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
01 创新就是这么简单
万众创新是痴人说梦？
最近流行一句话，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的一个朋友批判这句话说：“‘大众创业’还有那么点道理，你看现在很多创业者是90后、草根。可是，‘万众创新’这个提法有点扯吧？普通老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条件、没有资源，搞什么创新？尤其是对国计民生、科研突破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指望老百姓不是痴人说梦吗？”
我就跟他抬杠：“我的观点正好跟你相反，‘大众创业’那才叫扯，别说是普通的草根，就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创业，成功率其实也很低。但是，‘万众创新’是事实，这才是创新的本来面目。”
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最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蔡伦是什么人？是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宦官，他不也搞出了彪炳千古的创新吗？
这就要说到中国的教育，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如何，至少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学的时候，觉得创新就是做难题。做难题这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这道数学题我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哪条道路可以通向正确答案所在的彼岸；我也不知道这条道路有多长，我只能坐困愁城。
所以，一旦看到那种好学生、尖子生把很难的数学题或物理题做出来，我们对他们除了佩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教育制度把“创新”变成了一种妖里妖气的东西。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看待创新的视角。
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是谁？应该算是诸葛亮。可是，《三国演义》里面写诸葛亮的创新，都是他老人家夜观天象，然后知道了哪天要刮东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以什么样的道路，抵达那个创新的彼岸呢？所以，我们除了崇拜，什么招都没有。
鲁迅先生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就是说作者描写诸葛亮有智慧的很多方式，是把他当一个妖怪来写。这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老觉得创新就是一个彼岸。它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摆弄一些乱七八糟的仪器，搞出一些我们普通人完全无法掌握，甚至连理解都理解不了的东西。
我们听到的科学家的故事，要么是牛顿，那是一个苹果砸下来就顿悟的；要么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搞出相对论的时候，同时代的大科学家都听不懂。这些人就是外星人。
但是，我恰恰想说的是一个相反的道理——创新没有那么神奇，它真的很可能产生在“万众创新”这样一个环境中。
借用医学故事来说创新
医学界有一个老爷子叫裘法祖，这是中国所有外科医生都认可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什么人才有资格当医生呢？裘法祖老爷子留下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就是你个人的品质、道德不像佛祖那样慈悲，你就不可以当医生。第二句是“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就是你的才能不像神仙那样，你就不能当医生。
我觉得这老爷子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对学生的教训，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对的。但是，真实生活中的好医生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有佛祖一般的道德、神仙一般的才能吗？
我在看了《医生的精进》这本书后，才觉得我对医学的理解有了另外一番境界。
这本书的作者叫葛文德，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外科大夫、《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
“葛大夫”的成长经历跟我们中国人不大一样，他第一所大学上的是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两年后一下子跳到了大西洋的彼岸，跑到牛津大学拿到了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学位。还不满足，1995年，他又突然回到美国，到美国的东岸的哈佛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这么大的学科跨度，我们中国学者往往是很难想象的。
而这位“葛大夫”在27岁的年纪就当上了克林顿政府的健康政策顾问，奥巴马政府的健康政策顾问还是他。“葛大夫”特别会写文章，长年在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上写专栏。这个专栏好到什么程度？美国大富豪巴菲特老先生有一位大富豪合伙人，叫查理·芒格。他有一次在《纽约客》上看到“葛大夫”写的文章后大为赞叹，马上签了一张2万美元的支票就给他寄过去了，可见“葛大夫”的文章写得有多好。
他一生写过很多著作，其中一本叫《医生的修炼》，一本叫《医生的精进》。这两本书里面讲了大量医疗的话题，我只是想从中讲几个小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真实世界里的创新。
洗手：创新并非都是重大突破
我们先说第一件事，洗手。我们都知道，洗手为了防止病菌感染，不光医生自己洗，还要求病人也洗，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但是，洗手可是困扰了医学界150年的话题，而且至今也没有结束。
让我们回到150年前的维也纳。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维也纳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目的地，有好看的房子，有好听的音乐。但是在19世纪中期，维也纳几乎就是欧洲的首都。为什么？我们得从政治格局上看。
19世纪初期，拿破仑失败之后，奥匈帝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叫梅特涅。他通过外交手段，拼凑出了一个叫“神圣同盟”的机构，控制住了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秩序。当时，有人送了这个机构一个外号，叫“布娃娃帝国主义”。就是看着很强大，其实是个布娃娃，在力量上不太行。但在那个阶段，奥匈帝国就是欧洲的核心，维也纳自然也就是隐隐然的欧洲首都，文化极其发达。
当时，维也纳有一家维也纳总医院。这家医院不是普通的收治病人的医院，而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这样的医院肯定是医疗效果最好、安全性最有保障的，因为医疗设备最齐全，医护人员水平最高。
当年的维也纳总医院，其他的病房都很正常，唯独产科病房的死亡率奇高，达到了10%。当年的欧洲妇女和中国妇女一样，都知道生孩子是鬼门关，但是10个人进去，就有1个不能活着出来，这也太吓人了。维也纳妇女宁愿去一些小诊所生孩子，也不去这家大医院。
而这家医院里面最倒霉的大夫叫塞麦尔维斯，因为他负责的产科病房，产妇的死亡率在这家医院里又是最高的。“塞大夫”觉得冤枉，因为其他产科病房都是助产士看管的，唯独他的病房是他自己看管的，如此尽心，死亡率却是最高。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心想把这个原因查出来。是不是通风设备不正常？是不是我们的接生流程出问题了？最后，他把一切流程都标准化了，甚至连接生孩子的动作都跟其他医生保持一致，但是死亡率依然没有降下来。
一个母亲刚刚生完孩子，高烧不退，呕吐、恶心，过了几天就死了，这是家庭的伦常惨剧。我们今天都知道，这就是典型的产褥热，是产后致病菌侵入女性生殖器官而引起的疾病，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
我们人类知道微生物的存在是17世纪的事情——列文虎克制造了一台显微镜，发现在放大透镜下能看到这些小生物。但是，这些小生物和人体疾病之间的关系，一直到19世纪中期，我们其实还是不清楚的。
塞麦尔维斯死活都找不到原因。有一次，他出门四个月，到其他医院去考察、学习。他不在医院的这四个月里，病房产妇的死亡率居然下降了！说白了，原因就在他自己身上。
他琢磨来琢磨去，发现有可能是自己这双手惹的祸。我们前面讲到，维也纳总医院不是普通的医院，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很多大夫都是学者，而当时的医学学者往往都要解剖尸体。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在他解剖尸体的过程中把什么东西带进了病房，带到了产妇身上，导致了这种疾病？
然后，他要求自己病房的所有助产士在接生之前都要洗手，而且是用那种绿溶液进行洗手。说白了就是消毒，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这一招果然奏效了，他病房里的产妇死亡率立即从10%下降到了1%。他觉得找到病根了，虽然他未必知道那是什么微生物，但知道洗手这一招管用。于是，他就从1847年开始在维也纳医学界宣传这件事情。1850年，在维也纳医师公会的一场演讲当中，他把产科病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谜底揭开了，说其他医生：“你们如果不洗手，就是罪人。你们以为那些产妇是怎么死的？就是我们这些医生亲手把她们葬送的！”
医学界顿时哗然，谁都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医生是什么人？我们悬壶济世，我们治病救人，你现在把这个责任归到我们身上？所以，大家就把他轰下了台。光下台还不行，维也纳总医院也容不得他，把他解雇了。
塞麦尔维斯的情商特别低，想说服别人，完全可以用一个别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可他偏不，动不动就给别的医生写信，说人家不洗手就是屠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者，等等。
当然，他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在匈牙利的一家医院。在那家医院，他天天站在洗手池旁边看着别人洗手。他又不是院长，凭什么制定这个规定呢？所以，他的同事们心里越腻烦，就越加不洗手。
推广洗手这件事情，塞麦尔维斯持续了十几年都未见功效。但是，到现在为止，医学界仍然公认他为流行病学的鼻祖，因为这件事情是由他发现的。
医学界正式意识到洗手的重要性，要到20年之后，主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现在我们还经常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巴斯德——鲜牛奶杀菌用的巴氏杀菌法就是他发明的。这个人是医学界的奇才，微生物和致病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发现的。
还有一个功劳很大的人，是英国医生李斯特。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因为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外科大夫，他说的话大家自然就听得进去。1867年，李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正式地、严谨地阐述了洗手消毒和病人致病菌感染之间的关系。这才算在医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外科大夫做手术、照顾病人前后，一定要洗手消毒。
我们不妨算算看，距离1847年塞麦尔维斯提出这个问题到此时，整整20年才形成这么一点共识。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吗？没有，直到今天，在医院里洗手消毒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医院是社会的一部分。在那么小的建筑物里面，有医生、病人、护士那么复杂的互动关系，要把洗手这一件小事坚持到底，其实是很难的。
现在，好医院的外科手术室里面，杀菌消毒一定是非常严格的。从病人用的被单，到医生的帽子、口罩、手术服，包括双手、手术器械，都是要严格消毒的。但是，出了手术室进入病房，甚至医院的大厅里，都是病菌非常集中的场所，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严格规程去洗手，太难了。
病菌往往存在于我们手部皮肤的深层，用普通的肥皂根本就洗不掉。如果你经常去医院，会发现有所谓的“七步洗手法”，大概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把手表、戒指全摘掉，然后用杀菌肥皂在手上涂满泡沫，一定要涂到手臂上三分之一的位置；15～30秒后，用水龙头冲洗30秒；然后用无菌毛巾擦干，再用毛巾把水龙头拧上。这么复杂的流程一般人哪有这个耐心？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能省几步就省几步。
有人算过，如果一个医生或者护士严格按照这个流程洗手的话，那他一天几乎什么也不用干了，洗手就会占用他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而且，人们的皮肤也受不了，会得皮炎，反而会滋生细菌。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执行下去的流程。所以，直到20世纪，大医院里面病人的细菌感染率一直都降不下来。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医生的修炼》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匹兹堡的一家医院，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幅度降低了病人对细菌的感染率，有的细菌品种感染率甚至为零。这太神奇了，怎么做到的呢？
这跟医疗设备的升级、重大的理论突破没有任何关系，就是通过日常细碎的管理做到的。新上任的院长说：“我们要把医院的感染率降低作为首要目标。”大家就头脑风暴，医生、护士、病人凑在一起就得出了很多方案。这些方案每一条都平淡无奇，谈不上什么重大的创新，但是如果一条一条做到了，它就管用。
比如，那个高浓度的酒精凝胶的挤液器，有人说数量不够，没关系，买；有人说摆放的位置不合理，没关系，调整；有的护士看见医生不洗手，平时不大好意思提醒，现在咱们就发扬医风、医德，提醒一下；还有的护士从来不忘记洗手，这样的人一定要立为典范，给大家传经送宝。再比如，把各个科室、各个场所洗手的状况，作为考核指标纳入医院的总体管理的标准等。
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公司到处可以看到的办法，居然让这家医院登上了人类医学史的顶峰，居然把医院的感染率降低到近乎零的程度。这不是创新，什么是创新呢？
且慢，我们一般都以为，创新都是重大突破，但是在洗手和医学这件事上，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在重大的原理搞清楚之后，我们仍然要花将近150年的时间，把这个创新落实到地，最后它才能变成一样人们可以享受其福祉的创造和创新。有的时候，创新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时候，创新就是这么难。
产钳：创新不等同于高科技
我是想用洗手这个例子来说明，人类医学的很多重大进步和创新，和什么科研大突破、智力大爆发没有什么关系。一旦追溯到源头，往往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发现。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做到极致，最后拯救的人命也不少，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医学创新。
再举一个例子，产科可能是人类医学中最古老的一个部门了。为什么产科这么重要呢？因为人类自从直立行走之后，生小孩就变成所有物种中最困难的一个。
生孩子的时候，母亲的产道要打开到一个婴儿的头部可以通过的程度，大概是10厘米。仅仅是生产过程痛苦也就罢了，最后母子平安也是一桩喜事。可是，在过去医疗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妇女生孩子往往是过鬼门关，因为还有难产。难产往往是婴儿太大，头部出不来，或者是胎位不正。
正常的胎位是婴儿的头部先出来，然后是颈部，接着是肩部。但是，很多时候是屁股在下面，叫臀位。臀位又分很多种，甚至还有一种古怪的体位，叫膝位，就是婴儿要跪着出来。这怎么生得出来？
我们在很多狗血电视剧里面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节，接生婆问家里的人：“现在难产了，你们是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听着好像是一道选择题，但是往深一想，这是多残酷的事情啊！
