堆案卷尚未处理。张飞来了之后，他说好，现在我处理给你看，一个上午就把事情做完了。这就是典型的拖延症。
现代社会加重了人的拖延症
拖延症之所以会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就是因为我们现代的工业社会确实加重了人的拖延症，以及它的危害。
为什么说加重了呢？有这么几个机理。第一，现代社会，一个人从目的到手段的距离变得更远了。原始人的时候，基本就是不做不食，这一天他干活了，出去捕猎了，他就有得吃；他不出去捕猎，他就没得吃，手段和目的之间非常近。可是现代社会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典型的段子，一个富翁到海滩上看见一个渔民说：“你怎么这么懒，躺在这儿晒太阳，你应该去干活啊。”渔民说：“我干吗要去干活挣钱啊？”富翁说：“挣了钱，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干，躺在那儿晒太阳了。”渔民说：“我现在不就在这儿晒太阳吗？”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这就是现代社会，从手段到目的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人不能直接用自己的本能感受得到，所以酿造了拖延症。
第二个原因，现代社会的很多目的是被强加的，很多人拖延的事情，都是写方案或者写报告。你愿意写那个方案吗？你愿意写那个总结报告吗？不是没办法嘛，这是公司的要求，是客户的单子，你不能拖。而你从本能上是不愿意去做的，人都有这个心理机制。
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老大爷，家里有一块草坪，一群小孩经常在那儿踢球，把草坪弄得乱七八糟。老大爷怎么说，他们都不听，他就想了一个招。一天，他就跟那帮小孩说：“我很寂寞，你们天天来踢球给我看，我表示非常赞赏。这样吧，你们每次来踢球，我就给你们一块钱作为奖赏，但你们每天都来，好不好？”孩子们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老大爷说：“我现在穷了，只能给你们五毛钱了。”孩子们也很高兴，五毛就五毛。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大爷说：“这五毛钱我也给不起了，我要破产了。”孩子们说：“五毛钱都不给，我们才不踢给你看呢！”他们就走了，从此再也不来了。这就是老大爷用的招，达到了孩子们不再来踢球的目的。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哪怕一个人爱干一件事，只要他感受到这件事上面有一点点被强加的目的性，他就倾向于躲避这个任务。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就是现代社会因为大众传播的普及，每个人都一脑子观念，都是电视、报纸以及各种媒体塞给我们的，我们脑子当中有很多关于“正确”的想象。其实拖延症大多来自于不适当的想象，比方说我们想买本书，为什么买呢？因为我们在下单购买的时候，一瞬间脑子里会出现一个画面：当我们读完了这本书，我们就会口若悬河，这本书里所有有趣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知识；然后我们跟美女在讲这些知识的时候，她们就会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就会很爽。一瞬间，我们就会点亮一个大画面，然后就下单了，但买回家也不会看。这就是拖延症的来历。
换句话说，我刚才总结的三点就是：第一，目的和手段之间相隔得很远；第二，目的是别人强加的；第三，目的是想象出来的。
当一个人追逐一个如此虚无缥缈的目的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拖延呢？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机理会加重拖延症，让拖延症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症结的原因。
拖延症是人类进化历程送你的礼物
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着解决一下问题。第一，我认为这个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会解决。说白了，就是现代性造就的问题，将要靠现代性本身的解体来解决。
我曾经讲过，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兴趣社会，每一个人可以基于自由意志，去追逐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如果这个预言成真的话，拖延症的问题会不会得到一些缓解？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爱干的事情，自然就不会拖延了。至少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孩拖延着不去玩，拖延着不去打游戏，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目的和生命本体的更加贴近，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可是这要等很多年，我们现在天天被拖延症所害，应该怎么办？依我说，你别着急，这就是人生境界提升的过程。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时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他觉得一个小时就很长。你说现在不许看电视，一个小时后才能看，他会觉得等得太长了。十几岁、二十岁的人，他的时间概念是什么？心爱的姑娘一天没见着了，百爪挠心。三四十岁的人，他规划人生的时候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一年怎么过，那一年怎么过。过了50岁，他往往就开始用1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来思考人生了。
说白了，对于现在价值和未来价值，就是跨越时间的价值调度、匹配、平衡，所有这些事情是要靠人格的成熟才能做得到的。人格的成熟，只能靠时间去耗、去磨。
在这里，我也可以交代一下，我为什么要做《罗辑思维》这件事。正是因为这一年我40岁了。40岁的人会有一种感觉，我站在了人生的中间这个点上，人生若按80年计算，40岁正好在中间。40岁很值钱，因为我是屌丝逆袭，是弯腰上山，山顶在前面，只要往山顶奔就可以了，总是想要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钱、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社会声誉，觉得人生是无穷无尽的，前面有的是时间。
可是当过完40岁生日这一天，我往前一看，突然发现我已经到山顶了，能看得到的只有山脚了。我突然意识到，人生过半了。这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意识从我脑子里蹦出来：有些事想到就该去做了，再不做就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我才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把《罗辑思维》这个平台推了出来。
其实，拖延症是人类进化历程给你的一个礼物，是现代社会的目的性、正当性等一切形成的海市蜃楼，将你照射出来的一个缺陷。但它更是你想把握这一生、想让这一生过得美好就必须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等待你自己更快地成熟。当你的心理结构发生更快的变形的时候，解决方案就会水到渠成。
如果你还要说，我就是懒，我就是解决不了，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变，但有一样东西不会变，那就是成功的人、对自己满意的人，和不成功的失败者、一生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这个结构比例不会变。如果你真的克服不了，那也没什么，你只不过和无数代祖先，和那些已经死掉的人一样，你就是个失败者而已，这有什么奇怪的？
03 费马大定理
当生命开始封闭，他就已经凋谢了
前不久，我们公司的CEO“脱不花妹妹”在跟我闲聊工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们这盘小生意要再往下发展，我就得去打入那些互联网产品经理高手的圈子，去跟他们学一学互联网产品经理的思维。”挺普通的一句话，但是落到我耳朵根子里，心里可就不是滋味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向我也知道，但是我扪心自问，过去几年间，我是否起过念想往那个方向发展发展、学习学习，也去跟那帮人打打交道，提升一下自己呢？完全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四十刚刚挂零的老男人，已经对新鲜事物丧失挑战的勇气了——说明我老了。
我们给家里的老人买了最新款电视机以后，老人往往连研究一下新遥控器的兴趣都没有。这是智力问题吗？不一定，只是因为新事物和他过往的知识结构、和他所熟悉的世界不匹配，不匹配自然就会抗拒，这就是老了嘛。
2014年，给我这种刺激的时刻还有很多。比如说世界杯期间，我经常睡到半夜被吵醒，窗外一声暴喝，我知道，一定是哪个球队进球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是球迷，小学二年级就挂靴了，一个胖子在球场上驰骋，那是对自尊心多大的摧残！所以，球迷的那个精彩绝伦的世界我完全不懂。此情此景，有点像一个学艺不精的崂山道士面对一堵墙，你明知道墙外风景无限，但你就是穿越不过去。
这让我想到了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的一句话：“老兵不死，他们只是凋零。”这句话当然是夸奖老兵的，但你不觉得这句话在这个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又可以有一番全新的解释吗？有些人虽然没有死，但是因为他的生命开始封闭，所以他已经凋谢了。
对我这个岁数的老男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在这儿。能不能把生命再次打开，去接受那些全新的事物呢？因为我们在少年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和某些领域擦肩而过。但是我们成年之后，能不能勇敢地向这些陌生领域挑战和进发，至少保持那么一丢丢的好奇心呢？这也是生命质量的保证。
