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会诊一个病人就拿起消毒剂在空中喷射一次，一个十来平方米的门诊室，涌进排着长长队伍的患者，我想不传染只能算是上帝开恩了吧……我已经把自己列入SARS候选人。
排队半个小时左右，医生让我女儿到另一个诊室拍胸片。
20分钟后，X光片出来。“没事，肺部清晰。”医生递过片子。
我们一家三人都不约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爷！
紧接下来是验血。我让女儿和妻子在远远的医院外等着，而我则回到化验室等着，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因为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据之一。
25分钟后，化验单子出来。我赶紧出医院交给妻子看，因为她懂。
“没事。”当过医生的妻子这时恢复了她的自信。
又一个没事。那一刻，我的心——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遇见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的高烧已退。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早晨起来，先是打开所有的门窗，再在所有的房间喷射消毒剂。特别是门把手，要进行反复消毒。再在与邻居的接触地段，“狠狠”地喷射高量消毒液；吃饭时，相互监督谁没洗手；出门时，检查口罩带了没有——能不出门的尽量不出门。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车，也不能“打的”——单位里已经这样明确规定了。有趣的是女儿一反常态，对还需上单位值班的我特别关心起来，只要一进门，就先让我站在门口，把鞋脱掉，再将外衣脱下搁到凉台。然后监督我到门口处的消毒液里洗手，洗完后再进里屋的一只同样盛有消毒剂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后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朝我身上、头上喷射由她妈配制的稀释消毒剂——我呢，每每女儿这样做时，都能自觉地配合。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这一年四五月间，几乎成了普遍。只是我们一家比别人多了几分紧张，因为我们全家都到过一次医院。那时得非典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是“瘟神”，而发高烧的人则几乎都被视为非典患者对待，如果有人到过医院则仿佛你已被死神抱住了——这也不能怪公众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医院传染的。事后我才知道，当晚我们全家去就医的北大医院，那几天正处在非典患者就诊的最高峰。“24号人民医院被隔离后，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发烧疑似患者全都涌到了北大医院，由于定点医院紧缺床位，那些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观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着等在门诊室的走廊内外。那些日子里，天天都是这个样。”西城CDC的张震科长在我采访他时这样说。
数日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下使我有可能将精力和目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向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发生变化。
“国难当头”，成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口头语。
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
一条“短讯”，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内，传遍全市。
“某某时间要封城了！”
“某某夜间要飞机喷药，请关好你家的门窗！”
谣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传播的。人们虽然不太相信有些太玄乎的“短讯”，但采取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那些日子里，市民们的生活这样度过：
有车子的，想跑到市郊，但他们常常被农民赶回来。“告诉你们，不能在这儿通过，更不能进我们村。”农民们警惕地把守着自己的家园。甚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队排在村口的路中央，电视里播出一个村子不仅将全村四周全部用铁网和砖墙围得严严实实，而且把村口的那条通向外面的公路拦腰斩断——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进两台坦克。
