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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大脑:大脑如何思维、感知和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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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和天赋

书籍名:《决策的大脑:大脑如何思维、感知和做决定》    作者:马里安诺.西格曼



我们直觉地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学弹吉他,弹得就像普林斯(Prince)[3]等摇滚明星那样好,是以生物学和社会因素等综合条件为基础的。但是,要理解这些因素怎样相互作用,并且最重要的是,怎样运用这种知识运用在教与学之中,我们需要把这个一般概念分解成较小的部分。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基因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换句话说,任何人都能把音乐或足球学到一定程度,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达到乔·吉尔伯托(Joâo  Gilberto)[4]或莱昂内尔·梅西(Lionel  Messi)那样的程度。了不起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训练的。

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的教育轨迹相似,但所达到的高度取决于一种生物学因素。这种观念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创立并概述的,他是最多才多艺、最有建树的英国科学家之一。当这种因素是身体特征时最明显,举个例子,如果你个子高,你成为一个职业篮球手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如果没有生就适当的发声器,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男高音就难了。

高尔顿的观点简单、直观,但与事实不符。仔细研究杰出人才是如何学习的,且避免受固有观念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得到的结果证明,高尔顿的观点的头两个前提是错的。学习水平的上限并不太以基因为基础,达到上限的途径也并不太依赖基因。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基因,但基因在其中都不具有决定性。



学习的方法


伟大的神经病学家拉里·斯奎尔把学习分成了两大类。宣讲性学习是有意识的,能够用话语来解释。这种学习的一个好例子是学习游戏规则。一旦学到指令,就可以把它教给(宣讲给)一个新游戏者。非宣讲性学习包括技能和习惯的学习,学习者通常不知不觉就学会了。这些类别的知识难以用语言明确说明,例如把它解释给另一个人。

那些比较含蓄的学习方法真的太无意识了,我们甚至意识不到有东西要学,例如学会观察。我们轻易就能确定表情表达了情绪,但我们无法宣讲这种知识,以制造能模拟这一过程的机器。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这种凝视的自然性的反面甚至都有了诗的力量。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写道:“并且大海如此浩渺,如此光辉夺目,它的美让男孩说不出话来。当他终于能开口了,他声音颤抖、结结巴巴地求他父亲说,‘帮我看见!’”在学习走路或保持平衡时,发生了相似的情况。我们将这一技能运用得如此自如,结果好像我们天生就会,永远不必去学。

在考察学习的巨大空间时,这种分类是有用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白,它们不可避免是抽象和夸张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学习都是宣讲与含蓄兼具。

举个例子,学习走路是一种含蓄的、程序性的学习,不需要指令和解释。它学起来很慢,需要大量练习。然而,有很多方面是能够加以有意识地控制的。呼吸也是一样,它基本上是一个无意识过程。给我们每个分神的自由意志指派某种如果忘记就会要命的东西,这一过程是难以察觉的。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呼吸,控制它的节奏、音量和流动。在冥想练习和其他学着把一个人的意识引导到一个新地方的练习中,被用作一座通用桥梁的,正是呼吸这种横跨意识和无意识的身体功能。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事实证明,在每种学习中,搭建这座连接宣讲和含蓄的桥梁都是一个关键变量。



“刚刚好”的临界值


要搞清楚我们能提高多少,有一个被称作“刚刚好”的临界值(OK  threshold)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让人觉得一切都不错的程度。举个例子,人们致力于学习打字,刚开始用他们的眼睛找到每个字母,并且付出很大努力和精力。就像梅农的奴隶那样,他们注意每个步骤。但是,到了后来,他们的手指好像有了生命一般上下翻飞。当我们盲打时,我们的大脑在别的地方,在思考文本,和另外一个人说话,或做白日梦。奇妙的是,一旦我们的能力达到了这种水平,那么就算我们一连打数个小时,能力也很难提高。换句话说,学习的曲线延伸到了一个稳定值。绝大多数人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分钟60个单词。但是,这个值肯定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打字的世界纪录是由斯特拉·帕巨纳斯(Stella  Pajunas)保持的。他每分钟能打216个单词,速度惊人。

这个例子似乎证实了高尔顿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达到了我们固有的最高水平。然而,通过系统、持续的练习来提高速度,我们都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事实是,我们停滞不前,距离我们的最好表现尚远。在某一点上,我们从所学的东西中受益,但再也不产生更深入的学识了。我们到了一个舒适区。在这个区域里,我们在提高的欲望和所需的努力之间找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平衡。这个点就是“刚刚好”的临界值。



人类的德性的历史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会碰到打字速度例子中所发生的情况。阅读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一个例子。经过在学校多年的艰苦努力后,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能迅速地、几乎毫不费力地阅读。我们读的书越来越多,但阅读速度并没有提高。然而,如果我们回到一种系统的、持续的过程,并且投入时间和精力,就能在不丧失理解力的前提下,大大提高阅读速度。

文化和体育的历史复制了我们每个生命周期中的学习历程。20世纪初,有史以来最快的长跑运动员在两个半小时内完成了跑一次马拉松的非凡壮举。在21世纪,这个时间甚至连参加奥运会的资格都够不上。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体育。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一些乐曲在技术上太难了,结果在他的时代从未被演奏过。今天它们仍被认为具有挑战性,但已经有很多小提琴手能够演奏了。

我们为什么能够完成多年以前不可能完成的壮举?难道就像高尔顿的假说所暗示的那样,我们的体质(我们的基因)变了?当然不是。在那70年里,人类的基因基本上保持原样。难道是因为技术大大改变了?答案仍是否定的。也许那对一些学科来说是有效的论据,但一个来自100年前、有教练的长跑运动员今天也能达到一度不可能达到的成绩,甚至光着脚都能。同样的,当代的一个小提琴手现在能够用古乐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这给高尔顿的观点带来了致命一击。人类表现的限制与基因无关。小提琴手今天之所以能演奏那些乐曲,是因为他们能投入更多的时间练习,他们觉得达到目标的那个“临界值”改变了,他们拥有更好的训练程序。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效仿这些例子,以达到在今天难以想象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