所以现在，我就鼓舞起余勇，抖擞起鼠胆，去挑战一个我完全不懂的领域，那就是数学，而且是数学中一个高精尖的领域，叫费马大定理。
我之所以有这份胆量敢讲这个话题，要感谢很多人，要感谢在知识传承和演化过程中的做普及化工作的那些人，比如说《费马大定理》这本书的作者，他把数学界那些高精尖的知识用各种各样生动的故事讲给我们普通人听；也要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策划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的康宁先生。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罗胖才能抖擞起鼠胆，跟大家讲这个话题。
中西方数学的本质区别
先给大家看一个公式：
x2 +y2 =z2
这个是我们在中学学过的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边x的平方加上y的平方等于斜边z的平方。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勾股定理。根据文献记载，周朝的数学家商高明确提出了“勾三、股四、弦五”，故又有人称之为“商高定理”。但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讲的数学，严格地说，应该叫算学。中国有很丰富的数学典籍，比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这些典籍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中国人的数学是为了实用。
《九章算术》的目录里方田、均输、商功等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比如怎么丈量田地、怎么算粮价、怎么算工程里面土方的数量，等等。勾股定理也是如此，古书中已经告诉你“勾三、股四、弦五”，你拿去就能用。至于为什么是“勾三、股四、弦五”？中国人很少去深究。
而从世界主流的数学发展史来看，也可能是西方人搞种族歧视，总而言之，中国人是没有太多地位的。例如，1972年有一个叫克莱因的著名数学教授，写了一本名为《古今数学思想》的著名数学史著作。他在序言里说，为了不让本书的素材漫无目的地铺张，所以就自动忽略了有些民族的数学，比如说中国人、日本人、玛雅人。他说这些民族的数学对世界人类的主流思想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这个说法难免让我们中国人不服。但是，当我们真的回到数学历史的主流中，会发现至少中国的数学或者说算学，跟世界主流数学，目的就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西方数学的源头——古希腊，去看看他们的数学是怎么回事。
提到古希腊的数学，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毕达哥拉斯。要知道，勾股定理在西方就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区别在哪儿呢？二者的不同主要在于西方人要证实这个结论。
毕达哥拉斯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创作者，但是看过他的生平你会发现，他哪是什么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出生于公元前580年，他创立了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放在今天他就像是一个大学系主任的角色。不对，人家自认为是一个教主，觉得自己教派的智力特别高，因为他们会玩数学，他们从数学中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美妙。
在他们看来，数是什么？数就是整个世界的规律。比如说他认为“一”是世界之母，万物之母。而“二”呢？“二”代表意见，因为它跟“一”不一样，所以它对“一”有意见。“三”是什么？“三”是世界万物的形状，所有的桌子腿至少有三个才支得住，所以这是世界万物的形状。“四”代表正义。“五”正好是一个偶数和一个奇数，所以代表婚姻……他们把所有的数都按这套理论给出了解释。
数这个东西，落到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的手里，他们就觉得：天哪，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原来上帝、天神是通过数来统治这个世界的！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星空、宇宙，就是上帝在弹拨的一架大竖琴——因为他们发现音乐也跟数有关，音阶不就是数吗？什么叫合音？两个声音搁在一起特别好听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一根弦和另外一根弦之间有整数倍的关系；两根弦不是整数倍的关系，搁在一起就不好听。这不就是天神的暗示吗？我们整个世界就应该在数当中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应该奉献、祭祀给我们的数啊！
所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到后来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唯心主义流派，因为毕达哥拉斯定了很多规矩，跟数并没什么关系。随便给大家说几个，比如教徒不准吃豆子；不准碰白公鸡；看见一个面包不能掰开来吃，但是又不能吃整个的面包；不能弯腰去捡东西；不能走大路……所以这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有着严格纪律的教派。
挑战者死：第一次数学危机始末
数学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叫第一次数学危机。这次危机与毕达哥拉斯有关。毕达哥拉斯有一个终身的信仰，就是整个世界的数都是由整数构成的，1，2，3，4，5，6，7，8，9，10。那小数呢？比如0.8，它不就是4÷5的结果吗？所以它的根子仍然是整数。
这个结论得出来之后，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弟子希帕索斯跑到黑板前一看，说：“老师，这个公式好美妙！你看，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那如果是一的平方加一的平方，等于几的平方呢？”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不就是的平方嘛。那是几呢？算来算去，出大事了，原来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数，1.41421……没完没了。老师不是说世界是由整数构成的吗？怎么会冒出来这么个魔鬼呢？
毕达哥拉斯说：“慢着，我脑子转不过来了，让我想想。”想了半天说：“这么着，我们把希帕索斯给弄死吧。”于是，他带领门徒把希帕索斯给扔到海里淹死了。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
虽然毕达哥拉斯教派只是一个人间的组织，可是数学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它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甭管你是一个屌丝、一个大学教授，还是国家的院士，面对一个数学结论，谁都是一翻两瞪眼，没法否认。
所以对一个教派的权威毕达哥拉斯来说，他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颠覆。怎么解决呢？把人弄死，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从此世界又月白风清了。
其实为了这种破事去杀人，在古人的世界里是很常见的，因为对于古人来说，这是整个生命的托付，甚至是一个信仰。
所以，古代西方数学的源头，是一种近乎于迷狂的宗教思想。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数学渐渐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它虽然脱离了宗教，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数学家一边感受数学的美好，一边去赞叹上帝的伟大，居然创造了这么美妙的一个系统。
我们学过平面几何的都知道，由那么简单的几个公理，居然可以推出如此缤纷的一个定理的世界，若不是上帝他老人家，谁有这般神力，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呢？所以数学家往往是一边在草稿上演算，一边在心里崇拜上帝。
但是后来，很多数学家就开始拥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了，包括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你以为他专写革命著作吗？闲暇时分，他也用做数学题的方式，给自己提供一种休闲娱乐。
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高斯，出生在18世纪，卒于19世纪的1855年。高斯这个人一生解决了无数道数学难题，他最得意的叫正十七边形尺规作图。其中的“正”是指正四边形，正十七边形就是有17条边及17只角的正多边形。如果只给你两样工具——一个圆规和一个没有刻度的尺子，你能不能画出一个正十七边形？
这是一道著名的数学难题，古希腊的时候就把阿基米德难住了。到了近代，牛顿也没有解开。高斯天纵英才，数学老师当晚给他布置了三道题，前两道题轻松就解开了，这道题难一点儿，但也仅用了一天晚上就给解开了。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他临死的时候特意留下遗言：我的墓碑上别的就不要写了，画一个正十七边形吧。
你看，数学其实就是那些高智商的人秀智商的一个工具罢了。同行的数学家评价高斯，说这个人讨厌得要死。他每次证明完一个定理的时候，都会像老狐狸走过林间一般，用自己的大尾巴把走过的痕迹扫得干干净净。你只看到他证明得那么漂亮，但是他的思路，他永远都不告诉你。你看，他不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秀智商的人吗？
爱法律更爱数学，秀财富不如秀智商
对于费马大定理——这个数学中一个高精尖的领域，高斯一生都在表示，这个问题不重要，这个问题不值得他出手。但实际上，费马大定理有任何一点点的进展，高斯都会跑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说明费马大定理是一个让高斯这样的高手都踌躇为难的大难题。
