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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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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对外关系

书籍名:《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戴逸



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领土面积广袤。东临太平洋,岛屿星罗棋布;南面以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横断山脉为屏障,到处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峡谷;西面、北面有广阔无垠的沙漠、草原。交通阻塞,行旅艰难,离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中心很遥远。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泰国以及哈萨克、浩罕等中亚地区交往较频繁,再远一点是南洋各地和印度、波斯,与欧洲没有经常的接触往来。中国由于地理格局的自成一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长期未遇到有高度文明的强大竞争者。经济上、文化上的先进性,培育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形成了封闭的文明体系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念。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天朝上国,文明程度高出于“四夷”之上,周围的国家和民族都是藩属,受中国的教化和影响。18世纪欧洲的国家与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阶段、国力强弱和文明程度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但很不相同的事物在暮色苍茫中看起来都是灰暗的,因而也是近似的。在当时中国人的特殊观照中,“西方”和“东方”国家也是近似的,它们都是缺少文明教养的民族,并无不同之处。所有的藩属外邦,都可按照远近亲疏的关系纳入以朝贡制度相联结的国际关系的网络之中。

藩属和朝贡是中国封建朝廷处理国家和民族关系时的一种特殊体制,它是按照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延伸构建而成的。按照这种体制,中国的封建朝廷是君主,其他国家和民族是臣属。这是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在国际和民族关系中的反映,但君主国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藩属国名义上受清朝的册封,奉中国的正朔,定期派遣贡使到北京来朝贡。贡品一般是藩属国的土产,不必特别丰厚,对清朝的财政无足轻重,但礼仪是很郑重的,朝贡表文的称谓、册封赏赍的规格、觐见皇帝的仪式均有规定。这一方面表示远方国家的臣服归附,显示清王朝的德威广被;另一方面也是朝贡国得到“天朝”的认可,有利于巩固朝贡国自身统治的安全。清朝对朝贡使团的人数、来期、道路也有规定,来往途中和在北京停留期间的食宿、交通工具一般均由清廷供应,还有多次赐筵、娱乐,赏赐绸缎、茶叶、瓷器、珠宝金银,赏赐物的价值要大大超过进贡礼品的价值。

朝贡制度给清朝带来的是政治威望。清朝皇帝自称奉天承运,统治全人类,如果国境以外的“夷狄”不承认他的统治,那不仅会招来入侵国境的灾难,而且也就不能指望国内人民会长时期匍匐在自己的宝座之下。而朝贡国则通过这种形式,开辟了一条向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渠道。朝贡国的使团里常常有商人参加,而且朝贡本身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使团或者可以免税将商品带到北京出售,或者允许在边境城市进行贸易,或者从清朝得到丰厚的赏赐。清朝则并不重视通商的利益,而只把它当作怀柔远人的手段和赐予“外夷”的恩惠。

与中国的国际观念相反,欧洲从中世纪以来,是一个多元世界,多国林立,相互竞胜,各争雄长,没有哪一个国家长期居于中心,长期处于优越地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俄国,它们之间地理相近,宗教相同,经济文化的差距不大,交往频繁,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斗争绵延不断,至18世纪已形成了许多民族国家。就理论上说,这些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相互平等,疆域判然,没有隶属关系,各有其法统。其国际秩序,依靠各国之间权力的均衡。而且欧洲的海外扩张和殖民主义已有数百年历史,重商主义是其传统。自从地理大发现以后,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鼓励航海探险,致力于海外贸易,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纷纷走出国门,跨越海洋,到世界各地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18世纪,东西方的经济背景已截然不同,它们对外政策的动力和内容也迥然不同。西方国家要打通世界的每个地区,开辟殖民地,寻找商业机会,取得更多的财富,以增加资本的积累。学者们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就达120亿金卢布;英国1701—1810年还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马克思说:“在整个十八世纪里,从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与其说是用比较不关重要的贸易办法,勿宁说是用直接剥夺领土和夺取巨量财富而后运回英国的办法取得的。”[1]

至于清朝政府,它以农立国,关心国内事务,注意农业收成、气候雨水、国库收入、社会秩序、官吏治绩、民众心态。它的对外政策只要求“外夷”归附,为的是怀柔远人,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它对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因此,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借此些微远物也。”[2]清廷正因不重视通商利益,不愿与外国频繁往来,故而执行闭关政策。

