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巴人源流-巴人 三、巴人源流探索
迁到黄河中游至渭水流域的东夷，大致最迟于殷商时期即已形成巴的主要组成民族——廪君蛮。其居住中心由汉水上游逐渐转移到鄂西，最后到达渝、鄂、湘、黔交界地区的长江三峡和武陵山区一带，并有了自己的君长廪君，在此前后，南来的越系民族蜒、俚、共、奴、且和瑶族先民的一支——人（《类篇》“粤中瑶种。”）等也陆续融入巴族；受楚攻击的濮人，逐渐退居西南，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融入巴族，成了巴的又一主要组成民族，壮大了巴国实力。周初，另一巴的主要组成民族——板楯蛮先民（即濮系巴人先民）曾参与伐纣战争建树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子爵，号“巴子国”。
构成巴人的主体民族是东夷中的氐羌系和濮系民族先民。这在前面已曾提及。
廪君蛮，据《世本》记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诞即”。蛋又写做、“蜒”，即“儋”。所谓巫蜒，实际上是指世代居住在巫山地区的“耳大、下儋垂在肩上”的北系儋人。
关于廪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目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以上是人们所熟知的有关廪君的史籍记载。
所谓儋耳，是指耳垂大而下坠的样子和做法，原写做“耳”，即“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后改为在耳垂上穿孔嵌竹圈等物使之不断扩大，并饰以长耳坠，最长的能碰到肩部。有儋耳之习的越系民族称儋耳人、儋人，即后来的蜒人。
与越系蜒人一样，巫蜒也尚大耳，有“儋耳”习俗。
《辞海》记载儋耳有二：“一在北荒，《吕氏春秋·任数》：北怀儋耳。《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郭璞注：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淮南子·坠形训》作耽耳……”
这个源于北荒的儋耳民族应是东夷，特指氐羌系民族（包括巴人）中的一个支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晋］干宝《搜神记》也有记载：“江汉之域有人（《集韵》，虎之大者），其先廪君之苗裔也，能化虎。”黄柏权先生在《巴人图腾信仰》中称：“白虎原是巴人的图腾，后来也演变为神。”该文指出，湘鄂西、川东（今重庆市）以及乐山一带出土了不少诸如虎纽于（古代的一种铜制乐器）等饰有虎或虎头的青铜器、陶制葬具等文物，都是“古代巴人虎图腾雕刻的遗存”。
从以上所述得知，巴人源于东夷中的氐羌系和濮系民族先民；廪君蛮可能是由氐羌系先民当中的崇尚白虎，以虎为图腾和祖先神的一支发展而成，那么何以证实此说不谬呢？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二）巴人源于氐羌的依据
巴人源于氐羌系民族先民，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主食粟，用鬲《巴渝文化》第3辑第69～70页称：“1959年，四川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忠县发掘出洽甘井沟遗址。该遗址的出土物中，有陶器、石器、骨器、卜骨、铜镞，还有已腐烂的小米……大口尊与商代中期盘龙城盛行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3件卜骨，有钻有灼。”同书第149页：“自清江流域扩展到峡江地区的早期巴文化，是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同书第196～197页：早期巴渝文化遗址上的陶器“器形以尖底器、袋足器为主。”“器形有圆底釜、袋足鬲、罐、豆、大口尊、盆等，夹砂陶鬲数量较多，是主要的炊器。”