这个费马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法国人，家境富裕，毕业返回家乡后，做了当地的图卢兹议会的议员。他又特别好命，恰逢法国鼠疫大横行，很多高阶的公务员都陆续死了，这就给他腾出一条官场上的康庄大道，使他迅速就当上了图卢兹议会的大法官。
高智商的人往往有强烈的优越感，不愿意跟外面的人交往，所以费马在公事之余，就在自己的书房内演算数学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英国人和法国人互相看不顺眼，所以费马每搞出一个定理，都会给当时的英国数学家寄一份。意思是说，你看哥们儿又玩了这个，你们会吗？把同时代的英国数学家给气得半死。
这个费马大定理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可能是在晚上，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个规律，然后就在一本书的空白处写下了一句话：“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一个四次幂分成两个四次幂之和，或者一般地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成两个同次幂之和，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你看，真是气死人。费马认为他可以证明费马大定理，但是因为空间太小写不下，所以没有证明给大家看。这就是那些高智商优越者的讨厌之处。
下面，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费马大定理。我们先来看这个公式，x2 +y2 =z2 ，这是勾股定理。如果把平方数，也就是这个小2换成2以上的数，费马认为它就不成立。换句话讲，就是任何一个数的立方以上，加上另外一个数的立方以上，就是3次方、4次方……就不可能变成一个整数的立方以上的数。举个例子，5的5次方加上5的5次方，你永远不可能写成任何数的5次方。
这就是费马大定理。费马在临死之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把自己曾经想到的那个美妙的证明给写下来，这个难题便难倒了人类300多年。这让我想起了老舍的一篇短篇小说《断魂枪》，那个断魂枪的枪手一生武艺高强，年老的时候摸着凉滑的枪身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费马生于1601年，活了64岁，1665年撒手尘寰，从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业余数学家”，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大法官。
他死了之后，留下大量的数学谜题，但是随着人类数学技术的进展，这些谜题逐一都被解决了。唯独以他姓氏命名的这个费马大定理，死活纠缠了人类300多年，始终没有答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点滴的进展。比如说他同时代的人就想，你费马不是吹过牛，说有一套简洁而美妙的证明方法吗？那你此处写不下，没准儿一时手痒写在彼处了呢？所以他死后，很多人就去翻找他的手稿，看看有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找来找去，还真的有所收获。大家发现，费马生前曾经证明过这个公式，即这个2变成4的时候，费马大定理是成立的。换句话讲，任何正整数的4次方加任何正整数的4次方，不可以被表述为任何正整数的4次方。这个已经被证明了。
有了这么一个良好的开端，人们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拱。在费马出生之后又过了100多年，1706年，又一个大数学家出生了，他叫欧拉。欧拉也是欧洲数学星空当中一颗璀璨的巨星，曾经留下过著名的欧拉公式。
欧拉在费马的方法上略加修改，证明了3。你不要小看3和4，虽然只是两个数，但是证明了3，就可以证明9次方；证明了4，就可以证明16次方。所以，在正整数这个族群当中，其实已经有很多数被这俩人解决掉了。
但是，费马大定理真正的难处，就是你解决再多单个的数都没有用，因为数学上有一个魔鬼，叫无穷大。就是说不管你证明了多少个数，那再加1还成立不成立？
在最近的数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突然证明某个公式不成立，所以整个公式都被推翻掉了，这样的事情在数学史上可是不罕见的。费马大定理如果这样一个一个地证明下去，哪天是个头呢？
在欧拉之后又过了将近100年，人类证明了在5和7的情况下费马大定理是成立的。到了1955年，又证明了在4002次方以下，所有的正整数里，费马大定理是成立的。到了198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证明，4100万次方以下的所有的正整数，费马大定理都是成立的。但又如何呢？那个数字再加1，费马大定理是不是成立的呢？不知道。
那些嫁给数学的姑娘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出现过几次曙光，最亮的一次曙光出现在19世纪中期，是一个法国姑娘——著名的数学家热尔曼带来的。
请注意，这是一个女数学家。在这儿先打一个岔，其实人类的很多智力领域，女性都进不来，为什么？男权社会嘛，比如说物理、化学、战争、政治，上层都可以用一些硬条件，比如说不给你做实验的条件、不让你上战场等，把女性统统排斥在外。但是有两个领域，你很难杜绝女性去展示她的才华：在文科就是诗歌，在理科就是数学。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你会吹拉弹唱，那说明你小时候家境还是不错的，好歹买得起一个口琴或者一架钢琴。但是唯独诗歌和数学这两样，无法将那些穷苦家庭的孩子排斥在外，因为人家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够了。在数学史上，尤其是西方数学史上，女数学家就层出不穷，谁也没有办法抵挡或者阻挡她们才华的展现。
比如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不排斥女性，毕达哥拉斯甚至有28个女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叫希诺。因为希诺学习成绩好，毕达哥拉斯就说：“你成绩这么好，我该怎么奖赏你呢？这么着，我娶了你吧。”
欧洲中世纪时，也出现过一个著名的女数学家，叫希帕蒂娅。她有一句名言：“我只嫁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真理。”当时，自认为真理在握的是什么人？基督教徒啊。他们认为上帝他老人家才是真理，你怎么跟个数搞在一起呢？所以，他们就跟她辩论，辩又辩不过。气急败坏之下，他们在大主教的挑唆下，趁她乘马车出外，沿途把她截住生生地杀死在当街，然后把她的尸体进行了分割，投在火中烧掉了。
任何时代人类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信仰都是如此，它没有办法挑战数学，因为数学是独立于人类之外存在的一个真理体系，它永远是对的。你挑战数学没有用，只能像一个懦夫一样气急败坏，把那些亲近数学的人从肉体上消灭掉，但是你却否定不了它。这就是数学的伟大之处。
我们再继续说这位19世纪中期的女数学家热尔曼，她是法兰西历史上第一个以自己的本名被载入学术史的女性。20世纪著名的大科学家居里夫人都不是用本名载入科学史，她的本名叫什么恐怕没几个人知道，只知道她是居里先生的夫人，但是热尔曼做到了。
热尔曼到底在数学史上做出了多大贡献呢？单在证明费马大定理上，她便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别一个数一个数地去证明费马大定理了，咱能不能找一个统一的方案，一旦证明，就意味着所有的数都能证明？热尔曼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证明费马大定理全新的思路。
这个思路提出来之后，当时整个法国数学界就又兴奋起来了，因为大家觉得曙光在望，马上就可以解决费马大定理了。这就是热尔曼的贡献。当时，法兰西科学院就拨了一大笔奖金，说既然已经突破在望，我们就给点儿狠的，给一个大的诱惑。俗话说得好，眼珠子是黑的，银子可是白的。所以，法国数学界很多人都把精力投向了费马大定理，其中有两个佼佼者，一个叫科西，一个叫拉梅。这两个人是分头工作的，但是他们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在纸上，密封在信函里，给法兰西科学院寄去了。
法兰西科学院一看，这块肉有可能烂在我们法国人自己的锅里啊——法国人费马提出来的，也将由法国数学家来证明。于是，法兰西科学院聘请了著名的数学家库默尔来验证他们俩的成果到底对不对，谁能拿到这笔奖金。
结果，密函打开以后，库默尔讲了一番道理，证明他俩说的全是错的，而且库默尔还往前走了一步，他精确地证明了，用当时的数学工具，人类根本就无法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也是数学的进步，但是对于费马大定理来说，这可是一个空前黑暗的时刻，因为刚刚亮起的曙光又熄灭了。
数学就这样救回一条命
时光荏苒，又过去了几十年，法国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轮到德国人来推动了。20世纪初，有一个德国企业家叫沃尔夫·斯凯尔。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多情，爱上了一个姑娘，也跟人家表白了，结果被姑娘无情地拒绝了。不就是一次失恋吗？可这个沃尔夫·斯凯尔就受不了了，居然声称要在某天午夜12点开枪自杀。
德国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工作效率特别高。这天，他早早地就把遗嘱、身后的安排都做完了，没事干，可离12点还有几个小时，就随便抓起了一本书看。这本书是什么？就是半个世纪前科西和拉梅阐述解决费马大定理思路的那本书。
结果一看，真有意思，看着看着就入迷了，不知不觉就把午夜12点这个时间点给错过去了。等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又不想死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还没有解决”，他已经把那个姑娘给忘了，从此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了，他是业余的嘛，又不像费马是那么著名的业余数学家，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帮助，但是他从此感念费马大定理对他的救命之恩。在1908年临死的时候，沃尔夫·斯凯尔把自己一生积攒的大部分财产拿出来设立了一个基金，由哥廷根皇家科学协会保存和评奖，2007年9月之前，谁第一个解决了费马大定理，这笔钱就归谁。
