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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大脑:大脑如何思维、感知和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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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名:《决策的大脑:大脑如何思维、感知和做决定》    作者:马里安诺.西格曼



安娜坐在广场上的一个长椅上。她要在广场里选出一个人,做一个游戏。他们互不认识,彼此没见过,没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游戏。

组织者解释了游戏规则,给了安娜50美元。那显然是一份礼物。安娜只有一个选项:她可以选择怎样与另一个人分这笔钱,而对方不知道她的决定。她会做什么呢?


选择变化很大。利他主义者会公平地分那笔钱,利己主义者会独吞那笔钱。这是一个貌似普通的游戏,名叫“独裁者游戏”,却成了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交集的支柱之一。关键在于,绝大多数人没有选择把他们的收益最大化,而是与他人分享,即使是在暗室里玩这个游戏也是如此,而在那里并没有“独裁者”做决定的记录。究竟会分享多少,则取决于众多界定我们的分享倾向的等值线的变量。

在这个游戏中,女人更为慷慨,会分享更多的钱,不管它们的货币价值多大。相反地,男人一般不够慷慨,在金钱的数额增加时甚至更不慷慨。此外,在众目睽睽之下时,人们会以比较慷慨的方式行事。甚至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仅仅在游戏者做选择的屏幕上展示一些眼睛状的形象,就会让他们分享更多的钱。这证明,就连最小的、含蓄的社会线索也能塑造我们的社会行为。名字也管用。即使在和他们从不认识、从没见过的接受者做游戏时,如果提及接受者的名字,独裁者也会分享更多的钱。此外,正相反,如果游戏是在一种卖家和买家的市场框架内呈现,比较自私的行为就有可能成为首选。最后,种族地位和身体吸引力也支配着人们的分享方式,只是更为复杂。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在以色列做了一项基础性研究。研究显示,在一个涉及相互协商的信任游戏中,如果接受者有着中东欧犹太人血统,那么与接受者有着东方血统的人相比,参与者会分享更多的钱。即使捐献者有着东方血统,情况也是如此。这显示,他们歧视自己的群体。然而,在独裁者游戏中,游戏者与两个不同人种的接受者分享的数额差不多。格尼茨解释说,那种歧视是种族刻板印象(认为某些群体不太可信的信条)造成的,而非一种对歧视的固有爱好(想伤害某些群体本身或为其提供较少东西的欲望)的反映。吸引力也以一种比较复杂的方式调节着分享行为。迷人的接受者往往获得的较多,但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游戏的具体条件。一项研究发现,当独裁者可以看见接受者并且听到后者说话时,基于吸引力的差异更为显著。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关键在于,从非常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建构,到一些以可预言的方式,有众多变量塑造我们的分享行为、非常基本的人为特点。不仅如此,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伊娃参加了另外一个游戏。它也始于一份50美元的礼物。她可以任意和一个名叫劳拉的陌生人分享。在这个游戏中,组织者将把伊娃给劳拉的钱翻成三倍。例如,如果伊娃决定给劳拉20美元,那么伊娃将剩下30美元,劳拉将获得60美元。如果伊娃决定全都给劳拉,那么伊娃将什么都不剩,劳拉将得到150美元。与此同时,当劳拉得到她的钱时,她必须决定如何与伊娃分享这笔钱。如果两个游戏者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最佳的策略是伊娃把全部的钱都给劳拉,然后劳拉将她获得的钱对半分。这样的话,她们每个人都将得到75美元。问题在于,她们不认识,她们也没有机会进行那样的协商。这是一种信任行为。如果伊娃决定相信劳拉会以善意的行为回报她,她应该把全部的钱都给劳拉。如果她认为劳拉是一个小气鬼,那么她一点钱也不会给劳拉。如果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她两种情况都考虑到,也许她就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保留一点钱,先确定手里有钱,然后用剩下的投资,接受社交风险。


