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阐释者
大脑的两个半球是由一种大型神经纤维结构连接的。这一结构被称作胼胝体。它就像一个桥梁系统，协调着被一条河流隔开的一座城市的两部分之间的交通。如果没有桥梁，城市就会被分开。没有胼胝体，大脑的两个半球就会相互隔绝。几年前，为了治疗某些抗药物治疗的癫痫，一些病人进行了胼胝体切开术。那是一种外科手术。在这一手术中，大脑的两个半球被分开了。癫痫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脑连接问题，导致自身神经活动的循环出现障碍。这一外科手术阻断了大脑中的电流，是一种虽然具有戏剧性但是有效的终结这些循环并进而终结癫痫的方式。
如果大脑控制身体的两个半球再也不互相沟通了，那么语言、情感和决定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不仅让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托尔斯滕·威乐斯尔（Torsten Wiesel）、大卫·休伯尔（David Hubel）分享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还让我们理解了两个半球是如何分配功能的。斯佩里和他的学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一起发现了一个非凡的事实。正如利贝特的实验那样，这一事实改变了我们理解我们的现实构造的方式，进而改变了我们对意识动力的理解方式。
如果没有胼胝体，一个半球可以获取的信息就不能接触另一个半球。于是，每个半球都创造了它们自己的叙事。但是，这两种叙事被同一身体实现了。右半球只看见世界的左半部分，也控制了身体的左半部分。反之亦然。此外，一些认知功能被公平划分在了每个半球中。典型的例子是语言（左半球）和描绘、呈现空间中的一个物体的能力（右半球）。因此，如果给两个半球分离的病人出示他们视野左侧的一个物体，那么他能够描绘它，却无以命之。反过来，他们的视野右侧的物体被左半球接触，因而可以命名，但真的不能描绘出来。
斯佩里的伟大发现是理解我们的意识如何创造一种叙事。不妨设想，两个半球分离的病人接受了他们左视野中的一个指令。举个例子，如果他们拿起一瓶水，他们将获得报酬。由于被呈现给了左视野，这一指令只能被右半球接触。病人拿起了瓶子。然后，他们问病人的另外一个半球，为什么要拿起它。他们回应了什么？从没有看到指令的左半球的角度来看，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我不知道”。但是，病人不是这样说的。恰恰相反，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提出了一些理由，例如他们口渴，或因为他们想给别人倒水。
左半球重构了一个貌似有理的故事，来为参与者的行为辩护，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到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因此，有意识的头脑不仅像一个前台人物那样行事，也像一个阐释者那样行事。它是一个叙事者，创造了一个故事，以后见之明来解释我们常常无法解释的行为。
“表演实验”：表达的自由
就两个半球分离的病人创造的这些虚构叙事而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许是，他们并非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而有意捏造。即使对捏造的人来说，这些叙事也是真实的。意识作为阐释者行动、虚构理由的能力非常普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认识。
瑞典的伦德位于于斯塔德附近。在那里，他以自己的方式，侦探库尔特·维兰德（Kurt Wallander）对付了头脑错综复杂的花招。一群来自伦德的瑞典人制造了一种更壮观的阐释者实验。这些瑞典人不仅是科学家，还是魔术师。因此，他们比任何人都懂得怎样迫使观众做出选择。他们不仅能让观众相信魔术表演中的幻觉，还让观众认为自己在一个科学实验室里完全自由地做出了决定。他们检验自由意志的方法是与利贝特开始的那个项目相当的娱乐表演。
实验或戏法（在这里是一回事）是这样运作的：给人们出示一些卡片，每张卡片上都有一张女人的脸，让他们选择自己认为比较有吸引力的女人，然后阐明理由。这显得非常直截了当。但是，科学家（也充当魔术师）有时候会给参与者（也充当观众）他们没有选的卡片。当然了，科学家在这么做时运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法，以便让调换不易被察觉。然后，令人惊奇的情况发生了。绝大多数参与者非但没有说“抱歉，我选的是另外一张卡片”，反而开始给出论据，支持自己根本没有做过的选择。他们又诉诸了虚构。我们的阐释者又一次在回忆中创造了一个故事，解释事件未被发觉的过程。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和我的朋友、同事安德雷斯·雷兹尼克（Andrés Rieznik）把魔术和研究结合起来，发展了我们自己的“表演实验”，即也是实验的表演。安德雷斯和我当时正在研究“心理强迫”。这是魔术的一个基本概念，几乎是自由意志的反面。它利用一套精确的手段，让观众选择看见魔术师想让他们看见的东西，或者做魔术师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在其著作《表达的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中，伟大的西班牙魔术师达尼·达奥尔提兹（Dani DaOrtiz）解释了魔术师究竟怎样使用语言、步伐和视线，让观众做他们想让观众做的事情。在表演实验中，当魔术师问观众他们是否看见了某种东西，或他们是否选了“他们的确想要”的那张卡片，他实际上是按照一个精确的、有条不紊的脚本，调查我们怎样感知、记住，以及怎样做决定。
运用这些手段，我们证实了魔术师已经烂熟于心的东西：观众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被魔术师牵着鼻子走；实际上，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完全自由地做选择。观众后来创造了一些叙事（有时候是非常古怪的叙事），来解释自己根本没有做却认为自己已经做了的选择，并为之辩护。
我们然后把这个实验从舞台搬到了实验室。在实验室里，我们表演了一个电子版的强迫魔术戏法。我们给参与者出示了一系列一闪而过的卡片，其中一张卡片展示的时间稍长一些。这一变化对我们的参与者来说依然是不易察觉的，但却使他们在近一半的测试中选择了那张“强迫的”卡片。在实验室里做这个实验的优势在于我们能够测量，参与者观察一闪而过的卡片并做出选择时，他们的瞳孔会放大。瞳孔放大是一种自主的、无意识的反应，与其他方式一起反映了一个人的注意力、聚精会神的程度。通过这一点，我们发现，参与者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迹象，显示了选择究竟是不是被自由做出的。在一次选择之后约1秒的时间内，当参与者选择那张强迫的卡片时，他们的瞳孔放大了差不多四次。换句话说，身体知道它是不是被迫做了选择。但是，参与者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就决定后面的真实理由而言，与我们的思维相比，我们的眼睛是更可靠的指示器。
这些实验应对了那个关于责任的古老哲学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过于简单的自由意志观念。但是，它并没有颠覆这一观念，而是差得太远。我们不知道利贝特的无意识火花源自哪里，不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目前，就像拉瓦锡的热理论那样，我们只能推测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