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分歧
矛盾与迷失
双重思想就是一个人同时想出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理念的能力。
——乔治·奥威尔
一方面，人类并没有真正驱动经济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人类越发认识到GDP增长的传统理念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果。人们仍旧痴迷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发现这并不完全是大家真正渴求的进步。以上两种想法同时存在，因此人类陷入了“双重思想”。
一方面，增长引擎出现问题，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正在下降（见图4.1），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结构变化或者是平均工作时长减少。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生产效率的提升已经开始减速。罗伯特·戈登的研究显示，美国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幅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呈下降趋势。在1891年至1972年，美国工人人均产出只增长了2.3%，到2004年，增长幅度降为1.4%，而在2004年至2012年，增长幅度仅为1.3%。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服务业、工业之中，然而工人的人均产出增速却下降了。戈登说道：“我们应该庆幸当前的增幅还能有过去的一半。”
还有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似乎在减弱，最激进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前所未有的负利率机制，都已经无法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财政刺激政策与高昂的预算赤字也无法使增长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来源：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德国联邦统计局、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图4.1 德国、法国、美国的GDP年增长率
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给出的原因与相关应对措施各不相同，但大家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增长放缓已经超出了经济周期中的一般程度，当前的增速下降带来了更多的不平等、更多的失业，而且这种下降更难以通过公共政策进行调节。要想以传统动力保持传统经济引擎的运转，似乎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全球人口要开始面对难以回避的现实：曾经大大造福于人类的增长引擎在未来可能要失去“魔力”了。
另外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就是，当前增长引擎已经不再能够带来人们所预期的成果，至少是部分成果。下文会通过探究一些真实案例，证明某些国家可能已经进入了“不良增长”状态。全球气候与经济委员会主持的新气候经济项目的研究发现，在15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空气污染危害健康或引发死亡的负面影响造成的平均成本相当于GDP的4.4%，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10%。有些国家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GDP增长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现象，这里又称作“大分歧”，如此强烈的反差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对增长的渴望和那些经济指数（见图4.2）。
来源：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与安德鲁·麦卡菲所著《第二次机器革命》，库比谢夫斯基等人
图4.2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大分歧”
反思GDP
说到尼古拉·萨科齐，很多人大概不会联想到“性情中人”。也正因如此，2009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个决定着实让人有些意外，因为他组建了一队专家，让他们寻找衡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新方法，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来自法国中右翼政党的萨科齐等政治领导人认为，GDP增长仅仅是衡量人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指标之一，只看GDP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罗伯特·肯尼迪曾经在评价GDP的时候说过：“总之它（GDP）衡量了一切——除却那些让生命更有意义的东西。”
萨科齐对于这个团队十分上心。其设立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委员会（又称“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以委员会三位负责人的姓氏命名）群星闪耀，主席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成员中也不乏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肯尼斯·阿罗、阿马蒂亚·森，还有《斯特恩报告》的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以及另外19名经济学家。委员会于2010年发布报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
