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除了你自己，没人靠得住
拿破仑三世无论是打俄国，还是跟德国博弈，都被这种情绪性的东西迷住了双眼，他无法把每一次胜利都转化为自己的政治优势和国家的政治利益。正如几十年后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评价：“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这就是拿破仑三世执政20年，给历史留下的经验。
01 别被过去绑架：拿破仑三世
这几年有一个词很热，就是“大国崛起”。这是多好的一个词，听着就高兴，可是当我们历史读得多了，心就会凉掉半截。为什么？因为自从全球秩序建立起来之后，老二挑战老大完成大国崛起的好像还没有先例。
有人说，美国挑战英国，接过霸主地位，这不是先例吗？这还真不能算一个典型的挑战，因为大部分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人家是一个文化谱系里的，他们之间继承的意味远远大于挑战的意味。
也有人说只要老二跟老大搞好关系，跟着老大的战略走，一定就有好果子吃，一定就能顺理成章地完成大国崛起。其实也未必。我下面要讲的就是一个例子。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小王子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赫赫有名，他叫拿破仑三世，法国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来变成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这个人跟我们熟知的拿破仑一世是侄子和伯父的关系，他爸是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被封在荷兰当国王，所以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出生于1808年，那一年是什么情况？
拿破仑一世是1799年上台的，1804年被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一直到1812年被俄国打败，他才算遭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失败。所以，1808年正好是他如日中天的时代。
我们要理解拿破仑三世这个人物，可以参照一下《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府因为宫里有人，所以贾宝玉每天过着奢靡的贵公子生活。拿破仑三世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也差不多，可是好日子并不长。1815年他的伯父拿破仑复辟，但三个月之后就兵败滑铁卢，然后再次被流放，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百日王朝”。
我们要知道，拿破仑两次被流放，境遇是不一样的。第一次他是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厄尔巴岛在地中海，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岛，仅次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而且厄尔巴岛距离科西嘉岛非常近，基本上算是拿破仑的半个故乡，气候非常好，水草也很丰美，现在还是意大利的度假胜地。
在当时，表面上拿破仑是被流放了，其实是拿破仑跟当时的欧洲列强——反法联盟签订了一个《枫丹白露条约》，约定拿破仑必须退位，但是欧洲列强们得给他一些好处：
第一，拿破仑终身保留皇帝称号，还可以保留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和一些官员。所以，拿破仑到厄尔巴岛相当于是去当个小领主。
第二，反法联盟每年要给拿破仑200万法郎的津贴。这就相当于给了他一笔养老金。
所以，对拿破仑来说，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这个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可是1815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次他是被英国人押送去的，流放地叫圣赫勒拿岛。这个岛是南大西洋当中的一个小岛，是当时英国的殖民地，根本就无人居住。而且这个岛距离法国本土可以说是“每依北斗望京华”，拿破仑在这个岛上面的生活非常糟糕，据说他临死的时候要求喝一杯咖啡，居然都没有得到满足。这次他能带什么人去呢？一个医生、三个官员、十几个仆人，大概就这些。这三个官员中有一个据说还是因为躲债不得不去的。所以，拿破仑家族实际上在1815年就彻底败落了。
流离失所的“四有青年”
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拿破仑三世，他当时还只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就不得不跟着他的母亲在欧洲流亡。可是，欧洲什么地方能容得下他们呢？神圣同盟的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肯定是去不了的；西班牙、荷兰这些被拿破仑祸害过的国家，他们当然也去不了。想来想去，他的母亲决定带着他去日内瓦，因为她在那里有套房产。但是，当地政府也不敢收留他们，让他们赶紧走。最后，母子俩辗转流离于瑞士、德国边境和意大利。
总而言之，小拿破仑的成长历程很不容易，而且他和“四有”青年（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形象很相符。
首先，他非常有文化。拿破仑一世的那套理想被他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不仅是武功，也包括文治。拿破仑三世长大之后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他后来在坐牢的时候，还写过电磁学以及如何开通运河的著作。此外，他还整理了拿破仑一世和凯撒的文集，是一个勤于写作、笔耕不辍的文人。
其次，他很有理想。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年纪轻轻就跟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分子，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烧炭党”，搞在了一起，据说还参加过他们的起义。在他的执政理念中，能够清晰地看到理想主义的色彩。
第三，他也是一个很有道德的年轻人。只有最后一条“有纪律”不太符合，他不太有纪律，因为他老惦记着要恢复拿破仑家族的光荣。我看了拿破仑三世的传记之后，感觉他就像是一台3D打印机，从历史中下载了拿破仑一世的数据，然后总想把拿破仑一世的荣光和文治武功再复制出来。这就是拿破仑三世的梦想，这是一直扎在他心中的一根刺。
据拿破仑三世说，他小时候，伯父拿破仑当着很多将军的面抱过他，说：“你们也抱抱这个孩子吧，没准儿他就是我们家族未来的继承者。”不知此事是真是假，反正拿破仑三世总是这么说，而且此事确实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
1848年法国爆发了一场大革命，把国王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立即从英国赶回法国，跟朋友说：“我现在要回到法国，重新统治法国人民，他们在召唤我。”他表妹把他当成了神经病。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去了，而且居然成功了。
他人生的前几十年就是在不断地组织起义，反复被流放，反复被关押。1840年8月，他在布洛涅发动军事起义，失败后被法国政府判了终身监禁。但他找到了革命同志帮忙，六年后成功越狱，出逃英国。
其中最有趣的一次，就是他想模仿拿破仑一世复辟的那一次。
1815年，拿破仑一世带着1050名士兵，坐着六艘小船从戛纳一登陆，就大肆宣称：“被流放的拿破仑回来了！”军官下令让士兵冲他开枪。拿破仑就敞开胸口，说：“你们开枪啊！”可没有一个士兵肯向他开枪。于是拿破仑神话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从戛纳传到了巴黎，因为太多底层民众包括底层士兵都拥护他，所以他成功了。
拿破仑三世也想照猫画虎地表演一回，但很可惜没有成功——他上岸之后正准备发表演说的时候，很多人表示反对，他不得不开枪去镇压。
总而言之，他是个倾尽一生精力想要恢复拿破仑家族荣光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人，既没有军队的支持，也没有太大的名望，怎么能一下子在1848年当上总统，然后又在四年之后的1852年当上了皇帝呢？这个突然的大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
登上帝位
拿破仑三世像变魔术一样，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得了如此辉煌的、从社会底层直达顶峰的一个历程，可见这个人还是很牛的，我们必须承认。