这个游戏名为“信任游戏”,直接召唤了我们已经在乐观主义领域里掩盖的某种东西,即信任的收益和风险。基本而言,在生活的种种情况中,如果我们更信任别人,和别人合作,我们将做得更好。反过来看,不信任代价高昂,不仅在经济决定中是这样,在社会决定中也是这样。在夫妻关系中,不信任的例子最为典型。

如果让这一概念体现在一个游戏或一种实验中它最小的版本里,那么其优势在于,它可以使我们详尽地考察是什么让我们信任他人。我们已经猜到了某些元素。举个例子,在实验中,很多游戏者往往能在信任和不完全暴露他们自己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实际上,第一个游戏者通常会给予一个接近一半的数额。信任他人有赖于游戏者之间的相似性,如口音、面部和种族特征,等等。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种基于表面现象的道德的邪恶效果。此外,游戏者所提供的东西也取决于存在风险的钱有多少。在用10美元来做游戏时,某人也许会愿意提供一半,但当用1  000美元来做游戏时,他也许就不会这么做了。信任是有价格的。


在这种游戏的另外一个变体“最后通牒”游戏中,就像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第一个游戏者必须决定如何分配他得到的东西。第二个游戏者可以接受他的提议,也可以拒绝。如果第二个游戏者拒绝了,他们都将一无所获。这意味着第一个游戏者必须找到一个不错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通常稍多于一无所有、稍低于一半。否则,两个游戏者都将什么也得不到。


在探寻所谓的“经济人”的过程中,人类学家约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把这种游戏带给了世界偏远地区的15个小社群。他发现,文化力为这类决定确立了十分精确的规则。举个例子,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奥和格瑙部落里,很多参与者提供了他们获得的东西的一半还多。在其他文化中,这种慷慨很少见。最妙的是,第二个参与者往往会拒绝接受。除非你理解了这些部落的特质,否则这就显得不可思议。根据不言自明的规则,接受礼物,即使是未经请求的礼物,意味着一种在将来某个时候偿还它的严格义务。甚至可以这么说,接受礼物就像承担某种义务。[8]

在瑞典和美国分别进行的两项大规模研究,使用了单合子的(同卵的)双胞胎和双合子的(异卵双胞胎,即:同胞之间基因组不同)双胞胎。研究人员在信任游戏中发现,慷慨程度的个人差异也有一种基因因素。如果同卵双胞胎之一倾向于非常慷慨,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同卵双胞胎兄弟(或姐妹)也会如此。反之亦然,同样真实:如果同卵双胞胎之一决定留下所有的钱,那么其同卵双胞胎兄弟(或姐妹)很有可能也会这么做。在双合子的双胞胎中,也有这种情况存在,只是程度较低。这让我们认识到,上述相似性不仅仅是曾经在一个家里、肩并肩一起长大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以及凭直觉认识到,社会和文化差异影响合作行为,而上述情况与此并不矛盾。它只不过显示,它们不是唯一支配慷慨的力量。

由于在信任与合作倾向中发现了基因足迹,一个多少令人不舒服的问题随之产生。什么样的化学、荷尔蒙、神经元状态让一个人更倾向于信任他人?就像针对嗅觉偏好那样,研究合作的化学自然要从考察别的动物身上发生的情况开始。催产素(oxytocin)就是一种合适的化学研究对象。催产素是一种激素,可以调节大脑的活动,在社会联系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做信任游戏时,与吸入安慰剂的游戏者相比,吸入催产素的游戏者会慷慨得多。
催产素与养育行为相关。实际上,在分娩期间激活子宫的过程中,它扮演了首要角色。这解释了“oxytocin”的词源。“oxytocin”来自希腊语单词“oxys”,意思是“迅速”;以及“tokos”,意思是“分娩”。吸乳头也会释放催产素,促进喂奶。但是,催产素不仅为女性的生产做好身体准备,还为母亲们将要进行的伟大壮举准备了为人母的特质。在获得催产素时,未曾交配过的绵羊就像母亲那样对待别的绵羊的幼崽,仿佛那些小羊是它们自己的。它们成了伟大的母亲。反之亦然,在被给予了阻碍催产素行为的不相容物质后,做了母亲的绵羊丧失了它们典型的母亲行为,忽视了它们的孩子。于是,催产素被确定为母爱分子,或者更普遍地说,被确定为所有爱的分子。