委员会呼吁，必须要彻底改变人们对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思考与测量，同时也强调了GDP在衡量经济、社会进步方面存在许多局限。根据最初的设计意图，GD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值的，但其无法分析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国民健康、包容性、社会凝聚力、教育程度等等对于人民福祉至关重要的领域。另外，GDP也无法衡量国家资产（自然资本、基础设施等）的发展状况，因此，其无法说明一个国家是否为了短期增长而牺牲了长远的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性。委员会提出，要扩大“进步”的衡量范围。第一，衡量社会“此时此刻”的情况，关键要素必须涵盖人民所能感受的生活质量：物质生活水平、健康程度、教育质量、环境状况、政治生活、社会公平以及安全状态。第二，可持续性应该得到衡量，尤其是金融资本以及自然资本的发展状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并完善衡量整体进步的新方法。他们首先提出了福利指数应该成为衡量人民福祉的新标准，例如，ISEW（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其以GDP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其他因素，包括其他收入来源（志愿劳动和家务劳动等）、隐性成本（清理污染和环境补救等）以及资本损耗（生态系统资源流失等）。1989年，ISEW被GPI所取代。同GDP一样，GPI也存在自身的测算局限，但已被普遍采纳为测算长远福利发展的新方法。联合国也在开发相似的测量方法：人类发展指数（HDI）。另外还有分析了人力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对于国家财富贡献的IWI。生活满意度的各种评估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来评估受访者对于幸福感的主观感受。这些分析手段弥补了GDP测量在很多方面的不足。
信息栏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其他衡量方法
更好的流量指标GPI，即真实发展指数，其是对GDP测算进行的补充，能更好地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真实发展指数以GDP为基础，又增加了对环境、社会因素（GDP未能涵盖的内容）的考量，例如环境恶化、不计酬的劳动、教育质量、不平等现象等等。因此GPI和GDP同样都是流量指标，但是GPI在流量计算中比GDP更为全面。GPI遭到的批评主要是缺乏透明度。
资本总额指标IWI，即包容性财富指数，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资本总额的发展情况，资本总额包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每一种资本又涵盖了多项内容）。包容性财富作为“生产基础”，如果其人均值增加，那么就意味着国家是在可持续的道路上发展。IWI是由一队杰出经济学家所开发的指标，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在这个理念中，可持续性指的是人类福祉的积极变化。一个国家的包容性财富指的是其所有资产的社会价值（而非货币价格），这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如果一个国家包容性财富可观，那就说明该国几代人的福利水平都比较乐观。
社会进步指标HDI，即人类发展指数，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主要测量工具，在其他发展组织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HDI对一个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进行综合测算。2010年，HDI在人均收入方面纳入了不平等因素的考量，但它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本的发展状况。
这些方法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衡量结果如何呢？所有的结论都是，整体进步总是慢于GDP增长。图4.3以人均值计算，展示了4个常用测算指标在1990年至2010年的情况。GDP增长是每年2%，HDI增长为每年0.8%，不到GDP的一半。也许其中最为惊人的一点就是，两个涵盖了自然资本发展状况的测量结果都显示没有增长。
注：1. 此为1990年至2005年数据，之后未有统计数据。
2. IWI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将环境破坏、石油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考虑在内，另一个未考虑这些因素，此处展示的是前一版本。
3. 在此期间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6%。
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图4.3 将自然资本损耗纳入考虑的社会发展速度比GDP增长缓慢
2013年，另一组学者研究了同样的问题，他们重新审视了各个指数在1950年之后的发展情况（近期发布的IWI除外），并与GDP进行了对比（见图4.4）。所有指数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对长期福利发展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估，每个指数都有不足之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所有指数的发展轨道都与GDP存在明显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GDP指数增长了两倍，但GPI却只增长了一倍。如果说GPI代表了福利，那么福利增速早已被GDP超越。这一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涵盖了全球17个国家，研究结果基本与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一致。
来源：http://dematerialism/beyondGDP.pdf.
