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长征(1)
长征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仍然担任《红星》
报的主编。红军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其中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印刷设备。但在11月底，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红军携带的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尽管如此，6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红星》报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
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去处理。
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走过的第一桥——瑞金武阳桥。
1930年春，邓小平到上海的时候，党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手段相当专横的李立三负责。如今时隔一年，李立三已经离开上海，被召往莫斯科解释他的路线失败的原因。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相继对他做了审查，并毫不留情地迫使他做了两次检讨，向共产国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之前，他却对几位参加审查他的官员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没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激怒了这些官员。此外，李立三前一年夏天在中国还说过忠诚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另一回事的话，这无疑也得罪了这些官员。共产国际对他的处罚是把他留在苏联，不让他过问任何事情。因此，在此后的将近15年间，李立三一直无所事事。
李立三在莫斯科接受审查期间，当时正深受斯大林器重和重用的米夫到了上海。米夫此行的任务是敦促中国共产党批判“立三路线”，重新组建新的领导机构。结果，他不虚此行，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了。
1931年1月初，米夫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彻底批判了“立三路线”，然后更换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还听取了总书记向忠发和周恩来、瞿秋白检讨工作中的软弱和失误。在新当选的16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有3名是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亲自挑选的年轻人，可以说是米夫的亲信，这其中就包括王明。瞿秋白则被开除出了政治局。
米夫的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新的领导集体和老资格的劳工领袖之间的分裂。这些劳工领袖曾抵制过李立三和“立三路线”，他们也反对党中央自己改组党中央的做法（他们要求召开扩大的紧急会议），他们还反对米夫拟定的候选人名单。这些劳工领袖在1月中旬便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被转交到国民党手中，2月初被枪杀，党内十分怀疑是新领导层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另一起更大的灾难随之发生了。4月，在周恩来手下负责党中央情报和反情报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他显然没做任何抵抗就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上海的住址。幸亏中共潜伏在南京国民党机关的反谍报人员及时向中央通报了顾顺章叛变的行为，否则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在上海的大多数高层要员，很可能会被一网打尽，在劫难逃。然而，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还是在5月被捕，6月被处决。顾顺章的叛变并没有保住他自己的性命。
向忠发去世后所空出的总书记一职并未补选，而是先后由王明和博古以“中央总负责人”的身份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负责中共的全面工作。
1931年夏，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当时的“中央苏区”。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去那里的，这表明是他自己要求去“中央苏区”。从他本人及共产党当时的处境来看，他的这一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邓小平先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港，从那里乘轮沿涵江进入闽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聂荣臻也曾于1931年年底走过这条路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条路线是1928年开通的，“许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走过这条路线，而且所有从香港和上海购买的医疗药品和无线电设备也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往根据地的。聂荣臻说，那次他们一行人都身穿长衫，打扮成读书人的模样，在路上尽可能少地与人说话，以免他们的口音引起怀疑。从汕头海边到福建省界大约需要五天时间。
到1931年年中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其中心地区包括跨江西、福建两省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红军在这片区域内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地方政府也通过各区、县苏维埃的形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这个地区，粮食自给有余，但基本上没有工业，所以像棉布、药品等这样的工业用品必须从外地购买。
盐也一样。当地的气候夏季干旱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其间，红军曾向根据地周边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这些地区有时候由红军控制，有时由国民党军队控制。一般来说，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则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打败当地的民团。到1931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中央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却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当时赣州守城的敌军仅有几千人。在江西时期，红军一直没能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装备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1934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型武器的红军受到重创。
虽然有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江西瑞金。
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3万人。这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于1931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的书记。毛泽东的声望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来自他所取得的成就。
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1929年带领着一支2000人的队伍来到这里。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20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这在中央苏区属中上级职务。以他之前曾经担任过党中央秘书长的资历来说，他应该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瑞金有很多干部被拘捕，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瑞金的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年底至1931年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发生交火。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
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清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但实际上这些人很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泽东也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
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对他们进行整肃。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小平在就任瑞金县委书记后，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
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即“AB团”
的成员，那么这样的指控就很令人费解，因为当时瑞金离富田有三百多里之遥，且清洗运动已经开始有九个月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级别较低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其他的政治斗争。最合理的解释是，他帮助平反的这些人，的确是被指控为“AB团成员”，而邓小平之所以出面为他们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平反，是因为在他离开上海前，党中央指示他这样做的。
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很吻合，而且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对于“富田事件”
后展开的过于严厉的整肃行动，确实感觉有些不安。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指导工作”。
1933年3月，邓小平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邓小平第二次结婚。和他的前一个妻子一样，他这次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阿金年轻活泼，但她的个性也比较不稳定。一年后，邓小平在政治上失势，金维映离开了他，改嫁当时批评邓小平最严厉的李维汉。她是30名完成长征的女红军之一，长征也使她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坏。
长征结束后不久，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1941年不幸在苏德战争的战火中去世。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取代王明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导人）和洛甫（当时是政治局委员）等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开始排挤和批判那些反对临时中央推行“前进和进攻路线”的地方领导人。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这样描述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而且自从毛泽东成为中共无可争议的领袖之后，他的这些观点被视为是正确的。由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威望很高，因而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这其中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尽量避免公开与毛泽东作对。而毛泽东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毛泽覃，不但如此，他甚至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
1933年7月，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
邓小平是这场运动中被批判的头号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小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指责邓、毛、谢、古的中央局文件。
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立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