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的持续
在游戏者做一个自信、合作、利他的决定时，激活了他们大脑里为愉悦、奖赏的多巴胺能回路编码的区域。换句话说，在遭遇令人愉悦的东西（例如，性，巧克力，钱），以及在展示团结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做出了相似的反应。为善是有价值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经济游戏中，我们很少看到仅仅为了金融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所有社会考虑的决定。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有根据的。社会资本不仅仅是动人的、荣耀的，它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反复做信任游戏时，游戏者学到了一种模式并向它看齐。这种模式是，如果一个游戏者在分配时慷慨，另外一个游戏者会逐渐变得更加慷慨。反之亦然，如果一个游戏者不慷慨，另外一个就会以一种逐渐变得更为自私的方式分配。总体而言，游戏得到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通力合作，所有游戏者都赢得更多；另一种是自私，第一个游戏者赢得少，第二个什么也得不到。大脑发现另外一个游戏者有运用那种解释乐观主义的神经科学的学习机制的倾向。在做游戏之前，做游戏者对他的游戏伙伴已经有了一种期盼，无论那个伙伴合作与否。当他发现了偏差时，激活大脑的尾状核，释放了多巴胺。
这产生了一种“预报误差”信号。这种信号转而让我们学着更准确地计算另外一个游戏者将来是否会合作。随着这种计算变得更加精确，我们学会了去了解我们的邻居。这样一来，如果期待的东西和发现的东西之间误差较小，多巴胺的信号就会变弱。这就是社会信誉的神经元回路。
在这里，最有趣的是理解这种信任的慢炖如何逐渐凝缩成了一种顽固的信任他人的倾向。这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在他们信任他人的倾向上，或者反过来，在变得腐败的倾向上，阿根廷人、智利人、委内瑞拉人和乌拉圭人之间的差异。
神经生物学家伊丽莎白·菲尔普斯（Elizabeth Phelps）在纽约做了关键的实验。一个人反复和不同的伙伴做信任游戏。每一个伙伴事先都有一份简短的捏造的自传。传记要么把他们标记为在道德上是正直的，要么标记为道德败坏的。
在和被描述为正直而其行为却表现出自私的人做游戏的游戏者的大脑里，她发现了奇特的东西。由于大脑是通过偏差学习的，我们会预料，预报误差会在尾状核里产生，释放出多巴胺，进而允许修正对另外一个人的看法。他的好名声将不得不受到调整，把刚被观察到的坏行为考虑在内。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当你在道德上对一个人的期盼和他的行为之间出现偏差时，大脑选择视而不见。尾状核没有激活，多巴胺能关闭回路，不存在学习。这种顽固性是一种持久的社会资本，能够抗拒特定的逆转。那些确定（根据他们看到的传记）另一个游戏者会按照道德行事的人不会仅仅因为发现了一个例外，就改变那种信念。也就是说，信任网络是坚固、结实的。社会信任的种子是乐观主义者的亲表兄。
我们可以在一种更普通的状况中来认识这一点。举个例子，一个人对电影的品位令我们尊重，他热情地向我们推荐一部电影，而我们却认为它很一般。我们暂时会骂他两句，但对他的信任却会持续。必须先有很多不靠谱的推荐，我们才会开始质疑他的判断。然而，如果一个我们几乎不认识的人向我们推荐了一本烂书，我们将不大可能再次听从他的建议。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既远且宽地穿越了人做决定的过程，从我们最简单的选择到我们最复杂、意义最为深远的选择，审视了那些界定我们的伦理和我们对何为公正、我们爱谁所持的观念的决定，以及那些若泽·萨拉马戈所谓“塑造自我”的决定。
在这一旅程中，自然地显现了一种潜在的、固有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谈及了一种一般的、居间调节差不多每个人的决定的神经元回路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做决定的方式显然是个人的，我们的决定成就了我们本身。一些决定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一些是信任的、愿意冒险的，还有一些是稳健的、优柔寡断的。此外，这种决定的混杂并存于我们内心深处。一种单一的大脑机制究竟怎样才能产生涉及面如此之广的决定？关键在于，机器有各种螺丝，它们被拧紧的方式能够产生看似不同、实则有着结构相似性的决定。因此，侧额叶和中额叶之间平衡的轻微变化界定了我们是冷静的、精明的，还是情绪化的、过于敏感的。我们所知的所谓对立的决定其实往往是一个单一机制中的非常轻微的扰动。