欧洲的产科医生发明了一种碎颅钳。在选择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时候，一般有人性的肯定是先保大人。孩子虽然也是个活物，毕竟将来还能再生。医生就会把这种碎颅钳伸到母亲的产道里面，把新生儿的头部活活捏碎，然后再把碎片取出来，来保大人的平安。
举个例子，19世纪早期，英国王室就遭遇过这么一幕惨剧。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四世有一个独生女儿——夏洛特公主，她也是王位的继承人。夏洛特公主最后就是因为难产而死的。她生了四天四夜，因为胎儿太大，重达4千克，实在生不出来。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6个小时之后，夏洛特公主也死了。
这件事情对英国当时上上下下的刺激都非常大，社会舆论疯狂地谴责那个接生的医生，他最后不得不开枪自杀。这件事情也影响到英国的王位继承顺序，乔治四世没有继承人，只好把王位交给了他的弟弟威廉四世。威廉四世死了之后，又交给了他的侄女，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为什么英国最鼎盛的19世纪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这么来的，如果夏洛特平安产子，那么本来应该叫夏洛特时代。
这个现状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仅仅是因为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工具的发明，这就是产钳。现在在医院的妇产科都能见到，就像一个大号的蛋糕夹子。它的作用就是伸进产道，固定婴儿的头部，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婴儿抠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发明。
它的发明者是17世纪的一个医生——钱伯伦。但是，整个家族严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作为他们家的独门绝技。当时的很多富家大户发现，钱伯伦医生接生的成功率很高，都花重金去请他。他来的时候往往是乘一辆马车，下车的时候抬下几个雕花的大箱子，里面装的就是他们家制作的产钳。抬到产房之后，让产妇的家人都出去，不能偷看他的独门绝技，甚至产妇也要用一条床单盖上，然后他蹲在底下操作。
产钳的秘密，钱伯伦家族保存了好多代，直到18世纪才被泄露出来，19世纪才被大规模地推广运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产钳救了无数妇女的命。今天，很多大医院的产房里那些光怪陆离的机器、瓶瓶罐罐的药水，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于产妇的生命安全来讲，意义都不如一把产钳来得重要。
产钳有什么高科技含量呢？不过是一把大号的蛋糕夹子，它对一个产科医生的意义，跟一把称手的工具对于一个木匠的意义没有什么区别。
疾病也是副产品
借洗手和产钳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有用的、真实的创新和进步，和高科技也许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讨论往前推一步，我们对于医生的认识往往是有误解的。我们过去总是把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放在一起讨论，觉得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玩的我们都不懂。但是，医生和他们都不一样。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那是确定的，虽然我们眼下搞不清楚，但是可以一点一点往前拱。而医生面对的对象是人以及人身上的病，这两个对象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普通人对疾病总有一些误解，觉得疾病是人和环境互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产物。比如前面讲到的难产，难产是怎么来的？其他动物怎么没有难产，只有人类有？因为我们要直立行走。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的智力发达，所以头部就变得越来越大。而人类的头部变得越来越大之后，产道已经通不过了，怎么办？我们只能在婴儿的头部还没有长成之前，以一个胚胎的方式把人类生出来。
小牛、小马生下来几个小时就可以乱跑乱蹦、吃草，可是人类的婴儿就不行，一岁之前基本上走路都成问题，6岁之前基本上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演化出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大脑，人类的身体特征、疾病特征、文化特征，跟其他物种就截然不同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反应链条。如果你对这个反应链条感兴趣的话，强烈推荐郑也夫老师的新作《文明是副产品》。
这本书讲了一个道理：人类刚开始奔着某个目的发明了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漫长的演化，这个东西达成的效果真是连“亲妈”都不认识了。我们刚开始没奔着这个目的，但是它居然就出现了，所以文明是副产品。我们借着这本书的书名也可以说，疾病也是副产品。
如果你懂得一点进化论，知道什么是自然选择的话，就会知道这背后有多残忍。如果我们当年的老祖母，就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那个无数代之前的先祖身体健康的话，就要把胎儿养到足月，那她就会被难产折磨而死，她的基因是传不下来的。
基因传下来的老祖母，当年正好有病。什么病？早产。她把胎儿还没有养到那么大的时候就生下来了。恰恰是有病的老祖母成为我们的老祖母，她的基因传下来了。难产是病还是早产是病？这事儿还真说不清楚。
我想用这个事来佐证：疾病并不是一个客观实在，它是人类和环境复杂互动的一个产物。一个高明的医生眼里绝不仅仅只有疾病这一个敌人，他的眼里还有另外一个对手，那就是由病人、环境、医院、医生共同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系统。
对系统进行优化也是一种创新
你以为针对疾病本身才叫治病？不是，针对这个系统进行优化，也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且没准儿效果会更好。
20世纪50年代，纽约的医生发现，为什么经过100年的折腾，产科病房里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一点都没有下降呢？1850年死多少，1950年还是死多少，这100年医学不是白进步了吗？这是医学的耻辱，但是眼下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由隔壁麻醉科的一个医生解决的，而且还是一个女医生，叫阿普加。阿普加医生1933年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但是入错行了，她学的是外科。按照当时人的观念，一个女医生干外科是没有前途的，后来她就被劝说改行干了麻醉科医生。她是美国第二个拿到麻醉科执照的女医生。但是，她就不服这口气，毕竟她的老本行是外科。
阿普加医生的医德非常好。她在当实习外科医生的时候，有一次帮助别的医生做手术。后来，那个病人死了，她就一直怀疑，是不是因为在手术过程中自己夹住了那个病人非常重要的一根血管导致的。一想到这里，她就马上抽出手术刀冲进了停尸房搞解剖。后来发现，果然如自己的猜想那样。于是，她就把这件事情及时汇报给了医院，承认自己错了。这种人眼里只有真相，没有荣辱。她不仅需要医德，还需要勇气。
阿普加医生虽然一辈子都没当上外科医生，但是她不管走到哪儿，身上总是带着两样东西，第一是手术刀，第二就是用于急救的插管。她心里想，万一遇上哪个路人倒地需要急救，我冲上去，还能当一把临时外科医生。后来，她在路上果然救活了十几个人，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阿普加医生老觉得产科病房有点不对头，很多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医生一看新生儿的脸色不对头，好像也没有呼吸了，心跳也不对，就觉得这孩子根本救不活，给当死婴处理了。
可她觉得有的时候应该还能救回来，虽然她不是人家科室的，但是她发明了一个东西，叫阿普加评分表。
这个东西简单到什么程度？它就讲了五个指标，大概就是心跳、呼吸、肤色、肢体能不能动、会不会啼哭。大概就是五个指标，每个指标如果情况非常良好就是2分，加起来一共10分。
所有的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都进行一次评分，如果低于4分，说明这个孩子不太健康；如果是10分，那就是非常健康。5分钟之后，再进行一次评估。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阿普加评分表，居然就把美国新生儿的病死率给彻底降下来了。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怎么可能呢？这当然可能。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原来让你去跑步，让你去走路，是不是很困难？累。但是，现在很多人用了微信运动之后，大家就有那个精气神去跑步，为什么？因为你在跟朋友圈的人比这个步数，很多人专门就为这事还把手机绑到狗身上，让狗帮他跑，就为那个步数。
有了阿普加评分表之后，医生们就相当于安装了一个“微信运动”，因为自己病房出生的婴儿能不能救得活，现在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指标来衡量了。整个纽约，甚至全世界新生儿的状况都有一个数据指标来衡量了。每个医生都会想办法救活那些新生儿，原来不会救的现在也救了。
阿普加评分表诞生之后，在短短几年内，有几百项针对新生儿的医疗改进开始实施，新生儿的死亡率从此就降下来了。这个简简单单的评分表一直用到今天，在新生儿死亡率下降这件事情上功不可没，甚至是功劳最大的一项创新。所以，针对系统的优化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再讲一个《医生的精进》里面提到的故事。对于战场上的军医来讲，把伤员的死亡率降下来是他们的核心使命。但是，这件事情好难，只有医疗技术有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这个数字才能大比例下降。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伤员的死亡率约为40%。到“二战”的时候，降到了30%，因为外科手术技术升级，再加上开始使用青霉素。到朝鲜战争的时候，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5%了，因为青霉素被广泛使用了。
自此之后，这个数字就降不下来了，因为医疗技术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说白了，一个美国大兵如果在战场上受了伤，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得死在那儿。
但是到2005年的时候，就是美国人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这个数字居然神奇地下降了，而且是在医疗技术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原因——系统被优化了。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美国人搞出来一种叫进展性创伤的生命维持系统。听着这个名字很高大上，说白了就是把伤员的救治变成了一个流水线作业。
所有医生在进入医学院的时候，老师一般都告诉他两条：第一，你要治一个病人，就得彻底对他负责，把他治好；第二，永远不要相信其他的医生。确实，很多医生都有这样的强迫症，这种强迫症也可以说是一种医德。
可是，如果把这种医德放到战场上，是要坏事的。一场战斗打下来，如果送来20个伤员，医生要发扬医德，逮住第一个拼命治，花掉了五六个小时，这个人彻底治好了，剩下的19个人却全部变成了尸体。
把伤员送上流水线作业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前线的医院只做最基本的处理，就是确保伤员活着就可以了。然后，医生写明，我已经处理到哪一步了，伤口也不用缝合，甚至病人还处在深度麻醉的状态，就转往下一级医院，由下面的医院接着做下面的事情——就是把伤员当作流水线上的一块肉送来送去。这有点不符合医生的工作习惯，但是很有效，把战场上的伤员死亡率降下来了。
第二个原因，美国人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重视战场上的大数据。比如，要求士兵都戴护目镜，这样可以确保眼伤减少。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护目镜的款式太土气，就不喜欢戴，所以眼伤的比例居高不下。后来，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发现士兵的这种心态后，迅速反馈给装备部门。装备部门赶紧送到战场上一款非常时髦、好看、酷炫的护目镜，大家都愿意戴了。果然，眼伤的比例就降下来了。
再举一个例子，伊拉克战场上有很多美国士兵的死亡不是因为被什么高精尖的武器打到了，往往是被当地游击队土制的炸弹伤着了。这种炸弹其实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弹片非常多，能把人打得跟筛子似的。每一个创口虽然都不致命，看起来也不起眼，但是架不住多，伤员往往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大数据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后，反映给了装备部门。装备部门赶紧在战场上的急救药箱里多装了一个东西，就是止血绷带。这个东西很普通，只不过在里面多加了一些凝血的药剂而已。我们不要小看这一项创新，真的就把这种因伤致死的情况大幅度减少了。
美国人从2005年开始就特别重视战场的大数据，战地的一线医院人手那么紧，还会专门拨出三个医生记录数据。每一个伤员至少要记录75项数据，这就有助于装备部门优化他们的医疗策略。这又是一个从系统着手的例子，也救活了无数的人。
治病不是科学，而是技术
前面已经讲了两个因素：第一，持续地优化；第二，系统地优化。不过，医疗永远是人的事，人在这里面还能做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说说医学中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医学到底是不是典型的科学呢？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医学中至少临床医学这部分不是典型的科学。也就是说，治病不是科学，而是技术。
我们平时总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一起，简称“科技”，中国还有个科技部。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模式。所谓的科学是先提出一个大胆假设，然后再回到现实中小心求证。为什么科学家都得有实验室？实验室可以帮助科学家把那些干扰性的因素排除在外，以此来验证自己的设想。所以，科学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思维过程。
而技术是设定一个目标，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只要能达成目标，什么手段都可以。我干成的时候，也许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干成的，反过来再总结理论。所以，技术是一个从现实到理论的思维过程，与“科学”正好是反的。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医学，那么医学就是典型的技术了。当病人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时候，医生还要翻书去找什么理论依据？没那事儿，什么招好使就赶紧上，像我们前面讲的洗手、产钳都是急中生智的产物，往往没有什么深厚的理论依据。这就显出人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了，人可以调动自己的一切想象力、能动性、积极性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思路。
医生只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工种
20世纪，人类医学的主流思潮就是所谓的循证医学。什么叫循证医学？简单地说，就是最接近科学思维的医学思维。但是，所有讲循证医学的医生最后都会添上两句话，第一句叫“要尊重医生的临床经验”，第二句叫“要尊重病人的个体价值和意愿”。这不是又把医学从科学那里拖到了技术的范畴吗？
我没有对医生群体不敬的意思，但是医生群体确实不是典型的科学家群体。他们没有时间整天去搞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们天天面对的是具体的马上就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是一种典型的、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工种，和其他技术工种的区别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不仅不是对医生的不敬，恰恰是对医生最高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医生这个工种，理论是否正确，有的时候没有有效性来得重要。一个人是不是聪明，不如他是否敬业、是否有匠心、是不是肯死磕来得重要。
《医生的精进》这本书里面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有一种病，叫囊肿性纤维化。这种病具体的原理不得而知，但是它有一个结果，就是人的很多分泌物变得非常黏稠，而且没有办法排出体外。请注意，这种病可不是一种能治好的病，因为它属于遗传病。只要你生下来带这个基因，这个病一辈子都会跟着你，现在医学也拿它束手无策。