所以20世纪初，全世界数学界又兴起了一股解决费马大定理的热潮，而且从此让费马大定理成为数学史上一个最著名的难题，因为这背后有银子嘛。当时，有很多人都给这个协会写信，声称自己解决了。中国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一个猜想之后，当时也有很多民间数学家给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写去类似这样的信，说自己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了。据说，每年可以收到几麻袋信。
信件之多，以至于哥廷根皇家科学协会主持评奖的教授后来不得不印了专门的明信片，上面已经印好：阁下您寄来的论文在某页某行就错了，所以您的证明是错的，请您拿回去吧，奖金和你没有关系。据说这种明信片堆起来，有三米高，就是一层楼那么高。
虽然当时全世界的数学爱好者和一些妄人都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可惜，距离它的解决仍然是遥遥无期。
全球高智商人群的接力赛
它是什么时候被解决的呢？其实距今并不远，就在1995年，解决它的人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他的名字叫怀尔斯。
经过300多年的跌跌撞撞、走走停停，费马大定理终于走到了它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这一棒交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一个教授手里，这个教授就是怀尔斯。他10岁的时候就曾经遭遇过费马大定理，但是那个时候作为小男孩他有心无力，所以后来就放下了。
但是这一段缘分却使他对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直接促使他成为了一个职业数学家。不过，他研究的领域跟费马大定理没关系，他研究的是一门叫椭圆曲线的学问。
这就奇怪了，怎么解决费马大定理的是一个外行呢？没错，其实人类很多顶级问题的解决都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点，历代的人为它的最终解决铺就了台阶，只不过这个台阶铺就之后，搁在那儿很多年没人发现它的价值。突然有人灵光一现，福至心灵，把此前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光荣。
第二个特点，往往是穿越过来的一个外行，歪打正着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费马大定理和怀尔斯之间，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两个特征。在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路上，就有两级铺就好的台阶。
给怀尔斯铺就第一级台阶的，其实是一个生活在将近200年前也就是19世纪初的一个法国人，他的名字叫伽罗瓦。
伽罗瓦身上带有法国人一个非常可爱的特征，就是好色，他跟各种姑娘勾搭来勾搭去，最后因一个姑娘惹祸上身。这个姑娘的未婚夫是当时法国著名的枪手，他二话不说，就要跟伽罗瓦决斗。按照当时的风俗，伽罗瓦没法拒绝，或者是出于自己的荣誉感也不能拒绝这场决斗，但是对方是最好的枪手，伽罗瓦肯定是个死，所谓的决斗场其实就是他的死刑场。
所以，伽罗瓦就特别抓狂。伽罗瓦这个人并非职业的数学家，他当时学数学也不过刚刚五年的时间，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天才。第二天就要上刑场了，头一天晚上，他写就了一份手稿，把脑子当中酝酿已久的拉拉杂杂、不太清晰的想法进行了一种非常混乱的表述。据说在这份手稿中，还夹杂着一个姑娘的名字，这就是这个法国人留下的绝笔。
第二天他真的死了，这份手稿就这么留了下来。又过了很多年，另一位数学家发现了这份手稿，惊为天人，把这份手稿的整个思想又用一种条分缕析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后来，这个思想就成为数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支派，叫群论。
群论是什么？大概就是有时候解决数学问题，你别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单个解决，这两种方式往往都不行。要采取一种多米诺骨牌的方法，就是推倒第一个，顺便压垮第二个，然后一串问题就都能解决了。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费马大定理的特征，是不是正好吻合？这把钥匙，好像能开另外一把锁。
这是伽罗瓦给怀尔斯铺就第一级阶梯的人。
那第二级台阶是谁铺就的呢？是两个日本人，一个叫谷山丰，另一个叫志村五郎。他们俩的数学成就基本上都是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日本完成的。
谷山丰和志村五郎二人的成就是什么呢？他们提出来一个猜想：在数学的两个分支——椭圆曲线和模形式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啥叫一一对应啊？你再看这个公式，这是一个代数公式，但它同时又对应着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几何图形，这就叫一一对应关系。说白了，解开了这个公式，虽然解的是一道代数题，但同时也解开了一道几何题。
费马大定理终结者横空出世
费马大定理就好像是人类的一个智力游戏，而且是一个全球高智商人群的一个接力赛，最终在300多年的一个历史跨度里，在全球的一个协作场景里完成了。
谷山丰和志村五郎的这个猜想作为一个数学成果放在怀尔斯的面前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亮：原来困扰人类几百年的费马大定理，是有可能通过模形式这个数学的独立领域作为桥梁，过渡到他非常熟悉的椭圆曲线的领域，从而反过来间接地证明费马大定理的。
你看，整个思路突然开阔起来了。怀尔斯知道，自己迎来了一生最大的一个机会，值得去赌一把。赌赢了，从此就成为史上最著名的数学家；赌不赢，一生暗淡无光。他决定赌。
他赌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他决定一个人玩。这就得说到数学家之间那点儿钩心斗角的事儿了，因为数学家和别的领域的科学家不一样，别的领域多少需要一点儿外在条件，可是数学家们凭的就是纯粹的思想，所以平时跟同行是交流还是不交流呢？如果不交流，获得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帮助就很少；可是如果一交流，你的哪句话无意中点醒了对方的哪个灵感，结果对方先把成果发表了，你何处去诉，何处去告？你会比窦娥还冤。所以怀尔斯决定，既然这个思路是通的，那就一个人干。
他当时还故布疑阵，做了很多小手脚。比如说，他把自己在椭圆曲线领域里面的很多研究大成果切分成一个个小成果陆陆续续地发表。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同行，我还在研究原来的课题，只不过我的才情没有那么多了，我江郎才尽了，我只会研究小问题。实际上呢，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从此目不窥园好几年，专门去研究费马大定理了。
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不懂，但肯定是极其艰难的。他在做计划的时候，曾经就认为自己至少要花三年时间，把椭圆曲线和模形式领域的所有的既有研究成果先复习一遍。当然，后来的进展比他预想得要好，但是也足足花去了18个月，这还只是复习原来的题海战术，还谈不到去解决问题。
后来，怀尔斯回想这一段研究时光的时候，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解决费马大定理就好比要穿过一个一个的黑屋子。首先，他来到一个黑屋子，什么都看不见，他先得去摸，摸这个屋子里的所有家具、所有摆设。等摸得烂熟，对这个房间的每一个纹理都清楚的时候，他才能找到它的电灯开关。他打开电灯开关，才能知道下一个屋子的门在哪儿。打开那个门，然后进入下一个屋子，然后又开始重复这个过程，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头。这个痛苦的时光，有足足七年的时间。
当然了，如您所想，他获得了最后的成功。在1993年的时候，他信心满满，据说当时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数学演讲当中，他起了一个跟费马大定理完全无关的一个演讲题目，然后就给大家讲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到最后他告诉大家，这就是费马大定理，他已经把它解开了。
这是一个成功者的嘚瑟。果然，在数学领域就炸响了一颗大炸弹，所有人都惊呼，300多年的难题，这个怀尔斯居然就解决了。
但是事情有这么顺吗？当然不会。是需要数学界验证的，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都是顶级的数学家去验证，验证了八个月。据说是六个数学家围绕着他反复地提问，怀尔斯来给出解答，推算过程中一点点的小细节，大家都“严刑拷打”地去追问。
在第八个月的时候，终于出事了，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错误，导致他那一轮多米诺骨牌突然就推不下去了。怀尔斯刚开始也没把这当个事，觉得这就是一个小错误，稍稍修正一下，也就结束了。
但是万没想到，这个错误越看越大，越看越大。当时，据说美国的一本杂志已经把他评为当年度全球最具魅力的25人之一，跟什么戴安娜王妃齐名，已经有一些男装品牌来请他代言了。虽然大众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就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这种时候如果证明他的所有的成果都是错的，多丢脸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从1993年到1995年使得他一度坚持不下去了。
当然，戏剧性的时刻最后还是到来了。某一天，他突然想到了此前自己研究过但是丢下的一个思路。他发现，如果把那个思路和现在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不仅可以解决这个小小的漏洞，而且可以让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整个过程变得异常优美而简洁。