图4.4 1950年至2003年，GDP以及其他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指标
• 福利流失：即便是在GPI和GDP相互关联的时期中，GPI的数值也远远落后于GDP。GPI与GDP的对比不但复杂而且存在很多难以比较的前提条件。这些暂且不论，数据显示，各国人均GPI比人均GDP低2 000~3 500美元。这一数据值得关注，因为GPI计入了所有的福利创造活动，不但涵盖市场活动，也包括了市场之外的活动，例如家务劳动、育儿、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等等。在这样的前提下，污染清理的成本、自然资本的损耗（矿产开发、土壤退化等）依旧超越了社会民众增加的收入。这种“棕色增长”损害了人类的福祉，减少了产品与服务创造财富的潜力。
• GPI达到峰值：在全球各地，1980年之前的GPI与GDP基本保持一致的发展势头，GPI达到了峰值的人均3 500美元（同期人均GDP为7 000美元）后就开始缓慢下降。GPI与GDP的正相关关系（R2=0，98）变为了逆相关关系（R2=0，61）。GPI达到峰值的时期正好也是“生态足迹”超过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时期。至此之后，资本就一直在流失，并给GPI不断带来负面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活满意度指数也开始停滞不前。
• 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少经济体的GPI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峰值（其中包括欧盟国家、美国、中国等），但国家与国家的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部分国家的GPI在1970年之后仍然与GDP一样继续上升（日本依赖于不断提升效率，英国则依赖于成功转型为服务经济）；还有一些国家的GPI与GDP明显出现了分歧，部分国家是由于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日益明显（德国、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等），还有部分国家是由于生态足迹显著上升、人均地球生态承载力下降（中国是因为消费大幅上升，印度是因为人口大幅上升）。
• 不良增长：某些国家进入了“不良增长”的状态中，即增长的负效用超过了正效用，具体表现为GPI不断下降（可理解为福利不断下降），而GDP继续增长。虽然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环境成本最高，但是GPI增长率较低的国家，例如比利时、澳大利亚，也极有可能因为环境恶化以及不平等问题陷入“不良增长”中。
• 全球性的发展阻力：有迹象显示，中国、印度等国家的GPI也将达到峰值，且远远低于GDP水平。这点目前虽然未能确定，但是，与20世纪的工业化大国相比，在“拥挤的地球”上规划未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需要克服更高的成本、更大的资源压力以及更强的增长阻力等实际困难。如果跟从曾经的经济增长模式，那就更是如此。
上述研究虽然没有纳入IWI，但是结论都相差无几。回顾1990年至2010年的140个国家的IWI，其全球平均值增长了32%，而全球GDP平均值增长了187%。也就是说，IWI的年增长为1.6%。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更快，所以以人均值计算，IWI的年增长几乎为0。在经过调整的IWI指数中，自然资本的计算不仅纳入了资源开发情况，也涵盖了直接的环境破坏状况，例如气候变化等，最后得出的人均值呈负增长，每年为–0.2%。这是IWI最为重视的数据，因为这个数值能显示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维系当前的消费模式。
大家已经逐步认识到，GDP在衡量人类福祉与社会进步方面存在不足。GDP与其他所有指标的测量结果存在巨大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令人深感不安。这给当前经济模式的成功打上了问号，也显现出以其他指标弥补GDP不足的重要性。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总结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委员会工作时一语中的，他说：“GDP的设计初衷根本不是衡量经济福利。”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选择GDP指标意在引导政府恢复工业生产。GDP的发明者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向美国国会呈交GDP的分析时明确表示：
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都必须被明确地区分开来。增长目标的设定必须明确增长的性质和目的。
外部效应——经济增长的“暗物质”
在物理学研究中，暗物质被认为是宇宙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截至目前，人类对暗物质的了解极为有限，而且当前的技术也无法直接探测这种暗物质。出于同样的原因，外部效应被称作“经济增长中的暗物质”：外部效应的影响通常远远超过经济活动，但人们对它却所知甚少。因为当前的经济测算系统基本没有监测其变化。
经济学家们最初提出“外部效应”的时候，将其定义为“某项经济活动对无关的第三方所造成的影响”。当初经济学鼻祖们撰写文章的时候，外部效应被视作边缘现象。在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年代，大部分的交易行为发生在乡村市场里，除了买家和卖家之外，交易活动对其他人的影响微乎其微。时至今日，这样的观点仍旧出现在大量的经济学文献以及经济政策讨论中，即外部效应只是例外情况，其规模不足以影响整个产业或者整体的经济状况。随意翻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从其结构上看，外部效应十有八九被划入了某个小章节；从其描述上看，外部效应根本不足以影响整体的经济情况。