得了这种病会马上死吗？不会，黏稠的分泌物会慢慢堵塞肺部，引发呼吸衰竭而死。只要把分泌物排出来，患者的寿命和没得这个病的人其实差不多。
在美国，治疗这种病最拿手的医生叫沃里克。他的病人有的已经活到了67岁，而且过去10年里没有一个病人死亡。这也算是一个奇迹。沃里克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三招。
第一招，他发明了一种咳嗽的方法，要求病人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再深深地弯下腰去，然后猛然站起来，奋力把胸腔里的分泌物咳出体外。每天数次。
第二招，就是捶背。他在患者的胸腔处画了14个地方，每天找人捶，捶前胸、捶后背。没有人帮忙捶后背怎么办？沃里克发明了一种背心，穿上之后，感觉就像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开车，颠来颠去，捶来捶去，每天两次。
第三招，就是严格执行。他要求患者一生中每天都坚持这样咳嗽和捶背。这就是一种死磕精神。
沃里克对患者说：“如果不按我这个方法治，你每天发病的概率是0.5%。但是如果按我这个方式治，概率就会下降到0.05%。”你不要看只有这么一点差距，每天积累，一年积累下来，你的存活概率是83%。但是不用这个方法，你的存活概率只有16%。
在长时间段里面进行死磕，这种医疗方法其实是一种简单的技术，但是只有在沃里克这种严格的医生手里，才能把它坚持到底。
再比如，有一种常见病叫疝气，得了之后非常痛苦。这种病的机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体内某个脏器或组织离开其正常解剖位置，通过先天或后天形成的薄弱点、缺损或孔隙进入另一部位，所以非常疼。治这个病很简单，在外科手术里面算入门级的，手术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但是，这种外科手术也有10%～15%的失败率。失败了怎么办？无非就是再挨一刀。对于成熟的外科医生来说，做这种手术就跟补锅差不多。但是，葛文德医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发现一家医院，居然把疝气手术做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首先，失败率低于1%；其次，基本上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最后，它的医疗费用只有其他医院的一半左右。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翻开底牌一看，简单得不得了。
这家医院除了疝气手术，别的什么病都不治。它一共有12个医生，一年平摊下来，每个医生要做600～800例疝气手术。熟能生巧，一件事情反复做、长期做，当然就成了个中高手。
其他医院的外科大夫什么病都得治，那么他们一辈子遇到的这个病例可能都不如人家一年遇到的多。
这家医院确实做得好，也确实能解决问题，但是你不觉得这很low吗？这家医院的医生跟富士康流水线上装配iPad的工人有什么区别？没有技术含量。那么，医学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是治愈的效果还是人们所期望的智力含量呢？
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怎么当一个好大夫？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再扩展一下：怎么当一个好的创新者？就是以上讲的三招：第一，持续地做；第二，系统地做；第三，死磕地做。这就是所谓的匠人精神。
讲了这么多，我就是想破除一下“创新”这个概念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智力崇拜。人们总是觉得创新就是做难题，必须具备极高的智慧含量。这题得难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束手无策，而这个时候跳出来一个人，他一拍脑袋，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方法把题给解了，这样的人才算是牛人。
就像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很多人就批评她：“这算什么本事？在那么多味中草药里慢慢淘，淘出来一个青蒿素，这是偶然、是侥幸。你看她后来就没有发表过什么有质量的科学论文，说明这个人的科研能力一般，她得诺贝尔奖就是侥幸。”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件苦差事。
我们看着那些生物学博士穿着白大褂，好像很高大上，其实他们天天就是刷试管、配试剂、培养细胞、记录实验数据，错了再重来一遍，没准儿什么时候就能得到一个科研成果。
我们现在给这种科研取了一个名字，叫“劳动密集型科研”，跟富士康的工人区别不大。但是，你能说他们搞出来的成果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吗？什么是创新？这本身就是创新。
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扩大一下。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届得主是伦琴，他的重要发现就是发现了X光。可是，怎么发现的呢？是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吗？不是，他就是细心。
他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有一种管子可以发出一种具有很高穿透性的光。他很好奇，于是拍了各种各样的照片。拿这个东西拍一拍，拿那个东西拍一拍，他发现这个射线可以穿越任何东西的内部，甚至把他老婆的手放进去也拍了拍，看见了骨头。后来，就凭这张照片和这个发现，伦琴得到了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直到他得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射线到底是什么，所以给它取了一个名字——X射线。这难道不是重大的科学发现吗？
坚持做，持续地做，系统地做，用死磕的匠心精神去做，这本身恰恰就是创新。
2015年年底，我想干一件事情，就是搞一次跨年演讲。我跟很多朋友说：“这次跨年演讲只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坚持。我至少要做它20年，从每年12月31日晚上8点半开讲，一直讲到第二年第一天的凌晨一点半，四个小时。也许我讲的东西并不精彩，但是重要的是我会一直坚持这样做，而且市场上没有类似的产品。”我这番话说完之后，所有朋友都觉得，这件事肯定能干成。
我自己也预期，也许第一年卖票都很困难，但是做到第三年，卖票的问题就会解决。做到第五年、第八年，没准儿电视转播权都会值一点钱。如果我真的坚持了20年，它一定会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地标，甚至是一个奇迹。
2015年，我也许只是一个傻呵呵的坚持者。如果我真做了20年，做到了2035年，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创新者。
关于创新，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人类就是一窝老鼠，往一个迷宫里一散，每一只老鼠都在夺路狂奔。有三种老鼠，第一种老鼠糊里糊涂的，别人往哪儿走，自己就往哪儿走，这种老鼠跟创新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还有两种老鼠。有一种特别聪明，他们知道怎么能走出迷宫，也总能走对。这种老鼠太少，人类中只有牛顿、爱因斯坦这种级别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才能做得到。
还有一种老鼠，就是笨老鼠，甚至是缺心眼的老鼠。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肯定能出去，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死胡同呢？于是，他们拼命地拿头撞，没准儿哪一天就真的能撞出来一条道路。
什么是创新？创新既会眷顾那些聪明的老鼠，也会眷顾我们这些笨老鼠。
02 创新：是树，也是网
智商越高，社会竞争力就越强？
为什么我对创新和创造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就是因为它太神秘。我们一般都认为，创新和创造出于人的大脑活动。大脑很轻，只有1.5千克，而且每个人都有。但是，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看脑科学搞得热热闹闹，其实到现在进展还是有限。
前不久，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篇文章，叫《人类的脑科学还缺乏一个牛顿》。什么意思？在牛顿之前，人类的物理世界也是一团糟，直到出现了牛顿，他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写下那么几个公式、几条定理，于是万物归位，复杂的物理世界就变成了简单的几个原理。
人类的脑科学也是一样的。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但是连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没搞清楚。比如，人类的大脑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神经元？有人说120亿个，有人说800亿个，还有人说1000亿个。连这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搞清楚，更何况那些比较高级的大脑神经活动呢？比如，知觉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情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梦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更搞不清楚了。创新、创造这种人类大脑最简单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机理？我们依然一片混沌。
但是，人类的科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搞不清楚它的内在机理没关系，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叫“灰箱研究法”。就是根据输入和输出总结出一种规律。
从19世纪开始，人类有无数科学精英都在搞这套东西。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现象：有的同学就是学什么会什么，就是有创造力，有的同学看起来却是笨笨的。能不能通过我们已经掌握的进化论的原理，把这种优生优育、智商高的人的基因往下传？
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都流行一门学问——优生学。而优生学的底层逻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残忍。现在，我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了，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些笨家伙原来应该被饿死的，可是现在饿不死了，侥幸地逃脱了进化论残酷的“自然选择剪刀”。怎么办呢？你本人可以继续活，但是你别生孩子了，把生孩子的权利交给那些聪明人、那些优秀人种吧。这样数代之后，我们人类的整体素质不就提高了吗？这就叫优生学，或者叫“积极的优生学”。
这套原理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惨无人道，就是搞种族歧视，但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纳粹的理论不就是这个吗？德国人的雅利安人种、北欧人种是最优秀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这些地中海人种差得好远，再往东边的斯拉夫人就是垃圾，更不要说什么中国人了，这些人种都不行，最好都淘汰掉。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搞优生学的科学家是相信纳粹主义的，他们是本着一种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做优生学的事的。只不过，今天在政治上已经不正确了，他们那时候觉得是带着全人类的正义感在研究这门学问。
其中一个人叫刘易斯·特曼，这个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纳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一生做的事都带有强烈的商业味道——智商测试。如果我们把人的大脑看成一个灰箱，要搞出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进行测试，这不就可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吗？
比如，75分以下，干点粗活就行了；75～85分的人，可以搞技术工种，比如理发师；85分以上的人应该去搞创造性活动。如果你想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精英，你的智商一定得是115分、120分以上。特曼一辈子就想搞出这么一个计划，不仅是一个科学研究，也是一个商业项目：每一个人生下来之后，长到一定岁数，就到他那儿测一下，拿一个分数，然后参加社会分工。
如果这套方法靠谱，那还了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协作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我们今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甄别人，如果智商测试靠谱，那就再也不用进行高考了，大学直接按这个分数录取。大公司招聘也就简单了。
当然，特曼本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在那么早的时代，他就做了可以说是当时人类最漫长的一个社会实验。这个实验从1921年开始一直做到他去世的1956年，前后长达35年。
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他先跑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选了16，000个儿童做智商测试，其中1500个儿童的智商在151分以上。他帮这帮儿童建立了档案，然后长期跟踪。这些儿童甭管是上学还是入职、是跳槽还是升职，或者发表一篇论文，全部都跟踪记录，一直跟踪到1956年。此时，这些人有的岁数已经挺大了。
他得出三个结果。第一，这帮人的平均创造力并没有优于平常人。第二，这帮人的智力虽然都很高，但是有的人还是混成了我们今天说的loser（失败者）。他们做着普通的工作，甚至还有住精神病院的，这怎么解释？
更要命的一点是，他淘汰的那些儿童当中，反而诞生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更有趣的是，也许特曼在长期跟踪的过程中跟这帮小孩建立了感情，或者他也希望这些人做出更好的成就，所以在漫长的35年中，他经常跳出来帮助这些人，帮他们上个好学校或者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等。
即使这样干涉，实验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特曼临死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应该被我们认真地汲取——“看来智商和社会成就没有什么关系”。这好像跟我们普通人的直觉是相悖的，一个人智商高，将来的社会竞争力就应该更强。
优生学真的成立吗？
优生优育是不是可能的？当然是可能的。我们通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来筛选狗，我们希望它跑得快，就真的能造出那种跑得快的狗；我们希望它长得漂亮，它真的就能长得漂亮，每年国际上还搞各种各样的赛狗大赛。
中国人培养金鱼不也是如此吗？我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它就能变成什么样。为什么这个原理在人类身上就不适用了呢？因为对动物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的是一个单一的标准，可是人类能用单一的标准来筛选吗？
比如，我们现在筛选赛马，确实可以把马变得越来越敏捷，可是赛马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再比如母鸡，我们人类用单目标来筛选它，就是要它多生蛋、生育能力强就可以了。但问题是，这种母鸡也经常歇斯底里、脾气不好、攻击性比较强。
如果全人类因为这套优生学的方法变得智力奇高，但是脾气都不好，都不愿意跟他人协作，人类的创新、创造还真的存在吗？
而且，即使基因学说已经发达至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基因工具不是一把手术刀，而是一根大木棒。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以基因为工具改变人的某些性状的时候，做不到手术刀那么精准，想切哪儿就切哪儿。它其实像一根大棒，一棒子扫下去，连带着一大片因素。
这个很好理解，基因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特质，它表达出来的性状也许是非常多的。而我们现在局限于我们的科学，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两种，对于其他危险，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比如，有一种遗传病叫台-萨氏综合征。得了这种病的小孩两三岁的时候智力就停止发育，然后很快就会死掉。