没有车的人，呆在家里，成天开着电视——电视里整天是“非典”节目。那时一天学的预防非典和“公共卫生”知识比以往一辈子学的还要多出几倍。
人们的防范意识超出了想象。在管好自己的前提下，将全部的精力注视着周围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要真正地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必须关注别人的和周围的生命是否安全。
“一个僧人发烧倒在马路上，我们竟接到20多个电话。”120急救热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当急救车前往事发地拉走僧人后，他们又接到了30多个市民电话，是市民在打听那僧人是否是非典患者。市民说，如确诊那僧人是SARS患者，我们所有近距离接触他的人就都得赶紧消毒和防范呀！可不能一丝马虎。“瞧瞧这警惕！”
家住东城的李某一家四口，突然感觉发烧。在犹豫去还不是不去医院时，120急救车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原来，邻居听到对门的不停咳嗽声，就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
这就是非典时期。个人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得以同样警惕和呵护的心态保护别人的生命。
小黄是外地民工，负责一个居民区前的两条大街的环卫工作，说白了——是干扫大街的活。小黄负责的大街是条人来车往密集的地方，有五辆公交车的车站靠近居民院前的大门口。平时的车站旁，早晚满地都是扔弃的垃圾，小黄举着扫帚想清除，常常被乘车的人口出秽言骂道：“你没长眼？想往我身上扫？”
SARS来了，大街上突然没了人影。公共汽车偶尔来一辆也不见几个人上车。小黄的活儿顿时轻松了许多。有些日子小黄也想歇了，传说非典能从空气里传播，大街上也不安全。可小黄发现大院前的马路边不知什么时候又堆起了垃圾，他扫尽后，刚想按常规倒入附近的垃圾箱。
一群居民追过来，询问他：“喂，小兄弟，这垃圾不能随便倒，得放到安全的地方。”
小黄不解：“那该倒在什么地方？”
居民：“应该拉到垃圾集中的地方。”
小黄：“那得有环保师傅拉走才行，我可没能耐叫他们来。”
居民们：“这你甭管，我们来。”
不一会儿，环卫车还真来了。是居民们给卫生局打了电话。
小黄扛着扫把要回宿舍。
“慢着，”居民们将他叫住：“你是住在地下室？”
小黄满脸狐疑：“是。”
有居民送上两瓶84消毒液：“每天在房间里喷上两次。”
当他回到地下室刚刚洗完脸，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已经进来。领头的一个人对他说：“我们要改造一下你这间房子的通风设施。”
小黄愣神之间，几位穿白大褂的人七手八脚地忙碌了起来……两小时过后，在房间里从来没有吸过新鲜空气的小黄，重重地做了几个深呼吸，那气儿真清纯，他感到特别的惬意。
第二天，小黄举着扫把，正要出门干活，突然发现门口堆着两筐水果、蔬菜和一堆营养品。上面还有一张条子：小伙子，注意你的身体。有情况随时与我们联系。本楼居民每一刻都在关注你。
市急救中心的几十名司机，从投入战斗以后，他们不分日夜，天天都在与SARS争夺患者的生命。每一次白色救护车所到之处，人们就像躲避瘟神似的远远躲到一边。如果迎面遇见一辆私车，那车子的主人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将敞着的玻璃窗摇起。有一次马师傅的车稍稍挨路边近了些，一位五十上下的大婶竟然为躲他的车子，连人带自行车倒在了马路上，造成骨折。“其实当时我们的救护车离大婶至少还有三米远。”马师傅事后说。
“大婶，你伤着了没？”马师傅赶紧停下救护车，想上前扶一把受伤的大婶，谁知那大婶惊恐地连连朝他摆手：“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马师傅立即止步，开始他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一看自己全身穿着的白色防护服，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我就是摔死了，也不要你来扶我！”那大婶一边在地上打滚，一边冲马师傅说道。
那一刻，与SARS出生入死搏杀的马师傅只觉得鼻子酸酸的……
“孩子他妈，我今天到咱家附近的一家医院拉病人，我能看一眼你和儿子吗？”在又一次执行任务前，马师傅打电话给妻子。
“行啊，我带儿子去看你。”妻子兴奋地说，又突然疑惑起来，“你穿了防护服，又不能接近你，我们哪看得到你呀？”
马师傅说：“你们在100米左右的地方站着，到时我向你们招手不就行了？”
“哎。”妻子显得很高兴。
马师傅和车队的战友们浩浩荡荡地开着救护车驶向那所收治非典患者的区级医院，行动是在深夜进行的。进去的时候，马师傅根本来不及环顾一眼周围的情况，每一次转送非典患者的行动就是一场突击战，分秒必争。
一场激烈战斗结束，几十名患者被安全转到急救车上。就在马师傅他们临登上驾驶室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远远的地方站着他的妻子和儿子……
马师傅赶紧举起右手，向妻子和儿子的方向招手。