有的学者不承认清朝执行了闭关政策。他们争辩说:在清朝统治下,进出口税率很低,对外国商人的活动虽有限制但执行并不严格,而且对外贸易数量在直线上升,增长很快,因此清朝并未实行闭关政策。我认为,由于清王朝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而非商业税,故海关正税征收较轻,但粤海关的陋规和勒索亦不在少数,故英国商人宁肯增加正税,多次要求清廷禁止陋规和勒索。为对外国商人进行限制,清廷曾多次制定“防夷章程”,但官吏腐化,贿赂公行,只要用金钱进行买通,对清廷订立的一切规章制度,外国商人都可以逾越不遵。就像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3]至于18世纪内,中外贸易确实在迅速增长,但这并不是清朝执行了开放政策的结果,而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中国一天比一天更深地被卷入世界性的交往之中。清朝的闭关政策不可能逆转这一世界趋势。18世纪中外贸易量的急剧增加伴随着中外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东西方两大文明在迅速靠近,不可避免地要迎头相撞。

清朝的闭关政策建立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需要外来的货物,不愿意与外部世界交往。又由于清朝害怕人民群众一旦与外国交往,就会增强对现实统治的不满情绪。乾隆十七年(1752年),安徽霍山发生马朝柱案,以迷信拜神,聚众谋反。这纯属国内的反抗斗争,但因口供中称尚有徒党在四川峨眉山西洋寨活动,朝廷因见有“西洋”二字,神经紧张,严令查拿,后四川总督查复,“访之老民,按之图志,并无西洋寨之名”,“凡峨嵋山周围各县,山村庙宇,一一检查,并无踪影”[4]。清廷极害怕人民群众和外国人接触往来,几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发生英国人洪任辉控告粤海关购买洋货时克扣勒索甚至“全不酬价”事,并要求清政府多开通商口岸。清廷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与洪任辉拘禁审讯,李永标勒索审实,却推诿是他家人“置买绒呢羽纱等项不以实价给发”,而凡与洪任辉有联系的中国人,俱判重刑。代洪任辉书写呈诉状的四川人刘亚匾“即当明正典刑,不得以杖毙完结”[5]。另一与洪任辉有来往的噶喇巴(今印尼雅加达)华侨林怀,“在彼已住三辈,蓄留头发,作为鬼子,尤堪骇异……其家属如有尚留内地者,一面密拘齐确讯,并将该犯设法招回治罪,毋令漏网”[6]。又有安徽商人汪圣仪与洪任辉有商业往来,乾隆帝谕令“将该犯婺源本籍一切家资财产,缜密查抄,无任稍有寄顿隐匿,办毕,将该犯照部议发遣,以为贪利狡诡、潜通外夷者戒”[7]。从这个案件的处理可见,凡是与英国人洪任辉发生过联系的人均遭严重惩治,或斩首,或抄家充军,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可见清廷最害怕中国人和外国人发生联系、接触,因为这将助长反清情绪,引发更大的反清斗争。清朝为巩固自身统治而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正像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8]

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一度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外商来华贸易,必须通过公行商人,不得与中国商民直接贸易。行商一方面垄断对外贸易,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委托,执行政治职能。外商并不向粤海关直接交税,须由行商代收代纳。行商又代表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外国商人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亦由行商转达。

清廷对出口商品有严格的限制,凡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等可以制造武器的,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可能泄露中国情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没于远洋。到18世纪,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政府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9]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10]。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雍正帝说:“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归。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11]

清廷指望通过采取闭关政策避免外部世界对中国产生影响,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中国旧体制的最重要的条件。但从长远来说,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并不能阻挡西方的侵略,反而阻碍了中国人了解和学习先进事物,阻滞了中国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的权利全被外商操纵,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日益落后于西方国家。

与执行闭关政策的清政府完全不同,18世纪的西方国家纷纷打开国门,把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全世界。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和中国人对西方一无所知、漠不关心的情形相反,中国,这一自成文明体系的东方大国,受到西方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明清之际,大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在中国长期居住,进行传教和各种活动,努力探访中国的各种情形,反馈到欧洲国家。这些传教士成为欧洲人最初了解中国的媒介。18世纪开始出现了介绍中国情况的大部头书籍。如1702—1776年共出版了34卷的《耶稣会士书简集》,收集了传教士从中国和东方其他地区发回的大批书信,其中包含了中国等地政治经济状况、文化习俗、社会风貌和民众生活状况,内容极为丰富。还有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自然和人文状况,以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伦理、医学、文学等等。此书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译成许多种文字,风行于欧洲。

中国,这一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受到18世纪欧洲主要思想家的注意。很多思想家赞美中国,歌颂中国,把中国理想化。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钦佩孔子的人文主义精神,认为中国文化最合乎理性与人道,中国历史不记载超自然的奇迹。伏尔泰还根据元曲《赵氏孤儿》,写成《中国孤儿》一剧,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甚获成功。伏尔泰十分重视中国,声称:中国文化的被发现,对欧洲思想界来说,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重要。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所写该书中的“中国”条目,全面介绍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被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中国文化特别偏爱,他撰写了《中国的专制制度》,赞美中国的政治遵循着自然法则,推崇中国的礼治、伦理与重农政策,要求欧洲国家仿效中国治国的榜样。他对《易经》《周礼》《论语》等中国经典十分熟悉,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德国的莱布尼茨也称赞中国文明,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辨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他认为他所发现的二进制数学原理和中国八卦中的卦爻的原理相通。