很多遗传病学科的学者觉得这个病太奇怪了，它不符合进化论的原理。在人类多少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带有这种疾病基因的人应该早就被淘汰掉了，怎么还能留到现代社会呢？后来研究发现，原来引发台-萨氏综合征的基因不见得一定会发病，所以就有人会幸存下来。另外，带有这种基因的人，抗肺结核杆菌的能力非常强。
什么叫进化？进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是多害相权取其轻。当肺结核多发的时候，带有这种基因的人能够抵抗，再担一点台-萨氏综合征的风险，是划算的，所以这种病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这说明基因不是一个超市，我们进去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当我们想要一个好处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它附带的那些坏处，而且这些坏处我们未必明确知道。当我们消除掉一个坏处的时候，没准儿一棒子也扫死了那些好处。所以，从尊重人类这个物种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积极的优生学本身就不成立。
智商测试靠谱吗？
第二个话题，就是智商。智商难道真的可以通过测试测出来吗？直到今天，还在流行智商测试。很多学者是这样反对的：“智商测试没准儿就适合那些愿意或者善于智商测试的人。”
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律师叫博伊斯。别看博伊斯是个大律师，但他从小就得了严重的阅读障碍症。翻开任何一本书，他连一个单词都拼不出来，要想连篇地读一篇文字，难比登天。这样的人如果到了智商测试的考场上，肯定是零分，连卷子都看不懂，对吧？
但是，他怎么成了大律师呢？一个律师在上学的时候，得阅读多少法律文献，办案子的时候，至少得看卷宗吧？这样的人居然当了大律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会阅读。
第一，不会阅读的人，注意力一定非常集中。博伊斯没法阅读，所以做任何事的时候，注意力都极其集中。
第二，他特别善于倾听，对语言特别敏感。
第三，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跟他说什么他都记得住，只有看书记不住。
第四，他在法庭上和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细小动作的感受力非常强。
第五，他能把任何复杂的事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天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要看有那么多智商测试的体系，智商这种东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居然有人不会阅读，也能够成为大律师，拥有这么高的成就。
给大家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说明人类各个层次的活动：底层的基因这个层次，比较表浅的智商这个层次，还有万人瞩目的创新、创造。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点状的现象，而是一个网状的现象。我们想判断任何点的价值，都要把它还原到它当时所处的网络中，才能判断得出来。
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不还原到他的生活环境中，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个基因到底是好是坏。一个人的智力特征，如果不和他的工作、生活等整个社会网络连同起来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笨还是聪明。回到创新、创造这个层次也是一样，不存在什么单点的创造活动，只存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创新、创造之网。
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就叫《创造》，它的作者叫阿什顿。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创新地提出来什么叫作创新、创造的机制，无非两点。
第一点，每个人面对自己那个具体的问题，然后解决掉它。这个问题也许很不起眼，但是这不重要，关键是第二点，就是全人类形成一个全新创造的线，然后再把它连接成一个网，一个巨大的创造没准儿就出现了。
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他写了一本书，叫《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借用周教授的书名，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它是一个网，绝不是一个点。
如果你觉得前面讲的这套原理有说服力的话，再回到我们的日常认知，很多东西就要出问题了，也许就站不住脚了。
比如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教室里挂满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像，从伽利略、牛顿到爱因斯坦；上中学的时候更多，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张衡、祖冲之等。
为什么要挂这些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告诉小孩好好学，将来成名、成家；第二层意思其实是暗示，这些人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创新、创造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每一个创新、创造都“冤有头，债有主”，可以归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发明家和创造家的名下。
可是，这张名单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我们到中国任何一所小学，挂的还是这张名单上的人。此前的人和此后的人去哪儿了？弓箭是谁发明的？轮子是谁发明的？大量的农业技术到底是谁发明的？渔网是谁发明的？
你可能会说，在漫长的历史烟尘中疏于记载，所以没有留下这些发明家的名字。《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中，郑也夫先生讲得很明白，发明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是歪打正着的现象，很多我们知道发明者名字的发明未必是那么回事。
比如，造纸是怎么发明的？众所周知，造纸术是中国的蔡伦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就知道，在蔡伦造纸之前，中国早就有纸了。再比如，活字印刷术是毕昇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也不是那么回事。
此前的事我们就不说了，此后呢？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技繁荣昌盛，科学家一定是层出不穷，再加上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发达，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挂到我们小学的墙上呢？科学不是更繁荣了吗？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知道当代哪个大物理学家？有人会回答，霍金。对，霍金是大物理学家，可是在整个物理学家族中，除了霍金所在的天体物理学，物理学还有很多大分支，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相对论、量子物理等，这些门类里面的宗师级人物是谁？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而霍金之所以有名，跟他特定的经历和形象是分不开的，所以霍金出名其实是一个传播学现象，他那本《时间简史》有无数中国人买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读懂呢？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居然没有大科学家出现？是不是我们可以获得另外一个解释：大科学家发明属于他的科学成果，是人类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诺贝尔奖出问题了。
诺贝尔奖就是这种认知的产物——所有的科学发明都可以归到具体的科学家的名下，所以接下来就讲点诺贝尔奖的故事。
胰岛素：班廷和麦克劳德
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两个加拿大学者，一个叫班廷，一个叫麦克劳德。这两个人都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系的教授。
为什么要颁给他俩呢？因为他们发现了胰岛素。在没有胰岛素之前，糖尿病病人只能在饥饿中受尽煎熬而死，而有了胰岛素，算是有了一个可以暂时缓解病情的特效药。
胰岛素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首先应该归功于班廷。班廷虽然是教授，但他只是个普通教授，他的系主任就是麦克劳德。
班廷刚开始提出，看能不能从动物的胰脏中提取出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的时候，麦克劳德觉得这个想法挺奇葩的，不是特别支持，但是大家同事一场，天天磕头碰脑地要见到，也不好意思不满足他的要求。
而且，班廷提出来的条件非常简单，一共四条：给我买10条狗的经费，给我一间实验室，给我配一个助手，给我8个星期的时间。麦克劳德大笔一挥，就满足了他的条件。
这10条狗是干吗用的呢？首先分成两组，一组五条，让其中一组的狗得上糖尿病，然后从另一组狗的胰脏里面提取出来一种东西（就是后来的胰岛素），然后给第一组的狗服下去，看其糖尿病的症状是不是得到了缓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实验，他带着一个21岁的助手，就开始干了。
很快，8个星期过去了，实验好像没有什么进展。21岁的小助手就跟班廷说：“你也没法支付我的薪水了，因为系主任不会再给你批经费了。这么着吧，万一这个实验有成果呢，你就把薪水还给我。如果没有也就算了，我认倒霉。”俩人就接着干。
没狗了怎么办？跑到屠宰场去找牛的胰腺，接着提取。一来二去，这个事居然靠谱了，发现有一条狗的糖尿病居然好了。那是不是对人也有用呢？于是，这俩人又开始拿自己做实验，然后又找一些得了糖尿病的同事做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麦克劳德根本没拿这个实验当个事，甚至跑到欧洲去搞学术活动去了。等这边突然报来消息，说胰腺提取物可能有效，麦克劳德才精神起来，开始管这个事，然后掺和了一下。比如，更进一步提纯，把这种胰岛素的生产工业化等，然后把这个成果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批下来了。
于是，1923年诺贝尔奖的殊荣就落到了两个人的头上——班廷和他的系主任——什么活也没有干的麦克劳德。
后来，这两个人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于是，班廷把他的一半奖金分给了那个21岁的小助手。麦克劳德也觉得太轻松了，把自己的一半奖金也分给了自己的助手。这就是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故事。
宇称不守恒定律：杨振宁和李政道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华人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是两个物理学精英，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都是大科学家。这两个人现在都是90岁上下，一个住在清华大学，一个住在北京大学，算是邻居。
这两个人，一个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出生在上海，远赴美国留学的时候，又在同一个系，毕业后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还是邻居，关系能不好吗？
当时，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是奥本海默。这个人在当时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可不得了，他是主持“曼哈顿计划”的人，也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当时岁数也不小了，看着这两个小年轻打心底里高兴。他讲过一句话：“在普林斯顿大学，看见这两个中国年轻人坐在草地上探讨学术问题，简直就是学校的一道景观。”
这两个人的学术水平确实非常高，年纪轻轻就开始合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可是发表论文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谁的署名应该排在前面呢？按照英文世界的惯例，应该按照姓名首字母在字母表里面的排列，谁在前就在前。李政道是L，杨振宁是Y，所以应该是李政道在前。
但是，杨振宁觉得，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规矩，应该谁年纪大谁在前，杨振宁出生于1922年，而李政道出生于1926年，相差4岁。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杨振宁就提出来这个观点，李政道忍了，就这么发表了。
但是，排第一和排第二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别人祝贺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所以，发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李政道就说：“要不咱们换过来吧，按照国际惯例，我应该排在前头。”这次，杨振宁忍了，所以又颠倒了一下。
但是，这两个人从此就留下心结了，有好多年都不再合作，但是天天还能遇到，还要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渐渐地又开始合作了。时间一长，渐渐地就出现大成果了，就是他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宇称不守恒定律。
这个成果得了诺贝尔奖，两个人到底要怎么署名呢？还是那个老问题：按照英文世界的惯例，李政道应该在前；按照中国人的惯例，杨振宁应该在前。但是，到瑞典去领奖的时候，总得有一个先后次序。
据说，杨振宁当时说：“我把我老婆带来了，我老婆应该走在第一个，因为是瑞典国王陪着进场；而我岁数比你大，我应该站第二个，是瑞典的皇后陪着进场；你就屈居第三吧。”李政道当时心里也不舒服，但在现场还是忍下来了。
后来，诺贝尔奖颁完之后，美国杂志《纽约客》来采访他俩，要写一篇稿子。这个时候，杨振宁再一次提出来，所有的排名都应该在李政道之前。李政道可就没法忍了，两个人的矛盾开始大爆发，大吵了一架。后来，李政道彻底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
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再也无法复合了。据说，那个非常珍惜这两个年轻人的奥本海默教授就对李政道说：“你要是这么处理问题，你这辈子就不应该再搞物理学。”然后，对杨振宁说：“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这话见于《李政道传》，作者是季羡林先生的公子，也是一个物理学家，所以我相信他不是胡扯。
这一件旧事提出来，并不是想说杨振宁、李政道到底谁是谁非，他们俩闹掰了到底怪谁，只想说明一件事：即使我们穿越回20世纪50年代，站在普林斯顿大学，全程旁观这两个人讨论问题的现场，可能都没有办法判断，这两个人谁对宇称不守恒定律的贡献比较大。
功劳到底应该属于谁？
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史研究者莫顿说：“诺贝尔奖把每一个科学成果归因到一个人，这是诺贝尔奖的一个结构性的缺陷。”
我们貌似是把诺贝尔奖黑了一下，但是请注意，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可不是孤例，越往后，诺贝尔奖中这种争议就越多。比如，2015年，中国的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有人说她是贪功，将功劳占为己有，霸占了她的合作伙伴的功劳。
这个现象说明，把一个人的功劳从整个协作网络中切割出来，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难道诺贝尔奖设错了吗？没有错，它是人类创新、创造活动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就是要把功劳归于个别人。此前没有这个现象，此后也会越来越难。就像烧一锅开水，这锅水被放到火炉上之后，刚开始仅仅是平均升温，我们看不到什么气泡现象，但是在一个特定阶段，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灿若星辰的小气泡开始冒出来。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气泡就连成了一片，再也分不清楚泡和泡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了。