后来，怀尔斯感慨道，那一刹那，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引用一下杜甫的那句诗，那一刻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在1995年的时候，他把这份研究成果作为给他妻子的生日礼物，敬献给他的妻子。从此，怀尔斯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甚至是唯一著名的数学家。
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笔墨来写费马大定理呢？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学过数学，但是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花了人生的12年时光——六年小学和六年中学，被数学摧残，我们只知道数学是敲开大学校门的一块敲门砖。自打上了大学之后，它就被我们当作人生中最痛苦的经验删除掉了。我们这一代人也想呐喊，让数学滚出高考！但是，直到我读了《费马大定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数学是如此有魅力，它的魅力光芒万丈，吸引了那么多智力卓绝的人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去。整个数学史，就是一曲波澜壮阔的史诗，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数学的好。
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知识领域、智力领域的任何丰碑，从来都不是用强烈的目的性建造出来的，它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由兴趣堆积出来的。兴趣不仅促成了最后的成功，而且点亮了其中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你有一个强烈的目的，但如果没有兴趣，你将一事无成。
04 怎么当个明白人
从进化论开始谈我们为什么会犯糊涂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陷入糊涂的境地？是智商问题吗？不是。那是什么问题？
我们先来做一个判断。古往今来，所有思维模式上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从史前进化而来的大脑，生活在一个比那个时候要繁荣得多、富庶得多、情况要复杂得多的现代社会里。
我们现在是苟且偷安好，还是去创业、去打拼好？当然是后者。可是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千万别去冒险，出了山洞就会遇到豺狼虎豹。所以，我们本能地会寻求安定、安逸和安全。
为什么积极行动变得这么困难？原始社会的时候，生活告诉我们：凡事想得悲观一点儿，多做一点儿准备，对生存下去、娶到老婆、把基因传下去是有好处的。可是今天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悲观就没有机会，人应该乐观。这就有了冲突。
另外，原始社会的时候，我们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于是我们的身体就进化出了一种能力：但凡逮着点脂肪、糖分，就会拼命地吸收掉，非常聪明地转化为人体脂肪，然后堆积在暂时不影响行动的那些所在——肚子和大腿上。你看，多好的一个机制！
如今，我们已经吃喝不愁了，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像几百万年前那样，拼命地吸收各种营养物质，把它变成人体脂肪堆在肚子上，这就是罗胖人生中最大的痛苦。但是我明白，我不是和一块肥肉在搏斗，我是和几百万年形成的身体机能在搏斗，所以我是没有信心打赢这场仗的。
从进化论的视角来判断人的思维误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今天我们只能集中讲其中一个小点，就是因果关系。
因果颠倒带来的思维陷阱
因果关系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更重要的是，不用因果关系来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出当下的行动决策的。
假设我们有一个老祖宗，他生活在几万年前，某天出去打猎，毛都没捞着一根，回到家就坐在那儿犯愁，苦苦思索原因：是因为弓箭不好，是隔壁王老三拖了后腿，还是昨天晚上做饭的时候，老婆亵渎了神灵？然后，他就得马上做出行动决策，或者把弓箭做得更好，或者跟王老三去谈判，或者回去揍老婆一顿。如果第二天继续一无所获，他就离死不远了。
所以，简化世界，并且马上做出行动决策，这是几万年前的生活压力告诉我们的，不管对与错，我们必须做出一个简明的因果判断。
其实我们人人都带有这样的痕迹，比方说每天股市闭市的时候，专业的评论员就会写，今天股市上升或下跌了几个点，是因为央行行长哪一句话、哪个企业二季度的营收是超出预期还是不如预期导致的。没有一个股评员会告诉你，今天的涨跌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股市正常的波动而已。他总得给你一个解释，虽然这些解释狗屁都不是。
大家都知道我罗胖反对抵制日货，很多人就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罗胖的智力有问题；第二，罗胖是汉奸，道德有问题。有了这两个结论，有了这个因果关系，他们就可以像几万年前的那个祖宗一样，安然地睡去了。
因果问题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是构成我们思维陷阱的最大源泉。
苏格兰北部有一个群岛，群岛上的原住民认为，人身上的虱子跟人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人生病就是因为身上的虱子太少。听着好无厘头，但这个经验真是他们观察得来的——当地人身上的虱子一少，就会发烧。所以，他们治发烧的方法，就是往病人头上放一大堆虱子，虱子回来了，健康也就回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虱子是因为病人的体温升高才跑掉的，而不是因为虱子跑掉了才导致病人体温升高的，但原住民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能在前后出现的两个现象中找因果关系。
你被混乱的因果关系蒙蔽了吗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我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你真的不会犯这种错误吗？请往下看。
很多朋友都建议我：“罗胖，你该运动了，瞧你现在身材多难看啊！”但是我做什么运动好呢？羽毛球、乒乓球，还是慢跑？有人说游泳好，你看游泳运动员的身材多好啊，要块有块，要条有条的。
不瞒你说，这么多年我唯一坚持下来的运动，就是游泳。长期的游泳经验告诉我：第一，它没有减肥作用；第二，身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为什么人家游泳运动员的身材那么好？那是因为人家身材好，所以才游得快，容易出成绩，才成了专业运动员。
这里面就有一个思维误区，大家把果当成了因。你可千万别以为这是小问题，大量的错误都是这么犯的。
有些老太太说，娶媳妇、找女朋友一定要找屁股大的，为什么？容易生儿子。中国古代有个词，叫“宜男之相”，指的就是腰臀比要大。可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生女生男是由老爷们儿决定的，跟女人的屁股大小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也不能说老太太的观察是错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男孩的头部相对发育得比较大一些，于是在怀孕的后期，把母亲的骨盆的韧带抻得比较大，所以腰臀比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屁股大的女人容易生男孩”虽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观察，其背后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错误。
再举一个例子，很多家长都逼着孩子去考重点大学，哈佛、耶鲁等常春藤盟校。一细问理由，家长会告诉你：好学校教育质量好啊。真的是这样吗？未必。哈佛大学总说自己出了多少个总统、多少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问题是，你本来招的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学生，他们今后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出息的人，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如果你要证明你的教育质量好，请拿出别的理由。
但是，在考哪所学校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人考虑的依然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出了多少个名人，考研究生录取率有多高，当总统的概率有多高。所以，因果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机构也逃不过因果的思维误区
我们普通人会犯这些错误，那么政府部门、大公司也会犯这些错误吗？当然，这是思维误区，没有人跑得掉。
比方说，有个市长看了很多统计数据，发现火灾事故还不如不救，因为火灾的损失和投入的消防人员的数量成正比。如果想把火灾损失降下来，那就要少派几个消防人员去救火。这个逻辑对吗？当然不对，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倒置错误。
这个例子比较清晰，其他例子就不太容易识别了。比方说，美国有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了一个科研结论，通过一大堆统计数据分析证明：住院时间越多，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即住院时间长会导致健康损害。细一分析好像也有道理，医院的环境不好，周围全是病人，每天都会有“我是病人”的心理暗示，当然对健康不利。