出土小米（即粟），说明巴人来自北方。重庆博物馆藏有煮器陶鬲，这是古代北方居民常用于蒸煮小米的炊具，我国南方则未见有此类器物。陶鬲等袋足器的出土，证实巴人中也有相当部分属于北亚人种的居民，他们应是自东而西迁徙来的氐羌系先民中的一支。
黄河上游也产粟，也出土过鬲，然而这些都源自华北，是从中原传过去的，并非当地固有。先民们的西迁路径与文化传播，前已提及，故无需再提。
出土的器具、卜骨前面已提到巴式青铜剑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均有出土，它与鄂尔多斯式短剑有渊源关系。这些也能证实巴人来自氐羌。再结合上文所述出土物中大口尊与商代中期盘龙城盛行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和出土的卜骨有钻有灼等现象，更进一步证实巴人先民确实来自中原地区，其文化曾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证实巴人先民跟其他氐羌系民族先民一样，其迁徙路线也是自东而西，所及面遍布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直至黄河流域各省区。
爱饮咂酒咂酒，据湖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茶酒辞典》第188页“咂酒”词条称：“羌族人民所饮的酒。羌族……以饮咂酒表示对客人最热情的款待。喝时要先注入开水，然后用细竹管轮流咂吸，一遍又一遍，直到客人喝得酩酊大醉。饮时还唱歌和跳锅庄舞以助兴，有诗曰：万颗明珠一坛收，王侯将相都低头。双手抱着朝天竹，吸进黄河水倒流。形容了这种欢饮场面。”据了解，酒开坛后按先主后客习惯由主人先饮，然后客人才饮，饮至酒淡为止。彝族有用竹竿或麦秆吸饮的自酿酒，叫“秆秆酒”，哈尼族的“姿八夺”是相互轮流喝酒的意思。这些都有可能源于饮咂酒。
巴人爱饮咂酒，早已为人知晓。其后裔土家族当然也爱喝咂酒。不仅如此，继巴人之后生活在巴渝大地上的僚人及其后裔仡佬族，也都爱喝咂酒。这些现象若非同出一源或长期相处，怎能如此？它清楚地显示出巴人源自氐羌和濮、越两大系以及川渝一带巴濮之民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最后几乎全融合于僚这一史实，舍此之外不可能有比这个更为合情合理的解释。
崇虎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崇尚白虎是尽人皆知的。氐羌系各民族中也不乏崇虎之民。他们以虎为图腾，奉虎为祖，以虎命名的山名、地名甚至族名、人名比比皆是。彝、纳西、傈僳、怒、白、哈尼、珞巴等民族都有类似习俗。
儋耳巴人首领廪君之先祖出自巫蜒，蜒即“儋”；巴人后裔，土家族先民也一直被史籍称做“蛮蜒”。说明巴人也有儋耳习俗。
古时云南有哀牢夷，很可能也属于氐羌系民族。他们也尚大耳，有儋耳、穿鼻习俗（穿鼻即在鼻中隔穿孔安装饰物，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有此习）。氐羌系民族先民很可能源自肃慎系先民，应属北荒儋耳之民。这在前面业已提及。
语言文字尽管巴人所使用的语言已无法查考，但其后裔土家族与其他氐羌系民族一样，也使用藏缅语族语言。这说明巴人的语言似应为原始藏缅语。
《巴渝文化》第3辑第317～318页称：潘光旦先生举出：“巴人称虎为李”，作为巴人后裔的土家族也称虎为“李”或“利”、“利巴”，彝族称虎为“罗”，拉祜则称“拉”，前者为“li”，中者为“lo”，后者为“lɑ”，其元音由“i”转变为“o”、“ɑ”。这很可能是同一词的古音、今音和方言差别所致。
再说巴文。所谓巴文，不少学者称它为“巴蜀图语”。