在人类科学时代到来之前，我们真的搞得清楚哪个创造发明属于谁吗？强烈建议大家看一看《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它驳斥了我们很多认知。
科学时代来临的时候，某些杰出的创造者用自己夺目的才华，从那个普遍不创新的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星空中灿烂的星辰，所以我们都认得他们。但是越到后来，这种创新活动就越来越连成了一片，再也分不清楚谁跟谁了。
比如，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分明知道电报是谁发明的、电话是谁发明的，但是电视是谁发明的，你说得出来吗？真要去查书的话，会找到一个人名，贝尔德。但这是后人追认的结果，在贝尔德发明电视之前，电视的很多相关技术，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在为它做准备。
继贝尔德第一次用电视播出图像之后，还有很多人在继续丰满它。发明电视的年份是1926年，但真正能够播出电视是1928年的事情，甚至还有人与贝尔德同步发明了电视。
所以，如果不是我们这个认知框架一定要为一个东西找出一个发明者，贝尔德也会在茫茫人海中沉下去，再也没有人把发明电视的桂冠戴在他头上。
说一个更近的例子，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手机有发明人？它实际上是人类创新、创造网络在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的产物。现在，抬眼四望我们身边的东西，比如，洗衣机是谁发明的？空调是谁发明的？冰箱是谁发明的？再也找不到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努力，不再把一项创造归功于某个人。当然，要想全人类把这个认知都改变过来挺困难的，而且需要一点时间。
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和创造？
1978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个工程师，因为他们发现了宇宙大爆炸的微波背景辐射。这个词听起来很高大上，简单说就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们提出来一个假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宇宙大爆炸假说。
整个宇宙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猜是一个点，起名为“起点”，然后发生了大爆炸，变成了一个温度极高的大火球。火球在慢慢冷却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星际物质开始远离它的爆炸中心。
如果这个假说成立的话，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宇宙，仍然处于持续的爆炸中。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证据，证明现在宇宙空间的温度不是绝对零度，因为既然是在冷却的过程中，多少就会残余一点温度。这个温度如果找不到的话，宇宙大爆炸学说就不成立。
但是，天体物理学家死活就是找不到。最后，谁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两个工程师歪打正着找到了。这两个人在接收一个卫星信号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信号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好像就是宇宙中一个恒定的信号。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俩也搞不清楚，但是既然发现了，就写了一篇论文发表了。
远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们看到这个论文后，发现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证据吗？于是，把它作为一个成果呈报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1978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就把这个奖颁给了这两个工程师。
整个事件好像挺无厘头的，因为发现这个微波背景辐射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而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们好像发现了这个重要的发现，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找到，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别人的发现，所以功劳好像也不应该属于他们。
这个例子最贴切地说明了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和创造。我们谈互联网的时候经常提到一个词——涌现，就是指很多宏观现象其实和构成它的微观个体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水，水分子里面是不包括波浪这个现象的，只有把一大堆水分子搁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涌现出一个叫波浪的宏观现象。
创造和创新活动也一样。每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面对的都是他眼前那个最具体的问题。即使解决得很漂亮，也谈不上有多伟大。只有放眼于整个人类的创造之网，独具慧眼地发现很多小创新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才是伟大的创新。什么是重要的革新和创造？它是一堆小革新、小创造的中间关系。
越到现代社会，构建这种中间关系的人就越伟大，但是很可惜，他们一般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创造》这本书的作者阿什顿，号称“物流网之父”。社会认不认咱们不管，但是他确实做出了一个对现在的物流网络，甚至是物联网络有重大贡献的小发明。
他年轻的时候在一家超市当售货员，他发现这个超市对货品的管理只有三个状态，就是进货、销货和存货。对于一个传统的超市来说这就够了，但是有一次宝洁公司的一款口红特别好卖，刚刚放到货架上很快就会断货了，大家就搞不清楚这批货到底是在货架上还是在仓库里。
阿什顿就提出来，给所有货品加一个纬度参数，这样就能找到它到底在哪儿了。就是在货品上安装了当时非常便宜的芯片，来标定这个货品的位置。要知道，超市原来对物体的管理是没有位置这个参数的，就是因为阿什顿这个小发明，现在整个物流网络全部被激活了。
我们现在在网上买了一件物品，可以通过手机清楚地追踪到它的物流流程，过程清清楚楚，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物流和此前的物流有什么区别？就是每个货多了一个位置的参数而已。这是一个连接型的创新，阿什顿就做了这么一个小贡献，但是我们能说它的意义不大吗？
从可口可乐看现代创新的两个维度
我们现在再来看人类的创新图景，会发现它呈现为两个面向。第一是在时间维度上，它是在一棵创新之树上慢慢长出来，最后结成的果子。第二个是空间维度。而在空间维度上变成了一张创新之网，它是各种节点连接到一起后涌现出来的总体现象。
为了说明这两个维度，再举一个大家天天都见得到的例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每天在全球要销售7000万罐左右，可以说20世纪工业化最好的一个成果就是可口可乐，它就是时间之树上长出来的东西。
可口可乐不就是糖水吗？动物都需要喝水，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在没有任何文明的时候，只好贴近河流居住。后来，出现了一点文明的时候，我们发明了储藏水的工具，比如兽皮、葫芦、陶器，这个时候就可以远离水源生活了。
这只是第一步，打井大概是一万年前出现的事情。再后来，很多人发现往水里面放一点花花草草或者水果，有草木茶的感觉。可乐的祖宗不就是草木茶吗？各民族、各地都有，没有什么稀奇的。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个药剂师在配药的时候配错了，把一种治疗头疼的糖浆和一种苏打水混到了一起，就搞出来这么一个东西，还挺好喝。但是刚开始，它一直是被当作一种醒酒药来销售的。
后来，发明可口可乐的药剂师觉得，这玩意儿经营起来太困难，就把配方卖给了一个店员，这个店员买了这个配方才开始把它当一种饮料来销售。可是，这种苏打水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可能销得远吗？最多就在本乡本土、本村本镇销一销就算了。
最终，可口可乐能够走向世界，不是因为这种水的配方有多神秘，而是因为它的包装技术。而包装技术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才搞出来的，人们发现用锡罐和铁罐来装食物，保存时间比较长。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创新，才制造出了一个坚固的、密闭的罐子，把这种糖浆往里一搁，可以储藏得非常久。
可口可乐真正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其实是靠一个我们现代社会才有的发明，那就是冰箱。没有冰箱，可口可乐也不是这个味道。所以，它就是时间之树最终长出来的果子。我们今天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可口可乐，真的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创造发明吗？它是人类的老祖宗几十万年来的创造发明累积出来的果子。
再从空间状态来看，储存可口可乐的易拉罐是铝材，铝土多出产于澳大利亚。但是，光有铝土不行，要把它变成电解铝，就用到很多矿石材料。其中有一种水晶石来自格陵兰岛，然后经过大量地提炼，最后变成铝材。这种铝材被送到罐装厂，变成一个一个小铝饼，最后把它冲压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罐子。
这个糖浆本身也不得了，虽然现在我们不知道可口可乐的配方细节，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它一定有甜味剂，这个来自玉米。它一定还含有一种来自非洲的果子，虽然含量非常小，这个果子现在就叫可乐果。它还有来自斯里兰卡的树皮，来自墨西哥的花朵，还有一点点可卡因。这是美国政府特批可口可乐公司种植的一点点可卡因，虽然含量很小，但是缺了任何一味，现在的可口可乐的味道就都不对了。
所以，可口可乐现在全球每天销售7000万罐，哪里是一个地方的人单独可以创造出来的呢？它是一个巨大的创新网络在空间中铺展开来的结果。
关于诺贝尔奖的预测
我们回头再看一眼诺贝尔奖，就会发现诺贝尔奖将来一定会出问题。我在此做两个预测。第一，诺贝尔奖将来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个人欺世盗名，霸占了其他合作伙伴的成果。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它，最后诺贝尔奖会无疾而终，或者沦为瑞典这个国家一年一度的P2事件。
第二，很多人说中国人怎么就这么不争气，诺贝尔奖得主这么少。我告诉你，诺贝尔奖最终会变成一个网络现象，这是创新之网的最后呈现。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有个卡文迪许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产生了3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因为他们在网络之中。说白了，那些科学家是在10米高台上搞创新，你让一个中国科学家站在10米高台以下往上蹦，怎么蹦得过他们呢？中国的创新只要别折腾，像现在这样慢慢发展，根本就不用着急。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要不了多少年，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地方，也会像下糖豆一样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个实验室也许就会出好多个。
前面，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当整个人类的创新活动变成一棵创新之树和一张创新之网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人怎么还刷得着存在感呢？我们个人的价值怎么体现呢？
创新活动越是这样演化，个人的价值其实就越重要，只不过换了一种人的类型而已。
以前，创新的承担者是那些节点型的学霸型人物，而未来创新的承担者是那种连线型的学渣型人物。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闭卷考试中，老师一进教室肯定会说：“同学们，把参考资料都交上来。不准交头接耳，独自完成试卷。”这种考场上谁占便宜？当然是学霸，因为人家聪明、人家努力，面对一个具体的困难能够攻坚拿下。像居里夫人在家搅和搅和就搞出了一种新元素，爱因斯坦在家里想来想去就想出来一个新理论，学霸一定得分高。
可是，考场突然换了规则呢？老师说咱们开卷考试，随便抄、随便问，甚至可以拿起手机问场外的同学。这个时候，学霸可就不占优势了，因为没准儿他平时只顾埋头学习，跟班上同学的关系不好，问不着别的答案。可是，学渣普遍情商高，很多同学都愿意帮他，没准儿两个学霸告诉他不一样的答案，他还能知道哪个是对的，虽然没有任何道理。
我们说的这个学渣是谁？比如乔布斯。乔布斯的私德是有名的不好，但是为什么他是智能手机时代的开创者呢？
乔布斯一行代码也不会写，他就坐在一个网络中央，用处女座式的工作方法（乔布斯并不是处女座，只不过他带有这种性格特征），把所有人以及周边的上下游产业链全部逼疯，用他那种在外人看来毫无道理的挑剔，生生逼出来这么一个叫iPhone的创新。
现在，我们都公认他是智能手机的开创者，但他做具体的工作了吗？没有，他只是进行选择和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渣在考场上抄来抄去的风格。
所以，当创新是在树上和网上完成的时候，谁能找到更广阔的连接途径，谁能做出最精准、最无法琢磨的精准判断的时候，他往往就会成为人类大创新和大创造的承担者。
你可能会说，我也想成为乔布斯，我不想变成居里夫人，有没有什么路径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大家可以看郑也夫老师的社会学著作《文明是副产品》。
这本书通盘考察了人类早期的那些文明成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在这本书里有一章浓墨重彩地给大家介绍了五种创新机制。这五种创新机制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在现代的创新条件下，我们看着它更加刺目而已。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五种创新机制。
第一种叫给予。就是自己有什么好东西，别跟憋宝似的憋在家里，要多跟别人分享。这不是搞慈善吗？不是，给予这种行为不仅是慷慨地帮助别人，还可以塑造对方的行为。大自然就是因为慷慨地赠予了人类所谓的“天赐圣米”，最后把人类逼到所谓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里面。人类不愿意，但是没办法，谁让你刚开始接受了老天爷的给予呢？
一个叫张小龙的人开发了微信，非常好用，我们被免费给予了，于是就用了。用完了之后，今天我们再也离不开微信了，我们的很多信息接收，甚至是购物，都要在上面完成的。所以，我们的行为实际上被这种慷慨的给予所塑造了。
因此，如果你想做一个创新的节点的话，就要慷慨地把自己的东西给予出去。比如，去年特斯拉把自己的专利全部公开了。我们当时觉得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现在一看，原来它是一种驯化和塑造其他人的商业利益行为。
第二点，借用和移用。就是把别人的好东西拿过来使。现在，很多人还在喊，要独立创新、自主创新，不是有毛病吗？这套话术是很多年前的老古董，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现代西方文明建立在一个底座上，这个底座就是字母表。没有这套表达系统，西方文明什么都没有。但字母表是怎么来的呢？它的源头是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后来传到闪族人那里，被变成了字母文字。
这套字母文字由腓尼基人传给希腊人的时候，不包括元音。希腊人的语言是有元音的，所以把元音字母补了进去，变成了希腊字母表。然后再传到古罗马人手里，改造成了拉丁字母表，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26个字母。然后，我们中国人在近现代的时候借用过来，变成了我们的汉语拼音。整个借用过程有付一毛钱的知识产权费用吗？没有，但是整个文明就是这样传播的。
第三点叫杂交。从别人那儿借用过来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和我原有的东西放在一起，产生一种全新的创新呢？比如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宋代的毕昇发明的，但是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本土并没有开花结果，因为我们汉字的字数太多，所以这套印刷方法其实无法大规模提高效率。但是在欧洲就不一样了，欧洲只有26个字母，再加上活字印刷术，迅速地推动了印刷术的传播，盛开了一朵非常璀璨的创新之花，这就是杂交的效果。所有的创新本质上都是杂交。
第四点叫发明。但是，郑也夫老爷子讲的发明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可不一样。就是说，当一个创新成果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先别着急，它的很多本性还没有暴露出来。随着时间的演进，它会逐渐把自己的天赋本性发扬出来，你作为一个创新者来推动这个过程，这就叫发明，是发扬明显出来的意思。