这种情况不仅对做决定的机制而言是真实的。事实证明，它也许是那种界定了我们的生物学的本质，即规律性中的多样性。当诺姆·乔姆斯基解释说，虽然各有其自身的历史、特质、用法和惯例，但所有语言都共享一个基本框架，他的话引发了热议。这也适用于遗传学领域。我们大体上共享相同的基因，否则就不可能谈论“人类基因组”。但是，基因不是完全相同的。举个例子，基因组中有某些特定部位，称为多态性，它们变化很大，并且基本上界定了我们每个人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当然，这些种子是在一种社会和文化滋生地中形成的。尽管有基因合作倾向，有合作的生物学基础，但如果认为，由于不同的生物学构成，挪威人的腐败程度低于阿根廷人，那么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这都是荒谬的。然而，这里有个重要的细微差别。如果说，大脑的形态和组织发育的不同取决于它被培养于其中的文化是基于信任还是不信任，那么这并非不可能，而是极有可能。机器的螺丝被拧紧，它的参数被配置，是在不同的文化中进行的，从而使结果表达在我们做决定的方式和我们信任他人的方式之中。换句话说，在一条永恒的金色发辫中，文化和大脑缠绕在了一起。[10]
[1] 丘吉尔曾经写过一本书，在书中谈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这本书中，他没有提及这个现在存在争议的故事。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提及情报操作。这是因为，他曾犯下错误——他撰写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泄露了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轴心国利用。
[2] 费洛蒙是一种化学通信系统中的媒介，就像我们的嗅觉。每个物种的化学通信系统都不同，并且影响自动性的大脑功能。啮齿类动物拥有一种特殊的费洛蒙系统，名为犁鼻器。关于费洛蒙如何（以及是否）在人体中运作，目前仍存在争议。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无意识的气味。但是，这是一种不精确、错误的定义，因为小剂量的嗅觉系统的相同分子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诱发一些行为。费洛蒙晚会也许只是气味晚会。但是，听起来无疑不那么迷人。
[3] 就像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我能抗拒任何东西，诱惑除外。”
[4] 不仅将军们这样想，我们一般也这样想。
[5] 产生磁场的线圈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被用来停止或刺激大脑皮质。举个例子，这一技术可以被用来刺激布洛卡区。布洛卡区协调语言清晰度，诱发话唠。
[6] 正如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所说：“那些是我的原则。如果你不喜欢它们……那好，我还有别的。”这句话很有名。
[7] 来自《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霍默（Homer）：我叫霍默·辛普森，我想报名参加个什么东西。
布卢门施泰因夫人（Mrs. Blumenstein）：好啊，我们辩论队有空缺。
霍默：辩论，就像争论那样吗？
布卢门施泰因夫人：是啊。
霍默：我就报这个吧。你给我登记上吧！就是练练，布卢门施泰因夫人。
布卢门施泰因夫人：今年的主题是“下定决心：全国车速限制应该降至55英里/小时（约为88.51千米/小时）”。
霍默：55？荒唐！没错，那会挽救几条人命，但数百万人会迟到！
[8] 这也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情况是这样的，一些人宁可为某种东西付款，也不愿意承担接受礼物所涉及的义务或债务。关于这一点，最夸张的例子是意大利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希托（Roberto Esposito）表达的。他说，生命是一份永远拖累我们的礼物。
[9] 作为前缀，“con”意思是“一起”。因此，腐败是几个人的分裂。你无法完全通过你自己腐败。
[10] 我是在谦卑地向名著《哥德尔、埃舍尔、巴赫：永恒的金色发辫》（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致敬。它是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撰写的（1979年由基本书籍在美国出版，1980年由企鹅书屋在英国出版），启发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科学家，让我们从分析的、量化的领域跳入了大脑和人的思维的探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