自那时起,通过一个又一个实验,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使用单一剂量的催产素可以改善社交认知的不同方面,例如信任,情感识别,凝视他人并加以维持的能力,就高水平的社交互动进行推理。出于某种原因,作为移情、社交互动、情感和爱的圣杯,催产素出现在媒体中。我们能不能仅仅通过浇灌催产素,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通过增加一种激素的剂量,就能造就一个梦想中和平、信任、团结、公正、充满爱的世界吗?

当遗传学开始证明给催产素受体编码的OXTR基因的变异与社交行为缺陷有关时,催产素宣传甚至更加甚嚣尘上。这被直接显示在动物模型里。在动物模型里,人们可以操控这一基因。但是,研究也发现,这一基因的变异有可能增加自闭症的危险。

这形成了闭合。社交互动受损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个诊断特征。自闭症发病率很高(据估计,68人中有1人患自闭症),并且虽然医学界做出了巨大努力,目前仍没有令人满意的(甚或接近于令人满意的)治疗方法。有鉴于此,催产素给渴望治愈的人们带来了巨大希望。首批研究显示,就像对正常的成年人那样,单一剂量的催产素能够提高患自闭症儿童的社交认知。但是,数字是关键。效果极其有限。举个例子,在一项任务中,孩子们必须通过看着别人的眼睛推测别人的情绪。平均而言,催产素仅仅让孩子们的表现从45%提高到49%。这与没有自闭症的人们的表现相距甚远。在同一任务中,没有自闭症的人则为70%以上。

催产素管用,但效果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要给催产素宣传降温,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使用单一剂量与多剂量的延伸治疗相比,绝大多数药物的药效大为不同。此外,动物实验产生的结果并不乐观。在被用来促进老鼠、绵羊、田鼠的社交行为后,从长期来看,同一种药导致了非常古怪的行为,尤其是在反复用药后。说实在的,十年的研究并没有证明,持续的催产素治疗对改善患自闭症儿童的社交缺陷没有产生始终如一的效果。亚当·瓜斯特拉(Adam  Guastella)是世界催产素研究领军人物之一,他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综述论文。分析了全部现有证据,认定反复的催产素剂量治疗潜力非常有限。

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起,因为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不仅关乎催产素和社交认知,还更普遍地关乎对神经科学发现做的天真解释如何具有强烈的误导性。没错,催产素是在社交行为中发挥了作用,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思想。实际上催产素是在为人母期间分泌的(一个最高的社交关联的时刻),去除催产素通常会导致不同形式的社交忽视和信任的缺乏;反之,提供催产素则可以产生增加的信任、移情、情感识别、理解……割裂催产素受体的基因会让动物出现非常古怪的社交行为,使拥有这些基因的非典型变异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自闭症或其他影响社交行为的疾病。于是,在一幅始终一致的画卷里,证据横跨了基因、分子、病理学,以及在实验室对人和动物做的心理学实验。然而,虽然一种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这不意味着,只要简单、持续地增强这种分子,就会增加这种行为。可惜的是,在媒体对这些研究做的大量报道中,这一点经常被隐藏了起来,或者没有提及。这主要是遵从一种自然愿望,意在让故事简单并且比它实际的样貌更美、更乐观。

催产素是一种生物学和化学痕迹,奠定了使一个人具有合作倾向的基础。但是,要假定这暗示着可以通过服用一种药丸来构建一个信任、爱、社交理解的网络,则未免是一个巨大的、没有根据的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