凯文·凯利在《必然》这本书里讲得好，现在很多创新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伪装成其他东西的，电视就是这样。电视刚发明的时候，接到老百姓家里，大家说这玩意儿不就是在家里可以看戏剧和电影吗？刚开始，电视的内容就这两样：第一，转播一台戏；第二，放个电影。
但是，电视的本性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才呈现出来的，后来发现了那个ENG（便携式的视频采录系统），电视的内容于是得到改观，再也不是只有戏剧和电影了。它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电视新闻、纪录片等各种各样属于电视这种媒体样式的内容，它逐渐把自己发明了出来。
第五点，叫互动。现在的创新不存在什么单人独舞了，往往都有一个对象跟你互动，这叫双人交谊舞，甚至不止双人，是群魔乱舞，一堆公司在一起互动。有的公司就有这样的体会，之所以玩命地向前创新，就是因为竞争对手跟得太紧，像狗一样撵着自己创新，自己不得不创新。
很多大国的精彩创新也是这样，往往源于激烈的军备竞赛。所以，敌人的存在不见得一定是坏事，没准儿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对象。如果你真的把敌人干掉，你独霸天下、垄断市场之日，没准儿也就是你的创新停止之时。
我再归纳一下刚才讲的这五点：一个是给予，一个是借用，一个是杂交，一个是发明，还有一个是互动。这五个东西就是在别人的创新、创造上，编织一个创新之网的五种办法，都是综合其他人创新的五种办法。只要你掌握了这五种办法，创新之树就是由你亲手推动成长的，创新之网就是由你亲手编织的，而创新的果实就由你来品尝。
03 认知升级与摆脱窘境
王煜全
楔子：我的朋友王煜全
我的朋友王煜全不算大众名人，但是在小圈子里也是高山仰止似的人物，因为他有一些能力和他正在做的事情，是别人永远要隔着一层玻璃的东西。
我说两方面。第一方面，他的外语能力。外语好的人多了，但是能够大量而快速地阅读英文原著，这种能力在我身边的朋友中仅此一位。所以，王煜全的很多视角是非常新锐的。私下聊天的时候，我经常听他给我讲最近正在发生什么。
还有一方面，王煜全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投资人。但是，他跟我们看到的所有投资人都不一样。一般的投资人都是在美国融钱，然后到中国来投资，因为中国创业者的市场机会是最发达的，而美国人有钱，这貌似是一个很顺畅的逻辑。
但王煜全做的正好相反，他是带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钱，跑到美国去投资那些创新企业。在我认识的所有朋友中，对于美国的创新，他的理解是最深的。
他的很多结论和我们的日常认知大相径庭。他会告诉我们，美国式创新正在怎样发生，它对中国人的命运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硅谷已经out了，大家要硬起来
以前，我们理解的创新，必须是一个巨大的公司，它很有钱，设一个研究院，找一帮专家在里面鼓捣N多年，然后出来一个产品。但是，美国的创新，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创新是一帮小公司做的。按照北京大学薛兆丰老师的观点就是，谁也想不到路边一个二层小楼里边一个几十人的小公司，再过5年就是下一个世界500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大公司的效率转化是极低的。大公司看似雇了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很多科研成果往往需要好多年才能搞出来。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诺贝尔奖。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立志献身科研来着，然后我去找教授请教。教授给我写了封信，说我要立志献身科研，就做好一辈子做研究的打算吧，也许到我退休的时候能做出点成绩来。听他这么一说，我被吓着了。
事实的确如此，拿到诺贝尔奖的那些人年龄确实很老，大多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甚至可以说但凡寿命不够长的，就拿不着了。但是实际上，他们做出成绩的时候都很年轻，都在30岁上下。就是说，他们做出成绩以后，需要等待50年左右的时间，诺贝尔奖的评委们才知道，原来他们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可以给奖了。
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个倒逼的现象。很多科研成果已经在市场上得到运用了，这个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如果再不给奖，压力就在它那儿了，所以现在给奖的速度大大提高了。比如，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主题是石墨烯，这个研究成果是2002年左右的事，才出现不到10年的时间。为什么不得不给奖呢？因为与石墨烯相关的公司已经有一堆了，生产石墨烯的厂子也不少了。这个概念已经是路人皆知了，这时候那些诺贝尔奖评委也不好意思了，于是赶紧给奖。
还有日本的蓝光DVD，因为它的发明者不是学术界的，本来得奖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这个产品一出来就在市场上热卖，最后没办法，也给奖了。
过去采用的就是顺势推动的方式，高校找一帮人慢慢去研发、慢慢去转化，最后推向市场，效率极低。现在反过来了，变成谁来选择哪些科研应该被推到市场。所以，美国现在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就干一件事，去高校里找最好的专利，然后跟专利所有人谈，拿他的专利做成产品推向市场。这些人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他们成立公司就干这一件事，就是花很长的时间把高校的成果孵化出来。评估了一下，差不多要5～8年的时间，要有上千万美元的投入，才能孵化出一个产品。
可想而知，这个难度有多大，风险有多大，因为这个公司在这5～8年里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都是在研发，都是在付出。
但是，这些公司往往是优中选优的，因为它要靠持续地融资，要融1000万美元以上才能把产品做出来。但凡它的科技不够好，但凡研发中途发现没有前途，它的经费就断了，这个公司就死了，所以这个产品，包括这个科技必然是最强的。
另外，我发现5～8年这个规律是跑不掉的，不可能比5年更短。也就是说，它拿了5年前最好的科技，真正做上市的时候，它一定是世界最优的，所以往往能够焕发出来巨大的活力。这些公司一旦上市，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上升成真正的跨国企业。
国外也有很多数据来证明这一点，比如财富500强，老外有个更长的榜单叫财富1000强（Fortune 1000）。财富1000强显示，1973—1983年这10年里，有350家财富1000强企业换了位置，就是说有350家下去了，又有350家上来了。但是，2003—2013年这10年换了712家，就是说变化的速度在大大加快。变化为什么会加快？不是因为老企业的更迭，而是更多的新企业上榜了。很多新企业就是凭着高科技、凭着自己用全球最先进的科研成果研发出来的产品，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优势极其显著，于是迅速获得了领导地位。
这是现在我们在关注全球热点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这些企业往往是某个领域里的先进科技企业，别人可能未必会了解，除非是业内人士。它不像互联网，大家都很关注，一说Facebook（脸谱网），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里，你根本不会知道这些公司。
各个行业里的颠覆者组织到一起，我认为才真正地改变了全球的科技，包括各个产业的格局。互联网相对而言有它的价值，但是它并不是全部，甚至可以说只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大企业并不会因为小企业的竞争立刻就消亡，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企业做大了以后，它就有了持续提供服务和持续提供产品的能力，就平台化了。比如腾讯，它原来只提供QQ服务，但是它一旦平台化，一旦有众多数量的用户，它就可以搭载别人的业务了。所以，它现在成了最大的游戏渠道，甚至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内容分发渠道。也就是说，当它平台化以后，如果它承担了更多的服务，而且都能够有所保障的话，它其实就有了生命的延续。
但是，我们很难期待这些人再去自我革命了。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而是概率是非常低的。这个时候，他们想要完成革命，往往要靠并购。即使最广为称道的，号称拆散成了无数个内部创业公司的Google，它的自我革命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比如，Google最近收购了一堆机器人公司。大家都觉得Google机器人很快要做起来了，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消化不良，它又准备把其中最有名的Boston Dynamics（波士顿动力）吐出去了。
公司一大，人员必然臃肿，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这本书里试图找到解决方法，但我认为他没找到。当人数众多了以后，根本就没法避免人员臃肿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话说回来，是不是非得要解？
我有一个观点，人类进化到今天，成了地球上的统治物种，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追求长生不老，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追求他们的后代更优秀。
坦白讲，我们的知识水平、能力肯定比一千年以前的人类祖先要强。企业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商学院的教授们拿的钱是大公司给的，所以要帮大公司研究大企业如何不朽，但真实的情况是无数个小公司在不断地冲击大公司。
这种时候，大公司会说：“我可以用收购的办法来解决，我财大气粗，我看谁长起来了就收购谁。”但是，这些年小公司成长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就像刚才讲到的财富1000强的替换速度都加快了，快到什么程度？快到很多优秀的小公司，大公司还没机会收，就已经大到它收不了了。咱俩已经一样大了，或者我比你还要大，你收不掉我了。现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风险投资。小公司慢慢靠利润滚动来积累、来发展，肯定很慢。但是，人们一旦看到这个公司有非常强大的未来，就会砸大钱进去帮它长大。而风险投资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用来抵御大公司并购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积木式创新。过去的企业是内生式的发展，搞完研发还要去搞产品设计，搞完产品设计还要去搞产品生产，搞完生产还要全球去铺渠道，全球铺完渠道还要全球做营销。基本上是线性的，一件事一件事地做完，才能把这个企业做大。所以，一个企业要做到全球化，没有百年是做不到的，没听说过5年、10年就做到国际化的。
但是，现在有了互联网，全球越来越平了，大家的协作越来越密切。这个时候，国家之间的差异消失了，全球都是通用的商业规则，包括信用都是统一的了。合作双方的信用都可以事先了解到，所以很容易找到合作伙伴。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出现以后，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拼积木。大公司需要的所有功能，现在用一个叫“产业生态”的办法就做出来了。这个公司的成长速度就会变得极快，大公司已经收购不了了。
同时，因为它用的是产业生态的办法，所以和过去的企业经营有两个地方不同。第一个不同，企业规模比过去小多了。Facebook在2012年上市的时候，用户数量接近10个亿。当时，中国移动在中国的用户数量也接近10个亿，但是中国移动有10万名员工，而Facebook上市之前只有3400名员工。员工数量这么少怎么做业务呢？就是通过大量的协同。
第二个不同，因为它自己的员工数量很少，所以靠协同做事的时候，就不能用过去的管理，管理的核心是控制。我们都知道泰罗制。最早的时候，工厂就是把人像机器一样去使用，那时强调的是控制。但是现在，国外开始兴起一个新词叫leadership，就是领导力。有点像部落首领去打仗一样，靠的不是让你们在前面冲锋陷阵，而我像皇帝一样在后面躺着，反正打不着我，而是我要身先士卒、我要英勇善战、我要带动大家，我让大家感受到我的个人魅力、个人的号召力、领导力，大家才会跟我一起协同。毕竟，大家跟我没有从属关系，之所以跟我协同是因为共同的愿景。所以，咱们共产党带兵打仗那一套东西正在国外兴起，都是因为协同生态造成的。
我经常碰到这种难堪的局面，就是我跟别人说我在美国做投资，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那边，对方下一句话一定会说：“你在硅谷啊？”或者说：“硅谷怎么样？”我说不是硅谷，是在美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硅谷曾经辉煌过，而且确实是很多创新公司的源头，甚至可以说是风险投资的一个主要的源头。但是今天，创新已经扩散到了全美，创新现在的主流模式是一个企业家从高校拿到科技成果以后，做5～8年的研发，把这个产品做上市。可想而知，真正需要的协作者是高校那个科技发明人，就是教授。现在的创新企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我称之为“双长制”。一定有一个特别棒的CEO，加上一个特别棒的教授，只要这两个条件具备，这个公司应该就差不了。
而且，这两个条件是互相衡量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教授特别牛，那么他的专利一般不会随便给人，他会给一个特别牛的CEO。反过来讲，一个CEO如果已经连续创过两次业，把两个公司都带上市了，现在他又重新出来创业，没有好科技肯定是说不动他的。所以，基本上找到牛CEO就能找着牛教授。两个都牛，这个公司就差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创业不再是和硅谷相关，而是和高校相关。所以，今天美国的创业公司呈一个扩散状态，但是扩散背后又有它深层次的原理，这个原理就是都在高校周边。
硅谷依然有它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已经发生了转化。第一代硅谷是电子产业的硅谷、是硬件的硅谷，是惠普，是Intel（英特尔）。现在，这个硬件还在延续，大量电子产品还是在硅谷制造的，但已经不是主流了，或者说不是风头最盛的那部分了。
第二代硅谷是互联网的硅谷，包括这之前的软件的硅谷，就是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人的硅谷，包括现在扎克伯格的硅谷。但这个硅谷的核心不是科技，而是创新，是反传统，甚至有一点点反社会，因为这些人初出茅庐的时候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而且和社会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如今，第二代还存在着，因为它没什么壁垒，互联网公司就是靠业务模式创新。我们过去老指责中国人抄袭老外，似乎外国人的道德很高尚，从来不屑于干这种事。现在，你会发现，中国的很多业务模式美国人也在抄，尤其是在这个业务模式没有注册为专利的情况下，抄袭不犯法，不犯法又能赚钱的事谁都会干的。所以，如果你出了一个新的业务模式，要想让人不抄袭，想要创业成功，就必须得加速快跑，跑得越快越好。最好快到什么地步？当你的用户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始滚雪球了，新用户加入一定先选你这个应用的时候，你就赢了。
前提就是，你的增长要越快越好。怎么做到？要用最牛的人员，给他最高的薪水，再加上最好的VC（风险投资），投了很多钱，估值也很大，未来估值更好。这种时候，大家就会玩命给你干活，加班加点、熬夜给你干，也许就是下一个Facebook。
这种模式，现在全世界都扩散出去了，但是硅谷依然有它的优势。全世界技术最好的人依然愿意跑到硅谷去找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在硅谷可能被下一个Facebook这样的公司雇到，待遇很好，而且给的期权也很好。他在这样的公司里面可能工作5年，这个公司一上市，自己后半辈子就不用干活了。
风险投资家也喜欢这种模式，因为投这种公司叫轻资产，而且加速快跑。也许几年就做出来成了Facebook，死掉了也无所谓，因为风险投资本来就是投风险的。这种砸大钱、找牛人、玩命快跑的模式在硅谷是最显眼的。
但是，这个模式有它的局限性，因为符合这个模式的公司数量不会太多，全世界各个行业不会因为业务模式被全部颠覆。真正搞生产的公司还是要产品过硬才行，绝大多数领域里面是没有产品模式创新的。或者说，当一个领域里的一个公司启动了产品模式创新以后，很多传统领域的人就可以学会了。
比如图书领域，美国出了个亚马逊模式创新，在网上卖图书。那么，卖运动衣的传统公司看到你在网上卖图书就会受启发，就会开网店去卖运动衣。就不会再有另一个在网上卖运动衣的电商公司崛起了，因为传统公司在借鉴业务模式上也不慢。所以这种时候，业务模式的机会其实是相当狭窄的，这个还有点硅谷特色。
积木式创新