1812年拿破仑一世倒台之后，法国经历了两个王朝。一个是波旁复辟王朝，从1814年到1830年，其间除了1815年有3个多月的拿破仑“百日王朝”，其他全是波旁王朝复辟期，由路易十六的两个弟弟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另一个是“七月王朝”，其统治者路易-菲利普原来只是一个贵族，1830年当了国王，1848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又被推翻了。
1848年全欧洲都在闹革命，但是法国的革命闹得最凶，而且法国人在浪漫主义精神的驱动下，决定成立共和国。共和国成立之后，领头的是个大诗人，叫拉马丁。这个人充满了各种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当时他在法国最高当局中死活坚持一件事——普选。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为什么有产者才有选票？咱们既然搞共和制，就要搞彻底，所有成年男子一人一票，投票选举总统。
拉马丁这位大诗人的智商明显有点问题，他在巴黎开沙龙能来一万多人，却是不可能当选总统的。老百姓知道他是谁吗？老百姓连字都不认识。但是，老百姓都认识拿破仑。
这有点像印度的选举，老百姓一听说是甘地，就都把票投给他。可是后来选出来的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甘地家族的人，他们是尼赫鲁家族的。对于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来说，玩普选最后都是这个结果——面对选票上的几个候选人的名字，老百姓一定会挑自己认识名字的那个人，然后把票投给他。
拿破仑三世回国参选总统之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就是一个流放犯，甚至是一个被判了终身监禁的囚犯。但是他参与总统选举时，所有底层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是拿破仑家族的。拿破仑家族曾经给过农民很多好处，也给过工人很多好处，还给法国人民带来过雄踞欧洲大陆的幻觉，大家不投票给他，还能投票给谁呢？所以，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便像闹剧一样开始了，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拿破仑三世最后被选举成了总统。
第二个问题来了，他好好当总统就行，后来怎么又当了皇帝呢？袁世凯在中国没有干成的事，为什么这位先生在短短三四年间就干成了？这又是一个很奇葩的事件。
要解释其中的原因，就得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当时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并未深入人心，只有一朵奇葩盛开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就是美国。在欧洲大陆人看来，美国真的好奇怪，法国人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可以为此佐证。
法国刚开始搞民选共和政府的时候，是有很多问题的。一时间旧秩序彻底垮掉了，新秩序又没建立起来，于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个上台，明天那个上台，国内政局非常混乱。所以，民心思安定，作为法国声望甚高的拿破仑家族的人，拿破仑三世极易获得民众的支持。
另外，这里不得不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个由一帮文人搞起来的共和国，很多政策的制定真是有点愚蠢。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当中有一个症结，这个症结直接导致了它的倒台。这个症结就是，它规定总统只能任职一届，而且只有四年。这不就是逼着当权者动用武力把共和制度干掉吗？所以最后拿破仑三世眼看着任期快到了，就发动了一次政变，直接把议会给关了，改成了养老院。
这时拿破仑三世就已经想当皇帝了，可他还想试试民意，这个时候要夺权是不是正好？怎么办呢？学曹操。曹操想僭位称王，又知道朝中还有很多“汉室忠臣”会反对，于是决定许田围猎，试探一下众臣中哪些忠于皇上，哪些忠于自己。
当然，拿破仑三世可能并不知道曹操是谁。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带着一大堆随从到法国南部巡游，巡游的时候经常对公众发表演讲，然后派自己的马仔在人群中抽冷子喊：“皇帝万岁！皇帝万岁！”先小声喊，如果有人跟进，也喊“皇帝万岁”，那就正中下怀。他走了一大圈之后，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就发表了一场重要的演说，然后回到巴黎，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入城仪式，穿过凯旋门回到皇宫。紧接着，拿破仑三世指使了养老院一个人上来说：“要不您当皇帝好不好？”“哎哟，那怎么可以呢？”反复惺惺作态三回，最后说：“你们都这样了，我也不能辜负大家的心愿。”拿破仑三世就这样当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
拿破仑三世登上帝位以后，至少表面上回到了伯父拿破仑人生曲线的最高点。他竞选总统的时候，拿到了400多万张选票，这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可是他当皇帝的时候，又搞了一次投票，这次竟拿到了700多万张票！所以，他的民众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我在史料当中看到过一个小段子。拿破仑三世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竞选班子跑到警察局去告状，说竞选对手把他们的广告给撕了，太不像话了。警察局局长说：“行行行，我帮你们处理。”然后很客气地把他们送了出来，边走边跟竞选班子的人说：“几张广告不要紧的，拿破仑亲王是一定能够当选的，这件事情没有悬念。”可见当时他的民意基础就已经非常好了，要不然他怎么敢称帝呢？
一时的辉煌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拿破仑三世又做了些什么呢？在他称帝的前几个月，德国有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年轻人，他观察了拿破仑三世前半段的表演后，写了一篇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劈头就讲了一句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了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虽然没机会看到拿破仑三世的下场，但是他已经判断出来，这一定是一出闹剧。
有的人如果能在稍早的时候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对他的评价会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拿破仑三世如果在1870年死了或者退位，那他留给历史的，就是一个高帅富且潇洒无比的背影。
拿破仑三世执政的20年，法兰西的经济发展较快，文化极其繁荣，人民利益也得到大幅保障。法兰西在他的统治下蒸蒸日上，而且在他手里彻底完成了工业革命。
给大家举个例子，普法战争战败之后，不是得赔款吗？当时俾斯麦扒拉小算盘，打了好几吨草稿纸，算出一个数：50亿法郎。这并非是根据德国人受的损失让法国人来赔偿。俾斯麦就是要扼制法国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法国背上50亿法郎这个沉重的负担之后，短期之内肯定恢复不了元气。可是让俾斯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国只用三年就还清了，而且此后的经济继续一路狂奔。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30年后中国人签了《辛丑条约》，要赔4.5亿两白银。中国人当时还不起，就哀求列强用将近40年的时间分期偿还。而50亿法郎相当于7亿两白银！可见两国国力差距有多大。
在文化方面，法国19世纪那些文化天空里的璀璨巨星，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福楼拜，包括印象派的莫奈等人，都是拿破仑三世那个时代的。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空前的文化大繁荣的时代，随便一个贵妇人在法国巴黎开个沙龙，来的都是巨星。
更重要的一点是，拿破仑三世极其重视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拿破仑家族是有这个传统的，他们对底层人民，包括非巴黎的外省农民的利益很是关照。拿破仑三世在坐牢的时候还写过一本书，叫《论贫困》。他一生重要的一个学术研究方向，就是怎么解决贫困问题。
