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康熙大帝：巩固国基 (9)
“索额图欲谋大事”句，《东华录》作“助伊潜谋大事”，语更明显。则往时已有图逆发觉之事，但或以为事出索额图，未必太子本意耳。考清《国史·索额图传》，事在四十二年四月，《传》所叙与此不同。索额图已于四十年以老乞休允之。四十一年，复召侍太子德州养病，以时方南巡，太子侍行，至德州而病，帝遂回銮，而留太子德州养病也。太子养病必召其私亲侍，且为纵恶之私亲，是时犹纯为姑息如此。索额图先为家人讦告罪款，留中未宣，至四十二年仍传谕：“家人告尔，留内三年，有宽尔之意，而尔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举国俱系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从尔矣。
去年皇太子在德州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尔自视为何等人耶？朕欲遣人来尔家搜看，恐连累者多，所以中止。若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即可正法。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令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着交宗人府拘禁。”寻死于禁所。《传》取叙谕辞，吞吐不明，讦告之款，未明何事，而结党妄行，若非举国受恩，即可俱被诱惑而去。据此情罪，直是与帝互争天下，天下非索额图所能有，其为代太子谋早取大位明矣。其下忽又掩过重情，但责以德州侍疾时，乘马失礼于太子，即是死罪，与上说大异。又云若搜看其家，恐多连累，则又非失礼而有犯逆，且不可使有连累，则顾忌甚切，自属为太子地矣。然则索额图助太子谋逆之案，早发觉于五年之前，太子不悛，又日日在防范之内，废太子之祸，固已迫在眉睫矣。
《传》又云：“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与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
观所诛者乃索额图二子，余亦旗下人员，大抵索等所援引同类。此时有名之罪人，不过如此。十一年前所置于法之太子左右用事人，更为旗下群小，并不必记其名，则太子之隔绝士大夫，固已久矣。“谕教元良”之语，初不足动圣祖之心。在二十余年之前，早信从士大夫，斥退私亲，扶植正士，以坊培东宫，其时方十四五岁童子，少成若性，熏德善良，何至异日之惨！
《传》又云：“次日，上命宣谕诸臣及侍卫官兵，略谓：‘允礽为太子，有所使令，众敢不从，即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人？今事内干连，应诛者已诛，应遣者已遣，余不更推求，毋危惧。’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官之，诸臣皆呜咽。既又谕诸臣，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及还京，设毡帐上驷院侧，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褆同守之。寻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上并亲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曰：‘臣祗承丕绪，四十七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
臣以是为鉴，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不取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慆淫，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抑臣更有哀吁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唯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有罪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
此为第一次废太子，其时已言似有鬼物凭之，遂开允祉首告允褆厌胜事。厌胜当亦不诬，但促其首告，或此疑为鬼附之说。要之圣祖之爱憎太子，初无成心，非有移爱他子而致此，则甚可信。祭告文不见《东华录》，王《录》唯云：“翰林院奉敕撰之文，不当帝意，自撰此文。翻清书时，又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语改译。再谕以‘不可改，不可以为此系人臣语，人君实更应鞠躬尽瘁’。”云云。据此则祭告文实是亲笔，世疑宫中发见圣祖亲笔文，文字俱甚劣，遂以为御笔尽出倩代者，前言清列帝作字，每对众挥毫，不应尽假，文理亦于讲读谈论中窥见程度。证以此文，及其谕饬撰译之人，决非不能作通顺文字者也。
此后，太子废又复立，圣祖顾念其子，疑为鬼物所凭，而又恰有谋太子者适为厌胜之事。太子之失德，自不缘厌胜而来，而其乘此疑团，遂认为被厌胜，以图一时之复位。帝虽欲复立，终疑请复立为图见好太子，作异日居功之地，则务谴臣下之言复立者。窥伺帝旨之徒，遂疑帝实不欲复太子，而别举允禩以当之，又大失帝意。此善投机会者之弄巧反拙，成康熙间夺嫡案之一大反复。
自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太子。逾二年，至五十年十月，复以旗籍大臣多人为太子结党会饮，所牵涉者有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串通本部员外郎，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诸大臣皆受贿，为数亦不过数千金。因谓：“允礽求此等人保奏，唯其不仁不孝，难于进益，徒以言语货财，卖属此辈，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人。”此其痛斥太子，情节猥琐，《东华录》甚详，而似亦不甚近情。以将传帝位之太子，何求于群小而与为朋比？《史稿》撮叙，更不分明，疑其中有难言之隐矣。
诸大臣者，尚书耿额，又指为索额图之家奴，欲为索额图报复，牵连审讯，至明年五月始结，罪至绞监候以下有差，而太子尚未俱废，使其觉悟改悔，未尝不留与时机。而太子为人，众臣既盛道其聪明，圣祖亦言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何以甘入下流，为稍知自爱之子弟所不肯为？此则失教之至，而纵使习染于旗籍昏愦之索额图家，少成若性，岂非溺爱不明于先，而又不能终于愦愦，尽失英主之本色，以致有一废再废之举耶？太子过恶，前辈别无纪载，故只有疑其冤抑，意为夺嫡之余，世宗朝修圣祖实录多未可信。然世宗于允礽初无图夺之迹，后因不立太子，始生事在人为之志，乃别是一事。谓允禩辈夺嫡甚烈，适为世宗驱除，未始不幸获渔翁之利则有之；至《圣祖实录》谓尽出雍正朝伪撰，则于事理为不必然。而其证据，今尤有可举者，录之以存其真相。