其实，硅谷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硅谷里面有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好高校，旧金山北边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里面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这些都是一流的大学，很多创业公司都是围绕着这些大学来的。但是坦白讲，这种创业已经不是硅谷特色了，而是新的一轮开放式创新的明显特色，就是围绕高校、利用知识产权来创业。
造成今天硅谷现状的因素都仍然存在，但是曾经属于硅谷特色的部分，并不是未来特别重的一部分，真正重的部分硅谷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它带来的结果，在我们的投资上显示了出来。我们投了很多美国东岸的项目，因为斯坦福大学的机械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专业都很好，但是麻省理工学院也不差。从高校创业这个大趋势来讲，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样的时髦领域，斯坦福大学确实还有优势，但是总的来说是硬件较好的高校都有优势，不光是斯坦福大学。
比如，过去哈佛大学的创业者比麻省理工学院要多，但是这几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者比哈佛大学多，而且好的项目要比哈佛大学更亮眼。还有卡耐基梅隆大学，因为它有机器人系。所以，这些高校孵化出来的科技项目会更有优势。斯坦福大学硬的部分也不错，但早已经不是一枝独秀了。
比如，现在最时髦的工业机器人Rethink Robotics。我们都说，工业机器人会改变整个制造业的结构，但是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尤其是在中国过度宣传了的日本和德国的工业机器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强调精度，强调产业的整合。德国人讲工业4.0，强调的是整个产业的无缝整合。但是实际上，创业者最不适应的就是无缝整合，就是一堆规则，因为没有一个创业者是在大公司里干了好几十年出身的，你给他一堆规则反倒束缚他了。而美国的工业机器人是用来思考的，Rethink Robotics的设计原则就是：我本身就不是让你来支持我，让你来懂我，应该是我来懂你。
所以，它的要求是：任何一个创业者、一个创新者，只要能够做出一个产品，我的机器人照着模仿一遍，就能把它做出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来。不需要你懂我，不需要创业者会编程，我的机器人会学你。而日本、德国的机器人都没有这种学习能力，也没有这个柔性，高下立现。
前面讲过，未来的趋势将是由这些小公司的创新者带动的，而不是大公司持续地去创新、创业。这种时候，就要求所有资源应该以小公司的创新者为核心来配套。他要做大，你就能赚钱，如果你不为他配套，自吹自擂自己的制造能力有多么多么强、多么多么先进，核心的问题是没得可造了，因为新产品不在你这儿，在人家那儿。
全球工业集群最亮眼的一颗明星叫Rethink Robotics，哪里来的呢？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教授创办的。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科学家张峰经常被各大媒体提及，因为他有一个专利技术，叫CRISPR-Cas9，就是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将会改变整个基因产业，就像搭积木一样，能随便加入或者减少某些东西。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基因的处理能力大大增强了，甚至有机会创造新物种了。我们暂不谈那些伦理问题和风险问题，这个技术本身将使科学进步，甚至使得医药研究跨上一大步。
前不久，美国有个大学宣布，他们正是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从人体细胞内把HIV（艾滋病）病毒删除掉了。艾滋病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它会钻到细胞里头，让这个细胞看似还是正常细胞。而我们人体所有的防御机制只能识别普通的细菌和病毒，看似正常的人体细胞它是识别不出来的，就进不去、杀不掉。但现在利用基因编辑的工具，就可以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细胞里面的艾滋病病毒去掉。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可能三五年之内，人类就可以宣布克服艾滋病了。
这只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之一，其他应用就太广泛了，比如也可以用在农业上。这个技术是2013年1月初次发表于Nature（《自然》）杂志上的，基本上是三家大学同步研究出来的，现在拿到所有专利的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张峰团队。拿到专利后，张锋与人联合创办了Editas Medicine公司。这个公司是2014年才成立的，现在已经上市了。这个公司也不在硅谷，而是在美国东部。
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多，很多亮眼的公司都在美国东部，包括我们投资的一家无线充电的公司，是麻省理工学院的Marin Soljacic教授创办的。他是个天才，拿过美国的麦克阿瑟天才奖。这个奖是专门颁发给各个领域内具有非凡创造性的杰出人士，获奖者一般被看作本专业内的领军人物。
他为什么能拿到这个奖呢？我们都知道电的发明者是爱迪生和特斯拉，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特斯拉有个遗愿，就是实现无线充电。他死后N多年也没人做到，一直到2005年，Marin教授正式在物理学杂志上声明，他利用磁共振的原理实现了超距离的电磁传送。这个是非接触式的，而且是有一定距离的。今天，这个公司做到什么水平了呢？它主要给电动车供电，因为电动车的供电电流是最大的，要6.6千瓦。这个功率比电缆还要高，就是说电缆的供电效率还不如无线充电高。
既然做到了这个水平，要搁以前肯定是被GE这样的大公司买了，但是现在它是一个成长得特别快的独立公司，根本不要GE的钱，只要战略投资人的钱。而且，它自己是要独立上市的，因为它眼看着就是下一个世界500强了。
如果说开放式创新是个大帽子，积木式创新就是开放式创新的一种。积木式创新的特点，就是它的科技来自高校，高校是其中一块积木。而企业家是核心积木，把高校积木拿进来，协同研发者做积木，然后再生产销售这些积木，围绕它做起来。
算法没有专利
另一个类型是什么呢？现在很多时髦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它们也有研发者，但研发者往往研发出来的只是一个算法。这个算法往往还是公开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技术秘密，因为毕竟研发者对这个算法用得最熟，但总的来说很难保证研发者一定是掌握得最好的，因为别人看到这算法以后没准儿也能掌握。
这和前面说的专利有天壤之别，因为专利是即使你掌握了同样的技术还是做不了，因为专利是人家的，你用了就是侵权。可是，算法没有专利，你能掌握就拿去做好了。
比如，轰动一时的谷歌AlphaGo战胜了李世石。AlphaGo背后的公司叫DeepMind，被谷歌收购了。这家公司之所以有进步，也是因为有一个加拿大的教授叫戴密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他发明了一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算法。这个算法被业内普遍接受了，所以现在人工智能的整体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但是，没有人会给这位教授钱。这一学术成果一旦公布，就是全社会共享的资源。这种开源（Open Source，开放源码），就是软件项目上的公共协作，在美国不光在学术界，在很多领域都是广泛使用的，包括无人机技术。无人机做到今天各种的飞控，甚至协同，算法其实都是开源的。
美国TED的负责人克里斯·安德森，也提出来一个理论，叫作“群体加速的创新”：如果每个人的创新都可以共享，而且可以辅用，最后这个创新一定会越来越快，因为每个人都会跟人比，要在别人的创新技术上往前再走一步。
但是很不幸，这个理论有一个问题，它是没壁垒的。你发展得快，我可以比你更快，所以今天你看似领先，明天可能就会被我超越，因为你领先的所有东西我都可以学走。
开放式创新
有一本畅销书叫《异类》，它的核心理论是一万小时理论。就是说，任何一个人要成为专家都要花一万小时的时间。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是1955年出生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崛起的时候，他们正好积累了一万小时的经验，所以他们是最专业的人，未来就很辉煌、很成功。但是，现在一万小时理论有点失灵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我管这些人叫over qualified，就是过于合格了。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在海外投项目会请律师，虽然律师都有专攻，有些只做企业的案子，有些只做投资的案子，我们去找懂投资的律师就行了，但是，没有一个做投资案子的律师是只懂投资的，他一定学过《民法》《刑法》等。
我们毕业后出来工作，往往只能用到我们学习的知识的十分之一，有些人甚至十分之一都用不到，其他东西是不是白学了呢？现在看起来不是，因为其他东西都是积累，相当于你已经积累了9000小时，等到一个新的突破出来，你不是从零开始学，只需要补上最后的1000小时，甚至100小时的功课就行了。
1000小时有多久？一天如果学8小时的话，就是125天，也就是4个月。所以，这种开放式创新，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这些领域，一个企业做出突破来能比别人领先多久？其实也就是4个月。所以，别看DeepMind的AlphaGo战胜李世石有多么拽，它可能比中国人就领先4个月。
带来的问题就是竞争过于残酷了。这一点，我们在中国也能看到。我们都认为IT是一个知识含量很高的工作，但是我们又把IT从业者叫作码农或者IT民工，为什么？因为知识含量再高，壁垒不够的时候，薪水也会下降，何况现在几乎人人都是over qualified——过度合格了，一旦一个新知识上来，大家都会迅速涌入这个领域。所以我预期，这几个开放领域都会特别热，这个热度会造成这几个领域的专家数量极度膨胀。
在AlphaGo战胜李世石之前，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很窄的领域，全球称得上专家的人应该不过1000人，但是由于有了这种轰动效应，我认为三五年之内这个领域的专家会扩大到百万级的人数。可以想象，竞争增加了上千倍，企业是很难生存的。当然，一定也有胜出者，因为越困难的环境越锻炼人，最后的胜出者可能更厉害。
这尤其适用于现在这些软件及开源项目，包括很时髦的项目。综上所述，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有专利壁垒的，一个是没有专利壁垒的，但是总的格局都是开放式的。不像以前那样全部在公司内部搞，都是跟人大量协作的，所以我们统一称其为“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的两个特点
其实，开放式创新的作用不光是速度加快了，速度加快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说社会进入了一个指数级增长期。这个指数级增长期不是今天才进入的，其实从工业革命时期就进入了。指数级增长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点上往前看一定是平的，因为前面一定比你差很多，往后面看一定是陡的，因为会越来越快。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指数级增长这个曲线上，任何一个点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未来一定比现在好，过去一定是坏的，所以我们是在中间位置。这是开放式创新第一个特点，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快。
第二个特点，同时有很多其他的特质造成未来越来越快，一个特质就是协同越来越强，而且协同的复杂度越来越高。
举个例子，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简称NASA）十几年前发现自己举一国之力去搞航天飞机都搞不定，因为美国航空航天局最开始是希望把航天飞机做得像波音747一样，每天起降一次。后来，发现只能做到每年起降一次，每隔5年还要摔一架，后来受不了了，干脆开放掉。开放以后，一批民间航空公司就起来了，现在最出名的就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它的主营业务就是运载火箭。SpaceX有一个弱点，就是它的运载火箭不适合载人，因为人在上面会很不舒服。所以，有很多公司就去研究载人飞行器，像小航天飞机一样飞上天。
美国航空航天局都搞不成航天飞机，可见里面有多么精密。但是，我们投了一家公司，今年就会试飞。这家公司有多少人呢？110人。110人怎么搞得成这么复杂的东西？道理很简单，大量协同。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就明白了它的协同复杂度到了什么程度。他说，航天飞机的起落架不能用普通民航机的起落架设计，因为民航的起落架是侧收，就是向里收或者是向前收的。向前收的好处是：下降的时候，一旦起落架打开不完善，还可以通过摩擦力把起落架向后拉直，这样就能够把它完全打开了。但是，战斗机不行，因为战斗机速度太快了，向前收是收不上去的，只能向后收。航天飞机和战斗机一样速度快，也只能向后收，所以起落架就得找战斗机起落架的设计公司。真有这样的公司吗？真有。美国有一家公司只干一件事，就是设计战斗机的起落架。就得有做得这么细的协同伙伴，才能把航天飞机攒出来。要不然，每个领域都要自己摸成专家，估计100年后也搞不出来。
现在看起来，复杂协同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协同性越来越复杂，搞一个产品，协作的单位就会越来越多，不像以前全是自己搞或者找一两家合作，现在10家、8家公司一起协同搞一个东西特别正常。
这个特点带来一个要求，也是现在美国的一个创业趋势，这个创业叫作“城市化趋势”，就是大城市的创业者多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协同很复杂，就要多家都凑在一起。如果是在硅谷，那么这几家公司要碰个头就特别难，更别说堵车堵得很厉害了，这件事就很难办。但是，你如果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或者波士顿，这件事就很好办，因为人群密度大，协同办公式的场所越来越普及。
协同办公的好处并不仅仅是省了办公费用，而是大量的公司可以直接到办公场所的会议室开会。一碰头，就开始协同研发了。从这一点上来讲，协作的深度就大大增加了。
人类历史中，协作的深度一直是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协作水平越低，文化程度就越低。今天，我们无疑是又进入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协作。过去的协作基本上都以贸易为主，我给你钱，你给我东西，它的长期性不够。未来的协作都是研发的协作，甚至大家要在一起干好几年，才能搞出东西来。这个难度就大了很多，但是基本上已经在克服的过程中了。
中国式创新的挑战
中国式创新既有挑战，也有机会。挑战就是我们对创新的理解不够，我们以为创新就是拍脑门，以为创新就是多出几个乔布斯。为什么是乔布斯？乔布斯有点子呀！其实不是这样的。
《科学美国人》杂志两年前刊登过一个长篇文章，专门对全球创新做了分析。我到现在还经常引用那篇文章里的话。我们以为创新只是少数人脑子中的灵光一现，实际上，创新是各个复杂单位的高度协同。创新的核心是协同，而不是拍脑门。协同要求各个小的细分单位都有优秀者，优秀者把积木搭起来，就会出现好多创新。这实际上是协作，是一个网络结构的协作。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协作主导者是谁？就是完成创新核心步骤的那家公司，它是要把科技固化成产品的。不管是有专利式的创新还是开放式的创新，都要走完这一步，都要把科研成果转换成用户能够使用的商品，不管它是硬的还是软的。
产品化往往是协同的结果，但是产品化的主导者是谁？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他们的核心就是把一个科技发明转化成产品。我们甚至可以推算出这样的企业和这样的企业家的数量。
我曾经用美国的数据做了一个完整统计。美国政府为企业界研发投入费用是从1981年开始的，在这之前数额不大，就没统计。顺便说一句，企业研发的费用在中国无法统计，因为我们以为科研就是高校对接生产，所以我们去统计每年中国的科研费用，但是美国的经验表明，科研和生产是对接不上的，这中间缺少一个产品化的过程。产品化需要5～8年和上千万的投入，没有这个步骤是实现不了的，迄今为止我没见到过例外。
中国这块是缺失的，但是美国是有明确数据统计的：1981年，企业界的研发投入是500亿美元，到了2013年突破了3000亿美元，而且从这个变化里能看出来谁是主力。我一开始就说小企业是主力，现在证据来了。
1981年，大于2.5万人的企业占企业研发成本总投入的70%，他们是主力，小于500人的企业是微乎其微的，在这里面占了不到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2013年，变成了大于2.5万人的企业在整个产业研发投入里面的比重从原来的70%缩到了35%，缩至原来的一半。增长最快的是底下少于500人的企业，从1981年的不到5%涨到了20%。20%是什么概念？现在总共是300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基金，20%就是600亿美元，这就是被少于500人的小企业每年花掉的研发费用。