可是，当今世界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至少从本书最为关注的产品与资源系统角度出发，人类所处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总量相比，当前全球经济总量增长了400倍以上，大部分外部效应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2012年，经济咨询公司Trucost代表TEEB启动了一项艰巨任务：计算全球未被标价的外部效应总和（Trucost称其为“自然资本成本”）。据作者了解，这是首个全面的外部效应评估项目。研究人员分析了所有第一产业的行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油气开采、水电等）以及环境足迹数值最高的主要加工行业（水泥、钢铁、造纸以及石油化工），计算了这些行业造成环境恶化的经济成本。研究测算了6个最重要的环境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的使用、浪费现象、空气污染、土地和水污染、土地的使用），并调查了世界各地的状况（考量各地的不同条件，譬如淡水资源的供给）。
研究结果震慑人心。全球自然资本总成本在2009年为7.3万亿美元（截至目前最新的完整数据）。这相当于2009年全球GDP的13%，或者说是当年美国GDP的50%。可想而知，如果测算时将房地产、交通运输等都涵盖在内（这些行业也带来了极大的外部效应，但不在Truocst此次的研究范围中），那全球自然资本的总成本更是高得惊人。
考虑到研究中的第一产业和加工行业仅占全球经济的一小部分，结论就更加引人深思：以当前的市场价格计算，自然资本的成本已经高于这些行业的收入总额。针对不同地区的独立行业进行测算，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自然资本排名前100位的行业中（共计占自然资本总额的65%），仅有5个行业的收入超过自然资本成本。从营利角度分析，如果将自然资本成本计算在内，大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亏空，图4.5就直观比较了部分行业计入自然资本前后的利润率。
农业的数据分析尤为惊人。自然资本的成本主要是过度用水或者开垦土地产生的，其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巴基斯坦的水资源十分紧张，当地又发展了耗水的棉花种植业，其自然资本的成本比收入高出了120%。
按照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本成本分析，温室气体排放占38%，水资源的使用占25%，土地的使用占24%，空气污染占7%，土地和水污染占5%，浪费现象占1%。
Trucost的报告在同类分析中最为全面，其中对于各种外部效应的总结也有赖于众多对当前环境问题的研究，例如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在2010年发布的《能源的隐藏成本》，该报告测算了美国煤炭燃烧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得出的结果为成本每年共计530亿美元，而煤炭行业的收入为250亿美元。这意味着外部效应的成本是收入的两倍，而且该研究还未将温室气体排放列为外部效应因素。作者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城市内部汽车交通的外部效应成本为每车每公里0.19欧元。负外部效应的成本远远超出了经济活动中的货币化成本。如此庞大的环境成本基本未被测算（当前的经济指标都未计入这类成本），正因如此，IWI和GPI的指数（考虑环境成本）才与GDP指数（不考虑环境成本）存在极大的差异。
来源：整合Trucost与TEEB数据所得
图4.5 如果将自然资本的成本计算在内，2012年全球大部分原材料相关行业的利润率都为负值
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环境成本只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消费者人数将会增加30亿，他们都期待着能够在住房、饮食、出行方面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水平。这将给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些未被正式计入经济成本的环境破坏说明了什么问题？第一，惊人的数字意味着相应行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本身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巨大风险。这些行业本身对于人类生存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几年前，英国智库“碳追踪计划”在发布的报告《不可燃碳》中提出了“碳泡沫”的概念，报告指出，由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大部分储量都留在地下，是“搁浅资产”，因此，化石能源行业的产业市场都存在估值过高的问题。此番论断掀起了热烈的讨论，70家大型养老基金公司集体发出公开信，要求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公司说明它们将如何应对此类风险，随后某些投资者也开始减少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首次有迹象表明大众观念有所转变：他们开始认识到化石能源对于投资者来说存在着风险。