《巴渝文化》第3辑第318页记载：“徐中舒认为：巴文和么些文（即纳西族的东巴文）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么些文可能是以巴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比巴文进步。可能同出一源，但他们的分支，远在殷商以前。”同书第318～319页：“李复华、王家佑在分析了巴蜀文字、图画符号以后指出：纳西族东巴文有二十个字与巴蜀图语相同，其中应有承袭关系。”语言同系同族，文字也有承袭关系，有无民族渊源关系，至此似无必要再多费口舌了。
以上是关于巴源于氐羌这一事实的铁证。
（三）巴人源于濮的依据
巴人并非单一民族，主要源自氐羌和濮。下面就巴人源于濮这个问题，提供如下依据：
体质人类学提供的证据濮人先民（即大汶口文化居民）有身材高大、头颅人为使之变形以及凿齿（拔牙）等体质特征，如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墓葬、山东大汶口墓地、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等的人骨架上，都能找到头部人工变形、拔牙等痕迹。
前面提到的巫溪县大宁河流域荆竹坝悬棺的西汉人骨架颅骨顶部的冠状凹陷与川南珙县悬棺中的僰人颅骨凹陷相似，证实他们生前都有头颅改形习俗，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
由此可知，作为濮人先民的大汶口人经融合为东夷后，在西迁时又分化出（构成巴人主体民族之一的）濮人等，到了川南，遂被称做“僰人”。尽管僰人与越系、氐羌系民族长期相处，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甚至混血，生活习俗等均产生了较大差异，但其传统文化、体质特征等方面仍表现出与濮人的习俗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
前面说过，大汶口人与华南人、马来亚人、印尼人、波利尼西亚人、黎族、壮族等的颅骨指数较为接近，属于南亚人种。其后裔濮系巴人西迁时曾抵达陕南，有的还到了川西北茂汶一带。如四川茂汶别立、勒石石棺中的战国中期人骨架，身高为1.8米，上颌左侧切牙早已脱落，这些都充分证实墓主人是濮人。又据1999年1月20日《重庆晨报》记载：1998年秋，三峡地区云阳李家坝遗址发现战国墓葬中的巴人遗骸，墓主身高1.8米，骨骼粗大。看来这个巴人似乎也应是濮系巴人。
《山海经·海外南经》称：“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凿齿持盾。”与羿作战的是有凿齿习俗和以盾为防御武器的民族。他们应是濮人，即巴人中的板楯蛮之先民。
以上诸现象证实了濮人与氐羌系民族杂居、融合，形成东夷，西迁后有的仍相互错居，生活习俗上彼此影响这一事实的存在。
三峡地区的悬棺，无疑是巴人遗存。从实地考察结果分析，悬棺中的骨架确为濮人遗骸。它也为巴源于濮提供了不可争辩的有力证据。
在这里，顺便谈谈僰人。僰人，汉时居滇地一带者称“滇僰”，居邛都（今四川西昌地区）者称“邛僰”。皆梳椎髻、种田、有邑落。虽然僰人与氐羌族长期相处，习俗等有所改变，但他们仍梳椎髻、种田、有邑落，不同于以游牧为主的氐羌系民族先民。
据《民族百科全书》第36页解释：“僰人……为西方之戎，属氐羌族群。汉武帝通西南夷，滇……和邛都……两部落也居有大量僰人……他们都梳椎髻的发型，种田，有聚居的村落。汉晋间出现了叟，而南北朝与隋代又出现爨，都是与僰相对应的称谓。僰、叟、爨是在不同时代对西南氐羌族群中比较汉化者的族称，故史书也称为氐僰、氐叟、爨氐。唐代称西爨白蛮或白蛮……宋代大理国是僰人（白人）建立的。元、明继续称为僰人或白人。明、清以后称民家。他们都是白族的先民。”从上文看来，僰人应源于氐羌系而非百濮后裔（僰人实为濮人后裔，这在前面已经说过），然而濮、氐羌均源自东夷，到川西南、云南后又长期杂居，彼此影响，一经混血，则很难区分。诚如前述，僰人（即濮人，不是别有所指，更非诸如“僬僰”等的所谓“僰人”）的体质，显然与濮人构成承前启后的关系，其服饰与种田、聚居等生产、生活方式也与氐羌系民族先民的“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这两点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称他们为“氐僰”、“氐叟”等，既可以指具有氐人血统或习俗的濮人，也可以指具有濮人血统或习俗的氐人，很难将他们统统划归氐羌族群。