可是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明白，这个结论简直就是狗屁！身体比较好的人，住院的时间自然就短；住院住得比较长的人，本身就是身体不好的人嘛。就这么一句废话，生生就能变成一个科学原理。
再比如说，一个银行家某天喜滋滋地捧出一份报告，说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真理：负债越高的公司，经营业绩越好，所以我们要勇敢地借钱、勇敢地冒风险，敢负债的企业利润率就比较好。
这好像是一份颠扑不破、蕴含真理的报告，你把它的底裤往下一脱，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只有经营得好的公司，才有人愿意借钱给你，你才有可能负债；经营得不好的公司，鬼才借给你钱呢，负债当然就少了。
不管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大机构，都经常会被这种倒错、混乱的因果关系所蒙蔽，找到那些看似科学的依据。
一定要警惕的三个老鼠洞
有朋友就说了，有必要把因果关系上升到思维误区这么高的层面吗？不过就是一时犯点小糊涂嘛，明白人在旁边稍加点拨一下，以我等的智商，还不是马上就能明白过来了吗？
你还真别觉得有这么容易。因果关系的分析非常容易，就像猫抓老鼠，只要你让我追，我肯定追得上。但问题是，老鼠是有洞的。正如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最后往往是杰瑞赢，因为杰瑞跑进了洞里，汤姆拿它没办法。
在因果关系的思维误区后面，我们也有很多老鼠洞可以钻。
我是坚决反对中医的，有人就要质问我各种问题了。他们在逻辑和因果关系上很难说服我，但他们仍有“三个老鼠洞”。
第一个老鼠洞是经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学习过程中，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医疗办法，这就叫中医，你能够反驳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吗？
第二个老鼠洞是权威。李时珍是神医，《本草纲目》是经验的沉淀吧？《本草纲目》第一页上有一味药，叫“梁上尘”，又名烟珠，是什么东西？就是房梁的尘土，稍微拿火烧一烧，然后筛干净，这就叫梁上尘。这味药后面还有个药方，简直亮瞎了我这对狗眼！它治的病名字叫“缢死”。就是说遇到上吊死了的人，找四根管子，把烟珠搓成小泥丸，搁在四根管子当中，让人从两耳和两鼻当中用力吹入，死者可得活。你相信吗？
如果说这叫糟粕，我们继承前人的东西，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我们怎么分辨精华和糟粕呢？那些人就又没词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有最后一个老鼠洞，就是道德问题，他们会问我爱不爱国。你敢反对中医，那你就是汉奸，你一定拿了谁的钱，在替人家说话。
他们站这个老鼠洞里，用道德的理由向我们问难的时候，我们这些汤姆站在老鼠洞外面，就无计可施了。
所以搞清楚因果关系，是当个明白人的第一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三样东西：所谓的经验之谈，所谓的权威话语，所谓的道德说辞。
正像王安石说的那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想当一个自由的批判者，我们必须忍受这几个老鼠洞。
相似性和接触性
想当个明白人是何其难呀，我们脑子中充斥了各种错乱的因果关系，这些错乱的因果关系还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决策。我们人类要基于这些不靠谱的因果关系，来实施对这个世界的不靠谱的控制。
不仅是今天，远古时代我们就是这样。人类学家弗雷泽写过一本名著，叫《金枝》，其中就总结了远古巫术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叫相似性，第二个叫接触性。
现在科学这么昌明，我们人类还有没有巫术思维呢？简直是俯拾即是。
先说相似性巫术。一个赌徒在赌场里掷骰子，他想掷一个大一点的点儿，他就会用力去掷；想要一个小数，他就会轻轻地掷，这就是他脑海中建立的相似性的相关性。
再说接触性巫术。很多大型写字楼里面的温度都是由中央空调控制的。有人会嫌热，有人会嫌冷，怎么办呢？工程师很聪明，在每个楼道里装了一个温度控制开关，可以随意调节温度。其实这个开关跟整个中央空调系统毛关系都没有，但是你就会觉得很爽。
比如说纽约的曼哈顿，斑马线旁边的红绿灯，柱子上都有一个按钮，据说按下这个按钮多少秒之后，灯就会变颜色。所以很多人就去按，按完在那儿等着的时候，心里就会很踏实。其实，这个按钮和红绿灯也是毛关系都没有。
这些例子都说明，人类是试图控制世界的，只要依据我们掌握的因果关系，我们就会踏实，就会觉得我们控制了世界。事实上，那个因果关系是存疑的。
公共政策的很多失误
我们再说几件大事。这种因果关系的倒错，也导致了很多公共政策的失误，人类支付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举个例子，是我从书上看来的。199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等离子物理实验室，风传要被国家关闭，国家再也不拨款了。这家实验室是研究什么的呢？核聚变能源。国会感觉这项研究前途无望，所以就决定把这笔预算给砍掉。
这实验室的领导人霍尔特教授一看马上要没活干了，就回家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PPT，到处去演讲。他的结论是：能源使用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寿命就越长，不信请看数据。所以，国家要鼓励能源的探索、发现、科研，以后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才能活得长；老百姓活不长，全赖政府砍了这些预算。
他在数据上造假了吗？没有。看起来就是板上钉钉的因果关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扯淡。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讲，垃圾产生得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寿命就越长；被车撞死的人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寿命就越长；吃垃圾食品的人越多，这个国家的人寿命就越长。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都会出现这些现象。
所以，把两个分支的、互不相关的现象用因果关系连在一起，试图通过公共政策的建立，把它变成某个国家行为，去拨款几十亿美元来干活。你看，这就是因果关系的错乱要付出的代价。
阿斯巴甜：隐藏很深的因果关系
霍尔特教授的这个小诡计是很容易识破的，但是下面这些就没那么容易识破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有一帮科学家，都是正牌的精神科的科学家，他们吃惊地发现，有一个万恶的东西，正在戕害美国人的健康。什么东西呢？阿斯巴甜，一种代糖，吃着很甜，但它不是蔗糖，不含卡路里，现在很多糖尿病人的食品中都有。
他们发现，阿斯巴甜的销售量直线上升。与此同时，美国人得脑瘤的概率也在直线上升。于是，这帮有良心的科学家就四处大声疾呼，说一定要禁止阿斯巴甜在美国的销售。一时间，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开始反对阿斯巴甜的销售，理论依据就是这一次科学发现。
可是，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真是那么回事吗？我承认，科学家们没有造假，阿斯巴甜的销售量和脑瘤的发病率是正相关。可是在这个阶段，正相关的数字有多少呢？比如说美国有线电视的入户率在上升，里根政府的财政拨款在上升，IBM公司的营业收入在上升，你甚至可以说汤姆·克鲁斯的影艺事业也在上升。如果阿斯巴甜要对脑瘤负责任，那么里根总统要不要负责任？汤姆·克鲁斯要不要负责任？这样得出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可笑的。
但是直到2009年，美国还有一个州差点通过一项法律，禁止阿斯巴甜的销售。可见这个因果关系虽然极其可笑，但要把它想明白是多么难。
我们可以信的因果
我们再来考察一个问题，请问吸烟有害健康吗？是个人都会说，废话，当然有害健康，不信可以看数字：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比不吸烟的人高10倍。这是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数字。我们承认这是事实。但是请问，这能得出吸烟危害健康的结论吗？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还有很多数字，比如吸烟的孩子比不吸烟的孩子抽毒品可卡因的概率要高50倍，吸大麻的人比不吸大麻的人自杀率要高3倍，等等，这些可怕的数字在各种期刊上泛滥。
但是用我们前面讲的因果关系再反思一下，还能得出这个结论吗？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基因特征，有这个特征的人，容易吸烟上瘾，与此同时，也容易得肺癌。虽然表面上看来，正相关性就是吸烟和肺癌，但是根本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基因特征。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穿高跟鞋的人比不穿高跟鞋的人涂口红的概率高10万倍，这能说明什么呢？什么都不能说明。穿高跟鞋跟涂口红，毛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人是一个女人。
我当然不是要为“吸烟有害健康”翻案，虽然确实有“吸烟有益健康”这种说法。我想说的是，无论吸烟有益健康还是有害健康，都是根据这种并不牢靠的因果关系得出来的结论，本质上都不可信。
有的人就反对说，那世界上还没有因果了？有因果，但是请注意，我们可以信的因果是什么？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排除了一系列的其他变量，只剩下一个变量的时候，得出来的实验结果。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阿斯巴甜会不会导致脑瘤，怎么实验呢？让一堆人在一模一样的环境下生活，他们有一样的性格，吃一样的东西，想一样的事。把这些分成两组，一组吃阿斯巴甜，一组不吃，看哪群人当中得脑瘤的概率高。这个叫科学研究结果。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现实生活中去哪儿找得到一模一样的人？所以说，针对人这么复杂的东西，想在医学和健康方面得出一个因果关系的结论，是何其困难啊。