在上述自然资本的成本计算中碳排放仅占1/3，这就意味着整体的环境泡沫可能是碳泡沫的3倍。如果将所有这些成本算入各行业的生产成本中，那么结果就是各行业的市值可能为零或者为负值。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如果自然资本被正式计入经济成本中，那部分成本当然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因为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会上涨；还有部分成本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幸运的是，减少环境破坏的成本通常（但并非总是）低于生态系统被破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本对市场估值的影响可能会小一些，但对于投资者来说仍然有很大风险。
第二，如果各个行业都能为自身破坏环境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当前的情况也许就会截然不同。资源会得到更好的管理与再利用，创新技术得以推广，生态系统也能得到保护。
第三，上述话题仍未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这着实令人担忧。很多经济讨论确实强调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一直倡导要对外部效应进行定价。但是，对外部效应定价的想法被提出后，在大部分的经济对话与行业研讨中，默认的共识却是当前的市场价格基本“正确”。况且在很多经济建模中（包括资源相关领域的建模），外部效应都被忽略不计。如果你对本章的数据感到陌生，也就说明整个社会看待经济、补贴、税收、核算标准、价值评估等的方式存在问题。
库兹涅茨曲线，还是深度转换
上文中的数字清晰呈现了经济系统中的严重问题，那么有什么应对方法呢？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再追求增长，追求“库兹涅茨曲线”式的绿色增长，以及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模式。这里就来一一探讨。
非增长模式
2013年，德国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尔意识到了自己矛盾的消费模式，在愤懑中写成并出版了著作《自我思考》（Selbstdenken），这本书触动了许多读者。该书强烈地批判了现代消费主义。韦尔策尔认为，在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以及不断挖掘资源的发展框架中，资源损耗与气候变化的问题完全无法解决。韦尔策尔呼吁要进行根本的改革，要将经济模式从“增长型”转向“培育型”。此书也成为“非增长”讨论中更为深入且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体现。关于增长终点的讨论早就以不同形式的表述出现过，例如“稳态经济”和“去增长”。在第1章中，我们讨论了人类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执着，这种关于“非增长”的讨论显然是对主流思想的“亵渎”。
“非增长”思想植根于环境运动以及关于人口结构和生产力的经济分析。德国经济学家莱因哈德·米格尔在20世纪70年代就此做出论证。他强调了劳动力与增长的关系，从查理大帝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经济增长几乎不存在，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的年增长率都不超过0.07%，经济产出历时1 000多年才实现翻倍。人口与经济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才开始大幅增长。米格尔认为，人口结构所导致的问题——可供给的劳动时间锐减、平均年龄激增——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资源以及资源利用后的废物的“储库”是有限的。这个观点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更出人意料的是，最先提出这点担忧的人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位最推崇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家之一，而且还是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刚刚起步的时候。密尔认为，相对于破坏环境、降低生活质量以追求无止境的增长，“资本与财富的稳定状态”更为可靠。他写道：
当一方方土地开荒耕种，当一排排林木连根拔起，当山花碧草铲除得一干二净，地球也就失去了原生自然之美，想来多么令人忧心。如果人类为了追求无限的财富与人口增长，使得地球失去了的美丽与欢愉，如果向地球不断索取只是为了让地球上的人口更多，而不是使他们更快乐和更富足，那么我衷心希望，为了子孙后代，人类应该早日满足稳定的状态，而不是坐等现实迫使我们做出改变。
密尔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是1848年，当时全球人口为9.8亿，全球首个固定时刻铁路路线——利物浦至曼彻斯特——运行还未超过20年。密尔早早就认清的状况直到最近才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资源丰富、广阔无垠的地球已经因人类的发展不堪重负，全球经济已成为资源有限的生物圈中的分支体系。支持“非增长”的人士认为，这是重大的模式转变。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必将逐步并最终达到稳定的状态，即出生率与死亡率、生产率与折旧率、增长与衰退都将实现动态平衡。在这种论调中，经济体将会从追求生产效率（每单位付出的最大总产量）转向追求维系效率（保持现有产量的最低付出）。
