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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十大才子佳人小说: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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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读书报告

书籍名:《明清十大才子佳人小说:西厢记》    作者:王实甫


                《西厢记》读书报告

                据我了解,《西厢记》的剧情是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经删减,是让剧中人物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如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剧情上关目的布置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西厢记》中,催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

                红娘在《西厢记》中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我觉得,那曲折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就是——自由,和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  在现在,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的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分析人物形象

                莺莺是一名敢于追求婚姻自主和幸福爱情生活的多情钟情的女子。本折一方面描写了莺莺依依不舍的痛苦之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莺莺重情轻利的思想。她为离别而悲啼愁苦,痛极之际,竟埋怨张生忘旧情而轻远别。这种埋怨正是爱极痛极的一种变态心理,是一种深情的痴语。莺莺既倾诉着内心的万种离愁、无限幽思。又流露出怕被遗弃的痛苦心理。此时此刻,莺莺该有多少肺腑之言要说,然而她对“怜取眼前人”的

                临别赠言,其实正是她内心隐忧的曲折吐露,也是当时社会中司空见惯的身荣弃妻的悲剧在莺莺心灵上的阴影的反映。在莺莺看来,状元及第并不值得羡慕,最重要的是夫妻并蒂相守。而事实上张生应试是被逼的,他们的分离乃是封建势力的压迫所致。因此莺莺发出了对封建势力的怨恨。莺莺还进一步把怨愤指向那可恶的名利思想。“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世俗的名利观念造成了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而莺莺却对这种虚名微利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与痛恨,这就把莺莺的思想感情由一般的离别之苦,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长亭送别》突出地刻画了莺莺的叛逆性格。在她心目中,金榜题名,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不是爱情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临别时不忘叮嘱张生“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与老夫人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她也有深深的忧虑,明确的告诉张生“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停妻再娶妻”,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是有现实基础的。莺莺的态度突出地表现了她的叛逆性格和对爱情的执著。莺莺的离愁别恨,是她对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和抗争,而不只限于“儿女情长”。她的离愁别恨中闪耀着重爱情轻功名、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光辉。

                西厢记读后感

                王实甫《西厢记》里的主要人物,虽然多与《会真记》、《西厢记诸宫调》同名,但是莺莺、张生、红娘的性格,却与元稹、董解元所塑造的迥异。他们是王实甫刻划的新的人物形象。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

                请注意这一舞台提示,它异常强烈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在明末,金圣叹改编《西厢记》,便删掉莺莺这一动作,改为让她主动提出:“红娘,我看母亲去。”还加上评注云:“写双文见客即走入者,此千金闺女自然之常理。”金圣叹的做法,不管是否恰当,却充分说明了他认识到这一动作的关键性作用。

                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

                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例如她看见红娘送来张生的“简帖儿”,勃然变然,“厌的早扦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还声称要拿简帖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责备张生,“着他下将休是这般”,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等到张生到后花园去赴约,她以忽然变卦,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这种种表现,把张生弄得七颠八倒,连红娘也昏头转向。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