当然，他也给巴黎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他在位的20年间，修建的建筑比此前法国所有帝王修建的都要多，而且他是有整体规划的。拿破仑三世当时改建巴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规划的城市改建。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的那个巨大的下水道，就完成于拿破仑三世时期，从此巴黎的卫生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他还在巴黎修了很多横平竖直的主干大道。我们今天到巴黎去旅游，站在凯旋门极目四望，那几条主干大道基本上都是拿破仑三世修的。这还产生了一个附带的政治后果，就是从此巴黎没有起义了。城市史学家是这么解释的——原来巴黎房子之间的缝隙非常小，全是小巷子，街坊们在门口乘凉，聊着各种对政府的不满，火气特别暴躁的人回屋扔几把椅子出来，然后就在很窄的巷子里筑成街垒，拿起枪就开始跟政府军干，政府也许因此就垮台了。但当拿破仑三世把整个巴黎的街道拓宽之后，巴黎再也没有发生过起义。巴黎公社被镇压下去以后，巴黎的起义传统就算是终结了，这也是城市规划对政治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总而言之，拿破仑三世在他执政的20多年间，法国的内政和国力处于一个清晰的上升态势。
妄念：恢复拿破仑一世时代的荣光
但是，他最后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得回到拿破仑三世心中的那根刺——恢复拿破仑时代的荣光上。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靠着拿破仑家族的声望才获得了如今的名位，可是，他能不能做出符合“拿破仑”这三个字的光荣业绩？
有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哲理：“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当他依靠“拿破仑”这个名字坐上了皇帝宝座之后，他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心思，都必须围绕维护这个皇位的合法性来搏斗。
我们先来看看拿破仑一世时代有什么荣光。
大家都知道，拿破仑一世当了皇帝后，把罗马教皇从罗马接到巴黎，为他举行加冕典礼。可是拿破仑一世等不及老迈的教皇哆哆嗦嗦的慢动作，直接把皇冠抢过来给自己戴上了，然后又把后冠给皇后约瑟芬戴上。他还特意请著名画家大卫画了一幅油画——《拿破仑与约瑟芬皇后加冕礼》来纪念这个瞬间。这是拿破仑一世站到世界之巅的时刻。
拿破仑三世也想这样，但问题是，他距离那个瞬间太遥远了。在此，我必须讲一个题外话，皇帝到底是什么？皇帝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写作“Emperor”。其实在欧洲，皇帝的意思是罗马皇帝，所有在欧洲称帝的人，都算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很显然就分成了两支，一支是东罗马帝国，俄国人就认为自己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沙皇”实际上就是“凯撒”（“凯撒”为罗马和西方一些皇帝习用的头衔）的意思，俄国人认为他们是东正教系统，继承了东罗马帝国这个系统。
另一支则是西罗马帝国系统，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支独大的就是教皇。有一次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打仗时保护了教皇。教皇就想赏他点儿东西，但是又没钱，就说给他一个称号，叫皇帝吧，从此查理曼大帝就成为了罗马教廷的保护者。公元800年，查理曼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号为“罗马人皇帝”。当然，欧洲人的皇帝跟中国人的皇帝概念差得实在太远，它只是一个虚名，意味着是教廷承认的。为什么非要教皇来加冕？就是这个原因，它是神权和世俗政权之间的一个契约。
拿破仑一世之所以觉得当皇帝这一瞬间特别牛，就是因为他用枪用炮直接逼迫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退位，让教皇庇护七世到巴黎来给自己加冕。皇帝这顶帽子我要戴，而且还不容你给我戴，我得抢过来自己戴。
估计拿破仑三世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所以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从此就用尽一生去追求这个瞬间。
很多人在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法国人所有的行为都透露出一种奇葩色彩，都带有一些宗教成分。你理解了拿破仑三世的心态后，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了。
拿破仑三世当了皇帝，法国人民都承认；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教皇不承认，要加冕吗？那就来罗马，我给你加冕。如果拿破仑三世去了罗马，他就不是拿破仑三世了，所以一定得把教皇弄到巴黎来，他也准备抢一把皇冠。但是他又不能得罪教皇，所以拿破仑三世一辈子最殷勤的服务对象就是教皇。教皇就好比他心中的女神，但这女神死活就是不肯嫁给他，不肯屈尊来一趟巴黎。怎么办？
所以，从此法兰西第二帝国所有的海外征战都清晰地打上了宗教色彩，它要扮演所有天主教徒包括耶稣墓地的保护者，但凡触及天主教利益的，它都要冲在第一线。
一开始是跟俄国人较劲。首先，俄国是灭掉拿破仑帝国的欧洲宪兵的主力。更重要的是，俄国人是信东正教的，跟天主教不是一拨的，所以法国就打了一个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是继拿破仑一世发动战争之后，欧洲大陆发生的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因为当时的武器经过了较大的改进，所以战争的残酷性也增加了。虽然俄国败了，却被英国拿到了最大的利益，法国连毛都没沾到一根。但是战争中的死伤者，法国人占了一大半。护士这一职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涌现出来的，可见那场战争有多惨烈。法国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结果却一无所获，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的就是成为伯利恒耶稣墓地的管理者这个权力。法国的征战目的不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的，而是宗教。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证，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一次。英国人是为了利益，英国人从来都是这样；法国人为了什么？还是宗教。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读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人都知道，是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在各国列强欺负中国的那几十年里，有几个“之最”——英国是惨案之最，因为英国人不讲理，特别横；日本杀人最多；俄国侵占中国领土最多；法国什么最多？教案最多。换句话说，它总是借宗教事故和中国老百姓发生冲突，这不是无聊吗？但是法国人就是这样，在那一段时间里，它的国际战略里面飘散着一股宗教的气味。拿破仑三世可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更重要的是，只有教皇为他加冕，他才能像拿破仑一世那样真正走向人生的巅峰。
再举个例子，拿破仑一世时代的美洲战略是很清晰的，扶持美国，把美国养大，然后制衡英国。所以拿破仑一世想都没想，仅以8000万美金的低价就把刚刚攻占的领地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算下来平均一亩地才合几分钱。要知道，路易斯安那可比当时的美国本土面积还要大。而且它不像俄国人卖阿拉斯加，俄国人卖阿拉斯加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后财政崩溃，为了能卖掉阿拉斯加，俄国人还花了10万美金来行贿美国人。
拿破仑一世又不缺钱，他为什么要卖？因为他要为美国的西进扩张腾出道路，助它向太平洋进发，成为一个横跨两洋、可以和“日不落帝国”英国竞争的大帝国，然后美法保持长期友好的小伙伴关系。
美法关系一直非常好，美国的独立革命就是法国人支持的，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手里举着的那个东西，就是法国人送的。美法友谊当时非常好，为什么？就为制衡英国。