人类社会经历了150年的爆炸式增长才开始重新审视密尔的观点。密尔在环境问题上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即便人们更为熟悉的可能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警告。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与食品供应问题最终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需要经济增长，密尔的观点显然比马尔萨斯的观点更为乐观。出于严谨的精神，基于在自然资源方面极具前瞻性的观点，上述两位著名思想家早早就预见了产生在21世纪的这场激烈讨论：部分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通过非增长模式维系下去，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无论能否实现“绿色”，其结果都是自杀式的发展。密尔与马尔萨斯，谁对谁错，待见分晓。
库兹涅茨模式
1972年，英迪拉·甘地在出席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时所传递的重要信息言简意赅：贫穷就是最大的污染源。面对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没有保障，基础设施落后，法律机制缺失的境况，社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走出困境。她的观点也正好反映了欧洲多国的发展历程。1858年，英国伦敦下议院的会议被迫取消，因为议员们已经无法忍受泰晤士河的死鱼散发出的刺鼻恶臭。然而河流污染并没有得到重视，并不断恶化，1957年，泰晤士河被宣告“在生物学意义上已经死亡”。今天，污水处理标准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在经过大规模的污水治理后，125种鱼类又重新出现在了泰晤士河中——生态恢复状况喜人，但仍不完整。空气污染也有类似的事例。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伦敦居民的取暖完全依赖煤炭和木材。不久后，工业腾飞又增加了二氧化碳等物质的排放。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爆发，共造成4 500人死亡。今天，在海德公园晨跑的伦敦居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整个伦敦都可以看见美好的日出。英国曼彻斯特、法国巴黎、德国鲁尔工业区等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先发展，再治理。德国某商业游说组织的口号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需要经济更强劲的增长”。
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过度使用资源产生的问题，这样的思路在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上得到了极好的呈现，该曲线显示资源密度是经济繁荣的因变量。图4.6呈现了印度的塑料使用情况：当印度人均GDP为1 600美元时，每年人均消耗的塑料为10公斤；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塑料的消耗也急剧增加，人均值超过了100公斤。当人均GDP达到15 000美元时，也许是因为塑料回收系统开始发挥作用，也许是塑料资源的主要采购方以及消费者有了更强烈的环保意识，塑料的资源密度达到了峰值。事实上，能源领域也有相似的事例。1986年至2011年，美国人均GDP年增长2.5%，同一时期，人均能源使用量每年下降0.17%。1980年，1美元GDP对应1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06年，1美元GDP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至0.77公斤。英国的能源使用量在1973年达到峰值，德国在1979年达到峰值。之后，能源消费总量一直在下降，虽然缓慢，但确实在下降。
这值得肯定。但是，“从发展到绿化”的传统观点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契合库兹涅茨曲线。以下这类资源的密度就不降反升。水泥、铝土矿、铁矿的全球人均消耗量不降反升，这主要是因为金砖国家正在大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受服务转移和外包影响，库兹涅茨曲线的规律仅在有限区域内适用。伦敦的工业转移到了郊区或者附近的乡镇，整个欧洲有很大一部分工业生产活动都转移到了亚洲。自2000年起，新兴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长，现已翻番至140亿吨，其中至少有20亿吨与出口产业相关。
来源：Tecnon Orbichem化工咨询公司、Global Insight经济组织
图4.6 印度塑料消费情况
