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模糊的身份界限
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使我们相信他人和我们自己的决定？
选择成就了我们。我们选择冒险，或循规蹈矩地活着；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撒谎，或把说真话当作第一要务。我们选择为了一个遥远的未来而节衣缩食，或得过且过。我们大量的行为构成了我们身份的轮廓。正如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在其小说《所有的名字》（All the Names）中所说：“我们实际上不做决定，是决定成就了我们。”或者，用一句更为当代的话，就像阿尔布斯·邓布利多教训哈利·波特时所说的那样：“哈利，显示了我们究竟是什么的远非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
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平淡无奇的，因为我们把生命的绝大多数时间花在了凡庸的生活中。我们决定是不是在下班后拜访一个朋友、是应该坐公交车还是地铁，吃薯条还是沙拉。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在精神的天平上比较了各种可能的选项，并且在思考之后，我们终于做出了选择（当然选薯条了）。在这些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时，激活了大脑回路——它正是我们的精神做决定的机器。
我们总是根据不完整的信息和不精确的数据做出决定。当父母选择把他们孩子送到哪所学校时，或当一位经济部长决定改变税收政策时，或当一个足球运动员选择射门而非把球传给罚球区里的一个队友时，人们对决定即将产生的后果只能粗略地估计，概莫能外。做决定有点像预言未来，不准确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还在动。”那台机器在运转。那是最不同凡响的东西。
丘吉尔、图灵和他的迷宫
1940年11月14日，约500架纳粹德国空军飞机横冲直撞地飞往英国，对工业城市考文垂进行了7个小时的轰炸。战争结束多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威廉·温特伯森（Frederick William Winterbotham）透露，如果温斯顿·丘吉尔[1]当时决定使用年轻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发现的一种秘密武器，他原本可以避免轰炸和城市的毁灭。
图灵已经完成了一项科学壮举。他赋予盟军一种战略优势，能够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创造了一种算法，这种算法能够破解英格玛。英格玛是一种复杂的、由圆形部件构成的机械系统，就像密码锁，纳粹用它把他们的军事信息变成密码。温特伯森解释说，由于英格玛被破解，情报人员已经收到了轰炸考文垂的坐标及足够的警告，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接下来，在轰炸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丘吉尔必须做出抉择。一种选择是情感的、直接的，也就是避免屠杀平民的恐怖；另一种选择是理性的、精心算计的，也就是牺牲考文垂，不把他们的发现泄露给纳粹，保住那张牌，以便将来打出来。丘吉尔决定保守英国对德国敌人具有战略优势的秘密，只是付出了500名平民伤亡的代价。
图灵的算法能够同时评估所有的结构（每个结构对应一个电码），且具有以此预测一系列可能信息的能力，更新每个结构的概率。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直到一个结构的可能性达到一个足够高的程度。除了加速盟军的胜利，这种发现还为科学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后，人们发现，图灵提出的破解英格玛的算法和人脑用来做决定的算法是一样的。作为英国的伟大数学家、计算机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奠基者之一，在紧急的战争状态下，就理解在我们做决定时我们的大脑里发生的状况，图灵第一个构建了这个模型。迄今为止，这个模型仍然是最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