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藤水与幻视
死藤水是驰名亚马孙河流域地区的饮料。它是被当作茶饮用，用两种植物的混合物泡制而成，一种是茜草科灌木，另一种是卡皮藤。配方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包含两种在神经药理学互补作用的成分。茜草科灌木富含二甲基色胺（DMT）。卡皮藤拥有一种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是最常用的抗抑郁剂之一。
这两种构成死藤水的成分存在一种协同作用。DMT调节神经递质平衡。在正常情况下，单胺氧化酶就像大脑的化学警察，会解决这种不平衡。但是，在这里，它和卡皮藤的MAOI产生了反应。MAOI抑制了大脑管理其神经递质的平衡能力。因此，在死藤水里使用的剂量中，DMT的致幻效果比较低，但它和卡皮藤结合在一起，致幻效果就加强了。死藤水强烈改变了认知，在愉悦和动机系统中诱发了严重的变形。当然，它也改变意识的流动、组织和依靠。
在死藤水造成的所有认知改变中，最为奇特的是一种非常生动的幻视。这是一种想象构建的、具有高度可视性的构造。在死藤水的作用下，想象就像视觉那样清晰。这在大脑中是怎样物质化的呢？
德拉里奥·阿罗约（Draulio Araujo）是巴西的一位物理学家，经常穿行于丛林和湿地。他做了一个独特的实验，融合了亚马孙地区的古老传统和最复杂的技术发展。德拉里奥把使用死藤水的行家巫师带到了里贝朗普雷图医院现代、无菌的房间，请他们喝下死藤水，然后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让他们的幻想任意驰骋。
在隐秘的核磁共振检查过程中，身为行家的巫师产生了幻觉。后来，他们在没有药效的情况下重做了实验，结果想象的表达减弱了不少。
当我们看到一种形象时，信息从眼睛到达丘脑，再到视觉皮质，最后是记忆的形成和额叶皮质。喝了死藤水，给视觉皮质提供信息的就不是眼睛了，而是内心世界。这是支撑幻视的信息流的逆转。在服用致幻剂引发的幻觉里，循环始于额叶皮质，并在那里从记忆中获取信息，以流回视觉皮质。通过我们尚未发现的一些机制，大脑的化学变化导致记忆在视觉皮质上的投射，仿佛是在重构形成那些记忆的感官体验。实际上，喝了死藤水，视觉皮质在看见某种东西时的活跃强度和在想象那种东西时基本一样，这赋予了想象更多现实性。不喝死藤水，视觉皮质在看见东西时的活跃强度要比想象时强得多。
死藤水也激活了布罗德曼区域10。这一区域形成了外部世界（感知的世界）和内部世界（想象的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这解释了它所产生的效果的一个特殊方面。通常情况下，那些喝了死藤水的人觉得他们的身体在变形；他们真的觉得，他们在自己的身体之外。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界限变得比较模糊、暗淡了。
霍夫曼的梦
1956年，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罗杰·海姆（Roger Heim）去墨西哥的瓦乌特拉希门尼斯考察，和罗伯特·沃森（Robert Wasson）一起去鉴别、收集在马萨特克人治疗和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蘑菇。在返回巴黎时，海姆联系了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fman），来帮助他鉴别那些神圣的蘑菇的化学成分。霍夫曼是这一任务的理想人选。10年前，在偶然摄取了250微克刚在他实验室里合成的一种麦角酸后，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他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酸的旅程。
就在霍夫曼正在确定那些蘑菇里的魔幻分子是裸盖茹素时，沃森在《生命》（Life）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寻找魔幻蘑菇》（Seeking the Magic Mushroom）的文章，记述了他和海姆的墨西哥沙漠之旅。文章引发轰动，结果裸盖茹素不再仅仅是马萨特克人的崇拜对象，还成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巨大偶像。
麦角文化原本会对垮掉的一代知识分子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产生较大影响。他们创建了一个运动，彻底改变文化和人类思维的方方面面。提摩西·李瑞（Timothy Leary）开展了他的哈佛裸盖茹素项目，率先对裸盖茹素的变形效果进行了科学研究，陪伴了麦角一代。
处在麦角科学开端的那三个人在科学、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扮演了核心角色。沃森是摩根大通公司的副总裁。在其他重要的法国头衔之外，海姆还被冠以荣誉军团高级官员头衔。霍夫曼是顶级制药公司之一山德士公司的高级主管、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至少从他们极为雄心勃勃的创建目标的角度来看，麦角一代失败了。
在长达10年的研究热情巅峰过去之后，接下来是近半个世纪的冷淡。在这一冷淡过程中，裸盖茹素几乎从科学研究中消失了，或至少被大大边缘化了。在过去数十年，如果对于认知的好奇心源自梦或独特的大脑，那么它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动物群和头脑的多样性进行的药理学考察却几乎完全停止了。当然，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10年里在英国发生的一场激烈讨论的结果。这场讨论涉及毒品、政治、精神病学、科学。