这些都只是小概率事件
有人可能会说，在复杂现象面前就没有规律可以把握了吗？比如说巴菲特，在投资理财这条道路上过关斩将，成了大富翁，你罗胖得服吧？
我服，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只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中有没有规律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规律你把握不了。要不信，我告诉你一个骗局。这不算教唆，只是一次普法教育。
有骗子是这么干的：找一万个邮箱号，第一天给其中的5000人群发一封邮件，说明天哪只股票要涨，然后把这只股票要跌的消息发给另外5000人。第二天，如果这只股票跌了，那收到要涨的邮件的5000人就不信你了，可是另外5000人就信了。可以再发一封邮件，换一只股票，告诉其中2500人要涨，告诉另外一半人要跌。第三天，股市一开盘，就又淘汰掉一半人。就这样淘汰来淘汰去，过些天，其中就有一小部分人发现，哇！竟然全预测对了，简直就是股神啊，否则那么多只股票，怎么可能天天都对呢？这时，骗子的邮件又来了：现在往我账户里打钱吧，我来帮你炒股。你把钱一打给他，他就跑了。
这个骗局就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复制出来。所以你看见的那个成功者，他也许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并不意味着他就掌握了规律。
你可能又会反驳：别扯了，我们生活中明明就有一些事情，相互之间就是有因果关系的，而且不是小概率，屡试不爽。我给你讲三个例子：有一个人经常背疼，一旦疼得受不了，就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医生不管跟他说点啥，第二天他的背疼就减轻了；有一个人是高尔夫球运动员，一旦某次比赛中他觉得自己打得不好，就回去找他少年时的启蒙教练，那个教练跟他谈谈心，纠正一下他的动作，第二场就会打得好一些；有一个股市的交易员，一旦大市不好，他就会跑到厕所跳一种自创的舞蹈，他管它叫“雨舞”，他发现每次跳完之后，股指就会好起来。这三个可不是小概率事件，那请问，有因果关系吗？
我告诉你，没有因果关系，这叫正常的回归平均值的活动。
第一个人，他背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也就是达到了这个平均值的峰值，他这个时候不管去不去看心理医生，疼痛值都一定会往回弹，就不那么疼了。
高尔夫球运动员也一样，他的表现已经不正常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他才会开那么远的车去找他童年的教练。不管他找没找这个教练，第二场比赛的表现都会回弹。股市交易员那个例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倒霉医生看病头，走运医生看病尾。”此时治不治，你都该好了，未必就是你想的那种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就是说故事
我其实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观察到的因果关系，即使你确信无疑，在进行一些公共政策实施的时候，你也会陷入一个失控的陷阱。
举两个小例子。早年法国殖民政府在统治越南的时候，发现鼠害成灾，怎么办呢？杀老鼠啊，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再明确了。于是，法国殖民政府发布悬赏令，号召百姓杀鼠，杀一只老鼠给多少钱。
结果呢？越南的老鼠进一步泛滥了，为什么？谁会笨到天天跑去大街上逮老鼠？老鼠繁殖得很快，干脆抓来一公一母在家里养着，然后养大了直接到政府那儿去领钱。
再比如说，1947年，西方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叫死海古卷。这一年，有一个小孩在死海附近的山洞中发现了一些羊皮卷，这些羊皮卷后来被证实是一些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早期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经文。当地的考古队就想，看来散失在民间的这种古羊皮卷纸应该还有很多，就贴了一个告示悬赏。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当地的农民果然把大量的死海古卷都给送来了，但是因为你是按张数来付钱的。如果你有一大张，那最理性的方法是什么？没错，把它撕成尽可能多的小张送去。所以，这个保护文物的举措，最后恰恰残害了文物。
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类基于自己所理解的因果关系，试图控制外界的时候，即使这个因果关系确定无误，也许你干的也是一件不理智的事情。
今天，罗胖飞起一脚，把因果关系这个摊子给踢飞了。你会问：“这是你独创的歪理邪说吗？”还真不是。话说18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休谟，把这事已经干完了。他就说：“哪有什么因果关系？无非是外在世界一堆相关联的事物而已，是在人的脑子里把它拼成了因果关系，就是说故事嘛。”
“说故事”这三个字就道出了因果关系的本质。
国王死了。几年后，王后也死了。
这句话就没意思，仅仅是一个片断的历史记载而已。
国王死了。几年后，王后也伤心地死了。
这就有意思了吧？因为它是故事，它戏剧化了，其中构建了因果关系。于是，我们就能迅速地接受、理解并记忆下去。
读点经济学作品的必要性
因果关系既是人类过去的思维方式，可能再往后很多年，我们还不得不这样思考。那你就会问了：“那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呢？”
要知道，在休谟之后，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叫经济学。你不要以为经济学就是教你怎么挣钱的，它实际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今天如果我们想摆脱思维误区，想做一个明白人，读一点儿经济学的作品，还是有必要的。
举个例子。现在有一份商学院的招生简章摆在你的桌面上，负责招生的人告诉你，有大量数据证明，读过商学院的人比没读过商学院的人，在退休的时候财产平均要高40万元以上。就是说，你今天交给我10万元，30年后至少能收获40万元。那请问，你是读还是不读呢？
如果按照商学院的这个因果关系来看，似乎是很划算的，应该去读。但是如果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再来看，就未必是这么回事了。
经济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成本。我们通常会这么理解这个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背后都是有成本的，每一份免费午餐的背后肯定有阴谋。但实际上，“成本”在经济学理论中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顿免费的午餐摆在你面前，即使别人什么都不图，甚至说只要你来吃这顿午餐，再倒贴给你1000元钱，你也是有成本的，你一定要放弃一些什么东西，才能获得这个东西。
请注意，在经济学里，不是说你为得到这个东西花了什么，而是说你为得到这个东西放弃了什么，这个东西才叫成本。
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成本叫会计成本，经济学上的成本叫机会成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经济学从来不承认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的成本。
比方说，我罗胖今天来到演播室录像，成本是多少？你可能会帮我算，打车去多少，摄像师一天工资多少，演播室的租金是多少，等等，加起来就是成本。错，这都不是成本，真正的成本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是我今天放弃了什么来到这儿录像，那个东西才是我的成本。假设今天有人给我50万元钱，让我主持一个活动，那今天对我来说成本就是50万元钱。
所以，没有客观的成本，只有根据具体人、情况来定的成本，这是经济学上成本的概念。
第二条，是经济学中的成本永远是往前看的，不往后看，所有过去的东西都叫沉没成本。
比如今天我罗胖饿了，到一个饭馆，花10元钱点了一碗面条。面条热腾腾端上来，我吃了一口，太难吃了。如果现在我放弃吃这碗面条，我的成本是什么？
你可能会说，不就是10元钱嘛。但是经济学会告诉你，不是那10元钱的事，因为那10元钱跟当下的决策毫无关系。我已经吃了一口，饭馆也不给退了，所以那10元钱已经跟我无关了。
现在咱们讲成本，就是我不吃这碗面条，成本是什么？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吃了这碗不好吃的面条，生病了；第二种可能，我没吃完这碗面条，我浪费了东西，结果被雷劈死了。
这个时候，我面对的选择有两个：不想生病付出的成本就是要被雷劈，不想被雷劈的成本就是生病。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永远往前看，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很多人在讲成本、收益的时候，往往就是利用老百姓不懂经济学这一点来糊弄大家。
举个例子，某国企的董事长说：“今年我们为国家创造了多少多少利润，证明我是有功劳的。”但是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这叫屁话。你创造了多少利润，那一定是正的收益吗？不见得。未来多少种可能之间的替换，才能衡量出你的价值。
换句话说，你现在掌握着国有资产，你掌握着垄断资源，你挣了这么点钱。那换柳传志来干，看他能挣多少钱，如果他能挣100个亿，而你今年只挣了20个亿，那你就是欠国家80个亿，你的价值是负的。所以不管是成本还是收益，经济学都是另外一套思维。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它是在多种可替代的可能性的对比中来思考事物；第二，它永远不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放开视野，面向未来