可是拿破仑三世为了获得教皇的宠爱，让猪油蒙了心，彻底来了一个美洲政策的大翻盘——他梦想在拉丁美洲，也就是美国以南建立一个天主教大帝国，所以天天在中南美洲，包括墨西哥，搞一些动乱。他是想在南边扶植一个帝国来制衡美国。
这就是格局问题。老拿破仑想的是全球制衡，小拿破仑想的是局部的制衡。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南北战争期间，美国人自己搞分裂，人家是自己家兄弟打架，作为邻居，顶多劝上几句。可是他不，他不仅跟在后头呐喊，还做出一副要帮南方的样子，向南方派出一个大使，还热情地接见了南方联邦派遣来的使节，可是实际的财政资助、军事援助又没给到。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搞得北方也不满意，南方也不满意。南北战争一结束，也就意味着美法两个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蜜月期就此终结。
这件事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了拿破仑三世的性格。当一个人的妄念在心里扎了根之后，就会因为虚荣、犹豫不决、能力不足而得到浇灌，而且会越长越大。拿破仑三世的故事，简洁地说，就是一个要回到拿破仑一世的妄念的种子，长来长去，最后走向了老拿破仑的反面的故事。
死跟英国，远攻近交
历史学家在分析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两个鲜明的外交特点：第一，坚决不跟英国人死磕。我觉得这可能是拿破仑家族的传统，他伯父小的时候就被英国人打得很惨，所以他坚决不跟英国人打仗，而且英国人要打哪儿，我可以跟你去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都是英国人的小跟班。
第二，远攻近交。这跟秦国人远交近攻的策略正好相反。秦国的目标是统一全国，所以对待远一点的国家，比如说齐国，就哥俩好，许诺将来平分天下；近处的赵、魏、韩，秦国就拼命揍。为什么？因为远的国家现在还够不着，跟它把关系搞坏有什么好处？但是拿破仑三世的策略正好相反，越是够不着的地方，他出兵越是一点儿都不犹豫；可越是近的地方，每次发动战争之前他都非常犹豫。
从《拿破仑三世传》的字里行间都能看得到这样的描写，一旦到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他就犹豫，他就想好多天，一旦发现风头不对，就想是不是要撤。包括后来的普法战争，他一到前线，刚开始御驾亲征，发现苗头不对他就要逃跑。如果仅看这两点，你会觉得，第一，他是个胆小鬼，只敢跟着英国人在后面捡点便宜；第二，他是个糊涂蛋，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是如果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只做出这么两个简单的评价，未免也太草率了。稍微一深想，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有这两个奇葩的行为逻辑。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拿破仑三世清晰地知道，他的帝国、他的皇位有一个重大的弱点——没法儿打败仗。因为他是顶着“拿破仑”三个字上的台，法国人认为他是又一个拿破仑，才把他选为总统，然后捧到皇位上。他能打败仗吗？一打败仗，拿破仑的光环立即就会消失。法国人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他没有拿破仑一世的那两下子。紧接着就会质疑：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统治的合法性何在？而他自己在军事上又不是特别有自信，虽然写过几本关于炮兵的小册子，但那又如何？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不是拿破仑一世。
这就是他前面那两个特点形成的原因。为什么死跟英国？因为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记得王朔的小说里有个段子，有一个人站在人群中说：“谁敢惹我？”另一个人回应道：“我敢惹你。”这个人立即改口说：“谁敢惹咱俩？”他跟英国人站在一起，谁还敢惹？就算打了败仗也不丢人，威胁不到他在国内的民意。
为什么远攻近交？打远处对国内政治影响小，打近处只要一打败仗，皇位就堪忧。从拿破仑三世所处的政治格局来考虑，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那一堆事情。
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夕，法国的国际处境已经被他这一套政策搞得恶化到了极点，几个周边的国家全部跟他有了矛盾，而且是不可化解的矛盾。克里米亚战争，他把俄国人欺负了；他还和意大利一起跟奥地利打过仗；英国人也不支持他，英国的大陆政策就是平衡政策，法国、俄国强了，英国就扶持德国。所以不管法国跟英国关系有多好，当他和德国进行博弈的时候，英国人是不会支持他的。
普法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最终垮台的普鲁士的问题。那个时候普鲁士刚刚崛起，处于上升态势，一时人才辈出，俾斯麦、老毛奇这几个人已经准备了很多年要跟法国开战。如果不把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唯一的强权干掉，他们怎么心安？要统一欧洲那些碎了一地的小国王、小帮主，首先就要扫掉法国的权威。
俾斯麦整天都在想，怎么跟法国打这一仗呢？虽然当时法国已经众叛亲离，周边全是仇家，可是以什么名义打这一仗呢？据俾斯麦的回忆录记述，他早就说：“跟法国的战争大概五年内就要爆发。”普法战争爆发的前两年，他又说：“应该在两年内就会爆发。”可见俾斯麦的政治嗅觉非常敏锐。
普鲁士人这么说的时候，已经做足了准备。当时普鲁士创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参谋部制度；再加上为了打普法战争，它的铁路都是按照运士兵的要求修建的，当时普鲁士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铁路系统。而法国根本没做任何准备。所以普法战争的结果几乎没有悬念。
拿破仑三世当时已经到了这个处境——一方面要把面子撑得大大的，我在欧洲打遍天下无敌手，谁没被我欺负过？俄国、奥地利、意大利我都欺负过了，普鲁士算什么？他表面上装成这样，可是他心里又知道，根本就打不赢这场仗。
普法战争是谁先挑起来的？是拿破仑三世先宣的战。可是，宣战之后，前线部队没法集结，因为没有任何完整的军事计划，军需根本供应不上。可是他又不能认怂，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好像捏死普鲁士就像捏死个臭虫一样。
当时拿破仑三世讲了几句狠话：“德国一定不能统一，德国要是统一了，我们的大炮就将自动发射。”世界上第一款自动大炮就是他研发的。他还说：“我们这次去打普鲁士，其实就是一次军事散步，我们要去柏林进行一次散步。”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即使我们不是战略家，不是军事家，也知道谁赢谁输。
开战之前，俾斯麦一直在想怎么让法国人先打起来，他知道法国虚骄的民意已经起来了，所以就从民意上下手。终于，这一天到了。
由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意见不合——1870年7月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一个亲戚应西班牙政府之邀，去西班牙继承王位。可拿破仑三世担心普西联合起来之后实力大增，对法国不利，所以极力反对。普鲁士国王一看，就说：“那西班牙王位我们不要了。”
但拿破仑三世还不满意，他派了一个大使到普鲁士去，要求他们写一个字据。普鲁士国王一看，这也太欺负人了，就拟了封电报：“这件事我知道了，你不必派大使来了，这件事不办了！”他把这封电报拍给俾斯麦，让俾斯麦按这个意思回复法国人。
俾斯麦当时正在吃晚饭，旁边是总参谋长老毛奇，还有国防部部长。俾斯麦就问他俩：“咱们干吗？”估计那俩人说的是：“干。”然后俾斯麦就回到书房将这封电报给缩写了，但是没改字，大概意思变成：“法国大使不要来了，这件事以后不用谈了。”然后直接在报纸上发表了。
他最蔫坏的地方是，特意挑了7月14日这一天来发表，这一天是法国的国庆日。法国民众正在广场上聚集庆祝，一看到报纸上这封电报，激昂的战争热情就被点燃起来了，怒称要杀到柏林去。拿破仑三世这个时候除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莱茵河去打柏林，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他是拿破仑，他不能怂。讲了一堆狠话之后，他御驾亲征了。
但是，他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浑身疼痛，得靠吃鸦片来镇痛，骑一会儿马就得下来休息一会儿，心情灰败得一塌糊涂。他心里很清楚，此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他到了前线并没有去鼓舞士气，而是跟所有的老朋友一一握别，充满了失败的情绪。但凡有万分之一打胜仗的可能，他的表现都不可能会是这样。