《朝鲜实录》：肃宗三十四年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寅，是月癸酉朔，庚寅乃十八日。是日书：“皇历赍咨官韩重琦赍来清国咨文，清国废其大子胤礽，本朝方物之赠太子，勿令赍来。其废黜诏制略曰：‘荒淫无度，私用内外帑藏，捶挞大臣以下，欲为索额图。傍伺朕躬，若不于今日被鸩，即明日遇害云。’”
据此则废太子诏，实是当时原文。
朝鲜忠于明，始终对清视为胡虏，乾隆以后稍改，然终不忘明。盖其国见解，自命为箕子之后，而于女真持种族之见甚深，因种族之见，其评清帝本不甚作美辞，自难尽信，但所传清国百姓谈太子王过恶，及诸子之无佳誉，当是得诸闻见。
《史稿·允初传》：“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
据《本纪》及《东华录》，书废太子在九月庚戌，即九月晦日，次日十月辛亥朔，御笔朱书谕王大臣，故允礽再废在五十一年十月，谕中有云：“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故更无颁诏等事。
不立太子，为清一代特色。乾隆朝有端慧太子永琏，则由追赠。复作《储贰金鉴》，集古来立太子之为祸事迹，垂训后世，亦皆以康熙朝事为炯戒焉。证以《朝鲜实录》，亦载太子之立而复废，略如清《国史》所说。
《朝鲜实录》所载，与《东华录》约略相符。益知《圣祖实录》非世宗以意修改。而世宗于太子之废，实无所干预。但神器无所归，乘机取得大位，康熙间极力营谋夺嫡者，至时反为他人拾取而去，因忿极而多不逊之言行，遂开世宗屠戮兄弟之端，余别有考，不具录。
夺嫡之狱，允禩为主，度允禩笼络人心，其术必有大过人者。诸兄弟皆为尽力，宗藩贵戚，满汉大臣，亦多有预其谋者。老臣如佟国维、马齐，勋旧如遏必隆之子阿灵阿，佟国纲之子鄂伦岱，明珠之子拨叙，汉文臣如王鸿绪，皆以举允禩为太子被谴。兄弟中如允褆、允、允禟、允，皆甘推戴，允褆为皇长子，尤身犯大不韪以遂其私，不知何以归心允禩至此。世宗亦专以允禩为大敌。互见余所作《世宗入承大统考》。
《史稿·允褆传》：“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既废，允褆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初，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诏斥允褆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褆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厌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寻夺爵幽于第。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褆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下诸王大臣议。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褆府中监守。上复遣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
又《允禩传》：“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事。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诸皇子允禟、允、允，诸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拨叙、王鸿绪等，皆附允禩，允褆（原作祉当误）。言于上，谓：‘相士张明德言允禩（原作禔当误）后必大贵。’上大怒。会内务府总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允禩（原作禔当误）。颇庇之，上以责允禩，谕曰：‘凌普贪婪巨富，所籍未尽，允禩每妄博虚名，凡朕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是又一太子矣。如有人誉允禩，必杀无赦。’翌日，召诸皇子入谕曰：‘当废允礽时，朕即谕诸皇子，有钻营为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
’允禟语允，入为允禩营救，上怒，出佩刀将诛允，允祺跪抱劝止，上怒少解，仍谕诸皇子议政大臣等，毋宽允禩罪。逮相士张明德会鞫，词连顺承郡王布穆巴，公赖士、普奇，顺承郡王长史阿禄。张明德坐凌迟处死，普奇夺公爵，允禩亦夺贝勒为闲散宗室。上复谕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齐布，雅齐布之叔厩长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榷关税，不相能，诉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责雍泰。朕闻之，以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圣祖第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下嫁翁牛特杜棱郡王仓津）。允禩因怨朕，与褚英孙苏努相结，败坏国事。允禩又受制于妻，妻为安郡王岳乐甥，嫉妒行恶，是以允禩尚未生子，此皆尔曹所知。尔曹当遵朕旨，方是为臣子之理。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考终，必将朕躬置乾清官内，束甲相争耳。’”
圣祖斥责允禩，深刻如此。纵谕诸皇子语，或一时未达外廷，然会鞫张明德，词连多人，又夺允禩贝勒，当已明白可共喻矣。然又有大臣会举为太子一事，终疑太不近情，或斥责允禩之语，不无世宗朝添入。至其被举而为圣祖所责，则固事实。允禩之夺贝勒，则但以闻张明德诞语而不奏闻耳。
《传》又云：“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大子者，诸臣不敢质言，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寻复立允礽为太子。”
以上为允禩夺嫡曲折。后世宗即位，引近允禩，首封亲王，畀以重任，初不致憾于夺嫡，且举允禩之大臣，亦多倚任。后来深罪允禩，不缘夺嫡前案，别见余《三案考实》中《世宗入承大统案》。太子复立后又废，斯时允禩无可希冀，而允独为抚远大将军，圣祖拟有付托意。允为世宗同母弟，后亦不容于世宗。当时人言藉藉，以为世宗乃夺允之位。允行十四，世宗行四，所谓亲承末命时，以圣祖“传十四皇子”之语，改“十”字为“于”字而夺之也。语见《大义觉迷录》，世宗自述而自辟之。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教，唯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