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明白点儿什么没有。我们所批判的因果关系，其实就是试图把你控制在两个地方。
第一，狭窄地看世界，告诉你因果，因为这样，所以才能那样；不这样，你肯定就得不到那个果。
经济学从来不这么看问题，就像有的政府官员为了要盖一座楼堂馆所，就会跟老百姓说，盖完楼堂馆所就有多少多少好处，试图把你的思维局限在这个小范围内——有这个因就有那个果。
而有经济学思维的人就不会这么想，他们想的不是你盖这座楼堂馆所的好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如果不盖这座楼堂馆所，盖一个医院、盖一个学校呢？甚至盖一个火葬场，没准儿收益都比你盖这个楼堂馆所大，是比较出来的结果。
那么，经济学怎么解决因果关系？先放开视野，找到多种可能性，再回头来看，你给我的这个狭窄的因果关系是不是还有效。
第二，因果关系总会告诉你过去的经验是有效的，而经济学不认这个账，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关键是面对未来，我们来看看能发生什么。你所有的比较、所有的决策依据，都不是过去的经验，而是面对未来的那些可替换的可能。
我推荐大家看著名的经济学家王福重先生写的《人人都爱经济学》，这本书用最通俗易懂而有趣的语言，讲述了最清晰的，也是人类共同的智慧成果的经济学思维。
我的两个生存信条
我们再回头来看那道商学院留下的算术题：现在花10万元学费，30年之后，你会比没读商学院的人多40万元存款。请问，划算不划算呢？
经济学思维告诉你，根本就不能这么想问题，不是这10万元划算不划算的问题，你要另外想。如果我省下这10万元，又省下了这几年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其他的尝试？比如说多去旅游，比如说跟一个工艺美术大师学一门手艺，30年后我会不会拥有比这40万元更多的东西呢？我们一定要跳出别人给我们设计好的因果论的框框去想问题。
你可能会说：我又没有经济学思维，我又看不破那些因果关系，应该怎么生存呢？
在这里，我不妨讲讲我的两个生存信条。
第一个，我坚决不相信一切人告诉我的狭窄的因果论。越是在一个由互联网提供丰富可能的现代化社会里，所有这些话越可能是屁话。
我还记得电影《致青春》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朱小北同学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那天，我是陪爸妈一起去看的，我就听见我爸在那儿嘬牙花子：“哎呀，好可惜。被学校开除，这辈子就完了。”我爸小时候就常拿这种话吓唬我：“你再调皮，让学校记一大过，那档案会跟你一辈子。”
但是后来怎么样呢？电影里，朱小北后来开了个培训公司，成教育家了。这个社会天无绝人之路，每一个狭窄的因果关系的旁边，都有无穷无尽的其他选择。所以，不管你是用权威，拿人类的经验，还是拿什么道德立场作为要挟，跟我讲一个固定的因果关系，我都会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告诉你：我好像不太信，或者是你给我更多的理由，我才信。
第二个人生信条，与此正好相反：用自己能够认同的因果关系，来把握自己的决策。
如果我罗胖什么都不信，那我不就是一个杠头吗？无论别人干什么，我都告诉他，这背后的因果关系不可信，那我还怎么生存，还怎么跟别人交往？我会变成一个情商特别低的人，而且人生中每一个决策都不能做了。所以，我也不能这样生活，这样生活的人是追求真理的人，而我是要追求生存而且生存得舒服的人。
在做具体决策的时候，就要把真理忘掉。比方说有一次录像时，我得了咽炎，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我就使劲吃药，中药、西药我都吃。我不信中医，是我不信它那套因果方法，并不是说所有的中药一定没用，我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我在病急的时候，就乱投医，管它是什么药，只要有可能帮我解决当下的难题，我就照单全收。万一哪种药吃了有用，咽炎立消，我就能录像了，我就有收益啊。
所以说，人在具体做决策的时候，不能死心眼。我们终生的任务，不是说一眼看破因果，从此遁入空门。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性程度、分辨能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建立以自我为主导的人生决策能力，然后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用自己能够认同的因果关系，来把握自己的决策。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凡人。
既不信因果，每一步决策又依据因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你还这么问，那我就送你两句话好了。第一句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一个智者的目标不是追求幸福，而是尽其可能地避免不幸。
无论你信不信因果，有些不幸你都没法避免。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不幸，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避免自己变成一个糊涂的人，尽可能清醒地思考和明智地行动，这就是每一个人命中注定能够做到的极限。
第二句话，是美国人爱默生讲的：一个人在集体中，就容易按别人的想法思考；在孤独的时候，就容易按自己的想法思考。而真正的牛人，就是在集体中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思考的人。
即使身处集体之中，我仍然不会被那些虚妄的、假设的、不靠谱的所谓因果关系绑架，我还能按照自己所认定的那种虽然是虚妄的、不靠谱的因果关系来思考，我也就算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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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我懂你的知识焦虑
作 者：罗振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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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知识焦虑的时代 01 只有改变才能看见未来 楔子：我的朋友张泉灵
直播平台为什么这么火？
传播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融资的本质是什么？
选择“有把握”还是“冒险”？
你真的了解用户的痛点吗？
02 现代世界的诞生 阅读的唯一目的是升级自己的认知
牛顿到底有多重要
回到1642那一年
牛顿构筑了现代社会的观念地层
1666年：科学发现的奇迹之年
科学方法与精神病
其他民族都没有的际遇
最后一位魔法师
为什么牛顿能够构建出观念地层？
不是每一代人都这样幸运
第二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 01 聪明人怎么看世界 经济学鬼才——史蒂芬·列维特
纽约的犯罪率为什么会突然下降？
用经济学底层思维看相扑运动
用经济学思维寻找恐怖分子
用经济学底层思维看点球
为什么经济学家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
社会结构的复杂度
协作的复杂度
人心的复杂度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你搞混了吗？
从愿望到事实距离到底有多远？
聪明人就是能看到更多事实的人
02 认知差距的本质 经济学思维奇葩在哪儿？
我们为什么要补足经济学思维？
邓巴数字——150人定律
文科生思维的缺陷
越来越重要的机会成本
没有什么是值得不顾代价地去追求的
文科生思维应该被彻底放弃吗？
我们唯一的生存策略：相信专家
03 经济学改变世界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光辉道路”兴起之路
经济学家完胜“光辉道路”
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么重要？
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
秘鲁的日裔总统藤森
藤森总统PK“光辉道路”
三个主人公，命运各不同
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第三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 01 创新就是这么简单 万众创新是痴人说梦？
借用医学故事来说创新
洗手：创新并非都是重大突破
产钳：创新不等同于高科技
疾病也是副产品
对系统进行优化也是一种创新
治病不是科学，而是技术
医生只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工种
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
02 创新：是树，也是网 智商越高，社会竞争力就越强？
优生学真的成立吗？
智商测试靠谱吗？
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
胰岛素：班廷和麦克劳德
宇称不守恒定律：杨振宁和李政道
功劳到底应该属于谁？
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和创造？
从可口可乐看现代创新的两个维度
关于诺贝尔奖的预测
03 认知升级与摆脱窘境 楔子：我的朋友王煜全
硅谷已经out了，大家要硬起来
积木式创新
算法没有专利
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的两个特点
中国式创新的挑战
中国式创新的机会
制造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优势
不需要每个部分都创新
第四章 商业思维的升级 01 物种战争：重新理解商业社会 人类——自然界最大的杀手
《上帝的跳蚤》
黑死病肆虐欧洲始末
黑死病到底是怎么来的？
细菌和病毒有什么分别？
天花病毒到底厉害在哪里？
病毒启示录一：千万不要小看小物种的崛起
病毒启示录二：重新理解现在商业竞争的实质
病毒启示录三：商业新物种的出现最值得警惕
02 如何打造你的联盟 别再把公司当成家
职场中两个常见的谎言
招聘时最应该问的两个问题
你的价值取决于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