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道德的历史(2)
十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和整个古代世界的人都说，犹太人是一种“生来当奴隶”的民族。犹太人自己却说，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完成了颠倒价值评价的奇迹，由此在几千年岁月中获得一种危险的新魅力。他们的先知把“富裕”、“不信神”、“邪恶”、“暴力”、“官能”等词语融合为一体，最先把“现世”这个词铸造成了贬义词。犹太民族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价值评价的颠倒上（其中还包括把“贫穷”这个词用作“圣人”和“朋友”的同义词）；与犹太民族一起，即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十一
可以推断出：太阳附近有无数黑暗的天体。这些天体是我们决不会看到的。我们私下说，这是个比喻：道德心理学家把全部星辰的文字仅仅看成一种比喻性的符号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许多事物也许是未表达出来的。
十二
我们从根本上误解了食肉的野兽和食肉的人（比如，亚历山大的巴比伦西亚大主教切萨雷·博尔吉亚），误解了他的本性。我们力图在这些最健康的热带怪物和产物的体格上发现“病态”，甚至力图在它们身上发现与生俱来的“地狱”，几乎所有道德家至今都是这么做的。道德家是不是憎恨原始森林和热带地区？他们是不是在不遗余力地诽谤“热带人”，说他们使人类患病？使人类堕落，或说他们自作自受，自己折磨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偏袒“温带地区”、偏袒温带人、偏袒“道德”、偏袒庸庸碌碌的人吗？那么，应该写出这样一节：——胆小的道德。
十三
所有致力于所谓“幸福”的道德体系，能是什么呢？只能是针对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危险而提出的行为建议；只能是医治人们感情，纠正好倾向和坏倾向的药方。只要人们尚有强力意志，想要充当主人，只能是大小权宜之计和巧妙手法，充满了老妇人的智慧。它们的形式都怪诞而荒唐——它们针对“一切”发表议论，因为它们在不能得出普遍规律的地方得出了普遍规律；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这说那，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它们都不仅让人感到半信半疑，而且只有在放入过多的佐料，散发出危险气味，尤其是散发出“来世”的气味时，才是可忍受的，才具有诱惑力。从智力方面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根本不是“科学”，更不是“智慧”。但再说一遍，它们是权宜之计，掺杂着愚蠢——无论是像斯多噶学派劝说和鼓励人们的那样，对各种热烈而愚蠢的感情采取漠不关心和冷漠的态度；还是像斯宾诺莎建议的那样，不再笑、不再哭，通过分析和剖析感情，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说所鼓吹的那样，把感情降低到清白无邪的适当程度，让感情得到满足，或者把道德视为拥有自觉减弱的感情，用艺术的符号作用使其超凡脱俗，或者表现为音乐，或表现为对上帝的热爱，表现出为了上帝而对人类的热爱。因为在宗教中，感情只要是……就会被再次授予公民权。最后，甚至是像波斯诗人哈菲兹和歌德教导的那样，若是富有智慧的怪老头和酒鬼，就可以顺从和沉溺于感情，大胆地放开精神和肉体自由意志的缰绳。因为在这种人那里是可以放纵感情的。因而也应该写出这样一节：“胆小的道德”。
十四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有人群（家族联盟、社会、部落、民族、国家、教会），并总是大多数人相应地服从于发号施令的少数人。所以，至今为止，人类最为经常地身体力行服从，最出色地培养出了服从精神，因而有理由认为，服从是每个人天生的需要，是人正式的良知，它发布以下命令：“你应当无条件地做某事，无条件地不做某事。”总之，“你应当”这种需要力求自己满足自己，力求用某一内容来填写其表格，依照其强度、不耐烦程度和急切程度，可不加选择地立即明白和接受各种各样的命令对他喊出的任何东西——这些下命令的人可以是父母、老师，以及各层领导。人类发展所受到的极大限制，迟疑徘徊，经常的倒退和改变方向，可归因于服从这一群居本能遗传得非常好，而命令艺术却受到了损害。倘若设想一下这种本能增加到最大限度，则下命令的人和独立的人最终将销声匿迹，或者他们心灵深处会感到内疚，会先进行一番自我欺骗，然后才能下命令，就像他们也只是在服从。目前欧洲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我称它为命令阶级的道德虚伪。他们使自己免遭内疚折磨的方法，只能假装是在执行（先辈、宪法、正义、法律或上帝本人的）年代更为久远的、更高一级的命令，甚至用撷取民众流行意见的熟语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人民的头等公仆”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爱群居的欧洲人目前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样子，对自己的各种品质赞不绝口。其中包括热心公益、和蔼可亲、服从依顺、勤劳、节欲、谦虚、宽容、富于同情心。由于有了这些品质，他便温文尔雅，坚忍不拔，有益于民众，从而具有了人类特有的美德。然而，在认为不能缺少领袖的情况下，当今人们一再试图把爱群居的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以此取代发号施令者。比如，所有代议制政体便起源于此。尽管如此，对这些爱群居的欧洲人而言，出现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会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又会摆脱一个多么不堪忍受的重负啊。拿破仑的出现所起的作用，就是最近对这一事实的伟大证明。拿破仑的影响史，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值得尊敬的个人和时期所获得的高级幸福的历史。
十五
在各个种族相互融合的时代，人的身体中继承着多种多样的血统。也就是说，继承有相互对立的，而且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本能和价值标准。它们相互冲突，很少平静下来。文化孕育出的这样一种人，通常是软弱的人。他的根本愿望是结束内心的战争。在他看来，幸福就是某种镇定药，就是某种（比如伊壁鸠鲁式的或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悠闲、无打扰、精神充实和最终和谐带来的幸福——用圣洁的修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日”。然而，倘若本性上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成为生活的另一种激励和刺激，同时另一方面，如果除了其不可调和的本能外，他们身上还继承和被灌输适当的控制力和机敏性（即自我克制和自我欺骗的能力），来进行内心的这种冲突，那就会出现一些叫人不可思议的人，他们注定要征服和胜过他人。最佳例子便是古雅典的政治家亚西比德阳凯撒（按照我的鉴别力，我要把欧洲第一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与凯撒联系在一起），艺术家当中或许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们恰好出现在渴望悠闲且软弱类型的人大量涌现的时期。这两种类型的人是互补的，产生于相同的原因。
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