这场讨论始于大卫·纳特（David Nutt）在2008年被任命为滥用毒品咨询委员会主席。纳特当时在布里斯托，现在是伦敦帝国学院神经心理学—药理学教授。从他获任的那一有着巨大声望、责任的职位出发，就评估毒品使用、滥用危害和制定相关政策的标准，纳特和政府官员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他主张的观点有：以我们已有的、可以用来判定毒品造成危害的法律为依据制定有关毒品的法律；避免片面的毒品危害观点，转向一种对危害的程度、规模、种类进行比较的量化的论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构想了一种包含几个参量的分类方法。这些参量衡量的是毒品的负面结果的不同维度，如身体伤害，依赖，社会危害……以这种分类方法为基础，他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酒精或烟草等合法的毒品比麦角酰二乙胺（LSD）、摇头丸、大麻等非法毒品的危害更大。当政府无视这些建议，把大麻的地位从C类变成了B类（意味着它被列为一种危害更大的毒品，需要接受更为严格的控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共和政治对抗。在公共媒体和科学、医学杂志上，纳特表示，这一决定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违背了科学的、以证据为基础的论证。
在一篇备受颂扬又存在争议的文章中，纳特比较了毒品的真正危害和其在生活其他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接受为了寻求快感冒一定程度的已知风险）的作用，提出了他的观点。纳特量化了“伊夸西”的危险（从身体伤害，它的上瘾，它如何分散对工作的注意力并且让一个家庭陷入经济风险）。在证明了这种新毒品的危害堪比摇头丸之后，纳特透露了被忽视的“伊夸西”上瘾的秘密。原来，“伊夸西”不过是骑马。
在经过了所有这些激烈的讨论后，纳特被内政部解除了委员会的职务。从那时起，纳特继续努力，以确立一种以证据为基础、理性的关于毒品危害及使用的讨论。但是，他也全身心地回到了实验室。几年之后，他结识了我的朋友、同事罗宾·卡哈特–哈里斯（Robin Carhart-Harris）。他们一起捡起了沃森、海姆、霍夫曼丢掉的接力棒，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项目，以理解在一场裸盖菇素之旅中，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
现在，在大卫·纳特的实验室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实验。马萨特克和亚马孙的仪式传统存在多处不同，其中包括使用的植物不同（蘑菇取代了藤和灌木），毒品的成分不同（裸盖菇素取代了DMT和MAOI），心理变形种类不同，在摄取毒品后大脑的变化不同。
裸盖菇素改变了大脑活动对空间和时间的组织方式。大脑自发地形成了一系列状态。每种状态中都有一组神经元激活，并且后来停止活动，让位给一种新状态，就像漂浮的云，先形成了一个形状，然后消散，以形成新的形状。在这一比喻中，每片处在特定形状里的云都对应着一种大脑状态。大脑状态的连续呈现了意识的流动。在裸盖菇素的作用下，大脑行经很多状态，就像风正在使云更快地变化，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状。
状态的数量也是意识的足迹。在无意识中（例如，深度睡眠或失去知觉），大脑崩溃，进入一种非常简单的模式，状态不多。在意识被开启后，状态的数量增加了；在裸盖菇素的诱导下，数量甚至更多。这能够解释，从大脑方面来看，为什么很多摄取了LSD和致幻蘑菇的人感觉到一种拓展的意识。
在麦角状态（lysergic state）中，很多人也提到了所谓的“曳尾”（trailing）。在曳尾中，现实成为一系列固定的图像，且这些图像后面拖着尾巴。因此，摄取了致幻蘑菇，知觉之门不仅打开了，还变得碎片化了。幕布被拉起，我们所见的一种连续体的现实不过是一些图像的连续。这是弗洛伊德推测“Ω”神经元拥有的属性，为的是能够像意识那样，既持续，又变化。
在正常的感知中，现实显得连续不断，而非断断续续。但是，这是一种幻象。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正常感知的不连续性在赛车中得到了巧妙的体现。在赛车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种幻象。在这种幻象中，汽车的轮子似乎是向后转的。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在电影、电视界为人熟知，与被用来讲述现实故事的静止照片频率有关。设想轮子17毫秒转一圈，摄影机每16毫秒拍一帧。在一帧和下一帧之间，轮子几乎完成了一圈转动。因此，在每帧连续的静止照片中，轮子显得稍微向后转动了。更奇妙的是，这种幻象不是电视屏幕的作用，而是出现在我们的大脑里。这显示，就像在电影里那样，我们生产不连续的照片，然后把一种连续的幻象插入其中。感知总是碎片化的，但只有在毒品的作用下，这种碎片化才变得明显。我们看到的现实好像在一块幕布后面，在矩阵的背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