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在巴人身上，如巴人有时被称做“巴氐”，有时又被称做“巴濮”，以致造成在探索巴人起源问题上的许多混乱。其实这正反映出巴人与氐羌系、濮系都有族源上的联系，只是有的源自氐羌，有的源自濮人，有的则是两者的混血后裔而已。
《巴渝文化》第3辑第60页载有彭邦炯先生的《关于巴的探索》一文称：“另一部分早期巴人，在尧、羿的压迫下，则向洞庭湖西边与北边迁徙。他们越洞庭经江汉向西北而达川鄂陕边界的山区，巴山之名因由此得。这些巴人中，后来又融入了少数西北方面来的氐羌人。巴人中的宗贝蜜人，魏、晋时代还称作（做）巴氐，盖与其中有氐羌血缘融入有关。”弄清了这一点，就不会为僰人有时被说成是濮系民族，有时被说成是氐羌系民族而感到迷惑和难以理解了。
祭祀、送葬用鸡用鸡祭祀、占卜和用做丧葬时的“开路鸡”（即把鸡看做是能将亡灵引向其祖先居住地的神奇动物），这是西南地区（包括部分汉族在内）的常见习俗。记得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重庆城，还偶尔能见到由两个人抬着捆有尸体的“滑竿”（即从前到后安了两根长竹的躺椅）或几个人抬着尸体或棺材，在尸体或棺材上面放着一只公鸡和一串锡箔“元宝”或纸钱，去墓地的情景，这种鸡就是所谓的“开路鸡”。又如20世纪50年代航行于川江的木船，开船前船民们要在船头（供神的场所）点香烛摆酒菜、叩首，还要在船头杀鸡淋鸡血，并拔下鸡毛沾上鸡血贴在船头、船舱、船尾以及船舷等处。还有，当时重庆的街头巷尾，偶尔还能看到类似小木偶戏台似的小型高台，台上估计供着与鸡之类有关的神只，在台的正面，上上下下沾满了密密麻麻的鸡毛，把高台遮得严严实实，几乎连神像也被遮得看不清楚。以上这些习俗，很可能都源于东夷文化，后经巴人僚人继承并传播给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当时的巴蜀黎民。这些民间原始宗教信仰都来自夷越人的鸟崇拜意识，即把鸡看做是能通神的神物。
下面介绍几则有关鸡的奇风异俗：
白族那马人在丧葬完毕后，把带来的开路小公鸡就地放生，说是让它与死者做伴。白族勒墨人的做法是捏死开路鸡，将它放在死者怀里一两个小时，然后用火烧，将鸡和大米饭装进麻布口袋，吊在死者头顶上方的屋梁上。
纳西族称开路鸡为“陪祭鸡”，男性死者用母鸡，女性死者用公鸡。他们认为鸡与人可以互相代替，故忌无陪祭鸡。别人放生的陪祭鸡严禁拿走，更不能杀来吃。纳西族吃鸡时，鸡头要留给年纪最大的男性吃，以便进行鸡骨卜，测吉凶。
基诺族人在盖房立柱当天要杀猪、鸡、狗，将其血涂在东南方的柱子上，并贴上鸡毛、狗毛。
珞巴族阿帕塔尼人在播种前要向神献祭猪、鸡、狗，以增长土地的肥力。
德昂族祭天时，要去地头杀鸡祭天。宰鸡时要让鸡头朝上，使鸡血直向天空喷去。另外他们在订婚仪式上有“斩鸡头”习俗，一刀砍下去，鸡头、鸡身离异，这表示既已订了婚，就无法追悔。
佤族吃鸡时，同样要给长者留鸡头。祭龙树或盖新房砍第一根柱子时，都要杀鸡祭神，看鸡卦。产妇吃鸡不吃公鸡，不吃毛色不好的鸡。死人葬后，要请魔巴杀鸡祭祀。
风俗既可以模仿也可以更改甚至放弃。同为东夷的氐羌系先民，向在一起生活相处的濮人模仿学习，接受某些新的信仰与习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况且像纳西、白等民族先民在历史上很可能与濮人有血缘关系（如白族先民曾被称做“滇濮”、“滇僰”），其生活习俗自然更接近于濮，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巴人的民族成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濮人，不用说，上述风俗习惯也同样出现在巴人的生活习俗中。