更为关键的是，“从发展到绿化”的速度有问题。库兹涅茨曲线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库兹涅茨鸿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早就超出了合理的地球承载界限，而在过去8年中，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翻倍。在欧洲，每年的化肥用氮量减少4.6%才能达成目标，但当前使用量每年增长1.4%。海洋保护协会同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联合发布了《遏制污染潮》的报告，提出在2025年之前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每年应减少10%，而当前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每年还在增长5%。人类仍在大量消耗资源、排放污染物，库兹涅茨的规律并没有出现。人类并没有在该到达峰值的时候到达峰值，该出现的转向没有出现。森林砍伐加剧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如果要在2030年之前将该类排放减半，森林砍伐速度每年应下降4.5%——巴西在2004年至2009年间就已将该类排放减半，各国按照这样的路线前进，目标当然可以实现，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活动却在不断增加。
前文的讨论显然已经表明，GDP增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正按照可持续的模式前进。但是，GDP增长却能够有效预测能源与资源使用情况。在新西兰，GDP增长3%，二氧化碳排放就增加1.5%；在中国，如果经济总量增长10%，二氧化碳排放就增加6.3%；在印度，GDP与二氧化碳排放保持着相近的增长速度，都在6.5%左右；在意大利，经济总量增长1%，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原有水平。也就是说，截至目前，人类并没有“发展到绿色水平”，只是“棕色”有所淡化，仅此而已。
彻底变革的经济模式
前面两种方法都不大可行。人类可谓陷入了两难之地。密尔的稳态经济让人看到了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的希望，但这会引发十分严重的后果：对社会系统来说，人们的收入降低、税收降低；对企业家来说，投资回报比降低；对于教育领域来说，未来会有更多发展机会的教学理念也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在经济、政治、心理层面上，人类已经将自己置于必须追求增长的位置。但是，除却这种“锁定”状态，从供给角度出发，有以下三个理由说明不可能出现零增长。第一，从全球角度出发，如果西方成熟的后物质主义社会进入零增长模式，那么其对资源的影响应当是微乎其微的。2020年至2030年，GDP增长中有45%将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而2030年预计全球排名前20的经济体中，有8个经济体目前的人均收入仍不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人均收入的一半，而这些国家必定要通过消耗资源实现快速发展。这意味着西方国家节制发展并不能使资源需求恢复到平稳水平。第二，要求金砖国家等发展中经济体节制发展不但从政治层面上不可行，而且本身也不合理。这些国家期待达到西方“楷模”的财富水平，希望在生活标准上向其靠拢，可能具体到出行里程数、照明时长、每日摄入热量、室内供暖时长、平均每日淋浴次数等等。第三，如果对未来的设想中没有财富增长，没有丰富的生活，这样的愿景难以赢得民心。放弃增长，从现实角度出发并不可行。
那么再看看另一个选择——库兹涅茨模式以及该模式下过慢的“绿化”速度。这很难实现，而且之前也有报告指出，这会使得风险大增，并产生强烈的副作用，例如全球变暖、水资源匮乏、土壤退化、清理污染成本上升等等。自然系统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资源的成本则会不断上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这在之前的章节已经进行了讨论。不少政界人士、业界领袖、环保人士以及经济学家都将希望寄托于这个方案，但是顺其自然地以发展推动绿化从供给角度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人认为，随着能源效率逐步提升，从煤炭到天然气，再到更为清洁的能源，这样的转变最终会实现“绿化”经济。但是，前几章的数据足以说明，现有的绿化速度与理论上需要的绿化速度存在巨大的差距，“希望”怕是要落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召开23年之后，人类必须要承认，若“以发展促绿化”是过去的承诺，那么承诺已经失效，若其是对未来的规划，那么规划必会落空。因为对于大部分资源，绝对数量的消耗增长都超过了能效提升的速度。因此，非增长模式或是库兹涅茨模式都不可能是可行出路。从系统层面重新整改，以焕然一新的方式发展经济，使地球上的资源生产力与再生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来自不同学科的革新思想家已经在为这条道路摇旗呐喊，本书后文将会阐明作者为这条路线规划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应用范围都极为有限。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资料
图4.8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为了探寻资本增值与高效利用资源的增长模式，我们分析了当前经济体系中的浪费现象，并有了重大发现。虽然产品层面的浪费通常较少，而且大部分浪费都可以通过产品性能优化而减少，但是系统层面性能不佳的状况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焦点从产品层面转移到系统层面的时候，潜在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细致地分析系统层面的重大问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在经济和生态层面上做出必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