这种少于500人的企业花那么多钱做研发，基本上可以确认它就是一个研发型企业。这种企业没有别的收入，就是一门心思用5～8年的时间花上千万将科研转化成产品。产品成功，它就成功了，转化不成就死掉了。这些企业大多数都是风险投资支持的。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个计算，1000万美元的收入，5～8年的时间，那么每家公司每年的花费差不多就是200万美元，甚至更高。用600亿美元除以200万美元就得出这种企业的数量了，3万家。就是说，3万家公司拿到了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专利，它们的任务就是希望在5～8年里把这些专利做成最先进的产品推进市场。当然，失败率会很高，可能只有百分之一、十分之一的胜出机会，但胜出者无疑都是最优秀的，无疑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世界500强，因为下一个巨大的跨国企业会改变它所在产业的格局。
这也就意味着，市场上不只3万家创业公司，不只3万个好的CEO，不只3万个好的创业者。这几万个优秀CEO有足够好的信用、有足够好的经验，都在干转化的事。
而中国这个人群整体缺失，中国高校的科研出不来，企业不知道怎么把科研产品化。我们的政府虽然鼓励高校教授创业，但是产品化这件事是企业经营，需要个好的CEO。CEO和科学家的素质是不同的，所以，要求一个教授创业，又要懂研发，又要懂企业管理。理论上讲有可能，但实际上成功率会很低，因为两种能力集于一身的牛人实在太罕见了，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数量极少。
所以，美国并不是这么干的。很多人跟我开玩笑说，乔布斯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信佛，所以他怎么怎么样厉害。我说：“你知道吗？乔布斯生前一分善款都没捐过，你听说过信佛的人一分钱都不捐的吗？”乔布斯伟大并不是在信仰上，而是伟大在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善于把最前沿的科技整合到自己的产品里，然后推向市场，使得一个科技进入市场的速度大大加快，造福社会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这3万名做产品转化的企业家的典型代表。这些人懂科技，但他们不是自己去搞科技，不是科学家，只是最善于用科技。
打个比方，坦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人发明的。我们都听说过“凡尔登绞肉机”的故事。英军当时在打阵地战，希望阵地的某个点被突破的时候，坦克可以冲上去，把被突破的点堵住，避免造成整个阵地的崩溃。所以，坦克是防御用的，而且数量极少。
那时候的战术是骑兵正面冲锋，后来有了马克辛机关枪，骑兵冲锋这个战术就终结了。到了“二战”，德国人发现坦克能够抗御敌人的机枪子弹，所以坦克又来到正面冲锋这个战场上来。在战争中，科技往往是被使用得最淋漓尽致的。
我们可以用战争来类比商业，商业应该是二者的结合。要用最好的科技，用科技形成坦克。但是，不是纯科技就有用的，要用适应科技的所谓商业模式、战略战术来做调整，使得科技的能力被放到最大化。
科技是高效的发明，但是科技的能力如何最大化，这个就是CEO的贡献。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研发出坦克的人，但他们是能研究出闪电战的人。
但是别忘了，我们中国人鼓吹了半天业务模式，如果失掉了坦克这个前提，打闪电战无异于拿骑兵对着马克辛机关枪去冲锋。所以，我们有闪电战特别好，但是如果我们还能抓住科技，那就真的比科技发明人还有优势了。
中国式创新的机会
再举一个乔布斯的例子，乔布斯的成功始于iPod音乐播放器。当时，乔布斯有一个构想，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音乐曲库搁在兜里，能随身携带，想听什么就听什么。而不应该是当时的惯常做法，当时是买一个MP3，里面可以装10首歌，我的曲库还在我的电脑里，我想听什么还要导出来。他认为这是不对的。
这就是一个闪电战的想法，关键是还要有坦克。所以，乔布斯到处去找，一个能装得进兜里，又能装1000首歌的小玩意，可惜美国没有。他一直找到日本，东芝研制出了一个3.5英寸的高密度硬盘。
当时，东芝研制出这个东西后像英国人搞出来坦克一样很尴尬，因为这个东西比MP3需要的存储量大很多，却又比一台电脑需要的存储量要小，所以两头都没市场：电脑不用它当硬盘，MP3也不用它当硬盘。这时候，被乔布斯看中了，这正好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就直接买断货了，让东芝以后所有的商品全供给苹果。等到iPod在全球大行其道以后，他直接花钱把对方的专利买回来了。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企业家，是一个懂得基于科技做闪电战的人，你可以借助你的市场优势反过来对科技实现控制。说白了，就是你能把坦克的专利买下来。
这就是中国的危险带来的另一个机会，我们的危险是没有这群人才把科技产品化。那么，我们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有市场，我们有钱。阿里巴巴的上市在全球给中国做了一个活广告。以前，我们在海外做投资，别人首先会问：“您是什么基金？给我看一下您的背景，有钱没钱？”自从阿里巴巴上市以后，我们只要说我们是中国基金，就没人再问这些了，都知道中国人有钱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制造能力。现在，有很多的流行谬误，比如日本的马桶盖特别好，可是马桶盖支撑得了国民经济吗？德国人工业4.0特别好，为什么iPhone不在德国做，却选择在中国做呢？因为我们的制造能力是世界最优的。
有人会说：“不对呀，你看中国有那么多假冒伪劣产品。”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中国能不能造得好？能。那些造假者想不想造好？不想，因为造好很贵。所以，中国在能力上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不是世界第一，而是世界唯一具有大规模的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能力的国家。大规模的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德国有，韩国有，日本也有，但是它们不对外开放，这就是为什么iPhone只能到中国造。中国沿海有一大堆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就是专门开放给第三方做大规模制造的。
这个能力其实不简单，很多跨国企业是没有的。内部协调可以，对外它没法做，因为它不会，更别说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了。美国人自己在作坊里能鼓捣出特别复杂，但是不能大规模制造的产品。
《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有句名言：“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这也是现在硅谷的问题之一，它喜欢轻模式，喜欢投完了以后迅速膨胀，最起码投涨1000倍。硅谷的VC风险投资分析排行榜有一个特点，排名靠前的企业不是投赢的企业多，而是投中了那几个最大的企业。你只要投中了Facebook，就算其他投资都失败，在硅谷的VC里仍会排第一。
他们追求的并不是知识产业，而是能投中Facebook就中奖。这种时候，他们会重软轻硬，因为软的成长速度快，成为Facebook的机会更大，所以美国的硬件企业日子不好过。
我在美国跟客户交流的时候说：“我们真投了飞行汽车公司，但是我们只是投资人。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把它介绍给吉利的董事长李书福，见面谈了两个小时。”这时，中国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第一个优势，大规模制造对中国不是事儿。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美国人也有，但是大规模就不行。这家公司很优秀，它在自己的作坊里造了两辆车，已经在天上飞过无数次了，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两张牌照的公司：它的车可以随时开上公路，也可以随时开进机场；把翅膀放下来，跟塔台一联系就可以起飞，因为它还有飞行牌照。但是，它只造出来两辆，造不出两千辆、两万辆来，因为量产需要很多钱，而且需要技能，这个我们中国人才有的技能：中国人觉得这件事很容易，而对方又有先进科技，正好可以对接得上。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我们的经济是快速发展起来的。其间，我们对环境的适应和迅速反应的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吉利跟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一周之内，负责投资的高级副总裁就带着团队去考察美国企业了。一个月之内就签了投资合同，2016年春节前后第二笔投资就到位了。
制造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优势
我们往往会去贬低制造业，过去有个“微笑曲线”，似乎研发端是好样的，营销顾客端是好样的，制造业最不值钱。但是，前提是什么？我认为一个东西值不值钱，要看它在产业链里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控制力。如果你是唯一的，你就值钱。比如，当初的Windows，这个电脑操作系统为什么值钱？因为软件有一堆、硬件有一堆，只有Windows是唯一的，唯一性就决定了赚不赚钱。
当初，这个“微笑曲线”的提出，是因为PC机刚开始量产的时候，台湾人蜂拥而上搞第三方代工。他们窝里斗，谁来找，他们都做，而且代工的技术含量又不够高，造成他们不值钱了。并不是说制造真的不值钱，有唯一性的制造业还是值钱的。
这个唯一性体现在哪儿呢？不是体现在传统大企业的制造，比如帮东芝代工，那不值钱，因为东芝自己能设厂。它体现在为创新者代工上，比如美国新搞出来一个产品，这个产品谁能帮它造？你找大公司都没戏，找谁呢？这帮人都会找到深圳去。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Kickstarter现在是时尚产品的发布地，最牛的产品都会直接用这种众筹的方式发布。Kickstarter现在形成了一种新模式，就是我先有个想法，然后拍成一个视频放在上面众筹。拿到钱了，立刻直奔深圳找人生产。这说明什么？说明只有中国能够制造，尤其是复杂的产品。比如Terrafugia飞行汽车，你想到美国设一个汽车厂，根本没戏。只有在中国，找个汽车厂改改就能帮你生产了。
大规模的制造能力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尤其是针对第三方的、开放的大规模制造能力真的是不容易。现在，全世界企业都往中国跑。就我知道的扎到深圳的美国创新者就有一堆，因为真要实现量产，不到深圳几乎不可能实现。
包括3D机器人公司，就是号称做无人机最领先的公司。前一阵子，这家公司宣布破产了。创始人克里斯·安德森很诚实地说：“我破产的原因很简单，我干不过大疆。”
为什么“干不过大疆”？这是一个开源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到世界领先，往往也和世界第二或跟随者差不了4～6个月。我曾经拜访过华为，他们说：“我们在全球的通信研发领域都有跟踪。一旦发现别人有什么突破，我们会立刻派兵去攻占。所以，我们和世界前沿的时间差永远不会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我一定做得出来。”
这和我们评估的所谓从一万个小时理论变成一千个小时的理论差不多，就是4～6个月。这看似有点优势，但实在太短了，落实到制造上，就不是4～6个月能解决的问题了，就是一年半、两年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虽然美国人可能在开源领域领跑我们4～6个月，但一到设厂的环节就会比我们晚一年半、两年，加到一起我们会后发先至。他们实际上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所以，他们跟我们合作是强强联手，把他们的研发优势和我们的制造优势结合。如果不合作，指不定谁赢谁呢。这种时候，你就会知道制造是我们的一个大优势了，千万不要忽略。
其实，全世界的经济规则都是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只要不断地往外卖东西，经济就会发达。美国过去经济为什么那么好？虽然对中国来说，中国卖给它的很多，但是对全世界来说，它卖给全世界的更多。它的软件、影视都是往全世界卖，就是把全世界的钱带到本国来，本国的经济当然就好。
中国也是一样，过去30年，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制造业不断往全世界卖东西。现在，很多人说，我们需要靠拉动内需来补足，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的部分。如果我们的制造业不能振兴，内需一定也拉不起来。
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的制造业不灵，它也想提振内需，老百姓也想买东西，可是兜里没钱呀。厂子也没有，生产不出来，还得从国外进口，更贵。印度也有像阿里巴巴一样的电商，但是它的估值连阿里巴巴的1%都不到，就是因为印度以硬件制造为核心的产业没有形成。
中国现在讲“双创”，鼓励创业、创新，鼓励海归回来创业，鼓励科技人员创业。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最该鼓励的是我们的制造业如何和世界先进科技结合，实现下一次升级。
我们的制造业如果能和世界最前沿的科技结合，我们的制造业也一定是最好的。而且，这一轮结合和以前不一样，以前的结合是和世界500强谈，人家在你这里设厂就不错了，是政府要求必须设厂，这种时候肯定只能赚到一点代工费。
现在，它们都是一些小企业，不光需要你的制造能力，还需要你的市场、你的投资。你三位一体跟它合作的话，你至少是它的二股东，甚至一不小心还会变成大股东。所以，这种时候获取的利益和在这个产业中的控制力是远远高于以前的。而且，这种操作是完全市场化的，不违背任何WTO原则。我们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光明正大地帮助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实现科技突破。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光荣。
从一些细节上去挑理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有人说，中国人连圆珠笔尖都生产不出来。我不认为它是关键产业，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本来就是互相供货的。你要说有些东西是中国人生产不出来的，还有更多东西是老外生产不出来的呢。大家本来就是共存的，从一个点上去说我有你没有，是没有说服力的。
从整体上讲，中国是有掌控力的。比如前面举的那个例子，那么多电子产业的美国人要跑到深圳来，不管是做可穿戴设备的，还是做手机的，只要是做复杂点的电子产品的，通通都往中国跑。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能制造。我不认为制造iPhone需要的精度比圆珠笔尖要差。这种东西中国人都能制造，为什么做不出来圆珠笔尖？只能说明一点，可能那不值得我们制造，因为一个技术不够高的时候，一定会流向相对便宜的地方，我们留下的其实是技术水平最高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去客观地看，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森林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相当强大。
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似乎当不了创新的原创者就不过瘾，就代表你不够强，所以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自主创新。薛兆丰老师有一句话：“创新就是个技能。”你听说过自主创新，听说过自主物理和自主数学吗？听说过自主游泳吗？因为创新是个技能，能掌握就是好样的，至于从哪儿掌握，当然是从最先进的地方学来。
我们的制造业到今天有优势，也是因为我们跟世界500强学的。世界500强的制造技术无疑是最好的，我们学完了以后又加上一个开放性，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因为世界500强当时不够开放，是被逼着把技术转让给了我们，被逼着教我们怎么开放的。结果没想到，我们变成世界最好的了。
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和世界最先进的科研企业、研发企业学习，把研发也通过学习达到世界最好，变成全球创新最领先的呢？这种自主、不自主，我觉得只是个过程，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就是好样的，这时候没有必要追求结果。
不需要每个部分都创新
现在，整个创新产业链是个复杂结构，不代表每一部分都要创新。比如，一辆车好不好，要衡量发动机的转速、衡量它的输出功率，你不能方向盘也衡量转速、输出功率，后视镜也衡量速度，对不对？它们各自的指标是不同的，而绝大多数时候它是以配合为主，并不需要自己有多么新。
所以我说，一个创新的产业链里绝大部分其实不新。有人承担创新，有人承担协同，有人承担广告，有人承担渠道，有人承担生产。不是每个部分都需要创新，每个部分都创新反倒坏了，因为整个系统就构建不成了，整个创新就乱了。
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以后，除了带动科技发展，让欧洲、美国致富以外，中东也致富了。中东创新吗？不创新，但它有石油，石油是整个科技工业革命很重要的一种能源。所以，独特性是第一位的，只要你有，别人没有，你就会赚大钱。现在，中东的地位有些动摇了，因为俄罗斯也有石油，很多非洲国家也有大量石油出口了，中东就被削弱了。
我认为这一轮的科技革命也有类似的特质，我们要衡量的是，哪个产业链的哪个环节能够被中国人实施强大的控制。一旦我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