开战之后，他一看形势不对，立即准备逃回巴黎。拿破仑三世的老婆欧仁妮皇后此时正在巴黎摄政，欧仁妮皇后既漂亮又能干，当时是欧洲的两大美人之一，跟西班牙的茜茜公主齐名，她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曾经三次摄政。欧仁妮就写信对他说：“你还是别回来了，你一回来就意味着皇帝临阵脱逃，巴黎就得起义，我们就得完蛋。”两次写信劝他不要回来。
从这两封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皇朝天生的软肋在哪里。拿破仑三世不能让国内民众知道，他打了败仗或者要打败仗。拿破仑三世后来之所以被敌人在军中活捉，就是这个原因，他没法回去，回去也是个死。
历史终于走到了1871年9月1日这一天。普鲁士大军把山坳中的小城色当如铁桶一般团团包围。普鲁士的大炮那天早上向城内轰了几下之后，听到了几声法军的惨叫，过了一会儿，降书就送到了。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国王说：“我亲爱的兄弟，我没死在军中，我把我的佩剑赠送给你。”
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这么垮掉了，拿破仑三世带着他的家属又在英国的伦敦苟延残喘了一年，然后这个可怜的老人就带着拿破仑家族最后的辉煌走入了历史。
陷入情势与虚荣的牢笼
这就是我要讲的主体故事，为什么讲？因为我们在大国崛起。一方面，我们在跟老大的博弈当中，已经呈现出非常好的战略态势。但是拿破仑三世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这也是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评论拿破仑三世的时候，对他的致命缺陷的一句风评：“拿破仑三世永远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虚荣、历史的仇恨和意识形态的热情与国家实际的战略利益的关系。”
拿破仑三世无论是打俄国，还是跟德国博弈，都被这种情绪性的东西迷住了双眼，他无法把每一次胜利都转化为自己的政治优势和国家的政治利益。正如几十年后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评价：“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这就是拿破仑三世执政20年，给历史留下的经验。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曹孟德和刘玄德煮酒论英雄的历史情景。曹孟德问刘玄德：“你跟我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刘玄德想了想，说：“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说到这儿，我们会想到拿破仑三世，同样地，他门第很好，有光荣的历史传统，门下有很多的能人异士，当时的政治态势很好。
可是我们再来听听曹操的判断：“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一个看似英雄的人，历史却会证明他“非英雄也”。
02 换个姿势奔跑：卢梭
读书考学是人生的登天之梯，这个观念打小就在我心里根深蒂固了。我父母特别有先见之明，大概在我三四岁刚记事的时候，他们就天天在我耳朵边念叨，你得先考取个本地最好的中学，这算是中了秀才；然后得考取个大学，这算中了举人；接下来还有进士，现在叫研究生，那时才算踏上整个社会的登天之梯，也就是到了金字塔顶端的小房间。
但是，你不要以为到这个小房间就完事了，小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保险箱，它的名字叫博士，打开这个保险箱才算是人上人。可是这个保险箱里面还有一个小珠宝盒子，打开它才叫珠光宝气，它叫博士后。
前半生，我基本上就是按照父母告诉我的这条路，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们这代人想脱离原来生活的小城市和乡村，除了这一条登天之梯，也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
我一直到前年（2011年）才拿到博士文凭。记得那天给我老爹打电话，说我拿到博士文凭了。老爹说：“赶紧送来让我看看！”我给他送去后，老爹拿着那个文凭，老泪纵横地说道：“终于把儿子培养成才了！”
我站在旁边，觉得他那时候的表情很荒诞，心想：“这东西有这么重要吗？博士现在都快车载斗量了，你干吗还这么重视？”我其他的荣誉、成就，在他眼里好像都不算什么，挣一万块钱也不过是一万块钱，博士文凭才是真才实学的标志。
其实，不只是老一代人，即使年轻一代也有这样的情结，虽然自己不愿意去读博士，认为太苦。但是如果对方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印着“Doctor”，不是大夫而是博士，自己还是会肃然起敬。
博士们的生存现状分析
现在我们来做一件煞风景的事情，帮大家还原一下如今真实的博士生活，了解一下读书人的旧活法是什么样的。
先说理工科，理工科博士相对来说处境比较好，但是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就是给导师打工——导师接项目，挣银子，几乎把他们当作免费的工人来用，最后给他们仨瓜俩枣。因为毕业证在人家手里掌握着，所以拿到的津贴也相对较少。
这部分理工科博士生毕业之后，如果是学IT、电信的，华为、腾讯这种大公司可能会要，收入也还不错。但是理工科专业林林总总、多如牛毛，绝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的收入是不尽如人意的。
普通人对于理工科博士生活的想象，都是穿着白大褂，陪着留白胡子的科学家老爷爷攀登人类科技文明的高峰。可现实并非如此。举例来说，比如学化学的，在毕业前两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实验室里帮导师刷试管，这种体力劳动会占据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
再来看文科，真的是比较惨。《罗辑思维》栏目有一个知识策划叫李源，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硕士。我曾经问他：“你们那儿的博士混得怎么样？”
“哎哟，好惨，有几个数字可以证明。如果你在我们人民大学读博士，国家每个月给你的补贴，也就是所谓的工资，是800大洋；当然这不算完，如果跟导师做项目，每个月还能拿到800大洋的补助。这1600块钱，就是一个博士能够在人民大学拿到的全部收入。”
“如果你是博士后呢？会不会好一点儿？因为你岁数也大一点儿嘛，应该挣得多一点儿。”
“没错，如果你在人民大学读博士后的话，每年要交10000块，学校会返给你30000块，也就是说你每年净得20000块，平均下来每个月的收入不足2000块钱。”
也有相对来说好一些的，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也就是林毅夫教授所在的那个学院。那个地方的博士后收入优厚，每个月的收入居然达到了5000大洋！扣掉住宿费1500块，还剩3500块钱。这就是目前博士后最好的生存状态了。但是要知道，如果按部就班地读完全部课程的话，博士后大概都已经32岁了。
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一书里有一段分析，说一个男性如果到32岁的时候，还没有为家庭、社会尽到过任何责任，还在拿着微薄的收入，这种人还有什么用？
这话说得可能有点儿过，但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到了30多岁，还没有对家庭和社会承担起任何责任，还抱着一种我要先学习、然后磨刀，磨完刀再去砍柴的心态，恐怕真的是有点儿迟了。
博士毕业以后怎么活
可能有读者会说，中国古人不是有两句话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许等博士或博士后毕业后就好了。
其实未必，就拿文科生来说，如果你想到一家报社或者杂志社当记者，就需要先问问总编和社长，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人？人家才不管你是博士还是博士后呢，就看你能不能写稿子。能写稿子就要，不能写稿子就不要，你的工资收入跟一个硕士甚至本科生都没有太大区别。可是要知道，你的生命在求学的过程中，已经又过去三到四年了，你的投入划算吗？
也有读者可能会说：“你这个算法太市侩了，总有些人一心向学，就愿意去做一个苦寒的读书人，可不可以？”
钱钟书先生说得好：“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有人愿意过苦日子，当然可以。但是，我们来看看那种一心想留校、终身都在做学问的人，是不是可以迈上登天之梯呢？
我问过李源：“你将来考博士吗？”
“不考不考不考。”
“为什么不考呢？”
“不划算嘛。”
“你是一开始就知道不划算吗？”
“那倒不是，一开始我真打算这辈子就不挣钱算了，看你们吃香喝辣的，哥们儿就玩学问。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原来好好学习读完博士可以留校当教师，行，哥们儿就走这条路；大学二年级发现，博士留不了校，博士后才能留校；大学三年级发现，博士后也留不了，需要排队，需要撞机会。”