以鸡祭祀、占卜或作开路鸡等的风习，不仅濮系民族有，越系民族也有，而且内容似乎更多更普遍些。如：布依族垦荒、建房、出猎等场合都要杀鸡占卜。
侗族人生了孩子，有的要用禾秆扎成小束，上面插鸡毛，生男鸡毛朝上插，生女则朝下。
水族人选鸡祭祀或待客时，忌用白色鸡；无论公鸡、母鸡，在酉时啼叫兆凶，应砍下鸡头丢弃岔路口方能免灾；母鸡吃了它自己下的蛋时，要请水书先生除鬼。出殡时，棺木上拴小公鸡（开路鸡），它能带领亡者灵魂回到祖先住的地方，因此忌讳无鸡。按照丧葬习俗，葬后要过三朝之后才能开荤，有的在开荤前还要杀鸡，念咒，用鸡血冲水漱口（有的则是杀小狗，念咒驱邪，然后将狗肉煮熟，每人吃一块）之后才能开荤。出嫁途中遇到打雷，夫家要立即杀鸡敬雷神，把鸡血泼在屋外驱邪。死了人，要先去舅家报丧，舅家要将孝子送来的报丧鸡宰来吃了，然后才能跟着孝子去奔丧。产妇未满月不得进别人家门。若有违反并使这家遭到不幸时，要杀鸡3只，请水书先生念咒为其祛邪。待客时，鸡头须敬给最尊贵的客人。
开路鸡，很可能源于对凤凰的崇拜，即崇鸟习俗。据《楚辞通考》注：“为生人升天和死者升天之引导。又言，以登天为入仕于国，则凤者盖相以引导，或相随入宫，贤能之士讬言，因楚俗升天之所凭依者也。”楚俗之由来，很可能源于（原本就住在江汉平原上的）濮人和商人之遗风，即来自东夷的鸟崇拜习俗。濮越之民习俗多同，都有用鸟类陪葬风习。如傣族风习有死人出殡前要用黄腊制作凤凰，置于棺材或尸体上，念经后烧掉，做法、含义与开路鸡大致相似，即引导亡灵升天或说回到祖先住处。
忌吃白鸡习俗也见于土家族，但忌吃者仅限于产妇，不仅白鸡，花鸡也在禁忌之列。关于颜色禁忌，壮族有在除夕集体祭社时，参加者忌穿白色和花色衣服之习，否则当年收成不好且禽兽为患。据称白色象征虎，花色象征豹。说不定这一习俗做法与忌吃白鸡、花鸡的信念同出一源。
通过对上述各民族习俗的分析比较，再联系到越系民族和濮人后裔德昂、佤等民族对鸡的认识及其做法，以及学术界提出的濮与越有一定亲缘关系的见解，大致可以推断：占卜和开路鸡等习俗做法应是濮人古习之延续，而不是氐羌系民族习俗。
爱吃糍粑糍粑即糯米饭趁热捣烂后做成的圆饼。它与日本年糕以及浙江的块重庆街头上出售的叫做“锅魁”的烧饼，估计其前身很可能是烤糍粑。浙江宁波的“块”与“魁”字同音，可以看做是“块”的同音异写字。不过锅魁的原料早已改用面粉，已完全与烧饼合为同类食品，致使重庆方言词锅魁的“魁”之出处无从查考。锅魁夹凉面的传统吃法可与土家族爱吃烤糍粑内裹酸菜、酸辣椒或腊肉、蜂糖等的吃法做比较。、云南的饵等属同类食品，是濮、越系民族自古就有的传统食物。糍粑也同样是汉族喜爱的日常食品，特别是西南地区，人们几乎天天都能见到它。
与糍粑相配套的加工制作工具杵和臼，也是濮、越系民族居住地的常见之物。它是我国南方各地以及东南亚、日本乃至古代埃及等广大地域所常见的舂米，做糍粑、年糕时用的工具。尽管它已流传了好几千年，然而其形状至今仍少有变动。它的存在，证实该地是（或曾是）食米民族聚居地。因此糍粑不会是氐羌系民族的传统食品。
巴人源自东夷，系由氐羌系、濮系等民族融合而成。故巴人亦嗜食糍粑。作为巴人后裔的土家族也喜食糍粑，他们的吃法是先把糍粑放在火边烤黄，然后内裹酸菜、酸辣椒或腊肉、蜂糖等夹着吃。
崇蛇崇蛇主要是越系民族习俗，尤以蜒人及其后裔蛋民（民）为突出。《赤雅》有“蜒人神宫蛇以祭”的记载。《峒溪纤志》称：“其人皆蛇种，故祭祀皆祀蛇神。”那么蜒人神宫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据［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载：“……而入者咸有惊异非常之色，出者如瞻礼天帝庭庙，退而不敢忘端肃之状，心窃怪之。随众而入，见庭中铺设屏障，几案樽俎甚备……几上供一磁盎，盎中小树数株，有一青蛇蜿蜒升降于树间，长不及尺，大小逾小指，一身两头，项相并，颈相连，四目二口，两舌并吐，绿质柔扰。立人鞠躬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苟越次不整，立人正色约束，皆唯唯惟命。”崇蛇古习濮族也有。先看《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456～457页的记载：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的“M3残左右颌骨显示左右门齿生前人工拔除，M7上颌骨左右侧门齿生前人工拔除，均属男性成年”。这段话证实湖北一带曾有濮人居住。
