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系统科学总论(3)
4.2系统科学对于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直接发生作用
系统科学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影响，表现在利用系统方法可以全面地分析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利与弊，达到兴利除弊的结果。过去人们在改造自然时，缺乏系统的观念，只顾眼前利益，结果往往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后，却因此而引出了许多个问题。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不顾后果地掠夺自然，最后虽然人们得到了一时的胜利，但后来自然界都无情地惩罚了人类。如人们为了开垦荒地收获更多的粮食，不顾后果地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在1998年，由于我国长江两岸植被遭到破坏，我国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还有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天气几十年来愈演愈烈，沙尘暴曾几度笼罩北京。生态破坏的结果告诫人们，如果我们再不应用系统的观念去合理地开发自然，那我们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可喜的是，我国在关键时刻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做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对自然界的进一步破坏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协调人和自然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以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和保证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就是系统观念和方法实际应用的结果。
另外，人们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普遍采用了系统的观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避免了许多重大的失误。例如，我国的三峡工程建设，就采用了系统方法，对工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研究，论证了工程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然后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整个论证过程就长达几十年。系统理论的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运用系统思想的一整套概念和原理，而且提供了一系列可操作的方法，这就是系统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从而为人们认识改造复杂事物提供了有利的武器。
4.3系统科学在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管理学也是系统思想得到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领域。系统科学现在已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的界限渗透到社会和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了，如在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领域已经开始应用系统的方法，特别是ISO9000和ISO14000两个国际标准的最新版都是应用了管理学派中系统的方法。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卡斯特认为，管理就是把人、机器、物资、资源和货币等集合起来进行组织、协调、综合，使之在一个目标下形成一个具有人们所期望的功能的整体系统。因此可以说，系统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使整个系统达到最优。
现代的经济、社会管理对象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是复杂的系统。在现代经济社会管理中，系统论的理论与方法就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如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就被直接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为社会紧急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目前控制论已经被用于国家管理、社区管理、行政管理、法与法律、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等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在经济管理中，管理者把经济系统就看作是一个具有反馈调节的控制系统，在制定计划和作出决策时，建立经济系统的模型，并对它进行定量的描述与处理，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宏观与微观的调节和管理，以求实现最优控制。信息方法在社会经济管理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其表现之一就是各个管理信息系统的普遍建立。
系统工程也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和决策之中，如在制定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综合规划与城市建设规划时，人们首先总是要认真搜集、调查该城市以及与该城市发展相关的所有基础资料与历史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仔细分析该城市的特点、优势、潜力与存在的问题，掌握了解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规划及本地区区域发展规划在未来时间内对该城市发展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与诸多限制，这样，依据该要求与约束就可以通过系统预测、系统分析、系统优化来确定该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最终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5.一朵正在盛开的奇葩——中国系统科学的发展
西方国家近年来培养了大批的系统科学类博士、硕士研究生级人才，但其多数进入了广阔的就业市场，而教学、科研和学术活动则多由年近退休人员等大龄科学工作者勉强维持。但是在中国，一大批系统科学人才则被充实到教学、科研岗位。目前，这些人已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巨大的成就，使中国的系统科学研究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无怪乎有些西方人士惊呼：21世纪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系统科学研究的中心。
中国对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研究与应用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的系统科学发展中，钱学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20世纪50年代中期，钱学森和许国志把运筹学从西方带到中国，他们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组建了中国最早的运筹学研究组。此后，钱学森又开创并领导了中国的国防系统分析研究工作。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科学家开始将运筹学应用于国民经济发展。华罗庚从运筹学方法中提炼出可直接用来解决系统管理、优化问题的“优选法”和“统筹法”。他带领陈德泉、计雷等一批青年科学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双法”，指导工农业生产实践，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还总结出“图上作业法”、“打麦场设计法”等中国独特的系统科学方法。20世纪70年代，在钱学森、宋健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出现了新的系统科学研究热潮。一批在数学、工程、经济等领域有影响的专家率先转入系统科学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及有关部委相继组建了系统科学或系统工程研究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专门研究系统科学的学会、研究会和团体等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如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国未来学会、中国科学学会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而且也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如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都设置了关于系统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并开始招收并培养本科、硕士、博士等系统科学方面的人才。另外，钱学森先生在这一时期也有突出的成就，他在系统科学最新发展的基础上，综合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的突变论、艾根的超循环论及混沌学的新成果，提出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框架，他领导中国学者，创建系统科学的中国学派，并把系统科学运用于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政治、文化领域，运用于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邓聚龙对系统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不但思想是全新的，而且以其能够解决各领域科研、生产实际问题的独特方法获得大范围的推广、应用，并为国际系统科学界所接受。吴学谋提出的“泛系理论”和蔡文创立的“物元分析”，也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经过几代系统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的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在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中国各级管理决策、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及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的论证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导弹和航天等复杂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运行过程中，系统工程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系统科学思想和系统工程方法的指导。目前，系统科学在我国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已经从技术工程领域向经济领域、自然和社会结合的领域扩展渗透。我国学术界已将系统科学确认为一门一级学科，国际系统界对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在中国发展的成就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协同论创始人哈肯（H.Haken）就认为：系统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较早提出的。又说：中国是充分认识到了系统科学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
尽管中国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不是完全令人满意，如钱学森先生的系统科学的思想体系的巨大指导作用，至今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系统科学要得到进一步健康的发展，还需要系统工作者们求实严谨的态度和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精神，这样才能为促进中国系统科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