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处在早期阶段,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并不一致,除了大量赞美之词,也有谴责和贬抑的言论,如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构成它的基础的是权力的威慑。”卢梭和其他人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指责中国专制制度的言词。总之,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们都通过传教士提供的凌乱、芜杂和相互矛盾的资料来了解中国,他们又各自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因此对中国的认识、评价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热衷于寻求远方的新知识,要求更清楚、更深入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

18世纪的中国,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不仅缺少世界的知识,也没有产生探求外部世界知识的冲动与热情。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日耳曼、俄国之间的区别,不了解它们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状况、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和生活风俗。18世纪初,曾有山西人樊守义随传教士于1707年赴欧洲游学十多年,遍历葡萄牙及罗马、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等地,将所见所闻写成《身见录》一书。这部最早介绍西方的著作,在中国从来没有人提起过。18世纪下半期,又有两位青年人高类思和杨德望,在意大利和法国学习十多年。法国国务大臣杜尔果曾和他们交往,向他们询问有关中国的问题。两人于1764年回国定居,但他们二人并非科举中人物,不受重视,虽有西方知识,却不能发挥作用,甚至他们的名字和行踪在中国亦无人知晓,今天只能从当时外国人的记载中略知其信息。

尽管清政府把商业贸易视为无足轻重,但18世纪中外交往最频繁、发展最快的仍是商业贸易,而且因此引发矛盾,带来挑战,产生了重大的冲突。

从海关征收的进出口税金可以看出18世纪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只有银43  000两,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而实际上,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关税收入激增,大大超过了“正额”,超额部分称为“盈余”。乾隆末,每年“盈余”已达85万两,是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近20倍。

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当时,正在迅猛增加的英国工人普遍以红茶作为佐膳饮料,消耗量极大。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商品,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和棉花,其中毛织品的价格太昂贵,一般中国人买不起,市场滞销;运来中国的金属,以铅为最多,但销量有限;只有英商从印度贩运来的棉花,适应正在发展中的广东纺织手工业的需要,有较大市场。但毛织品、金属、棉花三项商品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输出的茶叶一项。18世纪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出超,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的白银到中国。一个清朝官员描述当时的贸易状况:“夷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12]即使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以后,依靠着机器大生产的优势,还不能将商品大量打进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阻碍着外国商品的进入,英国长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名义上是补祝乾隆帝的八十寿辰,真实目的是希望改善通商,获取某些特权,使英国商品更加顺利地进入中国。使团一行700余人,分乘五艘船舶,于翌年到达中国,赶往承德避暑山庄晋谒乾隆帝。中英外交接触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即觐见皇帝的礼仪。清朝自视为天朝上国,其他都是“蛮夷”之邦,英国使团觐见皇帝自然应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这对英国来说,被认为是一种屈辱,决不能接受。中英双方都认为这一问题事关国家的尊严和威信,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由于礼仪的争执,乾隆帝极为不快,接待使团的规格立即降低。谕旨中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13]礼仪问题的争执表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在自己的环境中生成、发展,形成独特的制度和观念,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东西方世界的相互接近,开展正常的交流,需要经历长期的、艰难的、痛苦的适应过程。

以后,马戛尔尼向清廷提出谈判的条件,其中有割让舟山的侵略要求,也有改进贸易的正常要求,乾隆帝一律斥之为“非分干求”,拒绝进行谈判。在当时,英国还只能通过谈判手段来扩大其贸易,只要外交接触继续下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缓和矛盾冲突,对中国有利而无损。中国和英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对等和平等的,英国在当时并无远征中国的可能,不能强迫中国接受它的要求。问题在于,处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中的清政府,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需求。它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认为有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因此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马戛尔尼使团悻悻然返回英国。

14年之后,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团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来华。他们带着和马戛尔尼同样的要求,碰到了和马戛尔尼同样的问题,因觐见时的叩头礼仪而闹成僵局,干脆没有觐见嘉庆帝。阿美士德使团完全走上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覆辙。

但中英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两个文明之间的摩擦演变为刀兵相向的对抗。19世纪初,英国终于找到了鸦片这一平衡对华贸易逆差的武器。英国鸦片贩子用种种手段运进大量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赚取大量金银,使贸易逆转,中国反而变成了出超国。鸦片贸易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削弱清朝的财政和兵力,威胁清朝的统治。中国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严禁鸦片贸易,英国竟以武力对抗,一场战争遂不可避免。战争中,腐败的清朝军队一败涂地,貌似强大的清朝纸老虎原形被戳穿,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道枷锁。从此,中国开始沉沦,一步一步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贫穷、落后,中国人民坠入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起而反抗。19世纪中叶以后,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掀起高潮,中国历史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