又据《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第21页上的一段话：“宜昌中堡岛古遗址的发掘，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中……发现有用泥条做成的蛇图纹，成组的附加于陶器物的腹部，形象生动逼真……”上述这些说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湖北的先民们崇蛇，他们很可能是濮人。
联系到前面所说的情况，证实这些陶器的制作者并非三苗，而是从石器时代起就已定居在湖北的濮人。这些都说明濮人有崇蛇风习。
巴人崇蛇《山海经·海内南经》早有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崇蛇的巴人被大批杀戮，终于像《浔阳记》所说的那样：“其骨为陵，世为巴陵……”
以上为史籍所载，正说明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源自濮人。
出土规鬲、盉《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刊出杨华的《远古时期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一文称：“在鄂西地区夏商遗存中出土较典型的巴人遗物三足规鬲、三足盉是当时龙山文化遗存中常见的器物。”是古代陶制炊器，是古代陶制或青铜制酒器，与鬲一样，都是深腹、有三空心足（即袋足），只是有流鋬：盉有长流、有鋬、有盖。
《辞海》载：规鬲，“古代炊器，有流、鋬和三空心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代表器形之一。《说文·鬲部》规鬲，三足釜也，有杯喙。”鄂西地区出土较典型的巴人遗物是、盉。据《巴渝文化》第3辑第196页记载：“青龙泉三期文化中的陶、盉等，都在前巴渝文化中有相似的器形。”说明它与巴文化之间的直接渊源关系。而又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器形。大汶口正是濮人先民大汶口人的最早聚居地之一，这岂不是巴源于濮的又一有力证据么？
巴源于濮的证据还可以举出一些，如《方言》称：“巴濮之人自称阿。”
“巴濮”分明是与巴氐相对应的称呼，即巴之濮人。巴濮连称，说明他们表面虽异，但实则相通，故方言一致，自称“阿女易”。
以上所述充分证实巴人是由氐羌僰系、濮系民族，外加少数越系民族、瑶族，当然也有汉族、苗族等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并非单一民族。
板楯蛮巴人的形成时间可能较早，古籍上有“巴蛇”之称的，有凿齿、头颅人为使之变形、崇蛇等习俗和以木制盾牌为防御武器。由濮系民族先民构成的巴人，就是这一部分人。“巴”这个词也是他们首先使用的。
这些人当中，生活在偏南的那一部分人，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至洞庭、鄱阳一带，生活在偏北的那一部分人，原先分布在黄河流域中游，西迁后他们自河南进入陕南、川北一带，这些人就是人的前身。
廪君蛮即被称做“蛮蜒”的，有儋耳风习，崇尚白虎，嗜饮咂酒的那一支部落。他们在作自东而西的大迁移中，自陕南、渝东北、鄂西北、鄂西一带进入鄂西南清江流域。在其首领廪君率领下，屡战屡胜，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到达三峡地区后，建立了以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