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锤炼(8)
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写回忆文章。他的笔名“栖梧老人”，出现在《新观察》上。
笔者问谢缙云，“栖梧”两字的含意是什么？她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笔者又问及“惠僧”两字的来历，谢缙云说出了鲜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现在流传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1957年，包惠僧曾在国务院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反右派之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他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他当过记者，又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而且参与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富有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他和张国焘两人是留下回忆文字最多的。虽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又明显地回避了某些问题，但他毕竟还是尽力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毛泽东关照中宣部让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国务院参事室也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一个拄拐杖的参事，甚至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是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写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这些信化成了灰烬，再也无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过了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
1971年，大夫发现他的肚脐附近有个瘤，诊断为“腹主动脉瘤”。虽然大夫建议做切除手术，但他的家属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未动手术。
1976年7月2日，85岁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后说腰痛，叫家属到北大医院去拿了点药。下午，他在家看文件。那时，全国政协开会，发了许多文件。
吃过晚饭后，他看电视。那天播映的是电视剧《伽利略传》，他觉得很枯燥，看不下去。于是，邀老邻居三人，在客厅打扑克。打到9点多，他忽然把扑克牌一甩，说腹部不舒服。他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他脸色煞白。那是因为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
家属一连打了八次电话，大夫终于赶来。做工人呼吸，无效。夜10时40分，包惠僧离世。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夫人谢缙云协助，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这本书前边载有一幅他的照片，双眉紧锁，据他的女婿说，是在家门口为他拍的。
[1]《中国季刊》第56期。
[2]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此校当时设在北京颐和园附近。
[3]1990年6月21、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包惠僧夫人谢缙云。
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在毛泽东病逝之际，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所老人病院里，有人发出了一声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
这位老人中风在床，已是风中残烛，自知剩下的时光不多。他说：“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此人便是比毛泽东小4岁的张国焘。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8年，他和妻子杨子烈双双住进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残年……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24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非常活跃，当上了大会主席，当上了第一届组织主任。
会后，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此后，张国焘极其激烈地反对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到中国共产党“三大”，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局秘书，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另外，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尖锐批评。
他意识到再坚持反对意见，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四个月后，5月21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张国焘，落入了北洋军阀的京师警察厅手中。据当时的《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所载：
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1]
一个星期后，5月28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张国焘受到严刑拷打的消息：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唯并无任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出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2]签字，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系俄国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层尚无结果也。
经过严刑拷打，张国焘招供了。据1924年5月30日《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所载：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3]、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案，而遏乱萌。
由于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密捕李大钊。李大钊得知风声，迅即离开北京铜幌胡同寓所，避往河北乐亭老家。当晚，李寓便遭查抄。然后，侦缉队又追往河北乐亭。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时安排李大钊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供出李大钊者是张国焘。除了李大钊之外，京师警察厅根据《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范体仁等多人。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延安合影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组织趁机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获救。他对自己狱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国共产党组织亦未察觉。直至解放后，这些当年的审讯档案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才使张国焘那五个月铁窗生涯得以真相大白。
张国焘出狱不久，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部主任。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张国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1928年6月，张国焘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张国焘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驻苏联，直至1931年1月下旬，才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红军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毛、周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以为“长征是失败”，主张在川西休整，双方产生尖锐的分歧。
1935年10月，张国焘自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4]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1936年10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1937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5]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去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祭扫黄帝陵。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担任主祭。祭毕，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返。
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4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张国焘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1948年冬，张国焘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无法落脚，他在1949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六大”的，他是唯一的人，他的经历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资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
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的生活费有了着落。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无奈，1968年，他和杨子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晚年移居加拿大的张国焘
1976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82岁。
[1]《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2]加拉罕为当时苏俄驻华全权代表。
[3]据《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原文为“高静宇（即高尚德）”。高静宇即高君宇。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又名静宇，山西省静乐县（今属娄烦县）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1920年冬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4]即张闻天。
[5]《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
在15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19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1987年丧生，也许他会成为百岁老人。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元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订购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
创刊于1922年1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俄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刘仁静在广州列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皆用谐音“竞人”（“仁静”颠倒一下）作笔名。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
也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1929年6月，当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