你知道李源给我算的账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985、211这种名牌院校的，读完博士后，基本上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外地的二本高校当教师，留在好学校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
《罗辑思维》节目在北京的一个录像地点是建外SOHO，楼下有家小餐馆在招服务生，每月底薪3000元，加上奖金、全勤奖、提成等，干得好的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请注意，这4000元可是包吃包住的，也就是说，一个在餐馆里端盘子的服务员——这个城市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收入，和博士生刚开始能够期望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工业社会的分工逻辑
这是脑体倒挂吗？20世纪80年代，我们经常用“脑体倒挂”这个词来描述这类现象，即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可是今天还是这样吗？不是。
我们国家2012年的科研投入已经达到了一万亿元人民币！随便一所大学造一栋楼的花费都是上亿；任何一个理工科的实验室一旦开办，数以亿计的银子都要花下去。如果你现在已经当上了博导、院士、教授，手里又有项目的话，不敢说金山银海，至少能过上当今中国顶级精英过的日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分析起来无非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你来迟了。现在当教授、博导的那些人，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留校，可以发文章，可以当教授、当所长。那个时候全国每年才毕业多少学生？就像我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那一届文科、理工科的研究生加起来总共有37个人，现在一届是2000多人。前面的人刚当上教授，才四五十岁，还非常年轻，学术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哪里还有后来者上升的途径呢？就这么简单。
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里面对此也有过分析，说过度的竞争，尤其是军备竞赛似的竞争，到最后往往会发现竞争的标的物本身并不值钱。这个道理很简单。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深了，要深入到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里去看。工业社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效能都来自分工，所以在社会刚开始分工，有大的构建性机会的时候，就是大师辈出的一代。高晓松的《晓说》节目有一期叫《大师照亮八十年代》，讲为什么那时候容易出大师，不是说他们的智力水准真的比我们这代人要高多少，而是因为风云际会，人家有更多的机会。
再比如说晚清，或者20世纪80年代，风气刚刚打开，刚开始睁眼望世界，所有能够把西方的思想、方法论移植到中国来的人，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因为人家想的全是元问题。像胡适一生写的书，全部是核心问题，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可是对接下来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就只能研究“小问题”了。再往后，给儿子辈、孙子辈的学者剩下的都是工业社会给他们的非常细碎的分工。
前不久，我们的知识策划李源在搞一项研究，是他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叫《张慰慈城市管理思想研究》。
我说：“你这搞的是什么玩意儿？张慰慈是谁啊？”
他说：“民国时期的一个教授。”
我说：“你怎么会对这东西感兴趣？”
他说：“不是我感兴趣，是导师分配我写的。”
我说：“导师为什么分配你写？”
他说：“因为导师有自己的研究架构，里面缺很多小块，你既然是我的学生，就去帮我把这一小块研究清楚，但在我这套研究计划里，它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注释。”
如果李源同学说：“我不搭理你那一套，我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导师就恨不得一个嘴巴呼上去，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告诉你的，在史学界这样一个辈分森严的体系下，你竟敢一上来就写什么中国通史，那就是找死。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野狐禅，你这一辈子在学术界都休想混出头来。
所以，你一开始只能按照导师、导师的导师、导师的爷爷导师的一整套规划，在一个角落里展开自己那种苟且偷生、慢慢攀爬、小小的学术生涯，那你不就悲催了吗？说到底，这是工业社会分工到最后出现的一个荒诞现象。
每年，各种机构都会申报很多国家社科课题，能出版一书架的书，都由大量细碎的分工组成。我们不禁会问：真有必要这么研究吗？没办法，工业社会有它的惯性，就是要这样细碎地分工下去，而每一个人都被这种分工逻辑给绑架了。
三个当代人的新活法
难道真的是这个社会不厚待知识分子吗？也不是。过去十年，读书人当中发生过这么几件事。一个研究美学的教授讲三国出了名，他叫易中天；一个研究广播电视媒体的教授讲《论语》出了名，她叫于丹；一个海关的公务员写明史出了名，他叫当年明月。有媒体采访当年明月：“你这么小的年纪，20多岁就写出皇皇七大本明史著作，虽然是通俗版的，你不觉得太容易了吗？很多教授说，有些学问是要穷30年的精力才能开始做的。”
当年明月就说这么点儿东西还用得着30年？能有多少资料啊？花30年才做完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太笨；第二，他在骗你们呢。
我不敢说当年明月说得对不对，我也不敢否定所有明史教授的努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当年明月、于丹、易中天的例子中得到一点启示，就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并没亏待读书人。如果你做出了让市场认可的学问，采取了在这个新时代应该采取的存活方式，它就会给你丰厚的利润。
据说于丹出的第一本书《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于丹当然也挣了很多钱。至于当年明月，据他原来的一个同事讲，到现在为止，他因《明朝那些事儿》拿到了上千万的版税。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欺负读书人，正确的结论是：过去的活法不成立了，读书人必须换一个活法。
参考卢梭蹚出来的新活法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大变革出现过好几次。在之前的大变革时代，人们用生命左冲右突出来的新活法，依然能够在几百年后给我们这代人以参考和启示。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卢梭。很多人都知道卢梭，知道他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实他不是法国人，而是日内瓦人，按今天的国籍来算应该是瑞士人。
卢梭的命运从小就很不幸，出生的时候妈妈难产死了，所以他是跟着爸爸长大的。他爸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的钟表匠，年轻的时候惹了官司，家就败落了。卢梭从16岁开始，就不得不到处打零工，说白了就是流浪。
30岁那一年，他流浪到当时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推开城门，举目四望，卢梭不禁大惊：“我的老天，哪有我的活路啊？”虽然卢梭很聪明，也会舞文弄墨写文章，但是在当时知识分子的所有活法里面，没有任何一条缝隙是对卢梭这样的人开放的。
当时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的活法，大概有四类：
第一类，体制内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学者型官员。比如说启蒙运动四大健将之一的孟德斯鸠，他当时就是大法官；像英国的洛克，也是担任过类似国务秘书这样的职位。卢梭又没参加过公务员考试，谁认得他是谁啊。
