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太祖三代：开国 (5)
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大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
圈而后拨，其兑换能否公平，当视承办之长官。然动必有扰，自不可讳。至外省驻防，亦有故明藩府庄田等在。又有满兵初到，秩序未定，如韩慕庐所记苏州城内所居里为旗兵圈占之事。此尤军兴时之变态，不足论矣。夫圈地之扰，若清代竟永远行之，其国祚必不能如此之久。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羞恶是非之心。至后来之永停圈地，则在康熙年间，其时亲贵已渐就范，不需屈法以奉之，故于康熙二十四年，有顺天府府尹张吉午一奏，户部不敢议准，而圣祖特旨俞允，此可见圈地一事之可已则已，清于病民之政，实未尝如明代之甚也。
《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户部议覆：‘顺天府府尹张吉午奏，请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间开垦田亩，永免圈取。应不准行。’上谕大学士等：‘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见存旗下令田给之。’”
（二）逃人。当清室在关外，为明建州卫时，往往掠汉人为奴，视为大利。被虏者逃至朝鲜，朝鲜辄解送中国，建州恨之，时为寇于朝鲜，以为报复。此积世纠缠之事，具见《朝鲜实录》。太宗既以兵力压伏朝鲜，乃严约不许解送，而汉人尚有逃入朝鲜以求庇者，朝鲜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视中国人为奴，私自纵还中国者，清必予以重罚。是为满洲督捕逃人旧法。入关以后，各旗风习如故，所欲得保障于国家者，以有逃人法为最要。而其时则情伪又不同，因立法之严，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为厉民之大者。世祖虽知之，时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也。《史稿·李裀传》独详此事，录如下：
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愿隶八旗为奴仆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十二年，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核：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于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囮。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
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质审，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锒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凋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郊原，老稚僵仆于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迫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于既逃之后，何如严于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于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
后十余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裀。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熄。
《裀传》所载，其奏疏见蒋氏《东华录》，而王《录》不载。世祖两谕，则王《录》有之，蒋《录》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据《实录》不书裀奏，盖不欲彰当时之过。裀意重治逃人，并不责旗下主家，而已为满人所忌恨如此。可见入关后之逃人，绝非关外时之比。乃恃国家设立重法，而旗下奸人与民人之黠者合成讹诈之局。原立法止罚重窝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护还归之家奴，仍为旧主操作。奸人于是专放囮诱，投殷实之家寄宿，即以窝主诬之，以遂其索诈取盈之计。故重处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为旗下之囮也。顺治间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颇多，不能备录。唯其渐次救正，《裀传》言由于世祖之两谕，观其事实，则顺治朝犹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时乃并无所事于督捕，则弊根为已拔矣。兹先详督捕衙门之设立。
《史稿·魏管传》：“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管疏言其不便，时管为大理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时即以管为督捕右侍郎，见《东华录》十一年正月甲辰。《管传》失载，《贰臣·管传》亦失载。
清《国史·吴达礼传》：“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众，增设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专理缉捕事，擢吴达礼为左侍郎。”
《史稿·职官志》兵部下：“十一年，增置督捕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寻改左右理事官满汉各一人。满汉郎中各一人。员外郎满洲七人，汉军八人，汉一人。堂主事，满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汉主事六人，司狱二人，分理八司，当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营将弁隶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员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并入刑部，刑部止设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顺治朝以八旗逃人为一大事，至兵部内专设衙门，而以京畿巡捕三营隶焉。官职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无所不至。魏管以职掌论逃人事，流徙尚阳堡，李裀以科臣言此事继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是论罪并不依律，但旗人以为可恶，即当论死耳。世祖亦曲从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于戍所，故逃人事实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叶，已尽革此衙门，并刑部，仅为一司，所掌乃与各省应捕逃犯为同等，且旗下竟无逃人案，督捕司对旗务，转以防禁旗人无故离京为专责，则立法已平，旗人无所利于逃人，国法亦无所庇于纵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灭。则一时之弊害，特国基未固时有此，尚非一朝怙恶不悛之事，如明之厂卫阉人比也。
世祖朝于明季朋党相攻，概不愿理其说。冯铨为阉党，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辄罪言者。当时用铨，取其明习故事，内阁票拟等明之旧法，由铨复行之。从前邪正派别，固非所当问。又其招降纳叛，封赏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与同尽者甚多。此亦见定天下之气度，能使武夫悍将，释甲来归，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来降者亦知劝，检《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见。举一最显之事为例。如牛金星，为李自成丞相，明国亡君殉，皆系此人。当自成据燕京时，金星以宰相之威福，纪载洋溢，逮自成败后，金星归宿，世颇忘之。《史稿·季开生传》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并世祖之优容焉。《若柱传》如下：
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腼颜朝右。其子铨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巨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遂罢归。
以纠举金星为不合理而削职，似乎奖奸，然其时天下扰攘，方事招徕，以散乱势。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给事中。则此必改官后所奏，事在世祖亲政前后，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愿归者可以无疑矣。此所谓“雍齿且侯，吾属无患”，汉高所以为豁达大度，如此类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视为奇货者。
第五、八旗制度应运而生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然而今尚无有也。盖今始创为之。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之谈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宫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