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从人民医院那儿传染上的SARS患者仍然在北京其他医院不停地就诊看病，先是中央财经大学出现SARS爆发，继而是北方交通大学又爆发疫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医三院……等地方的疫情也频频而起。
北京城彻底恐慌了——
学生开始成群结队地离校；民工开始成批地乘火车汽车逃跑；有钱人驾着车、搭上飞机匆匆离开北京；
普通百姓扑向商场食品店卷起米面油盐醋往家奔跑……
一个个机关大门开始关闭；一座座小区实行封锁；一条条街巷没了行人和车子；市民们躲在居室不敢出门，惊恐地睁着双眼看着外面那个黑云压阵的慌乱世界……
一天，一辆公交车上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咳了几声，全车人吆喝司机赶快停车，随即争先恐后跳下车，路近的人干脆步行，路远的纷纷招手“打的”。
“的哥”问：那公共汽车上出什么事了？乘客说，上面有人咳嗽咳得厉害，可能是非典。“的哥”一听，脸色煞白，忙推说“车子没油了，我要去加油。”说着，“哧溜”走了。
“喂喂，我又不是非典！停车停车！”乘客一边喊着，一边追赶。
“的哥”早已溜回自家的巷口，想把车开进大院。
“不能进！你们出租车整天在外面拉人，谁知道有多少非典患者上了你的车。为了你的家人和全院人的安全，我们不能让你进去。”几位老太太严防死守着铁门，任凭“的哥”怎么说，就是不让进人进车。
“的哥”直蹬脚，“我、我……这到底是怎么啦？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呀！要是我家有人得了非典谁救他们呀？”
“啊？你家有非典病人哪？”老太太们一听，吓得四处逃避，一溜烟人走巷空。
“的哥”抹干泪，走进自己家的楼门，敲了几下，没见动静。又敲：“我回来啦，怎么不开门呀？”
“知道你回来了！可你不能回家，孩子要被你传染了怎么办？”里面的女人说话。
“的哥”一愣，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传染非典？”
里面毫不留情地：“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传染嘛？你整天在外面拉人……”
“的哥”有口难辩，只好问：“我总不能睡在门外面吧？”
这时门突然开出一条缝，缝里甩出一条被子，门又猛地关上。“你就今晚先在外面睡。不为大人想，也该为孩子想想。”
是啊，孩子比什么都重要。“的哥”想想也是，于是便无奈地卷起被子，萎缩在墙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么说，先睡一觉再说。
“你别睡这儿呀！离我们门口这么近不行！”突然，对门的邻居在里面高声嚷嚷道。
这是“的哥”想不到的事，他火了：“你们以为我真是得非典了呀？”
“你不是非典为什么你家里人不让你进屋？”
“我……”“的哥”有口难辩，抱起被子就往楼下走。
他重新回到车里，一狠心：妈的，上路拉活去吧！
车子发动起来，轮子向前飞奔。“的哥”突然发现今晚的大街上，这么少的行人，这么少的车子，一条平安大道，竟然从西到东，没遇见几辆车子……
“这么大的城市，见不到人，见不到车，那种情景，不是亲身感受你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一句话，它比进地狱还吓人。”一个多月后，这位“的哥”依然心有余悸地这样说。
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了这位“的哥”，而他也看到我——准确地说是看到了我们全家。
我、妻子、女儿，全副武装的三个人：都戴着双层口罩，都戴着厚厚的眼镜，都穿着臃肿的衣服。
“的哥”下车给我们开车门，他的超常规动作，叫我感动。而他的话却更让我意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晚给我开了彩……”
“北京这是怎么啦？大哥，你说这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啊？”他竟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
兄弟啊，你哪里知道，我们还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历程呀！我心里这样说，嘴上却不敢对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一家三口刚刚经历的一场“劫难”比他经历的更加恐惧。
“的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一连向我说了三个“谢谢”。
红色的“的士”消失了，长长的街头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回到家，疲惫的女儿入睡了，妻子则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强度的消毒药水在我们刚刚脱下的所有内外衣上喷洒着。而我怎么也无法抑制波澜激涌的心潮，独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上，俯视和举目远眺着眼前这个正在被SARS奴役和摧残的城市……
那一刻，我发觉自己真的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队参加一场流血的战争时的情景。
我怎么发现眼前的SARS竟然会让我感到比当年参战时的那种心境更加恐惧？呵，我明白了：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我去了，死的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死了也会很光荣。可这SARS不一样，它让我看不到，它让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的家庭，属于我的同事和单位，属于周围的环境，属于这个城市，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
就在十个小时之前，当我居住的整个北京城人人都从单位和大街上躲进自己的家居时，人人都在关紧自家的门窗，以家为战，消毒反击，堵疾防魔时，刚因停课回家准备高考的女儿在下午三四点时，开始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说她胸口难受。我和妻子手忙脚乱地让她从书堆中躺到床头。然后开始测量体温……
“37.5℃”。第一次测量，就吓了我们一跳。
妻子忙着找药，而我则忙着打开电脑，上网寻找“非典”的特征。网上的“非典咨询”都这么说：体温在38℃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阴影……
吃药，继续测量体温。半小时一次。
下午4点半以后，女儿的体温一直上升至38℃，而且居高不下。“我难受，爸爸，我难受呀……”女儿的每一声叫喊和哭泣都揪着我的心。我成了热锅蚂蚁。
妻子守在床头，负责测量女儿的体温，而我则不停地翻阅网上的“非典”知识，又不停地想操起电话咨询“非典”热线——可这一项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知道一旦“暴露”家中有38℃高烧者，当时的情况下准会被视为“非典”患者。“120”急救车说不准马上开到家门口。
我不想这样简单地把女儿划进SARS去。
我们全家谁都不想这样简单地划进去。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该怎么样？如果不是，谁能保证？是送医院，还是不送？如果送医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传染的死路吗？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误时间怎么办？
我和妻子激烈的争执着，每一次给女儿测量体温后，都会在另一个房间里谁也不让谁地争执着。
我感到我要崩溃了。我甚至已经作好一切心理准备：假如女儿被SARS传染上，被急救车拉走，我一定毫不犹豫跳上车，一起与她走进病房，一起战斗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女儿！
女儿还在哭泣和叫喊。我无法在她床头呆着，我的焦虑已经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克制的情绪——我强装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出电梯，又走出大楼，我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于是躲到台阶的一侧，然后无比痛苦地扬起头，闭上眼，又合拢双掌，默默地祈祷了三声：老天，请你无论如何保佑我的女儿平安无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苍天求助。
女儿的高烧不退，妻子的药物治疗不见显效。我们一家三口需要作出选择——医院是唯一选择的地方。而医院在那时是最危险最容易传染SARS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去了——在无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医院在那时等于是在死亡阵地上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约深夜11时左右，我们一家三人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还不敢对司机说上医院。
车至医院附近的100米处停下。我们三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妻子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于是我们带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非典”，他（她）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
门诊的医生全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那医生穿的是罩式防护服，就像电焊工头上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