第二类，用今天的话讲叫意见领袖，比如伏尔泰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伏尔泰不是贵族，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年纪轻轻就在法国巴黎的贵妇沙龙里声名鹊起了。很多巴黎贵妇见到伏尔泰就跟过年一样。卢梭要当意见领袖的话，哪里有伏尔泰的人脉？毕竟人家的人脉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有大批拥趸和粉丝。现在你想混成意见领袖，太难了。
第三种活法，是被当时新兴的大学“包养”，比如说休谟、亚当·斯密，这些人都是被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包养”的知识分子。可是卢梭是自学成才的，没文凭，没有任何资本能够进入大学。
第四种活法，就是由教会“包养”。这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奇葩般的存在。但这个谱系里面的名人，有贡献的特别多，尤其是英国。英国的乡村牧师是英国现代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力量，因为他们除了周日做个礼拜，平时闲着没事干，还有一部分津贴，这足以让他们静下心来去研究一两门学问。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卢梭当时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长安居，大不易”。卢梭也做出过努力，比如说，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记乐谱的方法，他觉得这是了不得的发明，所以就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到巴黎，四处兜售这玩意儿。那些既得利益者、大音乐家、贵族哪里看得上这个？根本就不搭理他，一点缝隙都没给他留，所以卢梭弄得灰头土脸。
那第二次呢？卢梭想向这些人输诚，硬生生挤开一条缝而入。
他也想巴结意见领袖，比如说他拿着自己写的一本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跑去找伏尔泰，说我写了一本著作，您给看看。
伏尔泰看完之后，是这么回复的：“感谢您给我送来这部著作，看完之后，我有一种要用四脚爬行的感觉。我觉得所有人看完您这本书，都有一种四脚爬行的欲望，因为您这本书否定了文明，想让人脱光衣服回到原始森林，这种思想太反动了。”然后他还说俏皮话，说我都60岁了，已经忘了四脚爬行60年了，你这套我是学不会了，然后就给退回去了。
卢梭那一年大概是38岁，年轻气盛，也不饶人，就给伏尔泰写了一封回信，说我很不喜欢你这个人云云，当时俩人就骂起来了，因此也结下了梁子。卢梭这个人一生平淡无奇，读他的传记会感觉非常枯燥，他人生中发生过什么大事吗？一件都没有，就是写信、跟人吵架、闹矛盾、解释，全是这些破事儿。
总体而言，卢梭在巴黎混得比较凄惨。刚去的时候他还有几个朋友，比如他跟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法国启蒙运动大将狄德罗关系挺好，两人惺惺相惜。狄德罗说，你不是会记谱吗？百科全书里音乐这一条交给你写好不好？卢梭说好，就花几个月时间给写了。但是后来两人也闹翻了。
有一次狄德罗跟他说，你和巴黎的朋友全闹翻了，就剩我一个了，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儿啊？卢梭说，为什么呀？他又写信把人家骂了一顿。这就是卢梭，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两个世界的人：卢梭VS伏尔泰
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卢梭是因为跟狄德罗、伏尔泰的观点不一样才导致分道扬镳的。依我说，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和这些人压根儿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拿伏尔泰和卢梭来说，这两个人怎么可能谈得来？伏尔泰年纪轻轻就暴得大名，而卢梭混到四十几岁还没混出个人样儿；且伏尔泰是巴黎人，卢梭又是外省人。
另外，伏尔泰特别有钱，卢梭特别穷；两人的思想观点也不一样，伏尔泰的政治观点是，要改造政体但是不要革命，卢梭则说主权在民，等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他们都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伏尔泰后半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祸害卢梭。因为卢梭也很有名，很多贵妇也喜欢他，伏尔泰就在背后搞鬼。
卢梭有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他到晚年才跟一个女人结婚，之前和那个女人共生了五个孩子，但都送到了育婴堂，因为卢梭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抚养他们。伏尔泰就用别名写了一本书，专门揭露卢梭。据说伏尔泰临死之前有一次看戏，台上滚出来一个小丑，伏尔泰就跟别人说：“你看你看，卢梭，丑角！”他一辈子就是以到处散播卢梭的坏话为乐。
卢梭在巴黎待不下去了，想回日内瓦。伏尔泰就写信追到日内瓦去，告诉那个地方的人，卢梭是个坏人，你们要收留他，就是你们城市的污点。
卢梭于是就躲去英国，住在休谟那儿。伏尔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一封信追过去，跟休谟讲，你不能带他。当然，再加上卢梭自己的一些毛病，后来又跟休谟闹翻了，在英国也待不下去了。
总而言之，伏尔泰一辈子就是以文字追杀、祸害卢梭为荣。当然，这只是前辈文人之间的小花边，但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文人原来的活法里没有你这种野狐禅，你混得好，大家就看不惯你。这种心态大家可能都能理解。
卢梭的不妥协
卢梭和伏尔泰在同一年去世，伏尔泰祸害了卢梭一辈子，去世后却获得了同样的待遇——都被送到了先贤祠，隔得并不远。
而且，他俩去世之后，欧洲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无论法国还是德国的，都视卢梭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比如说著名的雅各宾党人罗伯斯庇尔，他一直说见过卢梭（后来很多学者都否定了这一点），坚持认为自己是卢梭的学生。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梭被正式封为贤人，入住先贤祠。那问题就来了，卢梭凭什么呢？
首先，“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做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这是马克思对卢梭的评价。
他不妥协有哪些表现呢？
当时他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论科学与艺术》，另外一本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的歌剧写得也挺好，据他自己讲，法国宫廷里演他的歌剧时，很多贵妇人都很感动，觉得他是个大才子。所以当时法国的国王路易十五就想要给他一笔年金，说你不要让别人“包养”了，我直接“包养”你好不好？卢梭居然不干，穷成那样了也不干。
当然，这件事在历史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因为那天膀胱炎发作撒不出尿来，怕君前失礼，所以没去。也有人认为，他就是不愿意让权贵“包养”，因为要是进到他们的体系里，那不就成孙子了吗？我本人更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卢梭后来的历史地位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代文豪，如果当初他领了国王年金，那他在这个体系里肯定不如伏尔泰，不如孟德斯鸠。
卢梭的两条活路
卢梭有铮铮铁骨，但也得有活路才行。卢梭的第一条活路就是他对音乐非常了解，他曾一度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去抄乐谱。当时贵妇要开音乐会，总会外包一些抄乐谱的活儿，卢梭不嫌吃苦，好歹能养活自己。
卢梭第二项活下来的本事，就是他有捕捉机会的能力。只要是一个转型时代，总会有那么一些机会从严丝合缝的传统社会里溜出来。这个时候，你要能够准确地捕捉到那个信息，卢梭就有抓住机遇的这个本事。
有一次他去看望狄德罗，两人当时还是朋友。他在路上捡到一张小纸条，是第戎大学有奖征文的布告。他当即就觉得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那时他虽然很穷，但还是专门为写这篇论文雇了一个女秘书，自己口述，让女秘书整理记录。最后这篇文章获得了那次征文的大奖。
虽然这篇文章在卢梭的整个思想体系里面地位并不高，连他自己都说论证方法太粗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凭借这篇论文在巴黎声名鹊起。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几十篇书评就出来了，所有贵妇的沙龙也开始向他开放了。
卢梭的干法
可是如果只有这两招，卢梭在巴黎即使活下来，也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而已。要想成为名垂千古的文化大师，仅凭这两招哪里够？我们来看看，卢梭接下来还干了什么。
卢梭做的第一件事是，倒转身形，背弃那些知识分子原来的市场，去寻找一个全新的蓝海市场。前面讲过，传统知识分子有四种活法，看起来形形色色，其实本质上都一样，他们的“销售”对象都是当时的高帅富们，因为只有那些大人、先生们，才能花得起钱买他们的书，听他们的讲座，捧他们的场，传他们的名。
但卢梭并不是靠他那些哲学著作成名的，而是在40岁时靠另外一本书成名的，这本书叫《新爱洛伊丝》，里面全是情书，堪称18世纪早期情书的范文。
这本书一出来就备受追捧，因为它的题材非常清新，用的不是常见的小说体，而是饱含深情的书信体。它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从构架上讲，跟《廊桥遗梦》差不多，故事梗概就是一个叫朱丽的贵族女孩爱上了她的家庭教师，但是父母嫌贫爱富，把朱丽嫁给了一个高帅富，家庭教师一气之下就当兵去了。他本来以为朱丽不会幸福，几年之后回来一看人家很幸福，于是特别忧伤。朱丽临死之前给他写了一封绝笔信，告诉他：“我还是爱你的。”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虽然狗血，但这种全新的、饱含情感的、题材别致的新文学一出现，在巴黎就炸开锅了。它的读者并不是那些大人、先生们，而是那些情感在闺房当中已经被束缚、压抑到极致的贵妇们，还包括一些情感丰富的男人。
18世纪的整个社会氛围都是冰冷的，不像19世纪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气氛，其实正是靠卢梭这样的先行者酝酿出来的。所以很多18世纪、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都尊奉卢梭为他们的前辈。
在当时的巴黎，卢梭这本书一时间洛阳纸贵。有一个神父给他写信，说你这本书我每读一遍就哭一遍，我跟我的朋友们把你写的每一个自然段都连读了十遍，满屋子人哭得就跟在灵堂一样。还有人给他写信，说读这本书对我太有好处了，因为我痛哭流涕，结果把感冒给治好了。还有一个退伍军官给他写信，说最后那封绝笔信我一直不敢看，我不知道看完之后是否还能受得了，我下了三天决心，才决定要看。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市场，结合今天来看，有一些人已经在做示范了。杭州有一个人叫陆琪，是新浪微博大V，影响力非常大。如果作为旁观者，会觉得陆琪一个大男人天天说的都是女孩子们爱听的话，太没有追求了。但是有市场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人家提供的是市场极其饥渴的需求，凭什么不能暴得大名？凭什么不能挣钱？
所以，勇敢地摆脱原来的知识分子生态，找到自己的市场，这就是卢梭的绝招。除了写爱情小说，卢梭还有别的办法——在找到全新的市场、全新的客户的同时，他还把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式的、精英式的严肃思考灌输进去。
这就得提到卢梭的另外一本书，叫《爱弥儿》。
这套书讲的是家庭教育——怎么带孩子。伏尔泰关心的是什么？教士多么无耻……国王多么黑暗，等等。他整天惦记的都是怎么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国王。但人家卢梭却踏踏实实地写了一本怎么带小孩的书。
可是就在这本书里，夹杂了很多卢梭作为一个冷静、严肃的思考者的私货。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人性，人性应该怎么培养，等等。他的很多属于那个时代的精彩思想，全部灌注在这本书里面了。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这本书里面提倡母乳喂养。这个概念是卢梭最先提出来的，这导致法国当时很多贵妇人都把奶妈给辞退了，自己坚持母乳喂养。信卢梭得永生，这就是当时法国贵妇的心态。
更神奇的是，当时还是王子的路易十六，读了这本书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卢梭这本书里有个重要的观点：人一生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混得有多好，哪怕你是国王，都应该有一门手艺，这是人生立定根基最重要的基础。路易十六就想，学点什么手艺呢？想了好久，他学会了修锁。路易十六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技法很高超的锁匠，就是因为看了卢梭这本书。由此可见，卢梭在当时的影响力十分大，而且这种影响力并不完全是媚俗，他在媚俗的著作当中还能够灌注冷静的思考。
实例分析：怎样借鉴卢梭
以上，我们基本上把卢梭的活法给大家解剖了一下，再讲一下如何从卢梭的故事中得到启示，还是以李源同学为例。
当时他就是这样，第一，利用手艺，当每个月200块钱补助养不活自己的时候，就靠做点翻译来生存；第二，会抓机会。有一次《罗辑思维》节目组要招暑期实习生，大家一起来死磕读书，李源马上就报名了。我们一看这小伙子不错，读书读得多，是罗胖今后做《罗辑思维》重要的助力，马上就招进来了，所以人家机会抓得也好。
但是招进来之后，我就跟李源同学讲，你不能一辈子靠替我找资料、整理文案过日子，这种生活不属于你。属于你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用你的生命去蹚开一条血路，为那些研究高大上学问的读书人找到一个新的活法。
我给他做了这样一个设想：这个社会有很多人想读书但没时间，于是就看《罗辑思维》，我说什么，他们就只能听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搞一个读书定制呢？比如说你很有钱，上面有老爷子老太太，下面有几个孩子，一家三代人，能不能搞一个读书会，指定一本书，让李源同学事先读好，然后利用周六下午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来主持这个读书会。你再顺便赏我们一两万块钱，让知识分子也挣点生活费，李源同学不就找到了自己的全新市场了吗？
当然，这个市场还可以再想，很多公司的老板经常给员工买书学习，可员工哪有时间读书啊，文字阅读时代都过去了。我们能不能趁一次全员开大会的时间，抽出一个小时，让李源给大家讲讲这本书里大概讲了点什么，把老板买书的这笔钱变成给李源同学的酬劳，这不也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吗？我个人坚信，这个市场在未来一定会发展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卢梭，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罗辑思维》自己。我原来也是吃公家饭的人，出来以后发现学郭德纲，在前门搭一个摊说相声，凭三寸不烂之舌，靠这个手艺我可以活下去。而且优酷、土豆大整合以后，中国最强大的视频平台出现了，这个机会我抓住了。
但是，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新市场？比如那些电视台拨给娱乐公司的市场，等等。最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家有辨识能力的情况下，我有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很多想法告诉大家的内在冲动。如果这几条做到了，我不也是卢梭300年后的一个好学生吗？没准儿我也能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卢梭，老先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辈子除了抄乐谱，也没参加过什么劳动，国王给的年金他不要，跟意见领袖又闹翻了，请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他的财富是从哪儿来的呢？
卢梭还有一个办法，靠“包养”。如果你觉得这个词不好，那我换一个词，靠供养。谁的供养？读者、粉丝、受众，他有他自己打开的全新的市场。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伏尔泰撵着他在欧洲到处流亡，哪儿都不要他，哪儿都撵他走。虽然他的心情是落寞的，但是每到一处住下来，马上又感觉不错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地的读者，包括一些贵妇人纷纷登门求教，甚至有人非要拉他到自己的庄园里住上两天。他这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到处都有人捧他，他吃自己受众的百家饭，挺好的一生。
再说到我们《罗辑思维》，我要想蹚出一条读书人的新活法，就必须和原来读书人的活法一刀两断，我不去读什么博士后，不去跻身什么教育系统在高校里面谋得一官半职。我就在街头搭下一个说书的摊子，靠大家供养。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